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評傳》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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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粵海波瀾多原定黃埔校長不是他 1

    黃埔軍校校長，并非特別顯赫的位子，但對蔣介石來說，卻是生平重大的轉折點。他以黃埔校長為跳板，躍向權力的高峰，最后成為一國之君。此一飛黃騰達，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順理成章，而是當事者處心積慮，玩弄不少權術而獲致的。
    俗稱“黃埔軍校”，顯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舉行的第五十八次會議，列席委員林祖涵報告“陸軍講武學校情形案”，決議“委蔣中正為該校校長，廖仲愷為該校黨代表”(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可見當時的名稱是“陸軍講武學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會議時已稱“陸軍軍官學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不論何種名稱，此一軍校的來歷，乃由于孫中山自民元讓位于袁世凱之后，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已讓給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重光”法統與河山，然而卻屢次失敗，無論大元帥或非常大總統，都坐不穩當，廣東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國家支持，怎奈誰也不理。最后蘇共領袖列寧正好要利用中國來反帝，而孫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蘇聯的“人”、“財”、“槍”三援之下，孫中山“以俄為師”，成立了黃埔軍校。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軍校是民國十三年成立的“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結交后，所生下的一個“愛情”結晶!黃埔軍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國共合作的自然現象，如戴傳賢是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黃埔軍校既是蘇聯“人”、“財”、“槍”三援之下的產物，經調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軍事教官四人，后來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東征”時，軍中有蘇聯的布魯轍即加倫將軍(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領的二十名俄國軍官參加，第二次“東征”時，有更多的俄國軍官參加；在“財”的方面，蘇聯援助二百七十萬元(三百萬盧布)，援助建立中央銀行一千萬元；在“槍”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運抵黃埔的武器有大炮、機槍和八千余支(或一萬二千支)步槍。同年十二月，又運來飛機九架、步槍彈藥五百萬匣、機槍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門以及機槍彈及炮彈等。
    回想黃埔建校之初，只有粵造七九毛瑟槍三十支，后來全靠蘇聯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錢”。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創始之回憶》中說：
    在一天的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于學生，無不興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打掌，說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儲藏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船官兵的招待、繩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夕陽將向西了，炮臺上的望，報告快到了。我與多數人都跑到校門外碼頭上迎候。遠遠見白色三煙囪的兵船出現了，滿船掛起旗飾，船尾上懸的一面紅旗，角上有白的，是斧頭鐮刀。咦!這是蘇聯的國旗。炮臺禮炮響了，兵船的禮炮，一替一聲的在答了，于禮炮一致一答的聲中，漸漸靠近了學校江中。拋了錨。在這時將停未停之際，斜刺里尾巴上插著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小汽艇飛躍而出，浪花四濺。卟!卟!卟!飛向大船而去。卻原來校長、校黨代表及顧問先去慰訪。這遠途密航到來的珍客，自有一番接應酬答的禮，慰勞致謝的詞。我未去，無從知道，想起來大概不錯。(未)幾辭返，跟著船主及二三位軍官(海軍)上岸來答拜。經過一番來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黃埔碼頭，我們大碼頭上頓時現出活氣。……如是過了夜。天明了，全體動員，學生做了碼頭小工，隊上官長做了工頭。……如是抬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告清楚。好像那時軍械保管員是楊志春，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支，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里。當時就少了一支，并沒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與學生無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說道：“今后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攔路搶劫。
    這段回憶，正是“天不助、蘇聯助”的大特寫。
    蔣介石之被任命為黃埔校長，則絕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劉峙所寫的《我的回憶》指出：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后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后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頁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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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人選，孫中山原定是許崇智，而蔣介石得到此位，又與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派團赴蘇考察，并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磋商，是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首先于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并答應派遣最好的代表團前往。最好的人選，無過于廖仲愷。廖不僅是孫中山身邊的紅人，而且是對聯俄容共政策最表擁護的國民黨人，然而正因為太紅、太忙，不克領團前往。其次該是朱執信，是孫中山身邊最精湛的革命理論家，同時也是最腳踏實地的行動家，無論在學識上或經歷上，都遠超過蔣介石，蔣本人也自承不諱的。但是朱卻于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為調解虎門民軍與降軍糾紛而遇難。于是，蔣介石又成了孫中山選擇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蔣還施加了以退為進以及毛遂自薦的壓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孫中山自滬抵粵后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此為孫氏在粵開府的梅開三度，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即侍衛長，命其速來就任，但蔣照例姍姍來遲，于四月二十日才抵達廣州，因為不稱心，又于七月十二日“憤而辭職”，前往香港。然而當聽到孫將派代表團赴蘇，乃于七月十三日自港寫信給大元帥秘書長楊庶堪，希望向孫提出自己的要求：
    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蔣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頁九十二)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后決定派蔣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并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啟程赴俄，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一行在俄參觀了軍事學校和武器裝備，還去拜會了紅軍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Chicherin)，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務則是于九月九日會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參謀長甘門涅夫(L.B.Kamenev)。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從俄文資料中得知，蔣曾代表孫中山向蘇方尋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個新戰略協議。即突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據地轉移到西北，以便蘇方的軍事支援。(詳閱吳文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實孫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經披露，有謂：“蔣將軍將提交貴政府以及軍事專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遠地區的軍事行動計劃書。”(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P.243)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線回國。蔣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孫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廣州報命，并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別，留書請辭。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后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愷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借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切!竟謂：“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再往下看，更知所謂“信不專、愛不切”，因孫中山仍然把他視為侍衛長看待，沒讓他“兼任他務”，也就是沒讓他管軍事之外的黨政大事(蔣致孫函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六冊，頁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們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沒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會議，孫中山繼續出任黨的總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精衛、張人杰、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鄒魯、譚延闿、覃振、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閔、葉楚傖、于樹德，沒有蔣介石。候補中央委員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也沒有蔣介石的名字。蔣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傳賢、杭辛齊、戴仁、胡公冕、宣中華，前三人由孫中山指定，后三人則由該省黨員選舉而產生。蔣只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粵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歡可以想見。對孫中山心存不滿，也就事出有因了。
    蔣介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愷，更加露骨。他顯然不滿意廖任軍校的黨代表，責備廖干預、侵奪他的權力，更進而批評廖“專意順從”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若謂：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于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于孫先生唯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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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晚年寫《蘇俄在中國》，還提到這封致廖函，說是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并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據此可知，《游俄報告》可能是比較正面的意見，所以他要補充比較負面的意見，亦即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意見，于冷戰期間寫《蘇俄在中國》，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覺”。但是這種先知，與先知陳炯明會“叛變”差不多，都是因為不愿意為別人做嫁衣裳。他此時似已看出，在俄國扶助下的中共，將是對他將來權力的嚴重威脅。聯俄容共，在他看來，不啻為中共做嫁衣裳!
    據我們的分析，不能把蔣介石的“意識形態”看得太認真，因為他本人沒有一貫的主義信仰。他既是孫文與耶穌的信徒，同時也可以舉證說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論，充塞黨史委員會出版的《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但把這四十卷蔣介石定本書中收有的《陸軍官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一文，和喬家才收藏當時發刊的原文對比，其中刪減文字，可歸納出蔣介石當時親共言論的重點如下：
    一、共產黨是總理“一線相傳”在“國民黨內”的“命脈”與“血統”。
    二、我蔣介石愿為“國民革命”、“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而死。
    三、“直接”實行三民主義就是“間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
    四、“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
    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無共產主義。
    六、“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紛爭的必要。
    八、國民黨共產黨不可分，而應合。
    九、“未有對共產主義以誠，而對三民主義不誠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應以誠意相孚”。
    十一、對“共產主義之同志”，“自信”我蔣介石“為最誠實同志之一人”。(詳閱李敖《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是共產黨)一文，頁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蔣氏父子統治下的臺灣，如果沾上這十一重點的任何一點，都會被當作共產黨而橫尸法場或坐穿牢底呢!
    我們認為蔣介石對任何“信仰”都不認真，因為他是一個很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個只相信權術的現實主義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贊同聯俄容共云云尚是較“理想”的，最“現實”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愷，不愿意廖當軍校的黨代表，就像前幾年嫉恨陳炯明那樣。這一點在他三月二日致孫中山函，也可見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別推崇胡漢民，認為胡“學術膽略并優而兼有道德”，要求孫“何不令(胡)追隨左右”，并建議任命胡為廣東省長、許崇智為粵軍總司令，他自己則可任許之參謀長。蔣介石想“聯合”胡漢民與許崇智來“打倒”廖仲愷的意圖，已呼之欲出。
    蔣介石原以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軍校辦不起來，所以處處暗示以去廖為要挾。據陸培涌的研究，蔣想以楊庶堪或張靜江來替代廖仲愷。(見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積極支持孫之聯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為孫依賴與信任，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營秘書長，隨時助孫處理政務，實為孫左右的核心人物。蔣出走后，孫即命廖代蔣職，繼續籌備軍校事宜。當孫與廖回信給蔣，略作安撫后，蔣仍無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書”：“轉介石兄，歸否？請即復，俾得自決!”至此，蔣知廖搞不倒，軍校不會因他辭職而不辦。事實上，軍校學生聚集黃埔已好幾百人，勢在必辦。遂即于同日復電：“函電敬悉，弟必來粵，勿念。”
    不過，這次權術游戲之目的，雖未全部達成，廖仲愷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動搖，但蔣之收獲亦已不少。討價還價之余，終于獲得孫、廖的允諾，給予他辦軍校在人事與財政上更多的權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倒廖雖一時無成，聯胡畢竟立見效果。胡漢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蔣電有云：
    (孫)不惜免楊西巖禁煙督辦，不憚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誠前引書第六冊，頁三十四)
    胡漢民因政見上有歧見離粵，他顯然把孫中山重新召他回粵輔助之功，歸之于蔣介石。
    蔣介石終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廣州，二十六日赴黃埔軍校辦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孫中山任命為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廖仲愷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黃埔陸軍學校的中國國民黨黨代表。蔣仍然未能避開廖的“陰影”。其實，廖只是親共的國民黨，共產黨在黃埔軍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來原來是軍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軍法處處長，担任政治教官的共產黨還有惲代英、蕭楚女、包惠僧、高語罕等人，另外還有蘇聯教官數十人，而且整個制度根本是蘇式的，無疑可稱之為“紅色的黃埔”，蔣介石亦獲致不虞而譽的“紅色將軍”(The Red General)稱號。他當時對共產主義絕無異議，甚至是極為贊同的，甚至公開說：“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黨的辦法。”(見《黃埔叢書》第二集，頁六十三)他所關切的是權力，共產黨的權力發展對他說來是未來的“隱憂”，而當前軍校的實際排名，由于孫中山兼軍校總理，他在孫總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孫、廖先后去世后，蔣介石才真正坐上黃埔軍校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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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平撰《蔣介石生平》，描寫孫中山親臨主持軍校開學典禮，“五百多個學生一律穿著蘇式黃軍服，整齊嚴肅，精神煥發，軍容極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型軍隊”，并不正確。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軍隊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不過，黃埔可以說是第一支蘇式黨軍，然而由于急需軍事干部，只制定七個月為一期的“速食面”式的軍事教育，同時為了加強“革命性”，還得學習三民主義、革命史、帝國主義侵略史等政治課程。國共二黨人士中，肚子里有點墨水的，如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邵元沖、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都在軍校講過課，孫中山本人也來演講。我們雖找不到蔣校長講課的紀錄，但他的訓話幾乎天天有，實為日后訓詞等身的開始。他的訓詞要點，不外是“嚴守軍紀”、“絕對服從他”、“不求升官”(沒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軍未曾脫此范疇。當時軍校第二團第二營的黨代表回憶道：
    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開始一個時期，蔣介石經常親自檢查教官、學員等的訓練與生活情況，常常在早晨起床號吹過后即直闖教官、學員的臥室巡視。有些人以為校長(蔣)不在校而睡懶覺者，常被他集合起來訓斥。他當時不吸煙不飲酒，據說與他在日本和上海時已判若兩人。
    他在校時必到餐廳與教職員一起就餐，教職員必須等他動箸爾后動箸，大有嚴肅認真勵精圖治之概。當時他對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也表示反對，常說他們反共，我們要反反共。在每次開校務會議時，大都由他一個人做訓話般的交代，很少聽到不同的意見，民主的空氣是聞不到的。在對待人的態度方面，盡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陽奉陰違，但表面上唯命是聽接受訓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軍事重任者此類人不少。但他對那些自覺自愛表里如一而有骨氣的人，則尊而不親，甚至敬而遠之。他對共產黨同志的態度固然如此，即對鄧演達、嚴重等也是這樣。(季方《我所接觸到的蔣介石》，載李敖編著《清算蔣介石》，頁十九至二十)
    其中提到蔣介石喜歡查勤務，后來變本加厲。當本書作者李敖、汪榮祖在臺灣服預備軍官時，蔣介石還要親自檢查廚房和廁所，為了他要來查，廁所清干凈后不準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蔣氏本人軍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進陸軍士官，所以沒有受過完整的軍官教育，他的軍事訓練止于洗馬，也只能在“生活情況”上做文章了。
    根據黃埔一期徐向前的回憶，蔣校長還有別種“鬼名堂”：
    蔣介石這個人，有許多鬼名堂。黃埔軍校開課后，他每個星期都到學校來，要找十個學生見面、談上幾句話，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和蔣介石單獨見過面、談過話。學生多是些剛剛走向社會的青年人，當然不可能懂蔣介石那一套籠絡人心的手段。許多人對蔣介石親自找去談話，雖是一般地問幾句，都覺得高興和新奇。一些有見識的同學，說蔣介石有點裝腔作勢，但多數人對他還是滿意的。蔣介石通過這種個別見面和談話，認識了不少學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來，蔣介石嫡系部隊里的許多將領，都是黃埔生。(徐向前《回顧黃埔軍校》，載《蔣介石與黃埔三杰》，頁六)
    這種“鬼名堂”，終蔣介石一生，屢試不爽，作為籠絡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貳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