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史視野下的“文革”研究：——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簡介

簡體傳統

長期以來，國內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下的“文革”史研究，一直遵循著“路線斗爭”的理論模式。在這個理論模式之下，研究者們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到中共高層的內部斗爭。這實際上反映了人們思想觀念深處的一種潛在的、變態了的“英雄史觀”。現在看來，這種基于傳統史學研究理念的對“文革”的觀察和敘述，遠遠不足以反映“文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全貌，尤其無助于解釋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民眾在運動初期積極投身于其中的事實。
　　徐友漁先生的新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獨辟蹊徑，采用社會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借助“社會沖突理論”模式，為我們揭示了關于“文革”的另一幅更為廣泛的社會圖景，讀來令人耳目一新。筆者長期以來郁積于胸的一些疑問，也在讀完該書以后迎刃而解。
　　這里有必要說明，運用“社會沖突理論”模式考察和解釋“文革”，并不自徐友漁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國學者陳佩華、駱思典、李鴻永等就已經對此進行了嘗試，并因此奠定了他們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但在筆者看來，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采樣樣本地域的局限（主要是廣州地區）和樣本容量的局限等問題。這樣，在有限的范圍以內，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成立的，富有啟發意義的，但是當他們試圖用這種區域研究的結論去詮釋整個紅衛兵運動的時候，就顯得捉襟見肘，難以自圓其說了。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寫作于1992——1996年間，1999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與陳佩華、駱思典和李鴻永等人相比較，徐友漁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幾個優勢：
　　首先，在寫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的過程中，徐友漁先生有意識、有計劃地采訪了100多位當年的紅衛兵。采訪對象的選擇考慮到了（一）地域的廣泛性、（二）年齡層次的代表性和（三）組織派別的代表性。這就使得他的研究采樣不僅具有典型意義，而且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其次，徐友漁先生早年曾經親身經歷紅衛兵造反運動。他是四川紅衛兵組織的核心人物。因此，他對于紅衛兵內部的社會成員結構、組織原則和運作程序了如指掌，同時對于紅衛兵在造反運動中的心路歷程有深刻的體驗。
　　第三，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文革”運動的親歷者，徐友漁先生對于“文革”期間一些重要歷史文獻（包括官方的和民間的）出臺的背景情況更加了解。這也是外國人或年輕一代學者無法比擬的一個優勢。
　　以上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本書成功的基礎。
　　當然，《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的成功，最重要的，還應歸功于作者對“社會沖突理論”的深刻理解和熟練運用。
　　筆者認為：運用“社會沖突理論”解釋“文革”，一個最突出的貢獻，就是無情揭破了“XX當家作主”的溫柔面紗。“文革”前十七年間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和矛盾沖突的許多事實，在這類研究作品中表露無遺。這極大地有助于我們理解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的社會動因。相形之下，“路線斗爭”理論模式對于群眾運動成因的那種簡單化約的解釋（如狂熱的個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顯得尤其蒼白和片面。
　　其次，運用“社會沖突理論”模式深入地研究紅衛兵運動，必然涉及到“文革”期間的若干“異端”思潮。這是目前國內“文革”史研究主流話語中又一個被小心回避的話題。現在看來，所謂“異端”思潮，實際上反映著當時中國社會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階層對“文革”的不同態度和預期。從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對所謂“異端”思潮的鎮壓，特別是對所謂“極左”思潮（如“四。三派”和湖南“省無聯”的“極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社會公眾對最高領導層發動“文革”動機的善意的理解。他們要求將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階層”的革命進行到底。）的鎮壓，反映出“文革”發動者和普通民眾在“革命”動機和利益分配問題上的尖銳對立，同時表明了“文革”發動者的政治保守傾向。由此看來，近來一些“新左派”同人試圖將“文革”群眾運動歸結于“文革”發動者的主觀善意和先見之明，而忽略了底層群眾運動的深刻的社會根源，以及“文革”發動者和各群眾組織之間始終存在著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從而美化“文革”發動者，混淆“兩個文革”的不同屬性，顯然是有違歷史的真實的。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是作者長期從事“文革”研究的一個系統化的理論結晶，包含許多精彩的論述和極富啟發性的觀點，筆者在此無法一一列舉。總之，筆者認為，該書是目前國內學者運用西方現代學術理念研究和敘述中國問題的一個成功典范，值得我們大力推廣和借鑒。
　　如果我們把該書和作者的《自由的言說》、凌耿的《天仇》和其他一些“文革”群眾運動親歷者的有關著述結合起來閱讀，可能會對上述的說明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