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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

　　一
　　當做研究的結論，我得指出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了。
　　關于中國官僚政治前途的這個論題。似乎應有兩個講法。其一是中國官僚政治究竟能否繼續下去；其二是，它如其無法繼續下去，究將為何種政治形態所代替。總起來說，也就是中國官僚政治往何處去或將作如何的交代的問題。設若根據以往歷史的經驗，多顧慮或多心一點，其中不是還得插入這樣一個疑問，即：誰能担保不出現一個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態，或準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態呢？
　　所以，為了把問題弄得集中明確一點，我只想就以次兩點予以說明：
　　（一）官僚的政治形態，在中國現階段，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可能？
　　（二）官僚要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始能從根被清除掉？

　　二
　　關于前一個問題，即官僚政治（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在中國現階段是否還可能繼續存在的問題，我的答復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機械地說，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復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將愈來愈不易存在。
　　我講到這里，得把以前所述的論點，作一簡括的回顧。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這種政治形態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資本社會的或封建的體制，還在國民社會經濟生活上廣泛地發生支配的作用；第二是，一般人民還大體被束縛、被限制在愚昧無知的狀態中，因此之故，他們像是“天生的”役于人者，同時也像是“本能地”把統治者看為“超人”；第三是，那種無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會還很少與較進步的社會發生經濟的文化的接觸和交往，因為，為官僚政治所托命的絕對主義和專制主義正同緊密封閉在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樣，一經與外界新鮮空氣接觸，馬上就要開始腐爛。上述三個前提，是密切關聯著的，只要其中之一項有了改變，其余兩項就要跟著受到或深或淺的影響。雖然最關重要的，或最有決定作用的，依舊是前資本社會的經濟體制的保留。
　　中國特殊型的封建體制愈到近代，已愈趨于瓦解；在那種體制中，緩慢而持續作育起來的新生產力，已早從政治動亂與思想分歧方面表示出它對于那種不適合其成長的社會體制的束縛感與不耐煩，當做傳統基本生產方式之一的農工結合體，亦不斷由國內外新商工業的壓迫而逐漸發生動搖與解體的現象。與此同時，一般要在固定停滯社會秩序下始容易發揮作用的傳統文化道德因素，到了此時已經不大能維持其尊嚴了。
　　處在這種社會動蕩過程中的人民，一般地講來，也許是更貧困，也許是更痛苦，但卻不會是更愚昧。反之，他們對于自身的處鏡，竟可以說是更多理解和認識。尤其因為上述那種社會解體現象，乃由五口通商與國際資本接觸以后始更趨顯著，于是，由商品引到商品學，由商品學引到商品社會，或者由長槍大炮，引到制造長槍大炮的產業組織，更進而百例允許那種產業組織的政治制度，便成為社會意識發展傳播的必然序列。麻醉我們的鴉片，破壞我們家庭工業與獨立手工業的紡織品，以及啟蒙我們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使極不調和但卻極其自然地混雜輸入了。結局，不大有福氣享受舶來奢侈品的一般人民，卻在有形無形之間，一知半解地體認到一些與他們命運攸關的“新教諭”、此后，在多少次革新運動以及其他有關戰亂的過程中，他們被啟蒙了，被開化了，他們已愈來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隸或“役于人者”，他們開始想到他們的統治者并不是先天地異于他們的“超人”。這“危險思想”一旦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開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現實的證驗使他們得出一種與專制官僚統治正相抵觸的結論：他們自身的悲慘命運與不幸地位，是官僚階層僭有他們的政治權力，并利用那種政治權力造成的。所以，從官僚、從封建勢力者手中奪回他們的政治權力，正是挽救他們悲慘命運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們有的人不僅這樣想，并在各種方式的反抗斗爭運動中這樣做了。經過長期的抗戰，以往牢固地聯系著傳統專制官僚統治機構的一切社會螺絲釘，一齊都松脫了，那種“危險思想”隨著戰區范圍的推廣和深入到落后地帶而蔓延得更普遍了。在這種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官僚政治盡管改變了一些統治花樣，但在許多方面，由于更強烈的榨取，更嚴酷與險惡的管制方法而招致了更大更普遍的反感。因此，在這種客觀情勢下昂揚起來的民主政治運動，已經不是辛亥革命運動或初期國民革命運動那樣，主要由都市中的先進知識分子來領導，而是相反，從農村、從各落后社會角落先發生出來，匯集成廣泛的可怕的騷動，再激勵著、引導著都市的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這一看來仿佛非常奇特而不平常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景象，其實不只是在科學的研究上可以找到說明，且已由世界的歷史潮流顯示出了不可抗拒的威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特別在戰爭甫經結束以后，全世界的落后地域，不約而同地發生了爭自由爭民主的革命浪潮。在殖民地帶，主要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半殖民地各國，則主要是以民主的形式表示出來。前者在亞洲的印度、越南、印尼提供了標準榜樣，后者則在歐洲中部的波蘭以及巴爾干半島各國提供了標準榜樣。這里單說半殖民地的中歐、東歐各國罷。一個國家的半殖民地地位是由它以落后的封建社會資格與先進資本社會發生政治交往關系顯示出來的。這種社會一經陷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封建本質，就會由于產業不容易順勢成長的緣故而無法克服，換言之，就是這種國家不容易或不可能實現西歐或美國型的民主政治或議會政治，也就是不容易或不可能由市民階級承担民主革命的領導。因此，它們的革命就必得另辟一個途徑，必須等待在戰亂過程中警覺起來或磨煉出來的工農大眾，特別是農民大眾的廣泛奮起和參加；只有這樣，封建的剝削始可消除，只有這樣，產業的發展始有保障。所以，在這種革命過程中，市民并不能起革命的領導作用。倒反而是一般人民，特別是農民大眾在敦促激勵著他們，使他們去接受革命的領導。
　　要之，無論從中國國內的人民政治動態講，抑或就世界各國特別是各落后國家的人民政治動態講，都表明一個新的人民的時代已在加速形成與成長中。人民的時代決不能容許任何特權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三
　　關于后一個問題，即關于官僚政治（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要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始能從根被清除掉的問題，事實上，雖已在前一問題的解答中，間接地予以暗示到了，但為了廓清我們認識上的一些不健全想法，仍需要進一步予以直接的補充的說明。
　　代替官的或官僚的時代的人民時代，我們由上面的解述已大體知道，那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產出的，正猶如其對極的官的時代，亦不是在那種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消失的一樣。所謂歷史的發展，是把要生者不易順利生長，必須掙扎、必須奮斗，該死者不肯知價死去，也同樣在掙扎、在奮斗的那些事實加算在里面來加重表現的。真正的歷史主義者決不是宿命主義者或進化主義者，而必得是革命主義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個新的人民時代雖然已在形成、已在成長，但不僅落后社會的傳統封建勢力還不肯輕易從歷史舞臺上退出，就是原來從封建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勢力，臨到它的歷史也走到盡頭的時候，竟不惜伙同或扶植它發生期的敵人——封建主義勢力，阻礙著人民政治形態的形成和成長。因此，人民的時代，雖大體已呈現在我們眼前，成為任何一個已在前進狀態中的落后國家人民前進的感召和鼓舞，但由于各國的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不同，各國與他國所發生的國際關系不同，其前進的障礙和突破那種阻礙所采取的途徑與方法，是無法完全一樣的。
　　中國是一個延續了二千余年之久的專制官僚統治國家。我們已由前面的說明中，領教過它那種統治的延續性、包容性與貫徹性，當它與國際資本接觸后，原來的性格雖有所改變，并且還在晚近模仿了國外浪漫主義的法西斯蒂成分，依靠著買辦資本力量出現了一個新官僚政治形態，更進而形成當前的官僚政治與官僚經濟的混合統一體。這一來，不但官僚政治的屬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有些模糊，就是它真正的社會基礎，它在實質上寄存于封建剝削的因果關系，也叫人弄不明白。所以，國外人士責難中國政府官僚化，希望中國進行改革；國內人士責難政府無效率、腐敗無能、官僚化，希望政府改革；就是國民黨黨內，乃至政府內部，也有不少有識人士，強調當前政治上的癱瘓脫節現象主要是由于官僚及官僚資本作祟所致，因而迫切要求改革。他們所責難、所強調的官僚政治的禍害，大體都是對的，但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法，或使官僚政治為其他民主政治所代替的途徑，就似乎有些“文不對題”了。為什么？因為他們如其不是根本看落了中國官僚政治的封建特質，就是不明白世界現階段鏟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驟，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樣由都市工商業主或啟蒙知識分子領導去做，而必須由工農大眾起來推動他們一道去做。如其不此之圖，單單把希望寄托于自由知識分子，寄托于政府自身，甚至寄托于各級政府中的那些政治弊害的制造者，那不是“對牛彈琴”就是“與虎謀皮”了．我們原不否認當前中國各級政府的官吏中，特別是政府以外的自由知識分子中，確有不少有良心和有為的人材存在；我們甚至還承認在那些“國人皆曰可殺”的大小貪污官吏中，也確有不少想力圖振作、革面洗心，以贖前愆的人物存在。然而官僚政治既然是當做一個社會制度，當做一個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而又極有包容性、貫徹性的社會制度客觀地存在著，我們要改革它，要鏟除它，就不能單憑自己一時的高興，也不能單憑外面有力的推動，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賴任何偉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決心與作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據正確的社會科學來診斷它的病源，并參證當前世界各國對于根絕那種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內外科方術。
　　在科學的時代不相信科學，在人民的時代不信賴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還政于“民”，那也將證明他或他們的“好心”、“善意”、“真誠”以及“偉大懷抱”與多方努力，會在歷史的頑固性面前討沒趣，或導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劇。如其說，那些簡易而廉價的民主化戲劇，對于中國官僚政治的革除有什么幫助的話，那就是，把那類戲劇看完了、看膩了、看到太沒有出息了，到頭將會逼著大家，甚至尚有心肝、有血氣的官僚自身，改變一個想法，改變一個做法，而恍然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不是一個可以耍政治魔術的時代，而是一個科學的、人民的時代！
　　一句話；中國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為其社會基礎的封建體制（買辦的或官僚的經濟組織，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剝削關系）清除了，必得在作為其它與民對立的社會身分關系洗脫了，從而必得讓人民，讓一般工農大眾，普遍地自覺自動起來，參加并主導著政治革新運動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壽終正寢的時候。

王亞楠 2013-08-20 13: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