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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項松茂（1880—1932）

名世澄，字松茂，以字行，號渭川，鄞縣（今鄞州區）姜山人。十四歲到蘇州當學徒。一九OO年入上海中英藥房任會計。后受命赴漢口開設中英藥房分店，任經理。一九O九年后漢口組織商會，被推為董事。一九一一年任上海五洲藥房總經理，自制“人造自來血”。后五洲藥房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并開設天津支店。一九二O年創辦五洲固本藥皂廠、亞林制藥廠、中華興記香皂廠、南洋木塞廠，為五洲企業集團奠定基礎。一九二九年又收購鄞縣公濟藥棉繃布廠。到三十年代，五洲集團在本外埠的分支機構共十七處，領牌店五十五處，又投資大豐工業原料公司等十三家企業。越二年發起成立寧波實業銀行，參與組織滬閔南柘長途汽車公司，任經理兼董事。歷任上海租界華人納稅會理事、上海市商會議董、工商部國貨展覽會委員、中華國貨維持會執行委員、中國紅十字會特別委員等職。“九•一八”事變后，于廠內編組抗日義勇軍一個營，自任營長。“一•二八”事變后，因五洲職工十一人被日軍綁架，親赴日方機關交涉，被害于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表現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氣節。

32、馬衡（1881—1955）

字叔平，號無咎、凡將齋主人，鄞縣（今鄞州區）邱隘盛墊橋人。早年肄業于上海南洋公學，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征集員，后任講師。一九二三年任北大史學系教授，旋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奠定北大考古學科基礎。一九二五年任故宮博物院理事，主持古物館。一九二七年初赴日講學。一九三三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抗日戰爭期間，負責故宮文物內遷，功績巨大。北平解放前夕，又設法延滯國民黨政府空運故宮珍寶去臺灣，使大批珍貴文物得以留在大陸。新中國成立后，繼續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九五二年任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畢生從事金石考古研究，于秦石鼓、漢魏石經及古代度量衡有深入研究，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前驅。擅書法篆刻，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著有《漢石經集存》、《凡將齋金石論叢》等。逝世后，子女遵其生前夙愿，將所藏圖書、文物、拓片、手稿、印章、印稿等一萬余件全部捐獻給國家。

33、王正廷（1882—1961）

原名正庭，字儒堂，號子白，奉化白杜鄉人。一九O五年留學日本，次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后任鄂軍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后任國民臨時參議院議員，寧波旅滬同鄉會副會長。一九一二年后任南京臨時政府副議長，唐紹儀內閣工商部次長、總長。反對袁世凱善后借款。一九一九年作為全權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因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而獲國內輿論贊揚。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一度代國務總理。一九二七年后任隴海鐵路總辦、外交部長、國民政府委員等職。素好體育，與張伯苓等發起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代表中國發起成立遠東體育協會。一九二二年當選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任第八屆遠東運動會會長兼總裁判。曾率中國體育代表團參加第十、十四屆奧運會。關心家鄉公益事業，倡議建筑鄞奉公路，資助鄞奉公益醫院、奉化孤兒院、育嬰堂、中正圖書館等。著有《王正廷博士演講集》。

34、盛丕華（1882—1961）

原名沛華，慈溪駱駝余三村（今鎮海區）人。早年曾在上海老寶成銀樓、恒興錢莊等處供職。一九O八年參加反對英帝國主義的保障路權運動。一九一四年任寧紹輪船公司監察人。一九二O年后，任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常務理事、江海銀行監察人，并被選為上海總商會會董。“九·一八”事變后，于一九三四年在滬組織愛國民眾團體“中社”，出版《新社會》半月刊，宣傳抗日。后又在公共租界創辦紅棉酒家任董事長，與工商界愛國人士一起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抗戰勝利后參加民主建國會，支持愛國民主運動，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為赴南京請愿團十一名代表之一。一九四九年平津解放后，轉道香港至北平，四月十五日，參加毛澤東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九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長、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上海市民建主任委員、上海市工商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一至三屆常務委員等職。

35、張繼光（1882—1965）

鄞縣（今鄞州區）人。十六歲到上海習木匠工藝。一九OO年左右在上海創辦協盛營造廠，先后承建大清銀行、日本領事館、東方匯理銀行、紗布交易所、中國實業銀行等工程，并承建太古洋行大班標新立異設計的用銅皮做屋頂的住宅，為國內罕見。同時跨行業投資，任中國水泥公司、寧紹輪船公司、浙東商業銀行、華陽染織廠、寧波長途汽車公司、大有油廠、華豐造紙公司等企業董事；還創辦建昌錢莊，任董事長。抗戰勝利后，連任兩屆上海市營造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熱心公益慈善事業。抗戰爆發后捐資建造上海紅十字會第十七傷兵醫院，任院長，積極救治抗日傷病員。還捐資興建寧波靈橋。

36、蕢延芳（1883—1957）

鎮海楓林石門村人。少年時到山東膠州學商。后到上海，供職于中華捷運公司等。一九二O年赴歐洲考察商務及運輸業。歸國后任中華捷運公司總經理。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十六鋪開設漁行八家，任上海魚市場常務理事、中國漁業公司董事。一九二九年后，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兼地產信托部經理、上海市房地產業公會主任委員、市政府土地估價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參加抗敵后援會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參與創建第十一傷兵醫院，兼任難民救濟協會財務主任、協會代理主任，后又組建國際難民救濟會，致力救濟慈善事業。兼任上海市商會副理事長兼福利委員會主任、寧波旅滬同鄉會副理事長等職。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為赴南京請愿團十一名代表之一。返滬后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曾歷任四十余家公司、工廠、銀行及學校、醫院的總經理、董事、董事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應邀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內河航運局、交通運輸局局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37、包達三（1884—1957）

字楚，鎮海石塘下人。十六歲赴上海當學徒。后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參加敢死隊，攻打江南制造總局，參與光復上海、杭州之役。一九一六年參加反袁稱帝活動。一九一七年后從事工商業，曾任天津美華利鐘表店經理。參與籌建上海引翔港跑馬廳，建造遠東新村住宅等，成為聞名上海的房地產商。后經營漁業及進出口業務，創辦黃海漁船公司、信義地產公司、永達藥廠、雷石化學公司和上海、開封等地的制蛋廠。并在寧波旅滬同鄉會、上海總商會任職。上海淪陷后，拒任偽職。抗戰勝利后，參加民主愛國運動，投入反內戰斗爭。一九四六年六月被上海各界推為赴南京請愿團十一名代表之一。回滬后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營救、接濟被捕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曾把賣地所得黃金二百兩當作活動經費，支持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顧問，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工商聯主任委員等職。

38、孫梅堂（1884—1959）

又名孫鵬，鄞縣（今鄞州區）人。一九O二年接辦其父創辦的上海美華利鐘表總行，任總經理。一九O五年在寧波創設制鐘工場。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建立美華利制鐘廠，以機器代替手工，為發展我國制鐘業起了先導作用，并一舉獲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金獎，充分顯示了我國制鐘工業的潛力和制作水平。一九一七年接盤洋商所辦的亨達利鐘表行，專營鐘表業務。其鼎盛時期在上海、天津、漢口、杭州等地開設分店二十五家，時稱“鐘表大王”。還從事地產投資。熱心家鄉公益事業，在鄞縣創辦北渡啟賢小學，捐款成立北渡救火會，出資建造北渡渡口及三座橋梁、一座涼亭，深受家鄉人民稱頌。

39、陳萬運（1885—1950）

又名遇宏，慈溪東安鄉人。出身小商人家庭。早年在南匯縣三陽泰煙紙店當學徒。一九一二年與同鄉沈九成、沈啟涌合資開設制造燭芯的手工作坊“三友實業社”。一九一五年三友實業社增資至三萬元，并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七年擴建工廠，除生產燭芯外，還生產毛巾、被單等棉織品。所產“三角牌”毛巾，暢銷國內，把日貨“鐵錨牌”毛巾擠出中國市場。由于經營管理得法，企業發展很快，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二十年間，資本額從四百五十元，激增到二百萬元。“一·二八”事變時，其在引翔港的工廠被焚毀。此后，乃集中精力發展杭州“三友”紡織印染廠。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曾企圖誘使合作經營，被拒絕。日軍占領上海公共租界后，實行經濟統制，“三友”因生產停滯，入不敷出，資金幾乎耗盡。一九四四年辭去總經理職務。

40、方椒柏（1885—1968）

名積蕃，鎮海桕墅人。十三歲赴上海繼承祖業。一九O五年在家鄉創辦培玉小學。辛亥革命期間，參加“革命軍餉征募隊”。一九一七年上海神州政法專門學校畢業。一九二O年任北京東陸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醫院董事、上海總商會會董、寧波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一九二二年合資創辦大有余榨油廠，任董事長。次年任寧紹輪船公司董事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理事長，同年任上海總商會副會長。一九二四年發起組織吳淞江水利協會，任會長。一九三二年后，以從事律師事務為主。抗戰期間，担任上海難民協會副秘書長兼勸募主任，致力于難民救濟工作。具有獨立自主發展民族企業經濟思想，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曾為上海總商會起草通電，表示拒絕軍閥勢力的公債攤派，抨擊搜刮行徑；主張對民族資本企業實行關稅保護政策。其深度的合作社理論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有一定影響。新中國成立后，担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革上海市委委員等職。

網載 2012-07-27 22: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