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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云集清華園

站在面前的李濟，與梁氏家族兩代人有著非同尋常的淵源，其深厚的友誼肇始于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校長積極倡導下創建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親任所長，由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國學門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師，還聘請社會上名聲顯赫的鴻學碩儒羅振玉、王國維為通信導師。此舉開創了在大學校園內設立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學問的先河，一時為天下儒林所重。與北大同為北方教育重鎮的清華學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體制只是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相對薄弱。[22]眼見蔡元培把北大國學門搞得紅紅火火，清華學校教授與社會各界有識之士，不斷發出清華亦應仿效北大，增強國學教學研究，以傳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請。
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涌動中，1924年初，清華學校當權者報請政府批準，欲正式“改辦大學”，校長曹云祥專門函請周詒春、胡適、范源濂、張伯苓、張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時的學術、教育界大腕担任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六人中，除前任清華校長周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由于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限制，經過多次商討、斟酌，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后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23]學科范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積極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云祥即動員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適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尚不算糊涂的胡適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并建議曹校長根據中國學界的優秀傳統，采用宋、元時代書院的導師制，兼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表示請胡氏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范，綿延中國文化血脈。但此時的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等諸前輩那“高山仰止”的國學氣勢和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之高，大師之大的偉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啟超）、王靜安（國維）、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24]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長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聘請由美國哈佛大學歸國的一代名士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自此，吳宓開始協助校長曹云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來院執教。[25]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云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居處一一聘請。時年49歲的王國維（號觀堂），作為滿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儀的“帝師”，自然屬于舊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滿清宣統朝五品銜“南書房行走”職）。半年前，王國維因不滿北大國學門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憤然辭去通信導師一職。1924年秋，腦后長有反骨的直系軍閥將領馮玉祥，率部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戰爭中，中途倒戈，悄然拉著隊伍從前線回到北京，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馮玉祥下令將國民政府總統曹錕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取消國民政府對皇室的一切優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馮玉祥擅自派出的國民軍包圍了紫禁城，宣布廢止對清王室優待條件的函文，限令清遜帝溥儀三個小時內搬出皇宮。仍以皇帝自居的溥儀看了函告，驚慌失措，在軍隊脅迫下，召開了最后一次“御前會議”，交出了皇帝印璽，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監和宮女。當天下午，被監護離開皇宮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橋生父的居處醇王府暫避鋒芒。
溥儀被逐出宮，王國維的“南書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書度日。正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曹云祥校長托胡適向王國維轉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并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釋說明。王氏深怕機關中人事傾扎，本不欲就聘，后經胡適說和，加上胡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到清華園轉了一圈，王始有進清華的念頭。
此次吳宓再次登門，對王國維這位晚清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作過一番了解研究，計定了對付方法，力爭一舉成功。待吳到了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10號王國維住所后，采取入鄉隨俗策略，先行三拜如儀大禮，然后再提聘請之事。此招令王國維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面包的年輕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頗感痛快。王氏“事后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26]吳宓的一番心思總算沒有白費。
決定就聘的王國維，覺得這樣重大的工作調動，應該稟報“皇上”，看“上面”是否“恩準”，再最后決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時日，硬著頭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張園見到遜帝溥儀，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27]后，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攜家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身材瘦小的王國維，臉龐黑黃，八字須，頭戴瓜皮帽，身后拖著一根豬尾巴狀的小辮子，一副頹喪委糜的樣子，屬于現代文學與影視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滿清遺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當年與王相識的魯迅曾說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28]胡適也曾直言不諱地說王國維“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29]正應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訓，此人肚子里的學問，可謂如江河湖海，浩瀚無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寧的王國維，早年立志研究哲學、美學，繼而詞曲，通過自己的天才加勤奮，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對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特別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華、尼采等大師的思想理論，有獨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見。憑借“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求學治學精神，王氏經過多年苦心鉆研，終成利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對宋元戲曲史的研究更是獨樹一幟，達到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奇境界。[30]1906年，王國維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詞，在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倡導德、智、美、體四育并舉的教育理念，明確提出教育之宗旨為培養“完全之人物”，為中國現代教育理論的創建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辛亥革命后，王國維隨亦師亦友的滿清遺老、古文字學家羅振玉避居日本，開始隨羅專治經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先后在歷代古器物、甲骨鐘鼎、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漢晉簡牘、敦煌唐寫經，以及殷周秦漢古史的考釋研究領域取得了驚人成就。最驚世駭俗和令人欽佩的，是對出土甲骨文與傳世金文的研究成果。
通過對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這一視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國維最終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軀，借助思想學術的浩然銳氣，轟然撞開了迷蒙遁隱幾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門，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一下子向前延續了近一千年。王國維也因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劃時代學術貢獻，一舉成為甲骨學的鼻祖和“新史學的開山”（郭沫若語）。后世評價王國維學問之博大精深，有“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陳寅恪語）的高度贊美。1922年8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31]
此時的胡適雖然有點謙虛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舊”的圈子之內，但就他的國學功底與成就而言，與王國維相較，不能說無法望其項背，至少是不能與王國維齊肩并立，更談不上予以匹敵。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學術框架和標高論，自兩千多年前偉大的史學之祖司馬遷與世長辭，過了一百多年才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荀悅死后過了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陳壽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紀才產生了歐陽修、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和范祖禹。12世紀產生了鄭樵。鄭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紀才產生了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等幾位名家。繼趙、錢、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曠世天才王國維橫空出世。而王氏不僅“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世”（吳宓語），其學問博大精深，是繼魏晉時期寫出不朽名著《三國志》的大史學家陳壽死后一千六百年來，歷代史學名宿所不能匹敵的。正是有了如此偉大的創舉，后人遂有“不觀王國維之學問，不知大師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國維到校后，鑒于他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云祥校長請其出任國學研究院院長一職，王氏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云祥校長復請吳宓任之，吳乃允就主任之職。”[32]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53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啟超此舉，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當時北平學界幾乎盡人皆知，梁氏與清華學校有著相當長的密切關系與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學于清華學校。梁啟超長子梁思成，1915年入學，1923年畢業，次年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學，1924年畢業后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學，1926年畢業后留學美國，步入著名的西點軍校。梁啟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數次來清華學校作“名人演講”，開始與清華建立起真摯的感情與友誼。晚清至民國初年的梁啟超不僅是名滿天下的國學大師，還是一位具有世界聲譽的“言論界的驕子”和“輿論界的權威”，他那宏闊深邃的思想、詞鋒如劍的演說，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閃電，在昏沉沉的中國放射出灼人的光芒，無論是他主辦《時務報》時期、《新民叢報》早期、反對袁世凱稱帝，還是反對張勛復辟時期，其思想鋒芒皆具有氣貫長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勢，袁世凱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當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開坦承梁啟超是一位罕見的領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賢于十萬毛瑟也”[33]的贊許。許多年后，已成為文學家、名教授的梁實秋在回憶清華求學時代聆聽梁啟超某次演講時說：“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高等科樓上大教堂里坐滿了聽眾，隨后走進了一位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后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么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又說：“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云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于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咤風云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34]
對這一歷史因緣，梁啟超曾自言“我與清華學校，因屢次講演的關系，對于學生及學校情感皆日益深摯。”[35]除了演講，梁氏還不時來清華休假“小住”，著書立說，并對國學的前途有所關注。他在一次校方組織的教授座談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36]因有了這樣的感情與私誼，梁啟超常在清華兼課和講演。
1914年，即清華建校三周年之際，梁氏親赴清華演講，講題名為《君子》，他用《周易》中兩句關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辭作發揮，以此激勵清華學子發憤圖強：“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忍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君子責己甚厚，責人甚輕……。”在闡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啟超明確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誰屬？深愿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37]梁氏江河狂瀉，中流破柱般的演講，在清華師生心靈深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對清華學校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后來，清華大學校委會決定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定為校訓并鐫刻在校徽上，以勵師生。自此，內含真正“強大”、“不息”玄機奧秘的八字校訓，如同一座高聳的路標，昭示著清華師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為有了如此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情感交結，梁啟超接到聘書之后立即萌動了應聘之心。當然，除了梁氏與清華在感情上的瓜葛，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這便是，出于對國學的摯愛和對國學發揚光大的目的，此時梁啟超正準備在天津籌辦一個專門用來培養國學人才的“文化學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總不得實現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鳴鑼開張且適時來聘，于是便有了梁啟超放棄舊構，欣然前往的抉擇。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后，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與梁啟超不睦的章氏，不愿與王、梁二人共事。因為章氏在日本時，常和梁啟超為“革新改良”還是“革命共和”等社會政治問題打過筆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開反對世間有甲骨文之說，他認為無論是社會上流傳的還是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們鼓搗的假冒偽劣產品，信它就是替騙子張目的妄人，而王國維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從中發現了殷商先公先王名號而聞名于世的。鑒于這眾多的瓜葛，章瘋子得此禮聘，“瘋”勁頓起，拒聘不就，當場把聘書摔到地上并踩了幾腳，表示決絕之態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機會，清華園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38]
國學研究院既開，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各科學業，于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他同期留美，時年34歲，才華超群，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身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一看張彭春薦了自己的同學，也不失時機地向校長曹云祥強力推薦自己在哈佛讀書時的同學、時正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的史學奇才、37歲的陳寅恪前來清華担當導師之職。經過吳宓的力薦與梁啟超、王國維共同用力，曹校長在反復權衡之后，終于同意，并由吳宓電請陳寅恪歸國就聘。——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
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較為年輕的陳寅恪連個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清華國研究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放洋十幾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過一遍，終未能揣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39]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40]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人中之龍，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為學術界推崇備至。至于清華園內新來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稱號最先由誰呼起，研究者已難考證，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41]
緊隨這“四大”之后進入國學院的另一位導師，就是后來被譽為中國人類學和考古學之父的年輕“海龜”李濟。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即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1907年，李濟隨時為清朝內務府的小京官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1918年畢業后留美。
李濟留美的這一年，與他同船離開上海浦江碼頭的一批官費、自費留學生與考察人員中，有后來成為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清華大學理學院長葉企孫、著名學者董時、張道宏、查良釗、劉叔和、詩人徐志摩，還有一個同船赴美籌備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職業革命家汪兆銘（精衛）。船抵舊金山，李濟與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幾人進入馬薩諸塞州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就讀。李與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結下了深厚友誼。李主攻心理學，徐讀財政、銀行學專業。一年之后，徐志摩轉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20年暑期后轉赴倫敦），李繼續留在克拉克大學作為研究生攻讀社會學，并于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成為當時哈佛大學人類學研究院唯一的外國留學生，同時也是哈佛創建以來這個專業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濟隨具有國際威望的人類學大師虎藤（E.A.Hooton）、羅蘭?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學的一個觀點，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指的中國與夷狄的說法，把中國的歷史材料作一種分析”，進一步弄清整個中國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動的，“這個最突出的現象”。[42]
1923年，李濟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的形成》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此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這一年，李濟27歲。
獲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和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一只意氣風發的“海龜”，懷揣滿腔熱血，穿過波涌浪滾的浩瀚大洋，攜西學文化的新風與銳氣，精神抖擻，豪氣飛揚地爬上了黃土凝成、板結干裂的遠東大陸，回到了賦予他青春和夢想的故都北京。此時的“海龜”與若干年后作為新生代的“海龜”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較大不同，在李濟的夢想里，有成就一位學術界大師的心愿，卻沒有撈個大官或弄個百萬富翁或千萬大亨的追求。從徐志摩于哥倫比亞大學致李濟的信中可以看出，這個被徐稱作“剛毅木納，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43]心中裝填的是“新文化，科學救國，振興民族”等一類理想與抱負。這一鮮明的時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濟所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之后就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后，選擇職業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家糊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44]
回國后的李濟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國克拉克大學時期結識的學長舉薦下（南按：時凌担任南開大學部主任，一說教務長），接受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類學、社會學兼及礦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間，由于礦科專業的關系，結識了當時中國著名的礦物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并通過翁再度結識了在李濟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國際級地質學大師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為終生摯友。
丁氏作為曾在歐洲劍橋、葛拉斯哥等大學求學七載，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歸國的老字號“海龜”，此時已取得了中國地質界的領袖地位，担任中國地質學會秘書長，對田野考古發掘和野外收集資料頗為熱心。正在這個時候，河南新鄭古墓出土一批青銅器的消息傳到北平，引起了學術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勵李濟親自到那里做些發掘工作，并籌了200塊錢作為發掘經費，另外派了地質調查所譚錫疇作為李的助手協助工作。
李濟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鄭做了第一次試探性小規模考古發掘，由于土匪搗亂與當地土著們不合作，加上墓葬幾乎被盜墓賊盜掘一空，發掘收獲不盡人意。李濟自覺有“失敗”之感。正是這次“失敗”，使年輕的李濟從具體實踐探索中積累了可貴的田野工作經驗，并有簡短的英文報告《新鄭的骨》一文問世。按李濟的說法“由這些無數的寶貴經驗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丁文江先生對我們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濟邁出了由人類學家向考古學家轉變的第一步。這一步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意義，正如許多年后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飛船舷梯，邁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時對地球人類說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濟在新鄭發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學性質的考古學大幕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轟然開啟，神秘的東方古代文明之門再度洞開，整個地球人類將隨著中國田野考古發掘一步步推進和豐碩成果的展示，為遠東大陸如此不可思議的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而驚嘆。
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學會弗利爾藝術館（TheFreerGalleryofAr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一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考古發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界日漸興隆的名聲，以及他在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史上邁出了關鍵性一步的機緣，畢士博代表團駐北京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的工作隊，共同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工作。李濟接信后，頗為躊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決定與對方合作，他在給畢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當時并沒有多少人意識到，但卻關乎國家與民族大義的兩個至關重要的條件：
一、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
二、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
畢士博接信后，立即回華盛頓向他的上司——弗利爾藝術館館長洛奇匯報，并將李濟贊揚一番，終于達成一致意見。不久，李濟收到畢士博的回信，稱：“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決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45]李濟對這個答復很滿意，于是辭去南開大學教職，于1925年初，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濟所提的兩個合作條件，開創了“既維護主權，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僅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更重要的是，為后來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的國際性合作樹立了堅實穩定的坐標。
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動開啟，作為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梁啟超深以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是哈佛博士，且正與美國人合作田野考古發掘項目，當場表示這樣的人才實在難得，趕快請進清華園。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國學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
主任：吳宓；
事務員：衛士生；助理員：周光午。
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外同仁稱贊，向來以木訥寡言著稱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認為此舉正合他早年關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46]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蹩履和歪理邪說被無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和管理隊伍控制的大學，其辦學成績自可想見。
從清華國學研究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界人數，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發揮了交疊影響和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樁歷史公案。[47]

岳南 2013-08-21 08:4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