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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才能平庸、“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勃列日涅夫在他担任蘇共總書記的十余年中,留給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或許莫過于“勃列日涅夫之吻”。
接吻雖是俄羅斯人久已有之的禮節傳統,但在勃氏上臺之前,這種傳統并沒有正式進入政治生活,只是偶有發生。譬如: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米高揚至其家中,向赫氏傳達關于其待遇問題的決定,告別時,“赫魯曉夫把他送出了門外,當時并無接吻的習慣,但兩人除緊緊地擁抱外還是情不自禁地把嘴親在了一起。”
因個人喜好,“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政治局委員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和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會見時,男人互相接吻的禮節。”在勃氏看來,這或許是他展現個人外交魅力的獨門法寶,但被其接吻的各國政要,鮮有情愿與開心者。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在其回憶錄中,曾如此講述他被勃氏多次強吻的經歷:
“勃列日涅夫以俄羅斯典型的、并不總是受歡迎的男子接吻習慣而聞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為本人公開活動的一個突出部分,來加以運用。比如,他1963年12月來布拉迪斯拉發,我到機場歡迎他時,他擁抱和吻我就沒有來由。我們在這以前從未見過面。”
有了之前慘痛的“被強吻”教訓,1968年8月,勃氏再度造訪時,杜布切克已有了應對之策:
“我在布拉迪斯拉發機場等侯時,對他已有準備。我左手拿著一大束鮮花,決定用它作擋箭牌,使勃列日涅夫同我保持一段足夠的距離。事情正如我所料。他立即來找我,但我成功地用花把他擋開,他抓住我拿著花的手,使勁把它舉到空中。攝影記者就這樣給我們拍照。不過,照片未披露此前的小小斗爭。”
俄裔美國石油巨頭阿莫德·哈默,也對“勃列日涅夫之吻”相當反感。他在自傳中寫道:
“隨著我們對勃列日涅夫結識的加深,我們也不得不習慣于他在歡迎特殊朋友時那種特殊的方式。我曾經被數以千計的俄國男人吻過,盡管這樣的經歷還是沒有為好,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吻我的面頰。而勃列日涅夫則不同,他表示特殊尊敬的方式是使勁地親吻你的嘴唇。我對此,似乎比弗朗西絲(筆者注:哈默的妻子)還稍微感到容易接受一些。”
對“勃列日涅夫之吻”最深惡痛絕者,莫過于勃氏下面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們——畢竟,他國政要畢生至多也不過被勃氏“強吻”數次而已,而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卻不得不“上行下效”,時刻致力于將“勃列日涅夫之吻”發揚光大。繼勃氏之后的兩任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都相當痛恨這種“接吻”:
“安德羅波夫非常不喜歡這種做法,因為他在一次同患病的澤登巴爾(筆者注:蒙古人民革命黨書記)接吻后患了重感冒。”
契爾年科早就有嚴重的健康問題,“極容易感冒”,但為競逐總書記寶座一直竭力掩飾,所以,“這種接吻對于契爾年科,簡直是致命的。”
政治局委員們在公開活動中,積極效仿勃氏到處接吻,私下里則常拿“勃列日涅夫之吻”取笑。如1979年6月,勃氏與美國總統卡特會晤簽署削減武器條約,出席簽字儀式的葛羅米柯,就與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在下面說悄悄話,討論“他們會不會熱烈接吻”。
本文發表于騰訊歷史“短歷史”欄目。
網載 2015-08-31 21: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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