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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本文是針對同行對拙著《文明的毀滅與新生：儒學與中國現代性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的批評意見的答復。對于拙著的批評意見參①陳來、徐友漁、秦暉、秋風、陳明等，“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國學新視野》（何志平主編），2011年10月，秋季號總第三期，頁61-83；較詳細的版本見“儒學與中國現代性學術研討會發言紀要”，《孔子2000》學術網站；②梁濤、方朝暉，“關于儒學的通信”，《國學新視野》，2012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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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從不同角度對我所提的意見，對我啟發甚大。由于每位所提意見的角度不同，難以對每一個人提到的問題一一回應，這里主要對大家發言中涉及本書研究方法的部分作些交待：
 首先，雖然我在簡介中提到自己是站在儒家立場寫這本書，但是嚴格來說本書是不預設政治立場的純學術研究，如果它有什么政治觀點，那也是作為對學理研究的一個結果而提出來的。我認為徐友漁老師和秦暉老師在對拙著的批評中，并未嚴格針對拙著的具體論證過程，而更多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例如，徐老師將文化心理結構與所謂重疊共識、普世價值分割開來，這一提法固然有理，但他對我在書中花大量筆墨論證二者聯系的具體過程視而不見。特別是，我反復論證的是民主是特定歷史時代條件下的一套制度安排，長期以來人們忽視民主賴以產生的文化現實土壤，從抽象的價值論、人性論乃至形而上學來理解民主，是導致一系列誤解的根源。關于這一點，徐老師并未作過任何反駁，而只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已。又如，秦老師在討論文明的延續與毀滅時，回避了我在書中對自己所使用的“文明”一詞的界定。我明確界定了文明的樣式體現在核心價值、制度模式、社會整合、生活及行為方式等方面，因此談文明是毀滅還是延續，也要從這些方面談。至于將現代性理解為就是信仰自由、政教分離與異端審判、政教不分等之間的區分，這只是秦老師個人的意見，因為我在書中已經根據前人成果對現代性一詞的含義作過分梳，見29-32頁。綜而言之，我認為徐老師和秦老師缺乏文化相對論視野，他們對于民主、自由、現代性等的理解還停留在文化進化論的立場。關于此，我在拙著最后一章是有交待的。
 徐老師從“人民的同意”，及其“自由、平等、公開、可操作和可核查的方式達”這一角度來理解民主的本質。這種理解在我看來是本質主義的，至少更接近古典政治理論的表述。根據亨廷頓的分析，我認為西方人對民主的理解經歷了一個從本質主義到非本質主義的過程。即一開始從人民主權、自由、平等等一系列價值原理出發來界定民主，到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地將它界定為一種經由特定的方式來選舉領導人的程序。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民主定義的演變史，也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問題，而我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為何還停留西方古典的定義方式中，則是更有趣的一件事。
 關于徐老師所說的任賢舉能的操作過程，我想自古及今人們已經積累大量的操作經驗，尤其是漢代以來。今日我黨也有一套做法。當然，歷朝做法的好壞優劣，另當別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真想學很容易。
 其次，從研究方法上看，本書很像是站在外部進行的一項儒學研究。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一個信仰儒家的人，試圖盡可能站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立場，運用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工具，吸收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來說明儒學與中國文化現實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書似乎面臨著一種內在的張力：一方面是價值中立的知識傳統，另一方面是價值明確的儒家道統。對此，我的理解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所謂“價值中立”，只是就其強調論證的邏輯性、方法的客觀性和推理的嚴密性而言而已，而不是說立論者本人沒有價值立場，或不可以用他們的知識來說明某種價值。
 本書在方法上竭力避免從儒家立場出發來進行預設價值目標或立場的論證。恰恰相反，它努力遵從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傳統，嚴守學術規范，反對先入為主。我深信，儒家的道統也罷，政統也好，在今天不能再固守其過去的話語體系了，必須學會用新的話語來表達。學會用新的合乎時代需要的語言來重新表述舊傳統，本身就是激活過去傳統的最重要的途徑。今天研究儒學的人常常走入困境，部分原因也與此有關。當然，這不意味著我的努力就是成功的。我自己過去深受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熏陶，相信在這些領域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果，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代表人類在知識領域的偉大進步。今天任何從知識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化或社會的人，都應該吸收這些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時我還相信，儒家傳統能用人文社會科學工具來說明，也是“道不遠人”（《中庸》）的一種體現。
 所以，本書雖然是一種儒學研究，但和那種從內部倡導儒學的經學、性命之學、義理之學、修身之學等等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一個熱愛儒學的人認為我企圖把儒學建立在文化習性的基礎上，是把儒學降低了位格，我認為這是價值判斷優先的思維方式，并不是純學術的動機，并不符合本書在方法論上的基本特點和要求，也不符合我所期望的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傳統這一要求。盡管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堅定的儒家學者，我十分贊同并打算今后推進自己在經學、修身等方面的工作，但那完全另一個領域的事情。
 其三，關于文化模式/文化心理結構的研究。我對于文化模式/文化心理結構的興趣源于對中國歷史—文化復雜性的關注。我深信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經歷過文革和80年代學生運動的中國人，都需要深入思考許多深刻的歷史教訓的根源，嚴肅面對中華民族過去數千年歷史道路所顯示出來的很多問題，包括與這個民族的性格、特征、整合規律等有關的東西。這就需要一項知識化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此不得不借助一系列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這是本書引用了不少西方各學科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研究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不是為了給儒學尋找新的基礎，而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民族的過去和未來，以及儒家傳統在其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也許有些從事儒學研究的人，會誤以為我試圖以文化習性為基礎來復興儒學傳統，或者認為我主張讓儒學來適應中國文化的習性。這讓我感到匪夷所思。發現儒家傳統和中國文化習性/心理結構的特殊聯系，是一項知識化的工作，并不涉及上述這些問題，也不涉及儒家傳統是否就會被窄化，失去普世意義這樣一種問題。總之，我希望讀者不要從“對于儒學在現代的復興有無幫助”這一功利動機來批評我。
 其四，有人或許用李澤厚來理解我，認為我試圖把一切歸結為文化基因/文化心理，要在文化心理的超穩定結構中尋找儒家的基礎或中國文化的秘密，甚至認為我的研究和二十世紀曾經盛行的國民性研究是一碼事。這真是天大的誤會，如果認真讀過，不會這么理解。我好像是直到前年因人提醒才去查李澤厚，而在此前我關注文化習性問題已有十多年。我從來沒有預設過什么不變的文化基因之類的東西，如果提到文化習性或文化心理的穩定性，那也有非常明確具體的針對性，不能脫離具體的語境來孤立地理解。我不會抽象地主張文化心理結構的超穩定性，而主要關注某些文化心理的穩定性。本書在研究思路上是基于對人類知識傳統的尊重，某些方面也許論證不通，但我希望批評者也能出于對人類知識傳統的尊重，就事論事，比如指出我在哪些地方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分析存在問題，不要泛泛地說研究文化習性或文化心理結構及其與相關影響是錯的。你可以批評我對文化習性的某一個論證和觀點不對，但不能因為研究了文化，就說是文化決定論。
 陳明先生說文化習性、文化土壤、文化模式、心理結構等等在邏輯和結構上說從屬于文化系統，而“文化系統本身的基礎或根據卻是人的需要與歷史條件”。對此我想說，表面看來，每種文化都是人在特定環境下根據自身需要的創造，但是人類學家也早已指出，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人，包括他們的需要、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都是他個人之前成千上萬年人類生活積累的基礎上而被塑造的。所以，現實中的人，總是文化的產物。當然，這不意味著文化決定論是正確的，我們沒必要為文化與人之間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所困。克羅伯（Alfred Kroeber）曾經用珊瑚礁和其上的水螅來比喻文化和個人的關系（水螅寄生于珊瑚礁，同時又在死后用它們的肉體緩慢細微地型塑著珊瑚礁）。對我來說，研究文化土壤、文化心理、文化模式只是從新的角度來認識二者之間關系的一個嘗試。但是，我從不認為文化心理/文化習性代表文化的本質，也不認為它們會永恒不變。
 其五，有好幾位學者主張不能抽象地使用中國/西方這樣的二分，對我頗有啟發，今后當引起注意。不過我自認在書中處理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小心的，多數情況下主要根據現有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來界定中國文化，對于西方文化，有一些表述模糊（如“西方民主”之類），但我應該沒有對西方文化作籠統的定性。我認為，在文化比較研究中，從一種比較的、相對的立場來使用中國、西方這樣的術語是可以的，只要交待清楚這樣表述的具體語境或使用范圍，使讀者明白這只是一種經驗的描述，而不是本質化的概括。
 最后，幾個小問題：
 陳來老師關于行業自治及日本“文明”的提問對我頗有啟發。我認為行業比市民社會的外延寬廣得多，市民社會是不包括政府的，但政治當然也是一種行業。本書第1章以后45頁以后有對日本“文明”的大量討論，至于它及臺灣韓國與中國未來文明之關系，書中20頁、62頁等多處討論過。我大體上是認為，日本、韓國等形成的現代性，雖然已經表現出與西方現代性的質的不同，但這并不是在他們自己自覺追求的基礎上形成的；相反，半個多世紀以來東亞各國也都在積極追求西化，特別是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當作自己的現代性理想來追求的。所以在他們的社會內部，東亞傳統價值與西方價值之間的張力是非常強烈的。而他們自己卻對之視而不見。這與他們這些國家在西方現代性的強勢面前缺乏文化自信有極大的關系。而中國之所以有可能不受影響，則與中國過去幾千年來的傳統以及綜合國力所導致的文化自信有關。
 張國剛老師從制度史的角度看問題，講到中國秦漢以來中國行政區劃及制度的格局不變，他試圖說明一個國家實行什么制度，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而是有歷史依據和深層原因，這對我頗有啟發。另外，張老師還提到中國人歷來善于改造別的傳統，用己所需，挺有意思。
 貝淡寧強調哪種制度跟哪種問題的一一對應關系，這個思路很新穎，不過我的書是就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而言，出發點與他有點不同，比如我從中國文化習性出發來說明賢能政治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重要性。除非能證明我所說的文化習性研究不成立，對我才有針對性。
 曹峰關于國家本位和天下本位的提法真不錯。不過我討論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也不是國家本位。
 最后，我想向各位參會者、特別是他們的精彩發言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謝！
 
 2011年9月17日星期六
 

方朝晖 2012-04-27 03: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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