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柴靜那個被污染脅迫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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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orest 繪圖/伊安

柴靜的《穹頂之下》在互聯網上線不到24小時，點擊量突破3100萬，今天的文章可以當做這部紀錄片的“前傳”。

山西，山西

柴靜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烏黑的門洞里，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打開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的男生路過我身邊，下了自行車推著走，說幾句話。分別之后心里蓬勃得靜不下來，要去操場上跑幾圈，喘著氣找個地兒坐下，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松軟的白云，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

苦悶時也只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詭變化，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陣雨來得快，烏黑的云團滾動奔跑，剩了天邊一粒金星沒來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閃爍，突然一下就滅了。折身跑時，雨在后邊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氣撲過來。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訪，在孝義縣城一下車就喉頭一緊。老郝說：“哎，像是小時候在教室里生煤爐子被嗆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氫。

天像個燒了很長時間的鍋一樣蓋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黃色。去了農村，村口一間小學，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戶上貼。有個圓臉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個小板凳坐我對面，不說話先笑。

我問她：“你見過星星嗎？”

她說：“沒有。”

“見過白云嗎？”

“沒有。”

“藍天呢？”

她想了好久，說：“見過一點點兒藍的。”

“空氣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歲的王惠琴聞到的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并芘的強致癌物，超標九倍。離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六十萬噸的焦化廠，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即使這么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里的能見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條路上全是煤渣，路邊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紅棉襖是唯一的亮色。

我們剛進市區，干部們就知道了。看見我們咳嗽，略有尷尬，也咳了兩聲，說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顯得那么扎眼，坐在里頭，味兒還是一樣大。大家左腳搓右腳，找不出個寒暄的話。

干部拿出錢，綠瑩瑩一厚疊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時候對看一眼，她沖我擠眉弄眼，我知道這壞蛋的意思，“山西人現在都送美金啦，洋氣。” 后來知道，之前不少記者是拿污染報道要挾他們，給了錢就走成了個模式。

跟我們一塊去的是省環保局的巡視員，老郝叫人家“老頭兒”，這是她認為一個人還算可愛時的叫法。她低聲問老頭兒：“他們不覺得嗆啊？”老頭兒呵呵一笑：“說個笑話，前兩年這城市的市長到深圳出差，一下飛機暈倒了，怎么救都不醒。還是秘書了解情況，召來一輛汽車，沖著市長的臉排了一通尾氣，市長悠悠醒了，說：‘唉，深圳的空氣不夠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邊聽著，干笑。

市長把我們領到會議室，習慣性地說：“向各位匯報。”從歷史說到發展，最重要的是談環保工作的進展。老郝湊著我耳朵說：“他們肺真好，這空氣，還一根煙連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腳。

講了好久，市長說：“經過努力，我們去年的二級天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頭兒：“還當成績說呢？”

市長咧開嘴無聲地扯了下，繼續說。

我家在晉南襄汾，八歲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磚墻極高，朱紅剝落的梢門口有只青藍石鼓，是我的專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門了，我就坐在那兒，背靠著涼津津的小石頭獅子，等她回來。

一進門是個照壁，原來是朱子家訓：“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土改的時候被石灰胡亂涂掉了，小孩兒拿燒黑的樹枝在上頭劃字，“打倒柴小靜”。

這小孩兒是租戶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馬蜂窩，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門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兒隱隱知道那水有點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來喝水的蜜蜂，小腳顫抖著輕沾水面。他和我縮著頭探一探，適應一小會兒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腳的小槽，底下深深處，一點又圓又涼的光亮。

北廈有兩層，閣樓不讓上去，里頭鎖著檀木大箱子，說有鬼。我們不敢去，手腳并用爬上樓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陽照透了，都是陳年塵煙。小孩兒總是什么都信，大人說這房子底下有財寶，我們等人中午都睡著了，拽著小鏟子，到后院開始挖坑，找裝金元寶的罐子。

一下雨就沒法玩了，大人怕積水的青磚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腳。榆木門檻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騎坐在上頭，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頭，外頭槐綠榴紅，淋濕了更鮮明。我奶奶最喜歡那株石榴樹，有時別人潑一點水在樹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說什么，但一定拿小鏟鏟點土把皂水埋上，怕樹傷著。

等我長大，研究大紅頂梁上的金字寫的是什么，我爸歪著頭一顆字一顆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國學生柴思聰攜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兒，這位是個讀書人嗎？還是個農民，販棉花掙點錢所以捐個國學生？……大人也不知道，說土改的時候家譜早燒了，只留了一幅太爺爺的畫像，他有微高的顴骨。我爸這樣，我也這樣。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復美麗，只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里干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污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常咳嗽。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只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里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煤焦的比重占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沖“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項目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境標準的，沒有。村里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只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么？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后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么辦？”

“管不了那么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保設施。

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保不行，怎么不說我慈善啊？這個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么孝順。”

“有人跟你提污染嗎？”

他一指背后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游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里的優秀企業家。

晚上老頭兒跟市領導吃飯。

“說實話，都吵環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推心置腹的口氣。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頭兒悠悠地說。

書記像沒聽見一樣：“哪個國家不是先發展再治理？”

老頭兒說：“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錢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個賭？”老頭兒提了一下一直沒動的酒杯。

沒人舉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條河叫文峪河。

“這還是河嗎？”我問老頭兒。

他說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溝。”河水是黑色的，蓋著七彩的油污，周圍被規劃為重工業園區，焦化廠的廢水都直接排進來。這條河的斷面苯并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邊上長大。我奶奶當年進城趕集的時候，圓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別枚銅錢，是渡船的費用。我爸年輕時河里還能游泳，夏天沼澤里挖來鮮蓮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絲拉得老長。

我小學時大掃除，用的大掃帚舉起來梆梆硬，相當扎手吃力，是蘆葦的花絮做成的，河邊還有明黃的水鳳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藍得發紫的小蝴蝶從樹上像葉子一樣垂直飄下來，臨地才陡然一翻。還有蟋蟀、螞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蟲……吃的也多，累累紅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稈用牙齒劈開，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點馬莧菜拿醋拌了，還有一種灰白的蒿，回去蒸熟與碎饅頭拌著蒜末吃，是我媽的最愛。最不濟，河灘里都是棗樹，開花時把鼻子塞進米黃的小碎蕊里拱著，舔掉那點甜香，蜜蜂圍著鼻子直轉，秋天我爸他們上樹打棗，一竿子掄去，小孩子在底下撿拾，叮叮當當被鑿得痛快。

風一過，青綠的大荷葉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氣帶上來，蛙聲滿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紗綁到樹桿上下河抓魚，我膽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廚房門口探頭輕聲叫“小靜姐，小靜姐”，給我一只玻璃瓶，里頭幾只黑色小蝌蚪，細尾一蕩。

河邊上從這個時候，開始蓋紡織廠、紙廠、糖廠、油廠……柏油路鋪起來，姐姐們入了廠工作，回來拿細綿線教我們打結頭，那時工廠有熱水澡堂，帶我們去洗澡，她們攬著搪瓷盆子沖著看門男子一點頭，笑意里是見過世面的自持。紡好的泡泡紗做成燈籠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藍的，我妹是粉紅的，好不得意。我媽在工廠的理發店給我燙個卷毛，隔了這么多年，腦袋上包個黃色蛇皮袋的燙熱感還有，是文明讓人不舒服的啟蒙。

人人都喜歡工廠，廠門前有了集市，熱鬧得很，大喇叭里翻來滾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無限好啰喂……”聲震四野。有露天電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廠焊的藍色小鐵椅，可以把紅木板凳擠到一邊去。放電影之前常常會播一個短紀錄片，叫《黃土高原上的綠色明珠》，說的是臨汾。我媽帶我們姐妹去動物園時，每次都要提醒“電影里說了，樹上柿子不能摘，掉下來也不要撿，這叫花果城”。

紙廠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邊上，排著冒白沫子的黃水，我媽說這是堿水，把東西泡軟了才能做紙。小朋友一開始還拿著小杯子去管子口接著玩，聞一下齜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變難看了，但我還是跟河親。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裝零錢的小藥盒出走，在河灘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黃泥水。大人都講，小孩子是從河里漂過來的，我滿腹委屈，到河邊坐著等，河總有個上游，往那個方向望就是個念想，怎么還不來接我？

我上中學后，姐姐們陸續失業。之后十年，山西輕工業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從將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廠、鋼廠、鐵廠……托煤而起，洗煤廠就建在汾河岸上。我們上課前原來還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來也頹了，擦不過來，一堂課下來臉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見過托人想進廠的親戚，沒聽過有人抱怨環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窩煤爐子，一屋子煙也嗆，但為這點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說，要沒有這些廠，財政發不了工資，他們可能攢不夠讓我上大學的錢。

河里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兒也挺大。兩岸還有些蒿草，鳥只有麻雀了，河邊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燼里一些皮毛腳爪，是人拿汽槍打了烤著吃。但我們這些學生還是喜歡去河邊——也沒別的野地兒可去，河邊人跡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種曲折的情致，不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回憶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癥，記憶里各種顏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連晚霞都稀淡一縷。坐在我爸自行車后面過橋時，每次我都默數二十四根橋柱，底下已經沒什么水可言，一塊一塊稠黑泥漿結成板狀，枯水期還粘著一層厚厚的紙漿。河灘的棗樹上長滿病菌一樣的白點子，已經不結棗了。后來樹都砍了。但我晃蕩著雙腿，還是一遍遍數著欄桿，和身邊的人一樣沒什么反應，生活在漠然無所知覺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老頭兒說，“想先發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問：“如果現在把污染全停下來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

“你是說無論如何我都看不見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這一代不行了。”

“這并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現在已經出現地下水污染了，”他說，“就你們家那兒。”污染物已經從土壤中一點一點地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

我覺得，不會吧，這才幾年。

但采訪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媽常掰開我和我妹的嘴嘆氣：“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倆這樣？”我倆只好面面相覷，很不好意思。

老頭兒這么說，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學家屬樓后，我家自來水是咸苦的，難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這樣。像喝鐵釘一樣。后來查了一下，可不是，“縣城水的礦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鹽、鐵”。

到現在，自來水也只能用來洗涮，東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輪車焊一個水箱，拉進城，在窗戶底下叫賣“甜水”。我媽買了紅塑料桶，兩毛錢一桶，買水存在小缸里，用這種水熬米湯，才能把綠豆煮破。

我想我們姐倆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虛名，問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這辯解，有天終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這幾年趙康鎮的氟骨病患者多起來了，牙都是黃的，骨頭都是軟的，腿沒法走……”

我上網查水利局資料，發現襄汾是重氟區——有二十四萬人喝的水都超標，全縣的氟中毒區只分布在“汾河兩岸”，在術語里，這叫“地帶性分布”，也就是說，用受工業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農藥化肥濫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滲透。

河邊的洗煤廠是外地人開的，掙幾年錢走了，附近村長帶著幾位農民專門到北京來找過我，問能不能再找些項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沒辦法復墾了，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污染物，連著矸石、巖石、泥土，露天在河邊堆著，白天冒煙，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我們二〇〇六年見過五層樓高的堆積，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現在這些焦廠已經被取締，老頭兒說：“但今后幾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會向地下潛水溶入一些。”

我聽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學離開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時火車到湖南，清晨靠窗的簾子一拉，我都驚住了，一個小湖，里頭都是荷花——這東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這個感覺。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這年，中國放開除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學，與父親一起做生意，當時一噸煤十七塊錢，此后十年，漲到一千多塊錢一噸。煤焦自此大發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為最重要支柱產業。

二〇〇三年春節我從臨汾車站打車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見度不到五米。滿街的人戴著白口罩，鼻孔的地方兩個黑點。車上沒霧燈，后視鏡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機直著脖子伸到窗外邊看邊開，開了一會兒打電話叫了個人來，“你來開，我今天沒戴眼鏡。”

我以為是下霧。

他說，嗐，這幾天天天這樣。

我查資料，這霧里頭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懸浮的顆粒物。臨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呂梁山之間，是個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閉，冬季盛行西北風，污染物無法擴散，全窩在里頭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個小毛刷輕輕掃，我爸拿兩片消炎藥給我，說也沒啥用，離了這環境才行。他跟我媽都是慢性鼻炎，我媽打起噴嚏驚天動地，原先還讓我爸給她配藥，后來也隨便了：“你沒看襄汾這幾年，新兵都驗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氣管炎。”

我爸是中醫，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來，弄了一個中藥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還在，拿個小銅秤給他抓藥，我看藥方是黃芪、人參、五味子……

“都是補藥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樣子。

我爸跟我說：“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養一養。”補了句：“十個，十個死。”

我吃一驚，說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醫院沒法治了，來這兒找點希望的。”

他說了幾個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離河近，離廠近，他問了一下，都是農民，直接抽河里水澆地吃糧，“這幾年，特別多”。

我問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廠？”

“找誰呢？河和空氣都是流的，誰也不認。”

二〇〇六年采訪孝義的市長，他白皙的四方臉，西裝筆挺，不論什么問題，總能說到市里的整頓措施。我問：“這個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回頭來看的話，這個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再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端起杯子喝口水，看著我：“政府對于焦化，始終是冷靜的。我們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這股勁我們給壓住了。”

“壓住了？”我問，“壓住了還會有這么三十多個違規項目上來嗎？”

“因為當時有個投資的狂熱，他們都想做這個事，市場形勢特別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態度是堅決的。”

“如果你們態度堅決的話，那么這些違規項目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才對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

我們對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賓館，正準備休息。

有人敲門，是廠子老總的大兒子。手里拎一個布袋子，又沉又胖，帶子繞了兩圈纏在手上。看我一眼，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說“你們談，你們談”，進了洗手間，把水龍頭打開，把門關上。等我洗完澡出來，這哥們走了。

老郝靠床上沖著我笑。

我只好說：“我們山西人太實在了，真不把主持人當回事兒啊，就奔著導演去。”

我倆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個布袋子里到底能裝進去多少錢。

節目沒播成。

無以解憂，我們幾人約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對老郝和老范說，我老有強烈的童年感覺。老郝指著那些亂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繽紛的荷塘，笑我：“你們山西能有這個么？”我剛開口“我們在舊石器時代……”她們都笑得稀爛。唉，說不下去了。

汾河邊的丁村人文化遺址，從我家騎車十幾分鐘就到。館里有文字標明：“十萬年前，古人類在這里生存，汾河兩岸是連綿不斷的山岡、砂地和禾草草原。當時的河湖沼澤里長滿了香蒲、黑三棱、澤瀉……水邊草甸上有蒿、藜、野菊，東山坡上是落葉闊葉樹木，櫟樹、樺木、椿樹、木樨、鵝耳櫪……”石炭紀時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萬年來的枝葉和根莖堆積成極厚的黑色腐殖質，地殼變動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時候，人家在汾河挖沙蓋房，一挖濕河沙就有人來我家送龍骨，是一味中藥，我爸說是沙里挖出的恐龍化石，用來止血。拿小鐵錘在生鐵缽砸開，一小段一小段豎紋的細條骨頭，里面全是蜂窩樣的小眼，吸濕力很強，干完活我們姐倆常把一根雪白的骨頭粘在嘴唇上，晃蕩著跑來跑去。

后來我查過，龍骨不是恐龍骨頭，是象、犀牛、三趾馬的骨頭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灘上制作石器時，狩獵采集為生，獵的就是大象和犀牛。離我家十幾里的陶寺遺址掘出的“鼉鼓”，腔內有數根汾河鱷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還有鱷魚。

這里是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生產地之一，那時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脫殼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興起。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說過：“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晉南。在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于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

旅行時高明度的陽光、綠蔭、濃重的色彩、動物的啼叫，給我的童年之感，也許是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躺在那里感覺到的東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遠古記憶。

幼年，我們無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歡下雨，溝渠漫潰，雨停后一片泥涂。這些泥涂被大太陽曬得結了干板，變得極為平滑。我們拿著小刀就去撬起幾塊來，手感滑膩，拿在手里削，沒人教，也沒圖樣可參考，我最擅長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槍，握在手里比劃。我妹更小，連這個都不會，只能拿一個裝萬金油的圓盒子，找點稀泥巴，等干了磕出來，晾在灘上，圓圓一小粒排起來，就算是藝術創造了。

我們不懂大人的煩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黃土是亞細亞內陸吹來的戈壁砂石細末，一逢大雨，雨夾泥沖溝而下，曾經把整個打麥場沖毀，十幾萬斤麥子全入汾河，連墳頭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麥子地或者桃樹壟上，大家跪一排燒紙。人越多越墾，越墾越窮，千百年來大概如此。周秦時還是清澈的“大河”，到東漢“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從此大河被稱為“黃河”，是命脈，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無減，堆積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約束，形成懸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間，下游決口泛濫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當下，大汛甚至成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為全國的能源基地，支援東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國外調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總采煤一百二十億噸。可以裝滿火車后一列接著一列在地球上繞三圈，老頭兒給我們的報告里寫：“每開采一噸煤平均破壞的地下水量為二點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積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巖溶大泉流量明顯減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斷流長度達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見，我做煤炭生意的那個朋友，把礦倒手賣給了別人，名片換成了北京一家手機動畫公司。我問為什么，他說“錢也掙夠了”。

我再問，他說：“這行現在名聲不好。”

再問，他說：“那礦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問，他瞇眼一笑，伸了兩根指頭，“其實是二十年。”

煤炭的開采不會超過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巖層、水層都會自然陷落，老頭兒說過，“山西現在采空區的面積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〇二〇年，全省地方國有煤礦將有近三分之一的礦井資源枯竭閉坑，鄉鎮煤礦近一半礦井枯竭。”

站在我家門口往東看，遠遠能看到個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兒山。山頂寶塔一直還在，這里是三縣交界的地方，北側的崖被鏟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紅色砂巖剝離得厲害，一棵樹都沒有。到處是采礦塌陷的大坑，深可數丈。

有一天幾個人來我家閑聊，說塔兒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個村子塌了。“那個誰，開著一個拖拉機，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們吸一口氣，歪個頭“邪門”，磕一下煙，再聊別的事。

做節目時我到了采空區。

黑灰滿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載的車軋爛，車陷在爛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貨車，無首無尾，大都是紅巖牌，裝滿能有七十噸重。

我去的叫老窯頭村。九十年代當地有句話，“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婦”。現在村里煤礦由村主任承包，一個煤礦一年可以掙上千萬，每年上交村里八萬。一千三百人的村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們過得比十年前還窮。

村委會主任競選，兩個候選人一夜沒睡，雇人騎摩托車發單子。稀薄的粉紅色紙，格式都一樣，承諾當選的幾件實事，最后一行是承諾給多少現金，這格空著，臨時用圓珠筆往上寫，挨家挨戶送，剛出生的小孩兒也算人頭。

全村人一夜沒睡，門大開著，聽見摩托車響就高興，摩托車經過不帶減速的，紙向門環上一插——這人出一千，那個人出一千五、兩千……兩千五……兩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時候，反而兩千五的那個贏了。他把現金搬去了，兩百多萬，放在一個大箱子里，擱在大戲臺子上。一打開，底下的人眼都亮了。頭上歪戴個軍綠雷鋒帽的大爺，眉開眼笑地指著戲臺對我說：“哎呀，那還說啥，那是錢么，是錢么。”

現場歡天喜地把錢都分了，鄉人大主席團的主席坐在臺上看著，對我說：“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開村民代表大會，煤礦的事只是村長一個人做主，也不給分錢。”老百姓說，他們的選擇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理解，“選誰都行，我們就把這選票當分紅。”

一戶能領兩千五百塊，連嬰兒也可以領，年輕的小伙子都很興奮，買了嶄新的摩托車在土路上呼喝追趕。

只有一個矮個子老人，幾乎快要跪下來讓我們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著我一路爬到山頂，看他家新蓋的房子。整面墻斜拉開大縫子，搖搖欲墜，用幾根木頭撐起來。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礦，水源已經基本沒水了，他在檐底下擱只紅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著腳向我哭叫幾乎瘋癲的樣子，都笑了。他們的房子在半山腰，暫時還沒事。原村長和書記都在河津買了房子，不住在這兒。

我們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頂。一人抱的大樹都枯死了，烏黑地倒在大裂縫上，樹杈子像手一樣往外扎著，不知道死多長時間了。我的家鄉是黃土高原，但這山頂上已經沙化得很厲害，長滿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風一吹，我能聽見沙子打在我牙齒上的聲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媽和我妹都來了北京，山西我家不遠處是火車站，為了運煤加建的專門站臺就在十米開外，列車晝夜不停，轟隆一過，寫字臺、床都抖一陣子，時間長也習慣了。但蓋了沒幾年的樓，已經出現沉降，一角都斜了。為了讓這個小城市精神一點，有一年它和所有臨街的樓一起被刷了一層白漿，黑灰一撲，更顯殘破。我怕樓抖出問題，勸我爸：“來吧。”他不肯，家里他還有病人、吃慣的羊湯和油粉飯，一路上打招呼用不著說普通話的熟人。他說：“你們走吧，我葉落歸根。”

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老宅子打算全拆了賣了。院里滿庭荒草長到齊腰高，小孩子們在廢墟上跳進跳出，我幼年用來認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風早被人變賣，插滿卷軸字畫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門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張著。拆不動的木頭椽子上的刻花被鑿走了。我小時候坐的青藍石鼓也不見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來后挖走的，用磚再填上，磚頭胡亂地齜在外頭。

房子屬于整個家族，家族也已經分崩，這是各家商議的決定，我也沒有那個錢去買下來修復。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岡石窟，離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晉煤外運干線一〇九國道。每天一萬六千輛運煤車從這路過，大都是超載，蓬布也拉不上，隨風而下，幾個外國游人頭頂著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臉上是烏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長此以往，砂巖所鑿的面目會被腐蝕剝落。

佛猶如此。

我把眼一閉，心一硬，如果現實是這樣，那就這樣，這些是沒辦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幾年后，石榴樹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電話里沖我爸又哭又喊，長大成人后從沒那樣過。我爸后來找了一個新地方，又種了一棵石榴，過兩年來北京時提了一個布袋子給我，里面裝了幾個石榴，小小的紅，裂著口。

我看著心里難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時候回憶童年。但我是從那兒長出來的，包括我爸在內，好多人還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頭走過。人是動物，人有感覺，表姐在短信里說：“再也沒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窩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見彩虹了。”

“再也”，這兩個字刺目。

我和老郝動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個官員，他說：“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對。”

“臨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帶著一點譏笑看著我：“你怎么不給山西辦點好事兒？”

“我辦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