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總統，因徐世昌倡言和平統一，故為順應國內外要求和平的政治氣氛，徐世昌在就任當日便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從表面上看，段祺瑞的去職似乎表明皖系和直系打了個平手，但實際上段祺瑞當時仍担任參戰督辦并控制著安福國會，北京政府實權仍在皖系軍閥手中，相較而言，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則完全被擠出了中央政府。然而，直皖之間的沖突并未因馮段同時下野而平息，相反卻更加激烈了。

1918年11月中旬，徐世昌正式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此時，德國在歐洲戰場剛剛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作為戰勝國的協約國成員英、法、美等國又回到了中國角逐利益，對于日本趁自己忙于歐戰而企圖獨霸中國的做法，他們十分不滿，自然也就反對日本單方面支持的皖系軍閥武力統一中國、助長中國內亂的政策。美、英、法等國通過多種渠道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護法軍政府提出停戰議和的要求，同時在外交上向日本施壓，使日本宣布停止對段祺瑞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參加四國銀行團，與各國采取一致的對華政策。

外國列強的積極主和，加上國內和平統一呼聲的高漲，這一切都為南北停戰和談創造了有利條件。終于，1919年2月20日，南北雙方代表在上海舉行和會，參加和會的北方總代表為朱啟鈐，南方總代表為唐紹儀。和會才開始不久，雙方就在陜西停戰和參戰借款兩件事上談崩，和會就此中斷。陜西問題，是段祺瑞破壞和會的一個措施：在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國務院的名義，連下幾道停戰命令后，陜西北軍將領因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仍拒不聽命，對抗徐世昌；參戰軍和參戰借款問題也同樣如此。3月，陜西停戰實現，吳佩孚等國內各方面人士紛紛通電要求繼續和談，美、英、法、意四國公使也不斷敦促北京政府。4月，和談重開，雙方沖突的焦點又落到了“取消安福國會”上，南方出于護法目的，要求取消“安福國會”，恢復被非法解散的國會，但北方卻堅決反對，因為它既是段祺瑞控制政權的工具，又是徐世昌當選總統的法律根據。

在南北代表的激烈爭論中，和談改為秘密談判，表面上討論恢復國會等問題，實際則是角逐地盤劃分、權力分配，但矛盾始終還是無法解決，至4月底，和會再次陷入僵局。5月初，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南北和談一度恢復，并聯名致電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要求拒簽和約。但是，這并沒有使南北議和出現轉機。5月13、14日，南北代表先后宣布總辭職，和談破裂。此后的和談斷斷續續，毫無進展，終于陷入停頓。1920年6月，南北議和曾經重開，但不久就因北方發生直皖戰爭，南方發生粵桂戰爭，“南與南不和，北與北不合，南北又復不合”，而使南北議和徹底破裂。

下面介紹1919年中國發生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與“五四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戰勝一方的協約國集團與戰敗一方的同盟國集團在巴黎的凡爾賽宮召開了和平會議，與會共27國（蘇俄未被邀請），和會的目的在于對世界秩序和各國勢力范圍的重新劃分，擬定對戰敗國的和約。在歷史上，西方國家召開過多次類似的會議，而每開一次這樣的會，世界格局就會隨之被重新劃分一次，并會保持一定的時間。

19世紀初期，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侖率領法國軍隊橫掃歐洲，打亂了歐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統治秩序，拿破侖用戰爭向歐洲輸出革命，使歐洲的封建君主們十分懼怕，于是聯合起來對抗法國。隨著后來法國在戰場上的節節失利，歐洲各國遂于1814年至1815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會議，討論“拿破侖戰爭”后在制裁法國的基礎上，重建歐洲統治秩序和國家體系的問題，歷史上稱這次會議為“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的決議在1815年6月9日簽署，9天后，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慘敗，盟軍攻入巴黎，法國封建統治復辟。維也納會議后，歐洲政局形成“維也納體系”，該體系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瓦解了維也納體系，戰后的巴黎和會確立了凡爾賽體系（我稍后介紹），該體系最后因納粹德國的崛起而瓦解，進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后期，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會議，即雅爾塔會議，會議確立了二戰后的世界新秩序，即雅爾塔體系，這個體系一直維持到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關于雅爾塔體系，我會在今后的文章中介紹，今天著重關注巴黎和會。

1919年初，英、法、美、日、意五國著手準備會議，規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國為有“普遍利益的交戰國”，可參加和會的一切會議，比利時、中國、塞爾維亞等國為有“個別利益的交戰國”，只能出席與其本國有關的會議。巴黎和會雖然名義上是由英、法、美、日、意五大主要戰勝國政府首腦和外長組成的“十人小組”主持，但實際上則是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三人操縱，這三人被稱為“巴黎和會三巨頭”。巴黎和會上，協約國集團通過以《凡爾賽和約》為主的一系列條約，對戰敗國的領土和殖民地進行了再分割，形成了一戰后的凡爾賽體系。

由于中華民國段祺瑞政府曾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也屬于戰勝國之一，因此，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和南方護法軍政府聯合派出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五人為全權代表出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了七項希望條件，但其中六條被和會最高會議拒絕，僅山東問題被列入討論。在一戰其間，日本借對德宣戰之機，出兵攻占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戰后，中國政府要求日本將戰時從德國手中奪取的山東特權歸還中國。

在會議辯論期間，中國代表顧維鈞慷慨陳詞、據理力爭，但英法等國卻按戰時同日本的密約，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國雖反對日本獨霸山東，主張五國共管，但由于日本堅決反對，甚至以退出和會相威脅，遂不得不妥協。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國會議在邀請日本參加，拒絕中國代表出席的情況下，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

5月1日，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并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有所不利。雖然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總統府智囊機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不簽約，但媒體還是將中國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公之于眾。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消息傳開，舉國震驚。5月4日，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3000多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指一直負責中日交涉事務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隨后游行隊伍沖擊東交民巷，遭外國巡捕阻攔，于是直奔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所，沖入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燒曹宅趙家樓。北京政府出動軍警鎮壓，逮捕30多名學生，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實行總罷課。北京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被逮捕的學生，但此后仍繼續對學生進行鎮壓，嚴禁其干政，最終引發了6月3、4日更大規模的逮捕事件，激起了全國各界的憤怒，北京的學生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紛紛以罷課、罷工相抗議。迫于來自全國的壓力，6月10日，北京政府釋放了所有被捕的學生，徐世昌還下令罷黜一向對日賣國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自己也提出辭職，后被各方挽留，但仍免去了國務總理錢能訓的職務。

巴黎方面，陸徵祥曾試圖“保留簽字”，但被拒絕，5月23日，北京政府電令陸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約簽字，但在中國代表團內部，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三人均明確表示反對簽字；國內各界人士、學生，國外華工、留學生、華僑等也都紛紛要求政府拒絕簽約。6月28日，巴黎和約簽字之日，中國代表團在最后努力被和會拒絕之后，決定“不往簽字”，并于當日電告北京政府。至此，不但“五四運動”達到了其斗爭目標，而且中國外交也沖破了近代以來“始爭終讓”的局面，開創了一個敢于抗爭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