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２０世紀以來，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迫使人類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類行為的合理性作出現代意義下的批判。從歷史方面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大體經歷了古代的統一和近代的對立兩個階段，近幾十年來，人們又更多地強調和諧、統一。筆者認為，對立與統一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單純強調某一個方面都不是人與自然的正確關系。只有堅持人與自然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才能推動人與自然的持續發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方面是靠人對自然不斷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要不斷調整人類行為規范，使其保持合理性。
　　　　１　人與自然的對立：人類的本性與進步
　　在今天看來，人與自然對立的觀點，即人與自然構成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是錯誤的，然而，在看到它對自然系統的破壞、給人類自身帶來巨大威脅的同時，也要肯定它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新進化。還應看到它是人類本性的一種體現，是不可能放棄的。
　　人類與自然的對立，從人類產生意識時就開始了。人類意識不僅有對象意識，而且有自我意識，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區分開，使人作為主體而與客觀世界相對立。相反，動物心理并沒有把動物自身同自然界其它事物區分開，沒有自覺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也就沒有自己的主觀世界。能夠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并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它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是勞動。
　　人類在最初的勞動中，在生活中由于意識到自身與自然的區別，也就思考著如何使用環境和改變環境。“自然對人無論施展和動用怎樣的力量－－寒冷、兇猛的野獸、火、水，人總會找到對付這些力量的手段，并且是從自然界本身獲得這些手段，利用自然來對付自然界本身。”［（１）］
　　人的意識、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奠定了社會發展的基礎。從此，大自然的發展采取了一種被思維、意識所規定、預設和支配的方式；世界的運動發展變成了人的計劃、設計和主動自覺奮斗的結果，其變化的速度和狀態，就決定于最優目標設定。于是，大自然的演化發展到進化，又從進化邁入到優化階段。
　　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加速了人認識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進程。同時，也逐漸形成了理論，為這種對立關系進行論證說明。這些說明中，較有影響的是目的論、工具論和資源論。
　　目的論說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指出：“自然是一種原因，一種為了一個目的而活動的原因”。［（２）］“在那些產生出來的，而且是由自然產生出來的東西里面，是有那種有目的的活動存在的。”“整個系列中的每一步，都是為了次一步；一般地說來，技術有一部分是完成自然不能完成的東西，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３）］盡管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近于不科學，但它確作為人與自然對立，對自然的一種反思。
　　工具論說明。弗·培根一直深信，人類統治宇宙萬物的權力深藏在知識之中。培根認為“人的知識和人的權力歸于一”，“達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達到人的知識的道路是緊挨著的，而且幾乎是一樣的。”［（４）］很清楚，培根把科學技術的發明，凌駕于諸如亞歷山大的武功、羅馬帝國的建立等一向被歷史看作是最重要的頭等大事之上。后來法靈頓評論“這是一個意義非常重大的歷史判斷”。［（５）］在這之后的至少２００年里，培根關于知識就是力量的科學觀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科學觀。在這種科學觀的支配下，首先是牛頓力學體系的建立，爾后又發生了一系列科學技術革命，為人類征服宇宙和改造自然制造了各種工具。
　　資源論說明。人類利用科學技術這個神奇的工具，不斷征服自然的同時，又把自然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財富。約翰·洛克認為，大自然中“有著取之不盡的財富，可讓匱乏者用之不竭”，人們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他們之間并沒有利害沖突。洛克成了宣揚無止境的增長與物質財富的哲學家。［（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堅信人類活動的基點是物質的利益。他宣稱，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經濟學自然規律，我們就會得出如下結論：最有效益的經濟結構是放任主義的經濟結構，即讓一切都不加干涉，人們可以為所欲為。之后，在這種資源論說明的鼓動下，人類為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而進行了一系列技術發明。
　　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人與自然的區分，是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一大進步。人類意識自己應成為自然的主人，這是人的本性所在，人類的主體性確立，標志人類的覺醒。人類利用自然建立了自己的物質文明，即人化自然，人類成為自然的精神，這是地球自然區別其它自然（星球）的一大特色。也應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的對立，需要的是人類行為的理智，需要一種科學的社會發展觀。以上幾種確立人是自然主人的說明，偏頗之處也把人類引入了困境。
　　　　２　人與自然的統一：人類發展的基本條件
　　２０世紀科學技術革命，不僅改變了自然科學圖景，而且對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對峙局面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的基本觀點是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統一、和諧。其實，從１９世紀以來，人們就提出各種理論來闡釋人與自然關系的統一的必要性。
　　人與自然統一的規律論闡釋。１９世紀，恩格斯就告誡過人們，“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比其它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７）］馬克思告訴人們，人為著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置于和自然不斷變換的進程之中。人使“自然物質的形態發生變化，就必須悉知他們所加工的物質的“形態”，即其規律，和他們周圍的自然現象的本質，如果無視這一點只能滅亡。所有對自然的支配，總是以有關自然的各種聯系和過程的知識為前提的。
　　人與自然統一的生態論闡釋。英國生態學家斯坦利于１９３５年，比較完整地提出了生態系統這一科學概念。生態論認為，自然不僅包括從無機宇宙到有生命的地球出現的天然自然，也包括人工自然。如果人工自然無節制的擴張，則將遭到地球生態系統的瓦解。生態論主張，必須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對自然的責任也引入到自然本身的進化歷程中。事實上，生態自然觀是以一種開放的形態吸取了古代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
　　人與自然統一的綜合進化闡釋。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的Ｅ·拉茲洛發表了《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一書，提出了廣義綜合進化論。廣義綜合進化論把物理的、生物的和社會的進化，統一在一個有它自己的規律和邏輯的首尾一致的框架內。“自然和人性，或自然和人類正處在漫長進化歷史中的這樣一個階段：只要人類進化過程一直要繼續到太陽生命所容許的遙遠的未來，那么就需要和諧。”［（８）］
　　人與自然統一的熵闡釋。１９８１年，美國的社會學家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華德發表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一書，作者認為熵定律已成為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人們只有以熵定律作為新的世界觀來考察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才能減慢熵的增長和延緩走向“熱寂”的速度。他們主張建立低熵社會，“在低熵社會里，人類與其它動物，以及整個自然和詣相處的思想，取代了‘征服’自然的概念”。人類“有責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這樣，后代們（包括人類和其它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將來享受到生活的甘美”［（９）］在低熵社會里，把一切現象都看作是相互關聯的整體論理解方法取代了我們脫離生態系統活動的現代人類觀。尤其重要的是，低熵世界觀也向我們展示出我們面對的客觀限制－－我們地球資源的限制和我們必須施加在技術利用上的限制。
　　人與自然統一的各種闡釋都各有其特點。規律論闡釋強調人與自然統一于自然規律；生態論認為人與自然統一于生態系統的平衡；綜合進化論認為人與自然統一于整體進化；熵解釋認為人與自然統一于減慢熵增，統一于對資源使用的限制。這些論點共同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自然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而自然自身也是有秩序的。如果人類社會破壞了這個自然秩序就會遭到自然的報復。人在大自然中生存和發展，人與眾多生物共同創造了適應自己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然而，人類為了自己的某種追求而使大量生物滅亡和過量消耗能量，人類就將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條件。因此，人與自然的統一是人與自然共同發展的基本條件。
　　　　３　人與自然關系：是對立？還是統一？
　　當人類高舉征服之劍在建立了自己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產生出比他“創造”出來的“財富”更多更有害于人類的“垃圾”。這種“垃圾”到了２０世紀，已經發展到給人類生存造成相當大的威脅。７０年代，羅馬俱樂部警告人類，這種情勢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人類面臨的則是黑暗的深淵，他們將日趨滅亡。羅馬俱樂部提出的報告使昏昏欲睡的世界驚醒過來。
　　１９８７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調查報告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經陷入了深刻的全球性環境危機之中，要使地球上人類生存繁衍下去，必須解決保護環境和生產持續發展的矛盾。
　　《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中指出：“現在，我們的世界觀和社會正在經歷一場作繭自縛的痛苦。極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驚人的程度。在日趨復雜的混亂中，我們掙扎著保全自己。我們天天都感受到生物學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生物體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環境中長久生存。”［（１０）］
　　１８世紀盧梭在《論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了一種和諧觀。盧梭認為自然是一個整體，要求人們回到自然中去，擺脫這個對人的束縛的科學，直接回到人和自然界相互完整的狀態。讓自然“做它自己應當做的事”，人所能夠做的是按照自然行事，他不應該存在有非份之想，做自然的主人更加危險。盧梭以獨特的方式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它的合理性就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并非是唯一的，自然是一個整體，它通過自己的活動表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人則應與內在地寄于整體的自然之中，二者融化在一起不可分離。自然得到贊美和崇拜，同樣應當映射到人的身上顯示的獨特的整體屬性。然而，人的本性和人類的發展證明，這種“和諧”已經不可能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中，提出了“零增長理論”。這種理論提出是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主張對社會經濟發展實施全面的限制。他們斷言，要使世界系統避免最終崩潰，唯一的辦法是奉行零增長的政策。這種理論一提出就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它把局部的處理方法放大到全體（全球）；它也沒有看到人的智力進化及其外化，在改造人與自然矛盾方面的作用；它更沒有看到人類社會運動形式無限擴張的思想和實踐始終是社會所固有的。因此，停止的論點是沒有根據的。　
　　從以上所述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必須是既對立又統一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主要體現在人的主體性、自然的客體性；人的主動性和自然的被動性，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與自然的統一，主要體現在人是自然的一員，人依靠自然而生存與發展；人的活動要服從自然規律和環境秩序；人的需要的擴張，要根據資源的現實有限性和未來開發的能力。
　　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是在實踐中，通過“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體現出來的。在馬克思那里，“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是統一過程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通過勞動，人使自然界消除了原始直接性，成為對人有用的“現實的自然界”；另一方面，人也是自然的產物，通過勞動，作為與動物的感覺相區別的“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因“人化的自然界”的存在而產生出來，“自然的人化”使人的“特殊的感性的本質力量”得到客觀的實現”，以適應“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１１）］
　　于是，在人類社會的生產過程中，自然界成為人的“現實的自然界”這一過程，同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的需要成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這一過程是不可分割的。因而，馬克思說：“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聯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１２）］
　　從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統一理論揭示出，人與自然的統一，既不是簡單地把人歸附于自然，也不是簡單地把自然歸附于人來實現的，而是通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辯證運動來實現的。
　　　　　　４　自然的人化科學性與人的自然化深刻性
　　人與自然關系的優化，實質上就是自然的人化科學性與人的自然化深刻性的統一。可以說，１７世紀建立起來的西方科學僅僅是打開了人與自然之間永不完結的對話的新篇章。
　　１９世紀中葉，物理學和生物學雙方都發現自己陷入了同變化的性質有關的糾纏不清的矛盾之中。經典熱力學和達爾文生物學確定的進化過程，在同經典物理學發生沖突的同時，它們二者之間也在相互沖突。“在經典熱力學中，‘時間之矢’朝下，趨向無組織狀態和隨機性；相反，在達爾文生物學中‘時間之矢’朝上，趨向于一定結構和功能方面的組織性的更高層次”。［（１３）］然而，經典物理學中，只有對時間的量的規定，沒有質的規定，即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它理解的時間是一種可逆的時間。也就是說，經典力學并沒有揭示出自然的進化和發展的機制。這樣，１９世紀，人們發現的自然是時間模型，即進化和發展的自然。
　　２０世紀出現的非平衡熱力學，把生命有機體看成是一個遠離熱力學平衡的開放系統。這個系統中，經典的熱力學定律仍然發生作用：如果系統不能從外部獲得必要的有效能量（負熵），系統就會自發地趨向熱力學平衡。如果這個系統是一個開放系統，它能不斷地從環境中獲取負熵，這就使得在熵定律作用下的系統能夠增加自身的組織性，從無序走向有序；在時間上，呈現出一個不可逆的、向上的進化過程。這樣，非平衡熱力學為自然與社會的進化、發展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
　　這種理論框架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引起了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人不斷消耗自然中的能量，最后要使自然資源能量枯竭，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自然界的熵增大為代價的。“所有有用能量已消耗一空，到處是永恒的死寂”。另一種觀點認為，地球的潛力和自然資源的潛力是無限的。如果說地球資源的潛力是“有限”的，那么也會被不久即將找到的地球以外的資源和領域所補充。
　　近年來，盡管環境科學迅速發展，但理論上仍存在嚴重分岐。生態學林立，許多生態問題無有頭緒，實踐中也無明確對策。其原因在于，“對環境發展的主因和主線則至今不明，因此，對當前呈現出的環境危機也難理解。”［（１４）］有人認為，生態平衡理論的根據是物質循環，但物質循環是一個封閉系統。而“這種把地球生態系統看成是孤立的、封閉的，原地循環而永恒不變的系統，不僅不符合當前環境危機的客觀現實，也阻礙人們環境意識的覺醒”。［（１４）］有的學者，根據耗散結構理論提出了人類環境的氧化生態觀。這種觀點認為：“地球生態系統是開放的耗散結構系統，還原性游離氫不斷地自高空逸散喪失，由此牽涉到環境發展的總趨勢是逐漸的氧化。環境中的物質循環不是原地旋轉，而是螺旋式上升運動，氧化變化是環境發展和生物進化的主線。氧化是當前環境最大的破壞者。生物圈的始態是還原態，終態是氧化態，生態環境是有始有終的發展過程。”［（１４）］氧化生態觀提醒人們，注意引起生態崩潰的氧化閾值的到來。
　　２０世紀以來，人類重新認識了地球。人們發現地球是很不同于其它任何已知星體的特殊星球！原來認為地球具備能夠滿足生命活動要求的條件，所以唯獨地球才有生命。但是，近年來科學界逐漸趨向于一個新認識，即反其因果，認為由于地球上有生命，所以地球表面才會有現在這樣的環境狀態，才能保持現有的遠離天體物理學平衡的狀態。
　　地球不同于其它星體的特殊在于它是一個靠生命捕獲、轉移并儲存太陽輻射能，靠生命活動來驅動地球表層的物質元素循環，靠生命過程來調節、控制并保持其遠離天體物理學平衡的開放系統。地球現有狀態是生命參與的地質歷史過程的結果，地球現有的狀態也是靠生命活動調節、控制和維持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地球大氣圈與水圈既是生命活動的場所，也是生命活動的產物。”［（１５）］這種理論告訴人們，保護地球上的生命是保護地球環境的關鍵。
　　人類是按照自身的利益來塑造地球生物圈的，最終把生物圈變成理智圈（受人類控制和影響的生物圈）。然而，所建立起來的理智圈是否理智，則取決于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深度；取決于自然觀；取決于人類對其自身的短期和長遠利益的判斷；取決于許多人類自身不斷預料的因素及其配置，這就是自然的人化要具有科學性，這又與人的自然化的深刻性是一致的。
　　　　５　為人類行為的合理性確立原則
　　人類幾千年文明的演進歷程是一部偉大的發展史詩。而今日，人類要用高度的智慧與預見來控制、駕馭發展，使之與環境的進化和諧，趨于雙方互益反饋，趨于雙向良性永續，這一日益獲得全球共識的觀念轉變，則是人與自然關系史、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目前，人類正在把這一認識變成自己的行為規范，并努力為其合理性確立原則。這些規范原則涉及各個領域，它也將引起人類文化、思維方式、活動方式的深刻變革。
　　人與自然關系優化的社會發展原則。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１９８７年４月它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為了保護全球的環境，各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堅持“持續發展”的方針，即尋求一個“既滿足人類目前需要和追求，又不對未來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的方法。１９８９年８月，聯合國人類基金會等組織召開的“國際人口、環境和發展研討會”，會議通過了《尋求持續發展的宣言》。１９８９年９月，科學家簽名發表了《關于２１世紀生存的溫哥華宣言》。《２１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的研討會建議書》中指出：“可持續發展是‘科學技術能力、政府調控行為、社會公眾參與’三位一體的復雜系統工程。”［（１５）］
　　人與自然關系優化的道德原則。人們認為應當把道德原則引入人與自然關系之中。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類共同體擴大到“人－－自然”共同體，形成生態道德。生態道德原則要求人類承認生物物種的生存權力，尊重和維護地球上的基本生態過程和生命維持系統。日本學者池田大作主張，人類應該把對生命的尊重放在第一位，因為生命的尊嚴是最高的價值，或普通的價值基礎。他說：“生命是尊嚴的。這就是說，它沒有任何等價物，任何東西都不會代替它。”［（１７）］羅馬俱樂部創始人佩切伊認為，“對生態的保護和對其它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類生命素質和保護人類兩者都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１８）］馬克思曾指出：“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１９）］馬克思把人與自然的融合看成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據報道，從１９２１～１９９２年，制定的有關保護野生動植物和保護資源的國際公約達１１８項。
　　人與自然關系優化的生產原則。生產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個基本領域。許多人提出要糾正以往那種竭力追求單一目標，卻留下一大片破壞的“先發展后治理”之路；要發展生態技術，謀求基本無廢物的新生產范式；要變“掠奪”式生產、“破壞式”生產為“增益式”和“良性式”生產。《２１世紀中國的環境和發展研討會建議書》中指出：“我們強調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建設、機構建設、法制建設、人才培養及全民意識的同時，重點傾斜于各主要產業部門的經濟行為。”人們逐漸認識到，只有涉及國家和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核心技術體系被真正地納入規劃，只有在科技長入和政府管理上真正實現有力度的傾斜，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才能得以保持和提高。［（２０）］
　　人與自然關系優化的消費原則。消費也是體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領域。梅薩羅維奇和佩斯特爾在向羅馬俱樂部的報告《人類處于轉折點》中寫道：“人類將面臨其歷史上最嚴峻的考驗，”要求人類建立一種新的消費原則。一代人的消費要對整個人類的世代負責。資源是屬于下代的。聯合國發布的《世界資源保護大綱》中引用了一句名言：“地球并不是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而是屬于我們的后代。”人們認為傳統的樸素生活節儉往往從自家、國家的基礎出發，而如今的樸素、節儉放在整個自然系統大環境出發，放在整個人類世代的發展出發。從而看出人類的意境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是崇高人性的又一重要體現。
　　人與自然關系優化的共同體擴大原則。對于處理這種復雜的、易變的和不確定性的全球生態問題，西方后常規科學開出的“社會藥方”是：科學事業的所有要素都必須有一個擴展。首先必須有這樣一種專門技能，它的根源和關系不同于傳統科學。這些新參與者，增強了傳統的共同體，產生了所謂“擴大的共同體”。這里需要由不同專家組成的許多科學共同體的努力聯成整體，而不是將以現有的各種手段和方法得到成果簡單累加。同時，在變化了的科學共同體中，形成一個科學民主化系統，使這些參與者能合法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和其它事物一樣，也是一個矛盾不斷產生、不斷解決的過程。同時，它也絕非僅僅是人與自然的問題，而今它又深扎在人與人的矛盾之中。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將與全球性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解決是同步進行的。全球性人類社會合理發展的同時，人與自然關系也會得到進一步優化。人與自然關系的優化也在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這樣，研究和認識自然與研究和認識社會是人類自身發展的一個主題的兩個方面。
　　　　　　　　　　　　　 參考文獻
　　（１）　《黑格爾全集》第１１卷，轉引自什科連科著，范習新譯：《哲學·生態學·宇航學》，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頁。
　　（２）（３）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９、１４７頁。
　　（４）　培根：《新工具論》，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６年版第９頁。
　　（５）　法靈頓：《弗·培根》第４頁。
　　（６）　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頁。
　　（７）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４９－１６１頁。
　　（８）　Ｅ·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頁。
　　（９）（１０）　杰里米·里夫金等：《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９２、１８５頁。
　　（１１）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５－１２９頁。
　　（１２）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２０頁注①。
　　（１３）　Ｅ·拉茲洛：《進化－廣義綜合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頁。
　　（１４）　武覲文：“人類環境的氧化生態觀”，《自然辯證法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２４頁。
　　（１５）　張昀：“新自然觀與人類文明”，《哲學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０期第３２頁。
　　（１６）　“２１世紀中國的環境與發展”研討會建議書，《科技導報》１９９４年７期３－４頁。
　　（１７）　湯因比、池田大作：《展望２１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３０頁。
　　（１８）　Ａ·佩切伊：《未來一百頁》，中國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５９頁。
　　（１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２０頁。
　　（２０）　《科技導報》，１９９４年７期第３－４頁。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035-040B1哲學原理滕福星19951995滕福星，１９４２年生，東北師范大學自然辯證法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本文責任編輯　范勤宇）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035-040B1哲學原理滕福星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2:2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