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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我們安心的 iPhone 5。如果你知道你最愛的 iPhone 和 iPad 是在如此糟糕的環境下生產，你會立即反胃。”2月 9 日，紐約曼哈頓一家蘋果專賣店大門被大批民眾擠得水泄不通。他們不是“果粉”，而是來自美國 Chang.org 與 SumOfUs 兩大環保組織的志愿者。最終，專賣店店長從他們手中接過請愿信。此前，Chang.org 已在線收集到 250 萬封請愿信，要求蘋果“保證生產的 iPhone 5 是一款良心產品”。

　　最終，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Timothy Cook）公開回應：“我們會關心每一位工人，確保他的工作環境安全”。

　　2012年，蘋果公司做出一個前所未有的舉動：公布了其在華的 156 家供應商。在此之前，喬布斯一直堅持不公開供應鏈的“秘密”文化，他自信地認為：“我們做的比這個星球上其他公司都要多。”

　　造成輿論巨大連鎖反應，并迫使蘋果讓步的，不是《紐約時報》年初的深度報道《中國勞工用性命鑄造 iPad》，也不是美國兩大環保組織的吶喊，而是一位中國環保人士，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

　　從 2010 年 4 月起，馬軍通過長達兩年的深入調查，兩份報告、五次新聞發布會、七次與蘋果公司的面對面談判，終于讓蘋果放下傲慢、放棄秘密，公開 156 家供應商名單。今年 4 月，蘋果公司高層向馬軍承諾，先開放部分供應商接受第三方環境檢測，一旦發現污染問題，立即敦促整改。

　　4月 16 日下午，馬軍代表亞洲的獲獎者，站上了美國舊金山“戈德曼環保獎（GoldmanEnvironmental Prize）”領獎臺，領取了 15 萬美元的環保獎金。成立于 1989 年的戈德曼環保獎由民權領袖和慈善家查德·戈德曼和妻子羅達·戈德曼創立。該獎項支持不畏險阻贏得環境勝利的個人，并鼓勵平凡的人采取不平凡的行動來保護地球，被譽為民間“綠色諾貝爾獎”。每年戈德曼獎候選人由世界各地的環保團體和環保人士秘密提名，并由國際評委會最終確定 6 位獲獎者，分別來自六個不同的大洲。

　　此次推薦馬軍的環保團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是美國最大的環保團體之一。NRDC 在給戈德曼的推薦信中這樣寫道：馬軍最近一次備受矚目的行動涉及了大名鼎鼎的美國蘋果公司。蘋果和其他 28 家公司在 2010 年中國綠色 IT 行業報告中，因重金屬污染問題被點名，但蘋果是唯一一家沒有做出回應的公司，他們的理由是供應商名單保密是蘋果長期以來的政策。馬軍領導了一個民間組織聯盟，發起了一場“毒蘋果”運動，抨擊蘋果公司缺乏對供應商的監管。2011年 9 月，在沉默了一年半之后，蘋果公司開始與中國環保組織接觸，并敦促其供應商開展清潔生產工作。馬軍和他的伙伴們繼續與蘋果的代表們進行定期溝通。

　　4月 7 日，馬軍在赴美國領獎前接受了《外灘畫報》獨家專訪。他并不愿意被媒體冠以“挑戰蘋果的人”，他說他和其他 30 家環保組織組成的“綠色選擇聯盟”正在做一件“雙贏”的事。“我和蘋果之間不是勝和負、贏與輸的問題，最后雙方是走向共識和雙贏，希望最后是環境贏、社會贏。”

　　蘋果供應鏈污染調查

　　“我們沒有選擇蘋果，是蘋果選擇了它自己。”馬軍解釋兩年來“緊咬”蘋果不放的原因。2009年，中國出現了一系列重金屬中毒事件，馬軍領軍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和其他一些環保組織展開調查。

　　首先，馬軍梳理了自己的“中國水污染地圖”數據庫，發現相當一批重金屬超標企業是知名 IT 品牌的代工工廠。2010年 4 月，馬軍把梳理好的信息匯總，開始和 29 家 IT 企業交涉，蘋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當其他企業最終都做出了積極回應時，蘋果只回復了馬軍一句話：我們的政策是不披露供應鏈。

　　高度保密的公司文化，已成為蘋果公司除喬布斯以外的另一標簽。《華爾街日報》曾透露說，蘋果公司用巨額懲罚措施來要求供應商簽署保密合同。代工廠所有人員都會被要求簽訂“保密協議”——這是喬布斯和蘋果視為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

　　然而，馬軍卻意識到，蘋果公司對供應商的高度“保密”，使其規避了監管供應商的“環保責任”。一方面，蘋果公司高調宣稱自己是完全綠色的、環保的，實際上，他們對大量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對周邊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不聞不問。“蘋果公司的采購方針是只關注質量和價格，不顧供應商環境表現，這會誘使供應商降低環境標準去贏得訂單，從而導致環境問題的惡性循環。所以，我們認為供應商造成的環境問題，也應該是品牌的責任。”馬軍表示。

　　2010年下半年，馬軍牽頭北京自然之友、環友科技和達爾問等共 41 家環保 NGO 組織組成“綠色選擇聯盟”，正式介入蘋果公司中國污染調查。

　　2010年底，蘇州聯建科技 137 名女工集體正己烷中毒事件被媒體曝光后，馬軍和達爾問創始人馮永峰趕赴現場。在蘇州市第五人民醫院，馬軍發現聯建的女工經過近十個月治療，基本已經出院。但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另外有一個名叫“運恒五金”的小規模工廠，也發生過女工中毒事件。該廠的女工告訴馬軍，她們平時的工作就是擦拭蘋果 LOGO。

　　“她們當中最小的只有十八九歲，最大的 30 歲，都是全國各地過來打工的。”馬軍回憶說，其中一個年紀最小的女工是黑龍江人，工作還不到半年，就開始出現手抖拿不住筷子、拿不住牙刷的癥狀，走路也會跌倒。她的父親也是農民工，辭了工作陪她到四處求醫，最后來到上海同濟醫院。醫生告訴她：這可不是一般的病，這是職業病，需要去專門的醫院——蘇州市第五人民醫院。回到蘇州后，她發現許多自己曾經的工友，都已住在里面。“因為運恒五金是一家小企業，不像聯建那么實力雄厚，中毒的女工出院后能不能得到賠償，一切都是未知。”

　　征得女工同意后，馬軍進入了她們的宿舍。頂層樓道沒有燈，一間本不寬敞的房間被隔成很多小間。一個來自河南的女工癱軟在閣樓的床上，她只有 20 來歲，已被確診正己烷中毒。昏暗的房間里，馬軍拿著攝像機的手顫抖著。“很顯然，整個社會給予蘋果巨大的信任，正是這種信任，使得我們的聲音被全部淹沒，幾乎激不起任何浪花。所以我想做一個視頻，將證據可視化，讓公眾更直觀了解中毒員工和蘋果代工廠的真面目。”

　　由于蘋果的“保密”文化，所有的代工企業都被冠上“疑似”的帽子。這對于習慣了專業污染調查的馬軍來說，又多了一道難題：如何證明污染企業的確在為蘋果公司代工。聯建科技屬于臺資企業，臺灣電子類產業報紙有很多相關報道證實它就是蘋果的供應商之一。“運恒五金”由于是一個小企業，證明它與蘋果的關系，則更需要智慧。

　　馬軍憑借之前在《南華早報》做調查記者的經驗，順藤摸瓜，一點兒蛛絲馬跡也不漏過。他先查到蘇州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發布的一條預警，稱運恒五金因為承攬宇瀚光電的清洗業務，造成員工疑似正己烷中毒。深夜，他打開宇瀚光電的網頁細細瀏覽，終于，他在官網下面一個子欄目里看到這樣一張圖——一個蘋果圖案的 LOGO。圖片說明解釋這是宇瀚光電承接的蘋果公司業務。“雖然當時已是深夜，但我卻在一剎那豁然開朗。這種證據鏈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我們需要負責任地去陳述一件事，一方面減少自己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是對企業負責。”

　　敲開蘋果的大門

　　2011年 1 月，馬軍回北京后，召開了第四次新聞發布會，發布了《蘋果另一面》調查報告。發布會之后，馬軍又給蘋果寫郵件，期盼蘋果能出面回應，但依舊石沉大海。

　　面對傲慢的巨人，馬軍沒有放棄。他調查了華北、華南、華東的 27 家蘋果代工廠，接觸了六七十位勞工，收集到詳實的污染數據，拍照、制圖、建檔。讓馬軍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武漢名幸電子拍到的一張河流污染的照片。馬軍和自然之友湖北志愿者、律師曾祥斌一起在河上劃著小船，一股股濃烈的刺激性味道撲鼻而來。眼前看到的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卻是漆黑一片。“上面像是豆漿，底下是像芝麻餡的黑色沉積。一時間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是美好呢還是骯臟？

　　回來剪片子的時候，剪輯師說不太好處理，因為有我抽泣的聲音。當時我很難過，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著時尚的 IT 產品時，能夠理解它背后的環境代價？”

　　馬軍告訴記者，名幸電子的線索，來源于“環友科技”中日韓環境聯盟提供的信息：2011年 3 月日本大地震后，日媒爆料日本名幸電子的一批蘋果訂單由于地震工廠停工的原因，轉移到武漢工廠生產。最終，馬軍在“豆漿河”發現了名幸電子的一個非法排污口，正在嘩嘩地大量排放未經處理的污水。

　　馬軍終于等來了好時機。2011年 8 月，《蘋果另一面2》調研報告發布前，馬軍照例把它先發給蘋果。五天后，也就是新聞發布會當天早晨，馬軍收到蘋果總部回復，稱報告中提到的 27 家代工廠“有幾家”工廠不是蘋果供應商，同時建議通過一次電話會議來進行溝通。這是蘋果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國環保組織進行溝通。又驚又喜的馬軍一邊準備下午的發布會，一邊回信，讓對方告知到底哪幾家不是它的供應商。然而，蘋果再次沒了音訊。

　　最終，《蘋果另一面2》中一張張衛星定位照和第三方污染檢測報告，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關注。美國最大的環保組織之一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也對馬軍進行聲援，向蘋果高層表達談判意愿，希望他們直面問題。同時，一部由馬軍等負責拍攝、達爾問總干事張世友等人負責剪輯的名為《蘋果有“毒”》的視頻被放在網上，兩周時間點擊率超過 4 萬多次。

　　這一回，美國的談判大門，終于向馬軍敞開了。2011年 9 月 13 日，馬軍與伙伴和蘋果中國進行了第一次面對面接觸。10月 31 日，第四次會談“升級”到蘋果美國總部 Cupertino 進行。

　　與蘋果談判

　　Cupertino 是一個如花園般美麗的城市，天空碧藍，芳草萋萋，然而談判室里的空氣卻異常凝重。蘋果高級副總裁和其他高層頻頻質疑馬軍：“你這份報告可信度在哪里？”

　　這一回，一貫文質彬彬的馬軍朝蘋果“開火”了。“我忘記自己有沒有拍桌子。但那天我的確（說話）大聲了。”馬軍回憶說。

　　最讓馬軍憤慨的是，蘋果高層質疑他提到的江蘇昆山癌癥高發地“同心村”并不存在污染現象。而馬軍親自去同心村一條受污染的河邊調查時，當地村民已經把漆黑的河水裝到礦泉水瓶里，十幾位上了年紀的婦女突然集體下跪，請求馬軍能夠幫幫他們。一時間，馬軍覺得自己腿也軟了，端著攝像機也跪在了她們面前。

　　馬軍手拿電腦，提高聲音，展出了一張張同心村河流污染和婦女們滿面愁容的照片。馬軍手上握著花費十年制作的“中國水污染地圖”，涉及近六萬家污染企業的龐大資料庫數據，這是他最有威力的武器，加上近兩年的現場深入調查，當場讓蘋果無話可說。

　　2011年 11 月 15 日，“綠色選擇聯盟”的四個核心 NGO 領袖：馬軍、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創辦人馮永峰和環友科技創辦人李力一同坐在蘋果北京辦公室談判桌上。這是馬軍與蘋果的第五次談判。然而，這一回，他卻選擇默不作聲，以退為進。

　　“兩個小時談判，蘋果方面就講了一個多小時，他們花了很長時間說自己如何環保，員工福利如何完善，還詳細講述了在國貿的辦公大樓有多么節能，就是不談供應商信息公開。”環友科技創辦人李力說，“我當時就急了，想發火，馬軍卻在我背后拍我。”

　　李力回憶說，這次談判算不上充滿“火藥味”，蘋果公司態度緩和不少，他們已經開始對 15 家供應商發起審查，11家已審查完畢，并要求供應商制定正確的計劃并給出時間表。但有一點，蘋果公司仍非常堅持，“他們強調自己每年會發布一份供應商報告，當中包括環境政策，但無法具體透露供應商企業名單。”

　　當天馬軍話很少，當蘋果避重就輕的時候，他只做了一個很西方式的動作：眉頭一皺，兩手一攤。“這動作是表示一種無奈。你管你說，我不同意，我堅持主見。馬軍是一個很認真很執著的人，表面看像書生，碰到問題時卻不讓步，很尖銳。”李力說。

　　馬軍告訴記者，之所以“寡言”，也是出于精心考慮。和蘋果談判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每次只能向前邁進一步。有些品牌從整體理念到構架方面都比較能夠適應更公開、由公眾監督、和外界合作推動的狀態，但蘋果并不具備環境管理的能力。

　　“其實這是一場心理的比拼。在近兩年接觸中，我也是逐步感受到蘋果與眾不同的文化。這個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礎中，所以要讓他們最終實現透明，的確是一個挑戰。”

　　2011年 11 月 16 日出版的《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中國環保人士對蘋果給予審慎的贊揚，因為蘋果試圖化解他們的担憂。不過，盡管蘋果強化了對供應商的審查，但它依舊缺乏足夠的透明度，這一點受到了批評。

　　馬軍給了蘋果時間，而蘋果公司最終也給予了讓環保組織欣慰的回應。2012年 1 月和 4 月，馬軍等人與蘋果進行了第六和第七次談判，蘋果終于公開了 156 家在華供應商名單，并同意先讓部分供應商接受第三方機構檢測。

　　“他握有污染數據庫，這是鐵證。不然如此巨大的跨國公司也不可能會讓步，就是他立下了汗馬功勞。”自然之友總干事李波評論說。

　　今年 44 歲的馬軍從事環保事業已經超過 10 年。2004年從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歸來后，他創立了“中國水污染地圖”。從此，馬軍成為中國污染企業害怕的名字。他的污染資料庫收錄了中國 31 個省、10萬件空氣與水污染違規記錄，只要輸入企業名稱、地點、污染事件、檢測資料一一呈現。目前累計發現近六萬家違規企業，500家與馬軍所在的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接洽商量解決之道，100多家已接受第三方審查。

　　2006年，馬軍的名字與中國總理溫家寶、知名導演李安并列，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2006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

　　“如果把馬軍的人像和籃球明星姚明、女明星章子怡等人像放在一起擺在北京街頭，肯定沒有人認出他。但馬軍的影響力，卻不小于這些明星。”《時代》雜志如此評價說。

　　B=外灘畫報

　　M=馬軍

　　“蘋果像一艘巨輪”

　　B：與蘋果第五輪談判時，其他幾位環保人士都對蘋果的表現很不滿、很氣憤，你卻很沉默。你如何做到談判桌上的心平氣和？

　　M：首先，第一次和多家（環保）組織一起去談判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任何一家大型企業，它就像一艘巨輪，要轉一個方向，沒那么容易，它有很大的慣性，更何況要調頭？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不厭其煩地進行交涉，試圖去達成一致，而不是我們認為的他們會很容易地接受我們的想法。

　　B：你自己使用蘋果的產品么？你的手機、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是什么牌子的？

　　M：我的手機是三星的，筆記本是聯想的，臺式機是戴爾的。雖然我們對蘋果做了這樣多的工作，但是我并不認為蘋果的手機是需要摒棄的。我們制作的蘋果代工廠污染短片《蘋果有“毒”》也是使用蘋果電腦制作的。實際上我上世紀 90 年代，就用蘋果的筆記本傳圖片，所以我并不會排斥它。

　　如果你擁有一個蘋果（產品），實際上你就有了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去向蘋果（公司）做出表達。作為蘋果的消費者，你有足夠的權利去要求蘋果必須去踐行承諾。我相信，我們的消費者不會愿意用污染和毒害作為代價去換取手中時尚的 IT 產品。

　　當然對于我個人來講，心里的坎還是沒有邁過去，所以這一兩年時間確實沒有購買過任何蘋果產品。

　　B：你對喬布斯是如何評價的？對庫克有沒有新的期待？

　　M：喬布斯作為公司管理者，確實有非常強大的創新能力，他能夠去創新而且追求完美，引領創新這些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他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我想他對整個全球生產和采購帶來污染的轉移是不了解的。

　　我沒有見過庫克。我覺得現在一些新變化，如果沒有經過公司最高層的認可恐怕是很難去實現的，所以這些新的變化庫克在其中應該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希望他在掌舵蘋果之后能夠更多地對這些問題加以彌補，加以改進。因為蘋果不再是當年那個小眾市場的企業，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 IT 企業，它所產生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已經不是當年可以比擬的了，所以現在有必要在這個方面加強管理，否則負面影響將會隨著供應鏈的擴展而蔓延。

　　B：日前蘋果透露，將對 156 家供應商中的部分進行第三方審核。這其中包括富士康嗎？

　　M：現在還沒對外透露要審核哪家，反正是要開展一個試點。這個試點是讓雙方去看一下這個審核是不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是不是有益的。

　　B：由怎么樣的機構來審核？

　　M：審核由 NGO 所認可的專業機構來進行。

　　B：是不是與你們機構長期合作的？馬：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審核的過程要由當地環保組織監督，審核最后的報告，除了將一些商業秘密的部分去除以外，其他的應該全部對公眾講明白。

　　B：現在，年紀最長的一線環保工作者吳登明已 73 歲，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在未來的 30 年是不是都會在前線？

　　M：我當然希望到那時候我們的環境問題都已經大部分解決，我們的機構也不必存在。但是現在看來，中國的環境問題要解決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比如北京定下的 PM2.5 的解決時限是 20 年。所以我想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止是空氣的問題，水的問題可能是更艱難的一個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可能在未來的 30 年都是要持續去付出努力。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自然希望在這個方向上持續地和伙伴一起去推進。

　　B：中國水污染地圖從 2006 年制作以來，已揭露污染企業近 6 萬家，其中 500 家與你們進行了積極溝通，100家接受第三方審查。這其中你是否會受到金錢誘惑，或人情壓力？

　　M：你提到的這些都會有。但我現在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就三個字：公信力。它很脆弱，一碰就碎。所以，我們不僅需要自律，還需要制度的約束。

　　我們收集的企業污染數據全部來自環保局等官方信息發布單位，而我本人只有在污染地圖上“提名”污染企業的權力，卻沒有“撤銷”的權力。一般來說，我們揭露一家污染企業，如果它主動與我們接洽，我們會敦促其整改，并推薦具有專業資質的第三方機構對其進行環保審查。如果審查通過，41家環保 NGO 統一組成的“綠色選擇聯盟”集體表決同意，才能把企業從水污染地圖中撤下來。

　　B：有人質疑說，中國的 IT 企業代工廠很多，為什么偏偏選擇蘋果？有“果粉”給你留言，讓你不要再“打擊”蘋果，因為担心你們把蘋果從中國市場趕跑。你有什么話對“果粉”說？

　　M：的確如此，我們與蘋果談判的同時，也是在跟“果粉”間接博弈。有些果粉認為，你越說蘋果不好，我越要買蘋果的產品。但是我相信，事實是最堅硬的東西。我自己從做媒體開始，到后來做行業咨詢，再做環保 NGO，都秉承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問題，就揭露，沒有問題，絕不會硬說有問題。我們的調研都是具有扎實調研基礎的。

　　在西方，如今已經有一些環保組織提出要求蘋果公司生產“良心 iPhone 5”的呼聲。其實，在中國也有很多這樣的聲音。我還是堅定地相信，最終中國消費者，包括“果粉”，都不能接受用污染和毒害作為代價（生產蘋果產品）。

　　B: 你的員工曾經說過，一般環保 NGO 的工作氛圍都是熱熱鬧鬧，大鳴大放型的，而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工作氣氛很安靜，只有員工敲打鍵盤的聲音。你覺得未來的中國環境 NGO 走向會是怎樣的？

　　M：每個人性格不同，每個機構也有自己不同的操作方式。在我看來，環保 NGO 就像彩虹，多個頻譜才好。我有一個心愿：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彩虹頻譜中，多一些中間色、主流色。在中國，有些 NGO 可能特別溫和，有些稍微激烈，我希望我們更多的是處在中間，能夠跟主流社會契合在一起，可以和各界合力去推動問題的解決。因為中國的環保組織都是很小型的，靠自身力量完全不可能解決環保難題。

外灘畫報 2012-04-29 19:0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