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命運 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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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第一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和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

  第二節 北伐的成功與革命的教訓

  第三節 國府遷都南京后之內憂與外患

  第四節 抗戰對國內的影響

  第五節 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抗戰期間及戰前對日戰略與外交戰的經過

 

 第一節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和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版面原件:第47頁,第48頁,第49頁,第50頁,第51頁

 

  〔第47頁〕

 

  國父自民國三年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以來,有鑒于革命屢次之失敗,深知非健全黨的組織,不足以順應國民革命的要求,乃于民國八年十月,改定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十二年一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十二年十一月即發表改組宣言,十三年一月乃開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改組始告成功。

 

  三民主義是國民革命永遠不變的最高原則。 國父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里就這一點指示我們說:「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要大家自始至終去實行。這個主義在同盟會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是確定了,成立同盟會要實行這個主義,后來推翻滿清以至于建立民國也是為了實行這個主義。」所以國父在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時期,惟致力于訂定實行主義的方法。 國父說道:「無論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好方法。方法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智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智識,有了智識,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來革命,一經發動。就馬到成功。」

 

  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 國父的指示,雖在研求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在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國父在民國十年已明白指示我們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為什么不避去那類錯誤的艱難呢?因為知是很難的。如果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到了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時,革命的方法已經有了充分的指示和討論,革命的行動已經是知而后行, 國父仍然指示我們說:「如果我們立意要國家富強,方法是有的。就是方法一時想不通,只要百折不回,一往向前做去,總是可以做得到。」由〔第48頁〕此可知:革命的行動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實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

 

  從前革命黨中同志與一般國民對 國父的學說沒有真切的認識,和一致的信心,所以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由他一人担當起來。 國父追述那個時候的情形,說道:「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斗的成功,而革命事業并沒有完成,就是因為黨之本身不鞏固之故。所以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紀律,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于自由中的新思想。……那時我沒有法子,只得我一個人肩起這革命的担子,從新組織一個中華革命黨。」又說:「有一件事情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敵人用大力量來打擊我們,完全是由于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于我們同志思想見識過于幼稚,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力量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所以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要我們有一致的認識,堅強的組織,嚴明的紀律,依照國民革命的目標和方法,實踐實行。

 

  國民革命的目標,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更有詳明的規定。在政治方面,宣言說道:「凡為軍閥者,莫不與列強之帝國主義發生關系。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則利用之結歡于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纏不,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范圍。由此點觀測,可知中國內亂,實有造于列強。列強在中國利益相沖突,乃假手于軍閥,殺我民以求逞。」在經濟方面,宣言說道:「內亂足以阻滯中國實業之發展,使中國市場充斥外貨。坐是之故,〔第49頁〕,中國之實業即在中國境內,猶不能與國外資本競爭。其為禍之酷,不止吾國人政治上之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余。」所以國民革命的目標,為帝國主義與軍閥;而其工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打倒軍閥,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的現象,永遠絕跡于國內。

 

  國民革命的方法和步驟是由軍政訓政以達于憲政。這個步驟,是自同盟會以來,相沿不變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撮其要義,就軍政時期的工作,說道:「自本黨改組后,以嚴格之規律與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于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及訓練,使成為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人才。同時以本黨全力,對于全國國民,為普遍的宣傳,使加入革命運動,取得政權,克服民敵。」更就訓政時期的工作說道:「至于既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族勝利之陰謀,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任務,在使三民主義,潛移默化,深入人心。 國父指示我們說道:「國家的基礎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又說:「有一種的志,是大家公共的志,眾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謂『眾志成城』。像革命黨從前想推翻滿清,到后來果然建立民國,那才算是有志者事竟成。」又說:「像辛亥年漢人排滿,這種人人要做一件事的力,叫做群力,這種群力是很大的。」策動眾志,集中群力,首先要使國民對于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有了真知。本于真知,國民的思想便可以改造,國民的志氣便可以齊一,國民的力量便可以集中。所以 國父說:「從前所以不能行的緣故,是由于不知。」又說:「古人說知易行難,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從前中國百事都腐敗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錯了。自我的〔第50頁〕學說發明以后,中國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學說去做事。無論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

 

  國父本于知難行易的學說,在這個時期,訂定建國方略,寫成建國大綱,演講三民主義,永為國民革命的典范。只要我們的同志能夠接受國父的教訓,以「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心,實踐實行,領導國民發揮人類合群的天性,協力同心,則建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大業,必然底于成功。

 

  主義已明,目標已舉,步驟已定,方法已有具體的指示, 國父對于我們的期望,只是立志有恒,與實踐實行了。就于這一點, 國父說道:「我們這次革命,一定是能夠成功的。不過要大家先有這項志愿,立定恒心去做。」就「立志」來說, 國父要我們立志于十年之內,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就「有恒」來說, 國父指示我們:假如真正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有恒心。因為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廢止。」

 

  由此而成立的中國國民黨,更有不同于各國政黨的特點。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是「公」,而國民革命的原動力是「誠」。由「公」來說,三民主義的偉大,在其容納各種的思想而冶于一爐。由「誠」來說,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對于三民主義的力行實踐,必求「擇善固執」,必使「貫徹始終」。故其行動必遵循國民革命的方略。必遵守中國國民黨的紀律。簡括的說:中國國民黨對黨員只要求其行動不違背黨的紀律,不違反三民主義的原理,而對其個人思想的自由,則不加嚴格的限制。所以中國國民黨里面,有曾為國家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凡是向來政見不同的人士,即令其〔第51頁〕曾為政敵,只要他一旦信奉三民主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乃即毫無芥蒂,亦不問其既往如何。凡是黨員,就同心一德,互助合作,深信其為忠實的同志。中國國民黨之所以有這樣「天下為公」的精神,正因為他是為整個民族生存而組織的,亦是為全體國民的利益而革命之故。所以凡是中國的國民,對于中國國民黨都享有入黨的權利,亦應盡其入黨的義務。而中國國民黨,因為他是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總機關,所以他對于全國國民和全黨黨員的地位,都是一律平等,毫無差別,決不有所歧視,且負有訓導的責任,要他們人人有盡力于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機會和能力。故中國國民黨不偏重一個職業或一個階級,亦不舍棄一個職業或一個階級。詳細的說:中國國民黨對于全體國民并無男女職業宗教階級之分,且更進一步,非特愛護和培植國內每一個國,而且更不忍遺棄國內每一個人才。中國國民黨歡迎全國有志革命的人,和全體國民,都要加入中國國民黨,共同一致,為革命建國而奮斗,來完成他國民革命應有的使命。總之,三民主義,本于至公,出于至誠,所以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對不像過去其它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所以中國國民黨自 國父組黨以來,至今已歷四十八年之久,真若泰山北辰,昭垂屹立,不動不搖,再接再厲,永為中國惟一的革命政黨,與其它無數黨派為時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這是中國國民黨無我無私與兼容并包的精神所致,而決非偶然的。

 

 

第二節 北伐的成功與革命的教訓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版面原件:第52頁,第53頁,第54頁,第55頁,第56頁,第57頁

 

  〔第52頁〕

 

  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后,全國民眾的革命運動,皆歸于國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的經濟恐慌接踵而來,各國的革命運動,亦相隨并起。蘇俄的革命由戰時的共產主義改取新經濟政策,而蘇俄建國的基礎乃得以奠定于列強環伺之中,土耳其于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獨立自由的民族國家,更使我亞洲民族激昂奮發。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即在這震蕩世界的風潮里面,發揚民族的精神,統一民眾的意志,集中革命目標,增強革命運動,克服帝國主義者與封建軍閥妨害革命的陰謀與活動,當時革命的根據地雖只限于廣州的一隅,而革命的風氣已風靡于全國。于是 國父一方面在革命發源地訓練國民革命干部于黃埔,并自領各軍誓師討曹。而一方面在曾錕既倒之后,乃抱病北上,本于國民的要求,號召全國各民眾團體,主開國民會議。 國父在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宣言里面,告我國民說:「國家之命運,在于國民之自決。」故召開國民會議的目的,在求全國國民于國民會議之中廢除不平等條約與解決中國內政問題;并期望各地覺悟的軍人,能以其武力與國民相結合,而化國內所有的一切軍隊為國家的武力,亦即為國民的武力。

 

  當時北京政府沒有誠意接受 國父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懼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 國父為了這兩個主張,在北京反革命的空氣籠罩包圍之中,不顧一切,堅決奮斗,而未能成功,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飲恨長逝。但 國父臨終的遺囑仍諄諄以開國民〔第53頁〕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任,留給中國國民黨全黨黨員和全國國民,期其實現于最短時期之內。其時國民革命軍正討伐陳炯明逆軍于廣東的東江,乃于極端哀悼悲慘之中,削平陳逆,統一廣東,奠立軍政時期的基礎。到了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繼 國父的遺志,就誓師北伐。北伐的目的,就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所說的:「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于三民主義之下。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軍所到之處,民族主義的運動遂蓬蓬勃勃的風起云涌了。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乃承接五卅慘案、漢口慘案與沙基慘案所激起的潮流。英國政府看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不可遏阻,乃以備忘錄建議九國公約簽字國:「一俟中國成立有訂約權的政府時,立即商談條約的修改。即在此項政府未成立之前,各國仍當采取與九國公約精神相符合,且與現狀相適應的政策,并尊重中國國家的愿望。」美國政府亦在國務卿凱洛格正式文告中,表示尊重中國之統一與獨立:「美國愿與能代表中國之政府商談中國關稅自主與撤廢領事裁判權」。不料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之初,又發生了南京不幸事件,并有英美日法義五國的通牒,提出嚴重的要求。然而中國與英美法義之間,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后,就于這些事件,都能得到相當的解決。惟有日本軍閥冥頑不靈,始終沒有認識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所以南京事件直到七七抗戰發動以前,猶未能獲得解決。至于長江流域北洋軍閥各派的勢力,在這九個月之間,皆為我國民革命軍所消滅,國家民族的內憂外患,在這短短的時期中,竟樹立了澄清掃蕩的初基。

 

  在此時期,我們要沉痛回憶 國父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詞。于此不能不重加復述的,就是〔第54頁〕開會詞里面所說的:「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就是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并不是有甚么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所以全黨的團結力量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這就是說:沒有內憂,則外患便無由侵入。一國如此,一黨亦是如此。當國民革命中心力量集中與統一的時期,不獨軍閥望風崩潰,即列強對中國國家民族的認識,也可以深入一層,外交進行更是順利。不幸正在這革命成敗的重要關頭,而國民革命軍內部遭遇了分裂, 國父付囑的重任,國民共赴的大業,幾至失敗于中途,這是一件最傷心的痛史。

 

  在這個時期,使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幾至于破壞,國民革命的生命幾至于絕滅的事件,就是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中及國民革命軍中積極的進行分化工作。中國國民黨到了這種情形之下,對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檢討了。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但當時汪共同謀的內幕,我到了今天還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銘利用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利用汪兆銘呢?還是汪共互相利用呢?這件事情始終是成了一個謎。然而汪共同謀的事實是很明顯的,尤以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為最著。但當時的事實,明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違背了他個人資格入黨的信約,而且他們一方面在理論上以為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乘國民革命的發展,而轉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又以為國民黨并不是一個政黨,不過是各階級的政治聯盟,要乘國民黨的發展,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當時共產黨的領袖們如陳獨秀等,在「新青年」「響導」各刊物里面對于這種理論,到處都是赤裸裸的表示得詳盡無遺。而又在另一方面行動上,他們對國民黨內部,在各種事實上,挑起了左右〔第55頁〕派系的沖突,對于一般國民與社會之間,則煽動社會革命的階級斗爭。他們又在階級斗爭的口號之下,對于農工則視為屬于共黨獨占的工具,而造成產業的停頓。其它經濟社會之損失,更不待言。尤其是當時他們對于青年乃以讀書求學為反革命,以浪漫放蕩為覺悟分子。他們號召青年,相率鄙棄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禮義廉恥為頑固,孝悌忠信為腐朽。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乃復于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贛南湘東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陜各地,兵連禍結,閭閻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禍始,仍不外乎是由于這漢奸汪兆銘一手造成的所謂「寧漢分裂」的一幕慘劇而來。因此國民革命軍內部竟告破裂,而北伐軍事亦遂陷于阻滯與內訌之中。這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最深刻的教訓,亦是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總之國家大事,只有出于至誠,本于大公,方能成功。否則利用他人,或被他人利用,甚至于狼狽勾結,互相利用,以求得一時徼幸的成就,到了最后,畢竟是不能逃于「誠者自成」與「不誠無物」的公例,其結果是沒有不失敗的。何況革命是一件國家民族惟一的大事,決無徼幸成就的可能。我到了今日為什么還要提起這些話呢?就是因為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了。如果沒有這六七年的內亂,則今日抗戰局勢,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勢,亦必因之大變。敵寇決不敢向中國這樣大舉侵略;即使他來侵略,也早已被我們逐出國境之外,這并不是意外的事。所以這段教訓是活潑潑的、是現實的、是最寶貴、最值得研討的、是不會隨事實的過去而失去其意義的。我要使國內愛國者,和有志于革命的分子,都能懲前毖后,引為殷鑒,那對于我們以后革命的前途,必有補益,故仍不得不忍痛的一述。

 

  〔第56頁〕

 

  中國國民黨為求三民主義的實現,為策國民革命的進行,為保障我中國民族精神,為護衛我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德性,乃于十六年春季毅然從事于清黨。其時國民政府雖在此悲慘險惡,分崩離析之環境中,仍本 國父革命的精神,卒能定都南京,繼續北伐。然而革命中心一經動搖,故北伐工作當時雖有一度發展,仍不能以此停頓。直至次年三月重行舉兵北伐。日本帝國主義者看見了中國的統一就在眼前,乃直接進兵濟南,以阻止我國民革命軍北進,要使我們的北伐計劃根本消除。我們國民革命軍洞察他這個陰謀,毅然不變初衷,仍依照預定的計劃,百折不回,向北挺進,竟于六月初旬克復了古都北京,達成了北伐的目的,而東北各省亦于同年年底易幟歸心。于是統一事業,遂告初步的成就。

 

  濟南的五三事件,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受盡了日寇的侮辱,也受盡了國內的指摘。我當時就對我全軍將士告誡說:「圖報國仇,謀雪國恥,要使中國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真正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效法往哲先賢的志節,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國恥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達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域,亦非難事。」這一段話,是在「五三」事件中,我們國民革命軍里面,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復仇雪恥,含茹蘊積的惟一箴言。十五年來,我們的將士是沒有一天忘懷的。

 

  北伐的成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百年來在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重重壓迫之下,翻轉身來,寫成這一頁悲痛而壯烈的歷史。所以人心的振作,民氣的激昂,政治的統一,軍事的建立,亦具有初步的基礎。回憶當時帝國主義者與反革命勢力破壞國民政府的手段之猛烈毒辣,尤其是流言蜚語和各種含沙射影的〔第57頁〕誣蔑與謠諑,無所不至。然而一般國民對于國民政府排除萬難,締造獨立新中國的信心,及其擁護的熱忱,實令吾人感奮無已,為之深印腦海,而有終身不能忘者。所以國民政府精誠堅毅,百折不回,始終遵奉 國父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向前邁進,決不間斷,誓必完成使命,來安慰我們國父與先烈在天之靈。

 

第三節 國府遷都南京后之內憂與外患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版面原件:第57頁,第58頁,第59頁,第60頁,第61頁,第62頁,第63頁,第64頁

 

  〔第57頁〕

 

  北伐的任務,從憂患危亡,困頓顛沛之中,初步完成。國民政府從此以為可以由破壞而進于建設,更期以國家統一的力量,樹立民族解放的基礎。在國民革命軍收復平津的時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 國父靈前。其最后兩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其一,關于戰后的建設,說道:「破壞之后,亟待建設。我 總理遺著之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對于程序節目,早有顯明之規定,祇須全體同志篤信力行,即不難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以竟國民革命之全功。值此軍政告終之時,若不以實際政治之設施,表示革命建國之力量,則武裝同志奮斗而得之成績,將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其二,關于戰后的民族獨立運動,說道:「溯自我 總理和平救國之主張,格于軍閥官僚之頑梗而不克實現,本黨欲鏟除障礙,不得已而用兵。惟當轉戰之際,目擊戰區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線將士犧牲之重大,常覺革命成功之后,應有根絕內戰之圖。誠以國家兵力,當為捍衛民族利益而用,國內戰爭實為無上之恥辱。此次北伐,動員數逾百萬,轉戰豈止千里,殘破者均中國之領土,死傷者皆中國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 〔第58頁〕今以往,宜使全國皆知內戰為可恥,而注全力于國防,明恥教戰,惟以自衛,臥薪嘗膽,以求貫徹 總理民族獨立自由之遺訓。」嗣后,國民政府雖在艱危困厄之中,而始終一貫的本?這個原定方針,著著進行。到了今日,我們中國還能對敵寇作如此長期的斗爭,這個力量仍舊是由于這種革命建設的精神所產生的。

 

  依照建國大綱的規定,軍政時期之后,繼之以訓政時期,其基本的工作為實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實施,又當以 國父手訂的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準則。至于憲政時期的開始,又當視地方自治實施的成績以為權衡,程序井然,無可爭議。然而國府遷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間,事實與理論兩方面,都有足以妨礙訓政的基本工作的進行,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而就理論的方面來說:在此十年之間,不獨訓政工作如何實施,成為問題,即訓政階段應否存在,訓政時期何時結束,亦起了激烈的爭辯。此種糾紛,不獨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黨中同志無意之間皆呈動搖的現象,竟使議論愈為滋蔓,而行動愈為紛歧。大家知道,訓政是達到全民政治必經的階段,非此即不能樹立民權的基礎,否則將來的憲法必徒為白紙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國民不知建設的革命為必需,惟致力于約法的條文與政制的形式,致啟軍閥竊國的陰謀,并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張其侵略。前車之鑒,至此遂無人記憶,且亦不為身親痛苦之同志所記憶,誠可痛心。

 

  實業計劃為中國物質建設的寶典。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 〔第59頁〕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的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于其所謂「土地革」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于民族的工業,毫無愛護的心理,惟以憎恨與斗爭之說,灌輸于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于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自由主義者則忽視中國久處于不平等條約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后,已從自由競爭進于獨占集中的趨勢。他們仍本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說,以應用于面對歐美第二次工業革命潮流的中國,而自詡以為新穎。故民生主義與實業計劃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亦坦白承認其所有建設的計劃,并未能舉預期的成效。亦可以說建設的革命工作,并未著手,而且亦無從著手。要知道濟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裝侵我的行動,隨時可至。我們中國再沒有從容建設的可能,更沒有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機會。于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種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他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故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栗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以交通而論,由清末至民國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間,共筑鐵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國十七年后十年之內,增筑鐵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達十萬公里以上。電訊的建設亦有成績,而以全國電話網的敷布,在三萬三千公里以上,最為顯著。以財政而論,則裁厘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 〔第60頁〕。于貨幣,則廢兩改元,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我們今日抗戰,使軍事與經濟猶能立于不敗之地者,實賴于此。

 

  國父有十年國防計劃的著作,毀于陳炯明叛亂之中,如今只存目錄。然 國父的意旨,在軍事方面,具見于創設軍校的訓詞之中;在經濟方面,具見于實業計劃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見于軍人精神教育的演講之中。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達其和平統一與國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國家的外患與內亂相乘,統一與獨立亦相因,故始終不為彼以外交的難關而為內爭的口實者之各種的批評與攻訐所動;卒使軍事的準備略具根柢,乃能發動全面的長期抗戰。

 

  自從北伐成功以后,帝國主義者與國民政府之間,到這個時期,已瀕于總清算的階段。國民革命失敗,即是他們的成功;如果國民革命成功,則帝國主義者勢力即將永絕于中國的境內。在此一階段之中,國民政府所遭遇的內憂外患,相因互乘,明爭暗算,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而侵略者的各種勢力,彼此之間,復在我領土上面,鉤心斗角,埤闔縱橫,或強迫,或陰韌,極盡其光怪陸離的奇觀。為禍之烈,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所未有。若果國民政府當時處理稍一不慎,或方針略一動搖,則辛亥以后革命失敗封建勢力橫行的歷史,勢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亂,是非顛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百年來一致的要求,為雪恥圖強;而雪恥圖強的方法,以國民革命最為徹底,亦最為正確,已為事實所明證。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詆毀國民革命為過渡的、改良的、不徹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對,予以阻撓。大家也知道: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三十年來的一致要求為統一,而統一的方法亦以 〔第61頁〕國民革命最為和平,亦最為合理。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假「民主」的口號,掩護其封建與割據,以「自由」的口號,裝飾其反動與暴亂,而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于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甚至如漢奸汪兆銘之流,假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且冒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軍之名,以破壞我三民主義與反叛國民革命,此尤為其十五年以來賣國叛黨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貫慣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種的思潮,歷史上所有各種的口號,皆曾為這些敗類蟊賊來分化我民族國家之用,以宣傳鼓吹于國民之前。國民的眾志與群力,亦即相隨分化,或趨于狂激,或流于頹廢。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險,頹廢者消極自棄。而尤以文化與道德方面之影響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對于國民心理與社會風氣的影響,至此遂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經濟國防所受的障礙,所感的痛苦,更難罄述。然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的十年間,對于分化我國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動,猶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糾正。以教育而論,民國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為「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國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關于教育的決議案,其中規定:「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民族思想,以及恢復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達到中華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趨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輸,民族精神的激發,且必使學術文化能切于國計民生之用,欲一掃百年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下的支離忘本、浮華無實的積習。迄于今日的抗戰,國民能夠如此堅忍不拔,為國犧牲,仍有賴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義教育所樹立的基礎。

 

  〔第62頁〕

 

  內亂對于革命之損害,其影響及于外交的尤為重大。自國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時,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已無存在的理由,國民政府當與各國另訂新約。復特別聲明自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并頒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準備實施。然其時北伐軍事受外患與內憂的阻礙,而日寇更乘機倡議,反對新稅則的實施,其它各國亦紛紛援例,革命外交遂歸于停頓。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際,國民政府復作重訂新約的聲明。其條約滿期的各國均開始談判新約。條約尚未滿期的各國,亦分別談判,而以關稅自主為中心問題。中美兩國之間,「整理中美兩國關系之條約」首先成立。其它各國亦先后與我國簽訂關稅條約。惟日本帝國主義者屢加延宕,及至民國十九年,始簽訂中日關稅協議,而于稅則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在民國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內亂發生,各國即意存觀望。國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權,皆受內亂的影響,以至于無成。二十年五月頒布的「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實施,以九一八事變發生,也就延宕下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于消極的延宕之外,更積極的向我們中國借口挑釁,橫施壓力。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十年之間,列強對我們中國的民族運動,認識雖感不足,然而每當中國政治統一具有希望,國民政府著其威信之時,即能作相當的讓步。惟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在中國政治的統一愈有成功,其侵華的陰謀即愈見積極。繼「五三」事件之后,又有「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以為「九一八」事變的 〔第63頁〕導火線。「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關」之役,「熱河」之役,「長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蘆溝橋」事變,乃激起我們中國全面的抗戰。

 

  自「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開始的時期,我們中國的外交上中心問題,是對日問題;內政上中心問題,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對日。我們知道:現代戰爭為科學的戰爭,然而中國的科學發明與工業技術,自覺幼稚,不逮日寇。現代戰爭為全民的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尚酖于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負重的態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后關頭,亦不輕易犧牲」的方針。在政治上,對各方遷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絕內爭,一致對外。在社會上,發動新生活運動,振作國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軍事上,勵行保甲,訓練壯丁,以期舉全國皆兵之實。更在敵寇間諜橫行之下,擴充軍用工業,儲備軍事器材。中國為久居帝國主義者處處干涉重重束縛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間,我國內真能為國民政府設想的人士,實在不多。我中樞與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國內黨爭之烈,士氣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過之。其頹廢的一方面,欲茍安于日寇之下,倡為不戰論。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內哄之效,倡為催戰論。他們忘記了宋末的和議,曾陷民族于危亡。他們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戰,曾致邊兵的巨創,乃至一敗而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國民政府在此時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諒解于各方,以自白戰備于帝國主義者之前。此時國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個民族,在三百年滿清專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識,在一百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要求雪恥圖強;與渴望統一獨立的四萬萬五千萬 〔第64頁〕國民,到了最后關頭,必能循國民革命的路線,作我們國民政府的后盾。國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時代潮流,破壞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國國民所一致要求的國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終必為時代潮流所淘汰,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國民革命的正確性,與現實性,亦終必為最后事實所證明。

 

第四節 抗戰對國內的影響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版面原件:第64頁,第65頁,第66頁

 

  〔第64頁〕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習,強占我蘆溝橋,奪取我宛平縣,以截斷我南北的交通,企圖將我華北惟一重鎮的舊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們知道這個事件的發展,不僅是中國的存亡問題,亦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輕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認為中國已到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更知道最后關頭一到,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而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亦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我們確定了全面抗戰的國策,而抗戰一經發動,就只有貫徹到底。

 

  在中國歷史上面,民族戰爭,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戰,規模之廣,犧牲之大,工作的艱難,關系的重大,五千年來,實無倫比。抗戰的性質,尤與歷史上任何時代的民族戰爭有所不同。要知道這次抗戰,不但是國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階段,且將使國民革命隨抗戰的勝利而成功,將使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建設,畢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戰初期,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即確定抗戰與建國并行的方針,而其條 〔第65頁〕目訂定于抗戰建國綱領。這個綱領,通過于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復為國民參政會所接受,實為我全國國民,皆當共循。舉其要義不外四點:在國際的外交方面,我們要本于獨立自主的精神,聯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國家,共同奮斗,以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世界為和平人類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國內的政治方面,我們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為憲政實施的準備,并在憲政實施以前,組織國民參政機關,以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的意志,以利我國策之推行。在國民經濟方面,我們要實行計劃經濟,以期國防民生相與合一,共同發展,改造中國為堅強的民族國防體。在文化思想方面,我們要發揚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學的知識,挽救頹風,使其日就于篤實,啟迪民智,使其日趨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戰建國綱領實為三民主義的原則與國民革命的方略的結晶。故五年以來,雖國內外的形勢,歷多次的變遷,而綱領的條目,仍可以一貫無間。只要我全國國民同心協力,實踐篤行,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必如所期,毫無疑義。

 

  自七七以后,全國上下在不變的國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會的風習,政治的氣象,莫不丕然煥發。而其影響之所及,在國內不戰論者或潛形而默息,或露骨為奸宄而屏棄于人寰。而催戰論者亦無所用其浮囂。民族精神,隨抗戰的發展而蹈厲。民族意識,受抗戰的洗煉而純一。因此而軍政的整飾,軍令的統一,有空前的進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規劃,亦能漸收運用靈敏的實效。且因此而生產的計劃化,企業的社會化,亦有長足的進步,民生主義的經濟得以樹立根基。同時思想的分裂。言論的紛歧,亦泯滅于「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認識之中。于是抗戰之初,國內各社團各黨派, 〔第66頁〕即一致宣言,擁護政府,共赴國難。而中國共產黨之宣言,并確切申述四項諾言:「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斗;取銷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銷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統一;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的責任。」當時中正發表談話,以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于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遭受無窮的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乃日趨危殆。惟在此期間,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貫的統一御侮政策,忍辱負重,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為前提。而國人昔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一。保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于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總之,中國共產黨此次發表的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的例證。由此可以證明惟有三民主義為匯萃我整個民族意識的思想,更可以證明中國國民黨為代表我全體國民的要求,和各階級國民的利益而組織,為革命的惟一政黨。任何思想離開了三民主義,即不能長存于民族意識之中。所以抗戰的最高指揮原則,惟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我們可以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于抗戰,有利于民族的復興事業。這一點顯明的事實,是應該為全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所徹底認識的。

 

第五節 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抗戰期間及戰前對日戰略與外交戰的經過

 

  內容來源:卷四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版面原件:第67頁,第68頁,第69頁,第70頁,第71頁,第72頁

 

  〔第67頁〕

 

  我們中國的抗戰對國際的影響,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是中國抗戰在國際和平與世界戰爭中所担當的任務,另一方面是列強對于我國抗戰的認識。

 

  就中國抗戰在國際和平與世界戰爭中所担當的任務而論,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們國民政府知道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在世界大戰未爆發之前,我們中國決不愿諉卸其對于國際和平的責任;在世界大戰已爆發之后,我們中國亦不望減輕其對于世界戰爭的負担。五年半的抗戰,已經把日寇平分世界的狂妄企圖和他的主動地位打破了。從今以后,我們中國還要繼續努力,與同盟友邦共期于徹底根絕日寇及其軸心伙伴擾亂世界的陰謀和實力。

 

  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國主義者根據他的大陸政策。提出所謂「三原則」來強迫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所謂「三原則」,就是「中日親善」,「共同防共」,「經濟合作」。而「中日親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合并我們中國。「經濟合作」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獨占我們中國。「共同防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我們東北四省為據點,蠶食中國領土,挾持中國政府,與歐洲軸心諸國互相策應,集中東西的兵力,來夾攻蘇俄。我們國民政府覷破了這是日寇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始終以堅毅的態度,拒絕這「三原則」的要求。故于二十六年八月間與蘇俄簽訂不侵犯的條約,以打破日寇的陰謀。日 〔第68頁〕寇乃改變外交談判的手段,企圖在「地方事件」的名義之下,以迅速敏捷的方法,截斷平漢路,占領平津,劃永定河東北為后方基地,北進攻取蘇俄的西伯利亞,我們國民政府不僅不為其所動,而且毅然決然地派兵北上,增援我平津的駐軍,堅決抗戰。到了「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以后,那日寇侵略大陸的陰謀,便完全為我們長期抗戰的國策所破壞了。從這時候起,中國單獨抗戰了兩年,始見歐戰的發生;四年之后,纔有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中國的國策始終一貫,沒有一點動搖。而反觀日寇的國策,終是把握不定,而且到了最后,不得不一反其固定的國策,根本改革其明治以來一貫的大陸政策。所以我們可以說:由「七七」以至「八一三」之間,中國全面抗戰的發動,在政略與戰略上,已打破了日寇傳統的國策,而確立了我們勝利的基礎。

 

  中國全面抗戰,及抗戰到底的決心,已明白昭告于世界。日本帝國主義者冥頑如故,仍不愿放棄他預定的陰謀。近衛內閣仍再三宣布其所謂「不擴大方針」。第一步他還想乘我首都危急的時機,利用德國的調停,達到速和速決的目的。比及我們國民政府拒絕言和,重申抗戰的決心,他第二步又想以武漢會戰為侵略軍事的止境,一面向中國以和平攻勢與政治攻勢,結束戰爭,一面仍不舍他北進的沖動。張鼓峰事件與諾孟罕事件就是這種沖動的波紋。然而日寇對于中國已不得不變蠶食為鯨吞,已不得不以國家的全力來應付「中國事件」。他的「不擴大方針」,乃于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不得不根本改變其為「長期作戰」。而以「日支親善」,「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三原則為基本條件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至此乃亦不能不揭開面幕,出現于所謂近衛內閣的聲明之內。我們國民政府對于近衛的聲明,又揭 〔第69頁〕穿其陰謀至體無完膚。于是近衛內閣至此乃不得不因之倒臺。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日寇以「平沼」組閣。德國向日寇要求以共同防共協議為基礎訂定三國軍事同盟,企圖以此同盟發動世界大戰。然日寇受中國抗戰的牽制,已失去他主動的地位,不得不推宕遷延。直至秋季,希特勒乃幡然改圖,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協議,歐戰旋即爆發。「平沼」內閣乃于八月,亦不得不在其舉國惶駭之中崩潰,繼起的「阿部」「米內」兩個內閣,祇得聲明「不介入歐戰」以敷衍一時。在此時期,日寇于這年二月擴大其侵粵的軍事,占領海南島的港灣,樹立日寇武裝南進的先聲,太平洋戰略的形勢,至此乃為之一大變。日寇的國策至此乃又不得不變其北進而為南進,而南進還是脫離不了我們中國抗戰的牽制,于是徘徊瞻顧,又延誤他對英美進攻的計劃,將近三年之久。我們須知日寇他這一個基本國策的轉變,就是我們國策整個的成功。這是日寇大陸政策失敗的焦點,乃為世界有識者所公認的。

 

  當在民國二十九年五六月之間,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相繼失陷于德軍之手,日寇乃為之震驚。三國軍事同盟的要求,又發動于軍閥的內部。近衛再度投機,起而組閣,不久就訂立了所謂三國同盟的盟約。其第一步的計劃為北守南進,于是有三十年四月蘇日中立協定。這兩個文件,使他松岡洋右成為日寇內部所謂「超第一流的政治家」。曾幾何時,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松岡去職,而近衛第二次內閣改組,軍閥的氣焰,不可復遏。故近衛第三次內閣乃于平沼被刺之后,亦不得不于當年十月宣告死刑而解體。于是東條以陸軍大臣組閣,決然施行其所謂「先南后北」的戰略,乃于當年十二月八日 〔第70頁〕,在美日談判的騙局之下,突然攻擊英美太平洋上的領土和戰略的據點。

 

  綜觀以上所述,日寇國策與戰略變更之過程及其必至的結果,不僅世人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日本軍閥本身,也還是莫明其妙。時至今日,我不妨公開的說:日本軍閥雖自以為機詐百出,實際上是冥頑不靈。他對我國作侵略戰爭,自以為他是處于主動的地位,而且自以為他完全把我們中國控制了。所以他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殊不知他的國策與戰略,自開戰以來,始終是受我們的控制。所以他們的作戰行動,根本上受我們的支配,處處陷于被動的地位,追隨?我們戰略的指導方針,而向他們自然崩潰的道路前進。他始則陷于泥沼,不能自拔;而終至自投羅網,無法幸免之一日。因之,我們須知一國的政府,所定的國策之得失,對于國家的存亡,其無形的影響,比之于有形的戰爭勝負,更為重要。所以我們國民對于遵循國策的精神,與奉行國策的行動,尤應特別注意,切勿輕忽。否則正確的國策,執行偶一不慎,或被淺薄鄙陋、浮囂狂暴之流所煽惑而破壞,則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會陷于萬劫不復之絕境,必致后悔無及了。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而我國抗戰與世界上反侵略戰爭乃匯合為同一洪流。世界的正義公道與人類的自由解放所激發的革命精神,實日益發揚于這個洪流之中。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在華盛頓簽訂的反侵略共同宣言,實為人類反抗強權的革命精神之結晶。我國民政府乃本于革命既定的國策,亦在這一天與反侵略各國共同簽字,而我國于此乃列為四強之一。

 

  在此時期,英美在太平洋上的準備不足,遂使日寇侵略的烽火到處燃燒,幾成了「無往不利」的局 〔第71頁〕勢。但是他在這個一帆風順的時機之中,不料我軍在長沙會戰,給他一個殲滅戰,使他在中國戰場上一蹶而不能復振。這一會戰,實在是日本在太平洋大戰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個打擊使他知道我國的軍隊實力所在,而始終是他的致命傷。因此他的軍隊對于西線,則于馬來半島與緬甸占領之后,就不敢再向印度侵略;對于南線,則于占領荷屬南洋群島與菲律濱之后,亦放棄了他進占領澳洲本土的野心;對于北線,則于侵襲阿留申群島之后,更不能貫徹其處心積慮的北進攻蘇的陰謀。在此日寇徘徊瞻顧之中,英美乃得從容布置其西亞細亞、南太平洋的戰線,并充實美洲北部的國防,而蘇俄亦得以專心致志于對德的戰爭。三十一年十一月以來,同盟國在各戰場的勝利,使日寇真陷于束手無策四面包圍的絕境。即軸心方面亦不能不致恨于日寇背盟失信,屢誤時機。然而日寇之所以不能再向東西南北各線全力進展,以達成其「大東亞戰略」任務的惟一的阻力,乃為我國的長期抗戰;而我國抗戰對世界貢獻之大,不得不為各國所公認了。所以我們中國的抗戰,在世界尤其是在亞洲太平洋戰局中的地位,古語所謂「作中流之砥柱,挽狂瀾于既倒」這兩句話,實在是可以當之無愧。

 

  中國抗戰在國際的地位既如此重要,故列強對我們國家民族的認識,亦隨抗戰的發展而益加深切。在抗戰初期,列強以為我們的抗戰在短時期內必告結束。英美等國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們在華利益如何始可以不受日寇的摧殘,如何繼續保持其東亞的地位于中國抗戰結束之后。至于德義等國則企圖停止敵我的戰事,使日寇得以跳出中國抗戰的泥沼,與他們共同發動世界戰爭。比及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為事實所證明,德義等國乃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夢想,而英美蘇俄諸國亦認識了中華民族力量之偉大,更認 〔第72頁〕識了中國的抗戰,不獨是出于中國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要求,不獨是亞洲的安定力,亦且是世界集體安全與永久和平之堅強的一環。歐戰爆發,軸心諸國與日寇暴露他們平分世界的野心,英美蘇俄諸國始知道中國的抗戰,牽制了世界最兇狠的一個寇盜,分担了同盟國最重大的一分負担。因之中國的抗戰,不獨是世界反侵略陣線的先鋒,而同時亦是世界反侵略戰爭在亞洲方面的中堅,乃亦為事實所證明了。


蔣中正 2013-08-26 15: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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