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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零狗碎★有溫度的近代史★一〇三篇精華之作，勾勒晚清至民初歷史人物群像圖

內容推薦

　　《近代史上的雞零狗碎》從作者五年來大量的歷史文化隨筆中擇選103篇精華之作，集中體現其對各類人物的獨到觀點，突顯張鳴式說史之魅力。

作者簡介

　　張鳴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長于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錄

臉譜軍閥“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張氏父子頭上的光環北京兵變與袁世凱袁世凱的“選舉”進化論的犧牲品買個總統當當軍漢”韓青天”“臭棋簍子”段祺瑞“三不知將軍”和他的詩孫殿英和他的“麻將相術”“馬桶將軍”的用人術借佛法斗架的武夫各大馬路巡閱使神仙治軍昔日南天王辮帥的人緣和地緣前頭捉了張輝瓚性格武夫偏不說自己是俘虜來了假冒的孫天生八國聯軍中的中國士兵露胳膊的女人與武人的風化有兵便是草頭王瞄準射擊不可不讀的檄文穿長衫的軍人失了手的警察頭子合法化的黑社會土匪綁票的特別贖金流氓大亨的臉面杜月笙的“維權”生涯文人的脾氣順人章士釗由哭而惹出的案子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別把詩人的話當真文人的舌頭上了梁山的《蘇報》吳稚暉兩次“冤”的際遇文人打手的故事文甘草的故事名士與老媽子之間不得不說的事留辮子的大師新時代的舊式拜師禮因“病”而囚的章太炎狗血淋頭的文人們大學者的“呆氣”有一種儒者是這樣生活的革命·詩·酒·佛·女人會武術的武伕小說家皇宮里的隱秘道光皇帝的考試規則雍正的天真花兒與皇帝做皇帝的故事永樂皇帝的功德箱有為政府的代價傀儡的本分和儒學的癡迷帝王之尊光緒之死的公案康熙的才學帝王的市井情結“佛見喜”李蓮英騙術與禪讓政治里的巫術神仙與皇帝洗馬與東宮關于割人的話題太監是從哪兒來的？太監“惡”嗎？太監都干什么？宦官的“家室”小人不可得罪個別女人西太后、義和團和外國公使夫人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女禍與女主別個世界里的第一夫人胭脂虎和夫人路線唐八先生太政治的花業有關八國聯軍與中國妓女的一點亂彈說說重臣當上之所好具有正面價值的時候可人張之洞雞犬升天之后兩只老虎跑得快翰林與弄臣在劣紳與藏書家之間一出掉包戲的臺前幕后臥轍代表官運擋不住的人總理縣長唐紹儀關于三個”猛人”的神話“官屠”刀鈍左宗棠晚年的“罵人事業”名人肚子的故事兩個糊涂丞相的故事鐵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借口的故事外篇獄吏之貴排名的重要性尊嚴與權力藝人的立場“吃大菜”及其他面對戰爭，我們能否有一點悲情？“光緒”來了當牛記者碰到強人的時候

在線試讀部分章節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

“五四”時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最耀眼的歲月，引進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賽兩先生，還上大街游行，抗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分贓，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接著就是“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最后是有了共產黨。自延安以來，我們的官方每年都要發揚一下“五四”精神，大會開完了開小會。雖然有的時候“賽先生”總是排在上首，但從來也沒有把“德先生”丟下不管。多少年了，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覺得“五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們意識形態氣味過于濃厚的教科書上，“五四”是現代史的開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樣足得嚇人。后面的歷史好像都從這里發端，后面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還原到“五四”的原點。什么“救亡與啟蒙”，什么全盤西化，什么唯科學主義，什么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主義。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后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象征，跟后來的政治操作其實沒有那么大的關系。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后，盡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們的“五四”情結，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老祖宗的積習。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閥閱”好像還是挺中性的，只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里有槍，屬于千余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壇上的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石鐵，就是不理會。后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兇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曌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后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后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在這里，我所要說的并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后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余，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后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夸張地作秀，一邊做“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本。那個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做“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里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邊還有一個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結果卻更好。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干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軍將士受戒，官兵受戒后，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用水龍頭干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村閭長都是省里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干部”（這大概是“干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于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干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的同時，實現干部年輕化、知識化。

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后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后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后來有過，甚至連“村干部”這個名詞，還在叫著；個人迷信和崇拜，后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每人還不止一個（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于動蕩的前現代國家里，后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蕩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地活躍。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盡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于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爛。

歷史就是這樣，養料吃下去可能會吐，但不耽誤把垃圾當點心吃。

網載 2015-09-05 22: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