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極致和文人的局限：讀熊逸《春秋大義》

簡體傳統

　　如果讓熊逸選擇是生活在戰國時代還是生活在漢朝，她一定選擇戰國。
　　如果讓熊逸選擇是生活在段祺瑞曹錕北洋時代還是生活在1970年前后的中國，她一定選擇段祺瑞。
　　要是我也會這么選。戰國有思想，軍閥給言論自由，知識分子，教授工資還巨高。
　　
　　但是對于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比如說一個老老實實的農民，寧為太平犬不為離亂人這句話還是不錯的：我們不怎么需要言論自由，我們只想活著。
　　
　　熊逸的《春秋大義》這本書號稱都是引述別人的思想，作為普及之用，但從材料取舍來說，不難看出作者的好惡。熊逸痛恨專制，渴望自由。跟吳思等人一樣，本書認為對專制時代就好比一個養雞場，君王是飼養員，人民是雞。所謂的忠孝報國美德，無非是飼養員騙雞的愚民手段而已。如果一只雞犧牲自己去保衛雞舍，它必定是因為傻才這么做的。
　　
　　到底存不存在所謂的"集體利益"？到底存不存在所謂的"民族長遠利益"？熊逸引述很多學者的言論，認為這兩個概念都是虛幻的。他們認為，一個社會就好比是一艘船，領導者的責任就是別讓船出問題，至于說這艘船要往哪里去，領導者根本不必多管。船沒有什么預定的方向，隨波逐流是理想境界。熊逸引述孟子，認為人權大于主權，愛國沒有意義。
　　
　　我想談談我的看法。
　　
　　對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人來說，愛國的確沒有意義。但這里的關鍵在于人民可以在各個國家之間自由流動：那時候人口少，不管什么人口都是寶貴財富。如果趙國不好我就去齊國，齊國絕對歡迎我去，那我憑什么非得愛趙國？除非趙國貴族才有義務愛趙國。今天，人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需要愛國，只要你有幾百萬美元，哪個國家都歡迎你去。可是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呢？我愛美國，美國不讓我去怎么辦？
　　
　　既然絕大多數國人只能老老實實呆在中國，請問這些國人有沒有共同的集體利益？假設我們知道別的船比我們這艘船去的地方好，我們的船長是不是有義務把我們這艘船也往好的地方開？如果這時候有的人不想去，那么他有不去的自由么？仇和在宿遷和昆明都推行強制現代化，寧可侵犯人權也要讓你進步，這種剝奪自由的做法是否正確呢？假設有一個船長認為就應該這么干，那么是應該把他看當成眾望所歸的領導人呢，還是看成養雞場的飼養員呢？
　　
　　很多情況下尊王并不一定是簡簡單單的出于奴性。如果尊王是為了避免天下大亂呢？維護一個皇帝的權威，總比讓N個皇帝打來打去好吧。本書最后對于愚民政策的討論非常似是而非，沒有做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說專制時代任何為了國家而犧牲自我的行為都是愚昧的奴性作怪，這是對無數歷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侮辱。就算你們國家再自由再民主，總還是需要打仗的吧。那么你們國家的士兵是否應該富有犧牲精神？如果說誰犧牲自己誰愛國誰就是奴隸，這樣的理想國是無法生存的。
　　
　　從戰國的封建到秦漢的專制，多數文人認為是歷史的倒退，是滅絕了人性。其實從大局分析（如果你承認存在"大局"的話），專制比封建進步。殺死幾個知識分子，大家義憤填膺；可是餓死二十萬饑民，大家一筆帶過。是大一統有利于經濟發展（尤其是治水）更重要，還是小國寡民有利于言論自由思想碰撞更重要？
　　
　　社會是不停進步的。專制當然不好，但是總比封建好。今天我們反對專制，但不應抹殺專制對過去無數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的功勞。正是專制制度使得我們中國經濟一直到乾隆末年都是世界獨大。打來打去才是最落后的制度。歷史的進步是逐漸的，不可能一步就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如果一定要在知識分子的自由和老百姓的安定之間選擇，我寧可選擇安定。
　　
　　文人最常犯的一個毛病是只管自己的喜好，而不考慮數量上的計算。道理都是對的道理，但具體到哪個道理應該起作用，必須結合實際情況。漢武大帝征發民力打仗，熊逸對其完全是貶的態度。但如果漢武帝不對外打，難道任憑匈奴打我們，或者犧牲幾個公主的人權（這時候反而不提人權大于主權了）去和親，反而是好皇帝么？
　　
　　熊逸這本書旁征博引，算是把古今中外的書都讀通了，我極其佩服。我一邊看一邊贊嘆，甚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什么百家講壇那幫人，在熊逸的學問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她以后再出書，我一定會繼續買。熊逸讓我見識了什么是當代文人的極致，一個人可以旁征博引到什么程度。從行文風格來看，作者心態極其年輕，很多語言典故簡直是80后。但作者又自稱很老，這一點倒是跟她的學識相稱，所以也不知是真是假。
　　
　　另外熊逸寫書還有一個缺點，用足球術語就是有點太"賣"。一兩個小點就要解釋半天，什么"公孫丑不丑"，生怕別人不知道她讀的書多。如果我寫，篇幅至少減少一半。
　　
　　最后總結一下文人的局限。群體利益，長遠利益，我們這一代做出犧牲，我們打了，讓后人去建設，這樣的道理對具備理工科思維的人來說非常自然而容易理解。然而對于文人來說，只要你這件事做的不美，不藝術，不文雅，你就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