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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清末至今百年有余，中國憲政改良功敗垂成，在某些關鍵的歷史點功虧一簣，以至和憲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轉型，必須符合一定的社會與政治條件。

中國憲政失敗其實并不奇怪，因為中國有利于憲政轉型的社會基礎原本相當薄弱，1949年后更是消滅了轉型基礎。

1949年后，前三十年實行的體制可被視為威權3.0版，主要從思想、經濟和人身三個層次上對民眾進行管制。人身管制是“硬暴力”，國家直接動用警察和軍隊管制人民。這個層次的管制在所有形態的威權國家都存在，構成威權1.0版。只有1.0版的威權國家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思想管制通過洗腦控制人民的思維，使之根本不用實施硬暴力就衷心擁戴政權。這是威權統治的最高境界。經濟管制則是通過公有制造成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論出現偏差就要承担失業等經濟后果，譬如說出版了一本禁書就要關閉出版社，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得丟飯碗。

威權3.0版的極權國家熱衷于各種“專政”、“斗爭”，根本不會去想什么轉型。只有逐步擺脫思想管制和經濟依附，從威權3.0變成1.0，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2.改革30年，中國首先從經濟上取得突破，帶來思想與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治國，加上經濟控制實際上是“三桿子”，但是現在國家調配經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有限，而筆桿子基本上已全面失靈。

我曾將1949年后的中國意識形態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腦”階段，第二個是以1978年真理標準辯論為標志的“精英反思”階段，現在則已進入“全民覺醒”階段。

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發展，以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為標志，每個網民都有條件對歷史和現狀進行反思，極大加大了對制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上演著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戰爭，官媒先后出現了奪回意識形態上的“上甘嶺”、對憲政民主思想進行“亮劍”等極左話語，教育部重新強調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這些措施可能會有點一時之效，但長遠來看肯定是無用功。

因此，現在基本上是靠警察這“一桿子”治國，通過公安等維穩力量來管制思想言論。這是為什么目前中國大致處于威權1.5版，也許正在向2.0版演變，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

3.已故哈佛大學教授、《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頓提出過三種轉型模式：第一種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種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種是兩者結合、上下互動的變革。

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較大，是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幾乎沒有成功先例。像羅馬尼亞推翻齊奧塞斯庫的街頭革命只是一個轉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如軍隊轉向或至少保持中立。這些條件在中國目前還不具備。

上下互動的變革是多數人希望看到的中國發展方向，但是變革或改良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與社會條件。

如果體制內可大體分為強硬的保守派和開明的改良派，體制外大體分為愿意與改良派合作的溫和派與革命激進派，那么改良派必須在體制內戰勝保守派，溫和派則在體制外壓倒激進派。

另外，軍隊要保持中立，拒絕與體制內的保守派合作。在轉型成功的國家，這四者的關系呈現良性循環。

體制內外的改良派和溫和派聯合起來，通過漸進改良來解決社會問題。這樣能讓執政黨得分，增強改良派的話語權。體制外有強大的溫和派存在，與體制內的改良派互動，相得益彰。

和體制外相比，體制內的條件更難滿足。體制內的條件也分為不同階段。首先，要有改良派的公開存在。然后，改良派的力量還得超過保守派。

但是現在，中國體制內的“改良派”是誰？這個問題就說不清楚。胡溫時代，還有溫家寶公開主張普世價值，不管是否作秀，現在連這樣的人也沒有了。即便黨內有派也不公開活動，至少外界缺乏信息。這種封閉狀態的派系斗爭對于國家良性轉型是沒有作用和動力的。

總體上講，中國現狀是強硬派壓倒改良派，還掌握軍隊的絕對忠誠。80年代末后，改革派悉數出局，保守派全面執政。此后，體制內強硬派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導致體制外激進情緒和勢力不斷上升。溫和派則遭遇兩面夾擊，“左右不是人。”

4.整體上說，中國當下仍然處于強政府——弱社會狀態。威權體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權力，下放給地方的權力較少。中央集權體制本身對維持政權有利，可以調動優勢資源來對付地方危機；國家規模越大，抗爭成功的機會就越小。

在國家管制下，中國民間力量仍然很弱，一盤散沙，欠缺行動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國社會力量雖然壯大了許多，但總體上仍未走出無信仰、無組織、無共識的“三無”狀態。

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宗教因素，儒家倫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道德資源缺失讓絕大多數人都成為消極被動的“圍觀者”，給中國已很困難的轉型雪上加霜。民眾對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國家都高。

在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在其它國家可能早就引發激烈的社會對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販自焚而發生革命、總統下臺，但是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屢屢發生，卻沒有激發什么民眾反應。

當然，倫理危機并非當今中國最嚴重的問題。由于國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開是大勢所趨，中國信教的人數迅速增加，傳統道德也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復興。

道德倫理在本質上是一個憲政制度問題。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國社會修復倫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5.在此背景下，中國未來的走向主要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集權與社會危機長期并存，不要低估這種可能性。中國確實是一個危機頻仍的國家，經濟、人口、倫理、環境危機越來越頻發，但是如果執政黨在處理過程中沒有大的閃失，沒有什么理由認為這些危機一定會導致翻盤。

第二種是危機大爆發，社會失序、政權坍塌。這種前景令人担憂，因為惡性土壤長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機下產生的政權一般會比原來的更糟糕。

第三種可能是威權局部失靈，體制內開明派主動考慮政治改革，體制內外形成新一輪良性互動。這種可能的前景最為光明，但目前還不見端倪。

如何規避前兩種可能性、讓第三種可能變成現實，是中國朝野的溫和改良派共同面臨的嚴峻課題。

綜合 2022-01-09 19: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