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埔軍校校刊《中國軍人》述評

簡體傳統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1)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
　　《中國軍人》雜志，是以黃埔軍校為主體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會刊，是在黃埔軍校內出版的重要校刊之一。這本雜志，可謂是國共合作時期創辦黃埔軍校的一個歷史窗口。全面了解真實的前期黃埔軍校，特別是研究黃埔軍校史，不能不較真的多讀幾遍這本雜志。通過這個窗口，可看見黃埔軍校內部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了解軍校內爭的許多起因詳情。實際上，該刊是中國共產黨在軍校和軍隊內進行政治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理論陣地。創辦時間雖僅有1年余，但在這一時期正值中國政治舞臺異常活躍的年代：上承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黃埔建校建軍；中貫兩次東征、平定楊劉叛亂、孫中山逝世、沙基慘案、廖（仲愷）案、西山會議派、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等重大歷史事件；下啟北伐戰爭、大革命猝然失敗。該刊基本反映了這一時期在軍校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對時局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方針。
　　辦刊宗旨和出刊概況
　　1925年初，黃埔軍校內的革命勢力有了相當大的發展，軍校中的中共黨員及進步青年組織的“青年軍人社”，為配合軍校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績。為了進一步將革命影響擴大到全國軍隊中去，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共產黨人決定擴大原有革命群眾組織，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簡稱“青軍會”)，作為黨領導青年軍人的橋梁和組織形式。2月1日，“青軍會”在廣東大學大操場上隆重召開成立大會，初步建立起了廣東各軍進步青年軍人的大聯合。并決定出版發行會刊《中國軍人》雜志，成立了編輯委員會。
　　《中國軍人》創刊宗旨是：團結革命軍人，統一革命戰線，擁護革命政府，宣傳革命精神。刊址設在廣州市小市街88號，后移到大沙頭，《中國軍人》雜志創刊號封面再遷至南堤二馬路河南大本營。共出版發行9期，各期出版時間是：創刊號(1925年2月20日)；第2期(3月2日)；第3期(3月12日)；第4期(4月2日)；第5期(4月30日)；第6期(8月17日)；第7期(10月10日)；第8期(11月20日)；第9期(1926年3月)，這一期雖未注明詳細日期，但從文字內容看出，當在3月下旬。第1至第9期共發表文章100余篇。該刊主筆是共產黨員王一飛，撰寫論文的有蔣先云、周逸群、李之龍等共產黨員，他們都是黃埔軍校第1、第2期的畢業生。
　　該刊本著宣傳革命精神的主旨，其發行章程規定：本刊贈閱軍隊人員及各種團體機關，函索即寄。零售價僅收工本費，10份以上收7折價錢。在國內外設立分售處17個，計有：香港、巴黎、上海、武昌、長沙、蕪湖、南昌、太原、濟南、杭州、寧波、云南、開封、福州、重慶、成都、廣州。
　　該刊除刊載革命文章外，還大力介紹全國革命刊物，共有15種，即：《向導周報》、《中國青年》、《人民周刊》、《中國學生》、《黃埔潮》、《新學生》、《革命軍》、《新海軍》、《新青年》、《新建設》、《新民國》、《前鋒》、《中國工人》、《農民旬刊》等。通過對這些刊物的介紹，使廣大讀者更多地接觸了革命理論，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宣傳媒介作用，廣泛傳播了革命思想。
　　該刊以它鮮明的革命性贏得了讀者，武裝了群眾。特別是青年軍人在其感召下，紛紛加入“青軍會”。“周恩來同志，經常找該會的負責人蔣先云等研究情況，給他們出謀劃策。”（王逸常：《周恩來同志在黃埔軍校》，載1980年1月6日《長江日報》)很多青年把“青軍會”作為他們革命精神的寄托，會員由最初的兩千多人迅速發展到兩萬多人，活動范圍由黃埔軍校延展到在粵的軍隊和滇、桂、湘所設的軍官學校，進而遍及全國，影響了一代青年軍人，成為他們中大部分人走向革命道路的導航站。
　　這本雜志作為共產黨人的重要理論陣地，其頑強的戰斗力使反動勢力膽寒，“青軍會”被反動分子稱為“赤化”機關。思想偏向國民黨右翼的一些師生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組織了“孫文主義學會”(簡稱“孫學會”)，假孫中山之名，行對抗孫中山政策之實，制造事端，猖狂地向軍校中的共產黨人進攻。《中國軍人》雜志發表文章奮起反擊，擊退了國民黨右翼勢力的反撲，這更加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極端恐懼。1926年1月2日，蔣介石公開表示：“青軍會”和“孫學會”在國民黨未改組之前，都不能承認。特別是當蔣介石見到以黃埔畢業生為骨干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第1軍有十分之二的人加入了共產黨組織，大部分加入了“青軍會”，而加入“孫學會”的僅是一小部分后，多次怪罪“孫學會”的人無能，并轉而又施一計，在“中山艦事件”后，下令解散“青軍會”和“孫學會”。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2)
　　“青軍會”的被解散，對該會負責人來說是比較突然的。這可從第9期會刊看出，本期“啟事”仍載“無論會員非會員，來稿一律歡迎”等5條稿約。另一條啟事寫道：“本刊擬在總理逝世周年紀念日出版，因幾次為印刷所誤，故延至今日，謹此致歉，并乞讀者原諒。”由此證明本期出版發行于1926年3月下旬，也說明編委會在這時還沒有意識到將要停刊。
　　4月8日，蔣介石對軍校官長發表講演，他說：“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要完全的國民黨員才可担任。”反對共產黨員担任黨代表，提出“第1軍的黨代表統統調回再訓練”。4月10日，“青軍會”面對危局，不得不忍痛發表《解散通電》，以“本會擁護革命而始，亦以擁護革命而終”作為對“孫學會”的回答。4月21日，“孫學會”也發表自動解散宣言。不久，蔣介石自任會長的黃埔同學會成立，形式上結束了原兩派斗爭的局面。至此，“青軍會”及其會刊《中國軍人》雜志，結束了它啟蒙和聯合革命軍人的歷史使命。
　　主要宣傳內容和辦刊特色
　　《中國軍人》雜志創辦1年多時間，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對當時全國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都作了深入的討論，代表革命軍人公開表明自己的見解，引導軍人辨明是非，提高思想覺悟。主要宣傳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
　　該刊有一個鮮明的特點，讀者一看便知這是由共產黨人主辦的一份刊物。在創刊號醒目的地方，登載了列寧的語錄；在第3期扉頁，刊印了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的肖像。旗幟鮮明地表示本刊信仰馬列主義。
　　黃埔軍校以政治教育著稱于社會，在該刊中有具體的反映，如周逸群《總理逝世后之中國青年軍人運動》(載第9期)一文寫道：黃埔軍校“采取蘇俄紅軍的組織和訓練的方法，軍事與政治并重，所以黃埔軍校的學生多是能明了他本身的地位，挺身做反帝國主義的前驅。”文章高度贊揚了列寧主義的蘇俄對黃埔建軍做出的大力援助，說“創辦黃埔軍校后，中國青年軍人運動，在革命史開一新紀元”。在黃埔軍校任教的蘇俄顧問斯塔委諾夫所作《俄國紅軍黨代表制度》(載第7期)講演稿，對蘇俄紅軍黨代表制度的產生、形成及主要內容和重要作用作了詳細的介紹，并對軍校師生提出的實際問題一一作了答復。為中國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作用。
　　該刊登載的《五月紀念周中不可忘記之三大偉人》(載第6期)一文，歌頌了馬克思、列寧和孫中山的光輝業績，宣傳了馬列主義，說“列寧對于世界革命的觀察，以為西歐應實行社會革命，而在東歐應實行民族革命”，中國“民族革命的對象是列強軍閥”，明確指出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性質，并極力推崇“第三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
　　《中國軍人》雜志，竭力宣傳孫中山思想，在僅發行的9期中，紀念孫中山的專號就占了兩期，而平時每期都有關于宣傳孫中山思想的文章。這一歷史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右派誣蔑共產黨“背叛孫中山”的謊言。“中山專號”(第4期)刊載了“中山先生事略”和孫中山遺囑，號召人民“繼續中山先生的生命，以發揚光大中山先生的精神”。“中山專號”和“特刊”(第9期)共發表論文16篇，廣泛宣傳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馬克思像2．以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為革命目標，號召全國軍人大聯合。
　　創刊號全文登載了“青軍會”成立宣言和章程，其主題詞是：“團結即是力量，聯合即是幸福。”號召全國軍人不做軍閥的工具，站到革命隊伍中來，實現大聯合；闡述了帝國主義即是戰爭和軍閥是帝國主義走狗的理論，指明了革命對象。
　　本刊反復宣傳“大聯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敬告全中國兵友》(載第3期)一文中解釋說：“只要我們認清了我們的仇敵是洋資本家和國內軍閥，只要我們知道了鏟除仇敵的方法是國民革命，只要我們明白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團結革命力量聯合全國軍人的地方，我們就應從速親密的誠懇的攜手，走到同一步驟同一戰線上。”《中國軍人與中國革命》（載第3期)的作者并號召全國軍人要站到世界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中國革命。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3)
　　“青軍會”反帝的徹底性，可說是空前的。會刊第5期刊載了《我們為什么要反對金佛郎案》等一組反帝文章，徹底揭露列強瓜分控制中國的侵略陰謀。第6期以“沙基慘案”為主題，痛斥列強侵略行徑，“青軍會”發表重要宣言，通電全世界兵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者，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第7期發表了周逸群所撰寫的《外禍與內憂》等一組以“五卅運動”為主題的反帝文章。第8期發表了《中國國民否認一切外債》等一組文章。其他各期也相繼刊載了一些反帝內容的文章。
　　打倒軍閥，是革命軍面臨的現實任務。李富春在“青軍會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專門講了打倒軍閥陳炯明的問題(載第7期)，說這“不僅是打倒數萬的陳家軍，是打倒一切反動派”，深刻剖析了軍閥的反動本質。周逸群在《總理逝世后之中國青年軍人運動》(載第9期)一文中指出：在廣東全境統一后，實現全國軍人大聯合尤顯重要，打倒軍閥的任務已指向全國。黃埔軍校學生要作為革命的種子撒向全國，使全國的軍隊都革命化。
　　3．與“孫學會”展開論戰，駁斥反共言論，澄清理論是非。
　　“孫學會”的成立，并不是為了學習孫中山主義，而是以反對“青軍會”為目的倉促組織起來的，所以，這個組織一成立，即肆意向共產黨人發動進攻。《中國軍人》雜志為此展開針鋒相對的反擊斗爭。《怎樣去做革命派》(載第8期)一文開門見山地辯駁道：什么孫文主義的信徒，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便是孫文主義的叛徒。并警告自作聰明的國民黨右翼分子，千萬不要打著孫文主義的招牌和老黨員、正統派的非常資格，無意中去做帝國主義所要做的工作。《“反共產”與“反帝國主義”》(載第8期)尖銳地指出：“‘反共產’的口號，是帝國主義恐慌的陰謀，倡‘反共產’口號的人，卻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革命派。”《總理逝世后一周年的紀念意義》(載第9期)一文，列舉了國民黨改組時馮自由、張繼因反對“聯共”而被開除黨籍和受嚴重處罚的事例，告誡那些“戴著假孫文主義的帽子，妄自解釋孫文主義的真諦”的騙子們，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
　　對于“西山會議派”，《總理逝世后一周年中的中國國民黨》(載第9期)文中批駁道：“雖然他們掛起孫文主義學會的牌子，也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把戲！”“以反共產為名，在北京召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開除共產黨黨籍的本黨黨員，與本黨紀律，總理意旨，大相悖謬。”有些文章還批判了鼓吹國家主義、極力反共的醒獅派，力主真正的民族解放。
　　這一時期，革命輿論始終壓倒了反革命輿論，政治斗爭相當激烈。第9期扉頁登載了一條著名的革命格言：“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向右去。”展現了當時風云激蕩的政治形勢。經過論戰，堅定了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信念，影響了一大批青年軍人，為以后中共黨和軍隊的建設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革命軍之禁令》4．宣傳革命英雄主義，倡導出師北伐。
　　會刊首先引導軍人要劃清兩種英雄主義的界線。《敬告全中國兵友》(載第3期)一文，啟發軍人不要“一面受軍閥的利用，犧牲我們的生命，一面還要討人民的厭恨，犧牲我們的人格”，說明那種為軍閥而戰的英雄主義是要不得的。第5期發表了征求全國兵友答案的8個問題，諸如：我們為什么才來當兵？我們若為軍閥私人的利益去拼命殺同胞，所得來的代價是什么？只有“認清了我們的仇敵是洋資本家和國內軍閥”，去流血犧牲才值得，這種精神才是革命英雄主義。
　　在兩次東征時期，該刊積極配合前線，主要刊登了東征戰事。蔣先云《從前敵歸來》(載第2期)文中寫道：革命軍的頭銜，不是贈品，也不是專利品。革命軍自有革命軍的本色。他以親身經歷敘述了東征戰況，謳歌了革命軍的英雄業績。第5期中的一首詩歌歌頌了在東江戰斗中將士們的事跡，作者寫道：“壯哉，頭顱未擲，尚堪殺敵；傷腿何害，流血可惜！男兒之頭顱，依然無恙；男兒之赤血，換得了民眾的簞食壺漿。”第8期以大量的照片報道了惠州戰役的真實場景，并以很大的篇幅刊載了《惠州戰役日記》，從各個方面介紹了革命將士們的大無畏精神，事跡感人肺腑，激勵后人奮進。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4)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黃埔軍校戰士像革命英雄主義來自于為人民而戰的理想和鐵的紀律。蔣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殺案報告》(載第6期)一文，歌頌了革命軍在慘案中自覺保護人民的革命英雄主義壯舉，“決心在帝國主義未停止射擊之先，我黨軍寧愿坐死階下待命，不愿輕離沙基”。在作戰中，營長曹石泉等革命同志壯烈犧牲，活著的革命軍一直到人民群眾全部撤離后，才返回駐地。“青軍會”在慘案后立即做出《決議案》(載第6期)：要求政府限期收回沙面，撤退外艦。如果外人拒絕交回和不撤退，我革命軍人愿以武力作為后盾，誓拼熱血為外交后援。《革命軍禁令》(載第2期)規定了嚴明的紀律，犯“強占民房，硬拉伕役”等12條款者監禁；犯“縱民殃民，強奸婦女，搶劫財物”3款者槍斃。這些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稱贊和支持。革命軍向兒童們宣傳唱道：“去年的我們——也是老百姓，過幾年的你們——也是革命軍。”(載第3期)宣傳了為人民而戰和軍民一致的思想。創刊號還登載了《國民革命歌》和《革命軍行軍歌》，黃埔軍校中的絕大多數師生、學兵正是在這“打倒列強除軍閥”和“愿為主義作犧牲”的豪邁歌聲中，沖鋒陷陣。
　　該刊有一幅特別引人注目的照片，這就是第2期扉頁上刊印的一名國民革命軍戰士全副武裝的肖像，充分顯示了士兵在革命軍中的崇高地位。因為在本刊所用的全部照片中，只有馬克思和孫中山等領袖人物才享受到這一殊榮，連在當時名噪一時的蔣介石也被排斥在外。說明了會刊明顯的革命傾向，體現了革命軍中官兵一致、兵為軍本的新思想，激勵了士兵們的革命斗志。
　　廣東統一后，“青軍會”又倡導國民政府把革命運動引向全國，乘勝進軍大江南北。《總理逝世一周年紀念的意義》(載第9期)文中提議：“我們應當特別奮斗，肅清黨內不革命的分子，請求政府，出師北伐，統一中國，打倒帝國主義，那才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真正意義！”這一請求，代表了廣大革命軍人的心聲。3個月后，以共產黨人為骨干的第4軍獨立團担任北伐先鋒出征，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革命軍奪關斬將，所向披靡。
　　獨創性地闡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論觀點
　　《中國軍人》雜志，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去觀察分析社會，提出了許多對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軍隊建設具有重大理論貢獻、開創性的思想觀點。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較早地提出了爭奪黨的領導權問題，并付諸實踐。
　　早年中共中央對于爭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認識是比較遲的。從1921年建黨開始，一直到1925年初黨的“四大”時才提出“領導權”問題，而對于更深一層的“爭”得領導權問題，只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血的教訓面前，才有明確的認識，并付諸行動。即使在1927年6月，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還仍稱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領導國民革命”的黨。
　　作為共產黨人個體來說，最早提出“領導權”和“爭”的思想的是鄧中夏，時間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5月。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特別能戰斗”的觀點，已是1926年9月。在這一點上，黃埔軍校的共產黨人就很難能可貴，他們處于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前沿陣地，從建校初就展開了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斗爭。“青軍會”作為黨的一級外圍組織，莊嚴地提出了爭奪領導權問題。會刊創刊號公開以標語口號形式標出：“我們必須浸潤無產階級，讓他們了解他們偉大的歷史的使命。”說明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宣傳組織無產階級，用馬列主義“浸潤”他們。《國民革命與工農階級》(載第7期)一文明確指出：“惟有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中華的國民革命惟有工農階級是真正主力軍……國民革命的成敗，也就在我們能否引導工農？拆帝國主義的臺？也就在我們怎樣聯絡全世界的工農階級，決定成效！在軍隊中的同志們，我們是工農階級的先鋒，我們對于這一點絕對不能忽視！”從這一段文字看出，“引導”、“聯絡”、“絕對不能忽視”等詞使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觀點躍然紙上。此時是1925年11月。也就在同時的東征途中，蔣介石曾向周恩來提出把軍中和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給他，遭到了周恩來的婉言拒絕。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5)
　　由上即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共產黨人在關于黨的領導權問題上，的確比當時其他黨的大部分領導人早行一步，高出一籌。
　　2．反蔣思想的先聲。
　　從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到“中山艦事件”的發生，這兩年時間可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時期。但是，升平中潛伏著危機。國共兩黨通力合作雖擊敗“西山會議派”，而國民黨新右派也正在崛起。蔣介石在担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后，他結黨營私，培植黨羽，排除異己，曾一度在黃埔要塞炮臺前豎起一面旗子，上書一個斗大的“蔣”字，滿腦子是封建思想和法西斯主義的大雜燴。他視共產黨人為隱患，叫囂“怎能讓老鼠咬了我的被窩”。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孫中山像然而，國共合作是歷史所趨，蔣介石在羽毛未豐時，還得依靠共產黨的力量建設軍校，營筑他發家的資本。盡管有時他掩飾不住內心的仇恨，對軍校共產黨人刻薄對待，但他在這時還不敢對共產黨翻臉。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欺騙了很多人，包括黃埔軍校共產黨人在建校初也未識破蔣的伎倆，甚至把他看做是最革命的左派。大多數共產黨人是在“中山艦事件”后，才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反蔣思想。而引人注目稱奇的是，在“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一年前，即在孫中山先生剛剛逝世，這時的蔣介石可謂大權在手，正躊躇滿志，《中國軍人》雜志就載文大膽而又明確地提出了反蔣思想，這在當時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事。無疑是一聲驚雷在蔣介石正走紅運的時刻炸響，對思想理論界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并為以后的反蔣斗爭樹立了榜樣，打下了思想基礎。
　　眾所周知，蔣介石是奉曾國藩為圣賢的，他把《曾胡治兵語錄》作為教材下發軍校學生，人手一冊。他還多次故弄玄虛，在請學生到他家中做客時，說他家中有“寶”，讓學生們自己找出。結果找出的竟是《曾胡治兵語錄》和《曾文正公家書》。可見蔣介石是如何用這些“經典”來訓導青年軍人的，以圖把黃埔學生訓練成他私人的御用工具。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更是肆無忌憚地大搞排共活動，組織起以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孫文主義學會”。軍校共產黨人對此展開了堅決的斗爭。
　　處于國共合作前沿陣地的軍校共產黨人，早對蔣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覺，他們團結在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政治部周圍，對日漸露出殺機的國民黨新右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25年4月初，第4期《中國軍人》雜志發行，所載《中山去世后的青年軍人》一文的署名作者赤心，就敏感地預示到：“我們青年軍人，應該知道帝國主義者對于先生去世以后的進攻方略，必日益緊迫，他們原來把赤化、共產、過激這些名詞，架誣我們青年軍人身上。并命令其走狗軍閥，實行向我們群眾進攻，將來還要利用黨賊，反對本黨的救國主義，實行叛黨，使國民黨內部，頓成分裂現象。”文章最后說，其實共產、赤化這些名詞，只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買辦階級，聽了才害怕，我們民眾聽了，實在沒有必要害怕。
　　4月底，第5期《中國軍人》雜志出版發行，其中《廓清部落思想》一文，公開點名斥責曾國藩，矛頭直指蔣介石，說中國軍閥之盛行，在于封建落后的部落思想，而“推原部落思想之漫于一般武人之心靈中，當自亡清走狗漢奸曾國藩時開始……今日之所謂某軍某軍當即奉行走狗曾氏之故事，此種有害無利之思想，決不可不摧毀之！”本文是作者共產黨員吳明在3月14日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追悼孫中山大會上的一個講演稿，說明在孫中山逝世之前，軍校共產黨人已具有反蔣思想，對蔣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8月中旬，第6期《中國軍人》雜志刊載《反共產與反革命》一文，以犀利的語言，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分子造謠中傷中國共產黨的反動言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什么參加國民黨組織的原因。這是因為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是自愿替國民黨宣傳主義，宣傳政綱與黨章，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并且，共產主義者也聲言像現在的中國，只有帝國主義和軍閥才是革命的對象。所以，也只有實行國民革命，才可挽救中國的危亡，而絕對否認現在就實行共產主義的可能。因此，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現在的革命工作與革命對象，彼此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兩黨的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排斥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國民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也就違背了孫中山之遺囑，也就便是反對孫中山，是國民黨中的反革命分子。
第十一章校刊《中國軍人》述評(6)
　　“雙十節”時，《中國軍人》雜志第7期刊行，發表了一組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文章。《反共產？》一文著重闡述了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對蔣介石已露端倪的反共排俄行為進行抵制，撕破他假孫文主義之名，實際反對孫中山的外衣。《革命軍人與地方主義》一文直接揭露說，自民國以來，即有許多封建余孽，如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之流，利《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李之龍的文章用南北皖直奉直湘鄂川滇粵貴等軍閥部落和地方觀念，驅民相殺，爭相雄長。而“在廣東革命政府之下，也不幸有此敗類，掛起部落招牌，充滿部落思想”。“如果一個革命軍人，還帶有地方主義和部落思想的色彩，那么就談不上是個革命軍人，只可說是個封建社會里的酋長”。這些激烈的言詞，顯然給在黃埔島上掛著“蔣”字帥旗招搖過市，妄圖做“酋長”的蔣介石當頭一棒。也就在本文發表的月底，蔣介石惱羞成怒，逼迫周恩來交出軍中和校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又極力主張撤換改組在軍校的蘇聯參謀團顧問人員，陰謀未得逞后。不久，就公然逮捕共產黨員，發生了“中山艦事件”。
　　一年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明目張膽地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國共兩黨合作局面破裂。中共中央在集體領導下，從血泊中徹底醒悟過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至此，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統治，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
　　《中國軍人》雜志以反蔣思想的先聲，載譽史冊。
　　3．首倡女同志軍，開一代革命新風。
　　當大革命的洪流蕩滌著一切污泥濁水之時，女子從軍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在慶祝國際婦女節15周年之際，《軍人與婦女》(載第3期)一文，號召中國婦女“速武裝完成國民革命，以追取應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舊污，發揚女權，以追求人類最高之幸福。”文章論述了婦女在封建社會的悲慘地位，高歌了古今中外巾幗英雄的從戎偉績，動員中國女子在男子們已沖鋒肉搏于血泊之時，趕快拿起武器，“須知權力歸于最大努力者”。
　　該刊首倡女同志軍思想，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許多女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廣州，堅決要求參加革命軍。金慧淑女士即是其中一個。她先后上書蔣介石、廖仲愷和軍校政治部，并親自到黃埔軍校要求參軍。她在信中寫道：“若貴校不能收為正學生，情愿為旁聽生，吃食服裝自備，多一人聽講恐不礙事耳，一腔熱血統希鑒原。”(載第6期)女同志軍問題招來很多非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進行大肆詆毀，大叫“以滿足男子性的需要，這是萬萬不可能的。”(1925年7月13日廣州《民國日報》)李之龍《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生問題》(載第6期)一文立即反駁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辭來反對軍校招收女生，是為我們所不齒的。若是在女子體格上說，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說，那就很值得我們來討論。”文章用充分的說理論證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擊了那些流言蜚語的攻擊。原來并不贊成女同志軍的廖仲愷在爭論最后也明確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體強壯，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
　　黃埔軍校政治部對女子從軍問題極表同情，在校內壁報上發表了關于招收女生的提議，星期特刊發表“女同志軍”專號以為宣傳。《中國軍人》雜志就此作了大量的介紹，極力促進女子們沖破封建綱常的束縛。
　　由于受各種條件限制，女同志軍的提議在當時并未能成為現實。但《中國軍人》雜志倡導的女同志軍思想，一經植根于民眾，就變成了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住的社會力量。一年之后，武漢分校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向全國公開招收女生，數百名女兵第一次出現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從此起，中國女兵披荊斬棘，開辟了在軍事領域男女平等的嶄新天地。
　　此外，《中國軍人》雜志也存在有不足之處，如：對蔣介石勒令解散“青軍會”，顯得措手不及，反擊無力；對廖仲愷被刺案，幾乎沒有什么悼念文章，等等。但該刊所做出的貢獻遠遠大于這些缺陷，特別是對黃埔軍校建設和國共兩黨建軍在理論、思想、組織等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已經被歷史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