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澤東的外患內憂思路及其轉變

簡體傳統

　　在國內外學者關于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取向及其變動的大量研究中，人們大多把關注點集中于毛澤東是如何一步一步帶領中國走入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亦即“文革”的起源問題。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毛澤東晚年時曾經說過，他一生中只做了兩件事：建立新中國和發動文化大革命。
　　本文加入這一討論的角度是基于探討：在毛澤東的性格和思維定式中，蘇聯情結、革命沖動和憂患意識這三個支撐點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發生變化的，以至他最終決定必須發動一場翻天覆地、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從而徹底解決他多年縈繞于心的中國政治走向和前途命運問題。所謂蘇聯情結，即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其命運就與蘇聯的發展、動蕩和變化息息相關，毛澤東所做出的每一次重大決策幾乎都把蘇聯作為參照物，都是“以蘇為鑒”。所謂革命沖動，即指從個性上講毛澤東的本質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他一向主張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擅長于“破”，鐘情于“亂”，其表現形式就是發動群眾。所謂憂患意識，即指毛澤東從內心深處希望中國人民站起來，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對于眾多可能影響中國命運因素的担心，構成了他內憂外患的思路。在共和國不長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性格和思維中的這三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影響著他對國際國內事務的觀察，決定著他在各個時期做出的戰略抉擇。
　　循著這樣的邏輯，筆者以為1964年是一個關鍵年份，是毛澤東思考并決心調整中國對外防御戰略、改變國內經濟政治方針的轉折點。因此，本文擬集中考察1964年毛澤東的憂患意識在蘇聯情節和革命沖動這兩種因素的相互影響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及其對中國政治走向的影響。
　　歷史發展到1964年時，在毛澤東担心中國未來命運的外患和內憂思路中一直有三個方面的考慮：第一，自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后，美國便從經濟、軍事和外交各個方面采取了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政策。從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東南亞集體安全條約，一直到在中印邊境沖突中的親印立場，特別是在越南南方采取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實力都嚴重威脅著共和國的安全和生存。美國是中國的首要敵人和第一威脅，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種狀況是否還要繼續下去？第二，自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的分歧以來，關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方針、政策和路線的爭論愈演愈烈，已經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論戰。尤其是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不歡而散以后，中蘇關系的破裂已成定局。毛澤東認定蘇聯的發展道路是錯誤的，是中國必須引以為戒的。那么，中蘇關系如此發展的結果會對中國產生什么影響？第三，自毛澤東提倡和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來，國際和國內反對者不在少數，對此毛澤東并不放在心上。問題在于這兩場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破壞和引起社會不滿的嚴重后果不幸為反對者所言中，并且在反右傾運動后，黨的主要領導人竟停止政治運動轉而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恢復和調整，這不能不令毛澤東耿耿于懷。不從政治上解決根本問題，只是埋頭經濟建設，中國將向何處去？這些就是1964年毛澤東思考和担憂的問題，而這些考慮和担憂導致他做出了改變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
　　美國不是也不應再是中國的首要敵人
　　毛澤東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點是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中國在輿論宣傳上也將美帝國主義當作“第一號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主要的敵人。但此后不久，在不斷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實際過程中，毛澤東漸漸感到美國并沒有視中國為自己的首要敵人。面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特種戰爭”，中國周邊環境明顯惡化的局勢，毛澤東于1963年底指出：英、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不是武力進攻，而是和平演變。[1]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時特意詢問：“美國現在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并表示同意愛德樂關于當前蘇聯是美國主要敵人的看法。[2]
　　即便在“東京灣事件”發生，越南戰爭升級之后，毛澤東在向越南等國領導人分析形勢時仍然說：看來美國人不想打，你們不想打，我們也不想打，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他認為，美國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慮一下。而美國人如果要打中國，他一國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鮮。日本不參加，美國就不敢打，因為他管的事太多了。[3]
　　周恩來在與范文同談到中國進行戰備總動員的情況時也表示：在緊張了一段時間以后，需要適當地放松一下了。[4]
　　毛澤東對美國認識的這種轉變，決定了中國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就毛澤東此時對越南的支持而言，固然有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方面的考慮，但更大程度上還是出于他一貫的世界革命理念。事實上自1964年初以來，毛澤東就曾多次鼓勵越南擴大印度支那的戰爭事態。他說：“打得不痛不癢，不好解決問題。索性鬧大了，好解決問題”。應當多派些部隊過到南邊去，最好也要派幾千人到老撾去。還許諾說：用不著怕美國干涉，無非就是再來一次朝鮮戰爭。中國軍隊已經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冒險打到北越，中國軍隊就開過去。我們應當無條件地加入到反對共同敵人的戰斗當中去。[5]
　　不過，即便有這樣的激情宣泄，在美國將對越南的戰爭升級以后，毛澤東的思路也并沒有改變，即一方面繼續大張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爭，進一步在國內開展戰備動員，一方面則向美國發出信號，為實現雙方之間的克制尋求某種默契。
　　1965年2月初，中國通過第三者示意華盛頓：中國軍隊并沒有在南部中越邊界地區集結。[6]
　　針對美國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關于美國決無意同中國作戰的聲明，以及英國對此信息的確認，[7]
　　周恩來于是年4月2日請即將訪美的阿尤布·汗向約翰遜轉達中國方面的幾點意見：“一、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三、中國已經做了準備”。[8]
　　同時，他在4月12日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時，主張晚一點提“援越抗美”的口號，[9]
　　指出：我們現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爭，還是以越南為主；并于5月19日向參加中央軍委作戰會議的全體人員解釋“準備大打”問題，說：并不是現在就岌岌不可終日了，還是有時間給我們準備的。[10]
　　為了使給美國的信息切實傳遞過去，中國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訪美之行推遲之后，另尋途徑與美方溝通。1965年5月31日，陳毅約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請其向約翰遜轉達中國關于越南問題的四點意見，并說明周恩來的這個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為傳遞，但其未能送達；倘若英國政府能將之轉告美方，中國方面表示感謝。另據后來霍普森的報告，陳毅同日還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拉賓，告知：“不僅美國政府知道中國不會挑起對美戰爭，而且中國人也知道美國人將不會進攻他們。”[11]
　　霍普森于當日即將與陳毅會談的內容電告英國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該電文及其復印件分別發送給美駐倫敦大使館和英駐華盛頓大使館。6月2日英外交官及時將霍普森的電報遞交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進一步由其駐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將中國的口信傳達給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美方分析家認為，周恩來傳遞過來的幾句話“出奇的溫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戰爭”，為此“告誡美國應避免進行反對中國的行動”。6月4日，美方告訴英方，他們將通知北京，華盛頓已確切無誤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報說，約翰遜閱電后可能會于次日舉行會議，討論如何答復中國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訴中國外交部西歐司官員，英方已將周恩來的口信轉交給了臘斯克。[12]
　　與此同時，周恩來為確保中國方面的信息通達美國，于6月8日結束訪問坦桑尼亞時再托尼雷爾向美國轉達上述四句話。[13]
　　8月20日，周恩來又向贊比亞政府代表團闡述了上述方針。[14]
　　中美雙方緊鑼密鼓地互相發送信息，反映了兩國都在謹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同時也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即雙方都沒有威脅對方的意圖。美國做出的種種姿態，無疑進一步影響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分析，而中國做出的種種努力，也是基于美國不再是中國的首要敵人這樣一個判斷。面對中蘇關系惡化的現實，這種分析和判斷又使毛澤東開始權衡，究竟是美國還是蘇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中蘇論戰的結果必然超出意識形態范疇
　　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失敗，雙方關于意識形態的爭論從黨內轉為黨外，從半公開走向全面大論戰，其標志就是中國黨發表的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然而，此時中蘇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已經不僅僅表現為口誅筆伐的公開論爭，甚至也不是諸如蘇聯撤退專家和驅逐中國外交官等國家關系的不和，而是蘇聯在中蘇邊界的軍事部署和調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
　　中國的西北、東北與蘇聯接壤，邊界線長達7300余公里；北部的鄰國蒙古作為蘇聯的盟友，接受其軍事保護。這種周邊環境對中國來說，在中蘇友好時期無疑是一種安全保障，而當兩國關系惡化，邊界爭端肇始后，即變成了一種無形的軍事壓力。從1960年8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一次邊境事端起，中蘇之間的邊境糾紛便不斷發生，據蘇方材料記載，僅1963年發生的中蘇邊界事件就有175起。[15]
　　是年3月，《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指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9月27日，中國外交部又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這引起蘇方的密切關注，11月21日蘇聯外交部復照詢問說：為什么現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現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在蘇聯方面看來，中國是在“覬覦蘇聯的領土，把‘不平等條約’問題作為蘇中關系中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16]
　　更令人担憂的是，蘇軍從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后開始大量進駐該國。[17]
　　1964年2月至8月，中蘇兩國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但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或諒解。在此期間，蘇共中央做出決議，指責蘇聯的一些教科書、學術著作和歷史地理地圖對蘇中兩國之間國境線的確定問題有不正確的闡述，對《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及其他條約和協定的評價也不確切，甚至將從來沒有屬于過中國的領土列入到中國版圖里。為此，蘇共中央要求對這些出版物進行刪除和修改，以正確的立場闡述蘇中關系和蘇中國境線劃分的歷史。[18]
　　與此同時，蘇聯開始大力加強駐蘇中邊界的部隊。[19]
　　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迫使毛澤東開始考慮蘇聯對中國安全利益的威脅問題。1964年2月，他在會見金日成時就談到：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20]
　　為了在當時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從而“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毛澤東決定“采取攻勢，說些空話”，讓蘇聯人“緊張一下”。[21]
　　于是，在7月10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毛澤東首次對外提出了中蘇邊界問題，他說：“大約100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于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22]
　　這個講話引起了國際上，特別是蘇聯的重大反響，蘇聯方面指責中國領導人正在“鼓吹一種帶有深遠意圖的公開的擴張主義計劃”。[23]
　　9月15日，赫魯曉夫在會見日本議員時聲稱，誰膽敢破壞“神圣的”蘇聯邊界，誰就會遭到蘇聯的“堅決反對”。[24]
　　蘇聯的反應顯然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其后，毛澤東多次在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25]
　　盡管這時毛澤東認為蘇聯大規模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蘇聯的威脅似乎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26]
　　而毛澤東所說的準備，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開始思考軍事防御戰略的調整問題。
　　為此，毛澤東認為首先必須扭轉當時中國決策層只注重國民經濟恢復和調整的傾向。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提出要加強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建設，會議期間他則進一步扭轉原定以解決“吃穿用”為主要目標制訂的國民經濟計劃，提出了要下決心搞三線建設，而且各省都要建立軍事工業的思路。[27]
　　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從赫魯曉夫大反華的趨勢看，我們要考慮到萬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28]
　　并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29]
　　當時“三五”計劃中最主要的新建項目鋼鐵廠的廠址選在甘肅省的酒泉，毛澤東就認為該地距蘇聯太近，是一條通道，蘇軍直接就開進來了。[30]
　　他特別強調，應該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31]
　　周恩來在解釋“三線”地區的劃分時也指出：“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陜南、甘南、攀枝花”。[32]
　　此后，毛澤東又進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應付戰爭的軍事準備。[33]
　　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是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頂南放”的戰略防御方針。[34]
　　自50年代以來，中國的安全戰略和對外防御戰略一直是針對美國的，其重點防御方向是東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邊界。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國的主要工業企業基本都設在東北和華北地區，華南只有一處，上海以南地區屬于放棄地帶。林彪關于“北頂南放”的軍事防御設想，意即從北面頂住美國聯合日本對中國發起的進攻，而放其從南面進入中國。這種方針實施的基礎在于中蘇關系尚未破裂，中蘇同盟尚且存在，中國的軍事防御可以以蘇聯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托后，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面又頂不住，怎么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認為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35]
　　而林彪當時尚未摸清毛澤東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針思考問題。故此，當他聽了楊成武匯報的毛澤東關于戰略防御設想等問題的講話后，聯系到毛關于要警惕赫魯曉夫式人物的論述，內心十分不安。[36]
　　這種分歧表明，毛澤東此時已從戰略防御問題上關注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突然倒臺，中國領導人利用這一機會改善中蘇關系的嘗試未果，[37]
　　中蘇分裂終于進入了不可擺脫的螺旋。
　　此后，毛澤東又特別指出：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根據毛的指示，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國設防重點轉到北面，全軍要調2/3的工程建筑團到北部設防。參加軍委工作的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也分別就國防工業、戰略問題、東北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作戰的指導原則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見。[38]
　　由此，中國加強備戰，進行對內對外戰略方針調整的基點實際已不完全是為了防備美國對中國的侵犯；中共中央將三線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后方，其出發點也已不僅是針對來自美國的威脅，而且還帶有了防備蘇聯的成分。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御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了由南向北的轉移。[39]
　　毛澤東對蘇聯威脅的這種估計，不僅不斷堅定了他關于蘇聯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蘇聯的黨已經完全成為資產階級政黨、法西斯黨的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影響到了他對中國國內形勢的判斷，使他愈益把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否同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聯系到一起，戒備蘇聯向中國滲透，進行里應外合的顛覆活動。這一方面，為他繼續強化國內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提供了理論的和現實的依據；另一方面，將蘇聯納入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假想敵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緊張局勢的壓力，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掀起一場反對所謂中共黨內蘇聯修正主義代理人的政治運動。
　　[1]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與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馬約等人的談話。
　　[2] 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513-14。
　　[3] 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與黎筍，10月5日與范文同、黃文歡等人，10月7日與崔庸健等人的談話。
　　[4] 1964年10月6日周恩來與范文同的談話，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73-74。
　　[5]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與越南勞動黨代表團的談話，6月24日與文進勇等人的談話，7月27日與陳子平等人的談話，等。
　　[6]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轉引自Jim Hershberg and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關于中國、東南亞與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證據”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關于“第三者”，該文作者注釋說：中情局報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聯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當局組織外國記者赴中國東南地區參觀考察，以示中越邊境附近并無任何中國軍隊集結一事。
　　[7] 參見1965年4月2日周恩來與阿尤布·汗的談話，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439。
　　[8] 《周恩來外交文選》，頁440-44；《周恩來年譜》中卷，頁723。
　　[9] 1965年4月4日《人民日報》在第5版的一則報道：“朝鮮人民熱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詞；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連報道說：“亞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鮮、印度尼西亞人民踴躍要求志愿抗美援越”。關于“援越抗美”的口號，則是在5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為加強社會主義建設和援越抗美而斗爭”中首次公開提出的。
　　[10] 《周恩來年譜》中卷，頁724、731。
　　[11] 關于四點意見，其內容除上述周恩來歸納的三句話外，第四點為他所說的：如果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面轟炸，那就是戰爭，而戰爭是沒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當英國外交官將霍普森給英外交部的電報交給約翰遜政府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時，得知華盛頓已從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內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沒有英國方面轉達的清楚和詳細。參見《周恩來年譜》中卷，頁723；另見Peking (Mr. Hopson) to FO（英國外交部),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FO371/180996, PRO（英國倫敦檔案局）. 轉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
　　[12]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1965(d.0240, 2 June 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4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FO371/180996, PRO. 參見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13] 《周恩來年譜》中卷，頁736。
　　[14]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頁474。
　　[15] 1963年7月10日蘇共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在蘇中兩黨會談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俄國檔案SD08109。筆者曾與沈志華在俄國和美國收集到不少有關的俄國解密檔案，由于輾轉復印，原檔館藏編號多有脫漏，此處標注的是自存檔案編號。
　　[16]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蘇）普羅霍羅夫著：《關于蘇中邊界問題》（商務印書館，1977），頁210-11。
　　[17] 蒙古人民共和國曾宣布，因處在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已無必要保持常備軍。蘇軍于50年代分批撤出。參閱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頁3-4。
　　[18] 1964年6月8日蘇共中央《關于蘇聯教科書和學術著作，以及繪制的地圖中不正確闡述蘇聯與中國邊界確定的歷史決議》，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4,оп.17,д.575,л.579。
　　[19] 美國中央情報局研究報告：《蘇聯國防開支估計：趨勢和前景》，轉引自《蘇聯問題譯叢》第二輯（三聯書店，1979），中文版，頁294。
　　[20] 1964年2月27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
　　[21] 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10月7日與崔庸健，10月9日與巴盧庫的談話。
　　[22]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與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談話。
　　[23] 蘇聯《真理報》，1964年9月2日。
　　[24] 周文琪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編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頁541。
　　[25] 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10月9日與巴盧庫的談話。
　　[26] 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關于中蘇邊界問題的重新提出、中蘇邊界沖突升級的緣起等問題，詳見筆者《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一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7] 參見李向前：《越戰與1964年中國政治經濟的變動》，提交2000年1月香港“關于中國、東南亞與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證據”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28] 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頁。
　　[29]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講話記錄，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768。
　　[30] 1999年9-10月筆者對軍方學者訪談記錄。
　　[31]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講話記錄，轉引自《周恩來傳》下卷，頁1768-69頁。
　　[32]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來在聽取關于國防工業和計劃工作匯報時的插話。轉引自《周恩來傳》下卷，頁1769。
　　[33] 《周恩來年譜》中卷，頁654。
　　[34] 參見總參《羅瑞卿傳》編寫組編著：《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472。
　　[35] 1998年6月軍方學者的談話記錄。
　　[36] 參見《羅瑞卿傳》，頁476-77頁。
　　[37]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憶周總理最后一次訪問蘇聯》，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云》第3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19。
　　[38] 參見劉志男采訪有關人士記錄。轉引自劉志男：《1969年，中國戰備與對美蘇關系的研究和調整》，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41-42。
　　[39] 筆者對此的詳細論述，見《中蘇關系與中國的援越抗美》一文，《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反修斗爭必須轉向國內鞏固政權的問題
　　毛澤東高舉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旗幟，當然是認為自己的思想理論和方針路線代表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方向，為此，中國應當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中共應當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1]
　　但是，他更加關注的還是修正主義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問題，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問題。畢竟，就意識形態的評判而言，毛澤東對修正主義的敵意比對帝國主義的敵意更深。在他的認識中，修正主義顛覆的危險要比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危險大得多。
　　毛澤東很早就把黨內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方針和路線的不同意見視作是蘇聯修正主義浸洇的結果，其集中反映在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評價問題上。在這方面，毛澤東不僅注意到赫魯曉夫所持的懷疑和否定態度，[2]
　　更將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下戰表”的表現與他此前訪歐同赫魯曉夫的會見聯系到了一起。[3]
　　廬山會議后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就是要整肅黨內的修正主義苗頭。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危言聳聽地提出：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就會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國家。[4]
　　然而，毛澤東在反修斗爭中日趨激烈的外交言辭和做法，以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嚴重后果，促使黨內有識之士繼續發出不同的呼聲。1962年上半年，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等人通過給周恩來等人寫信和主持起草中國對外政策的建議性報告，明確主張在對外關系方面應該采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不能籠統地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同蘇聯的關系，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斗爭直線尖銳下去。[5]
　　在國內發展戰略上，1963年初，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討論的《關于編制長期計劃工作的要點》認為，三五計劃的奮斗目標，應以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為主，對于國防和發展尖端軍事技術總體上應當收縮。這一主張獲得中共中央多數人的支持，并由此開始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調整時期。[6]
　　黨內這股休養生息的潮流，引起毛澤東的極度不滿。在王稼祥等人提出糾正激進外交方針的建議后僅兩個多月，毛澤東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階級斗爭和資產階級復辟問題，并且把反對國際修正主義與國內各種問題聯系起來。[7]
　　雖然鑒于上述一類意見均是由中央領導人提出，毛澤東由此對恢復和調整國民經濟的發展方針表示了支持的態度，[8]
　　但這種著眼于經濟利益和建設的趨勢，顯然是同他的政治發展戰略大相徑庭的。根據毛澤東的思路，必須迫使全黨把工作重心再次轉向階級斗爭，而這即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圍、制造必要的輿論和創造有利的條件。
　　到1964年，在毛澤東關于從外患轉為內憂的認識及其向黨內的描述中，國內修正主義的表現是具體的，將國際反修斗爭引向國內的方向是明確的，黨內出現修正主義所顯示的后果是嚴重的；而且，開展國內階級斗爭的方式已經找到，國內反修防修斗爭的目標也越來越集中了。總之，從在國際上反對和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轉向在國內發動階級斗爭以保證中國的政治取向，毛澤東的思路清晰，步驟分明：
　　第一，必須向全黨講明，修正主義在黨和政府中的確是存在的。1月份，毛澤東批示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布置的人”。[9]
　　春節期間，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潑斯坦等人談話時則明確指出：中國有三個部搞修正主義，就是農工部（鄧子恢支持包產到戶）、聯絡部（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統戰部（李維漢只講統一戰線的同盟關系，不講階級斗爭關系）；[10]并于4月接見日共代表褲田里見等人時說：中國黨內有赫魯曉夫的同志。[11]
　　第二，需要讓全黨知道，反修防修任務決不能僅僅停留在國際上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向中央決策層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的斗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系國內的防修反修問題。[12]
　　（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毛澤東的憂患意識已經開始轉向內部問題。）
　　第三，必須使全黨明白，修正主義在國內的存在與帝、修、反的侵略和顛覆同樣會造成無產階級喪失國家政權的危險后果。毛澤東在2月會見金日成時就已憂心忡忡地談道：如果讓彭德懷一類的人“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么，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而且還特別強調說：“有些人不作聲，但是等待時機，所以要提高警惕。”[13]
　　此后不久，他即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到要加強抵抗蘇聯入侵的準備時指出：赫魯曉夫從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國內防修反修；并于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赫魯曉夫是慣于搞政變的人，提出從中央到省一級黨委的第一把手要抓軍事；[14]
　　在6月14日接見中央工作會議人員時，要求“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15]
　　顯然，毛澤東的這些議論，目的不僅是對外部威脅的考慮，更主要的還在于要提防所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在國內發動政變。7月14日中共發表的最后一篇論戰文章強調，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16]
　　第四，要向全黨、全國明確，在國內開展反修防修的斗爭必須依靠黨內外廣大的人民群眾。作為一個革命者，在毛澤東看來，不僅搞經濟建設需要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那樣開展群眾運動，政治上的反修斗爭只在黨內進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黨內反右傾開展不久便開始進行甄別，即有人出來翻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能夠制約黨內反對意見的真正力量在于發動廣大群眾。如果說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九評”和公開與蘇聯論戰是在群眾中為這場斗爭做輿論準備和理論準備，那么在全國范圍內開始的“四清”運動就是廣泛動員黨內外群眾參與政治斗爭的嘗試。
　　第五，最后，還要讓廣大群眾都看清這場斗爭的最終目標。在6月14日的十三陵水庫談話中，毛澤東強調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17]
　　此后他又曾談道：中央將來怎么辦？有可能出修正主義。[18]
　　顯然，無產階級喪失政權的真正危險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而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就是劉少奇。在1964年底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時，毛澤東開始透露出其矛頭所向。當他與劉少奇等人在對“四清”運動性質的評判上發生分歧時，即嚴厲批評了劉少奇，并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19]
　　而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更明確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0]
　　據協助毛澤東起草文件的陳伯達說，這時毛澤東已經決定要整劉少奇了。[21]
　　至此，發動“文革”的一切準備和鋪墊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選擇適當的時機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了。
　　總之，在毛澤東的考慮中，美國已經構不成對中國的主要威脅，更大的戰爭危險可能來自于北方的蘇聯。由此，為防備四面來敵，必須改變原定的發展戰略，抓緊國防建設和戰備工作；而在開始警惕蘇聯對中國的外部威脅時，尤其令人担憂的是中國的最高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所篡奪，要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可靠途徑就是動員全黨和全國開展一場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這便是1964年毛澤東憂患意識中的思維邏輯。
　　李丹慧中國大陸學者
　　[1] 周恩來1962年9月26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為此做了腳注：“現在階段斗爭在我們兄弟國家的關系上，起了一個性質上的變化。”“同志們說得對，馬列主義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從莫斯科轉到北京了。”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05、657-60；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90-92。
　　[3] 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頁203-204、239、275。
　　[4] 參見1967年2月3日毛澤東與卡博、巴盧庫的談話。
　　[5] 參見《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頁446－60。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194-95頁。
　　[7]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8] 薄一波：《關于一九六四計劃的問題》，《黨的文獻》1998年第4期，頁5－6。
　　[9] 1964年1月17日總參情報部印發《阿破獲一叛國案簡況》說：據悉，該叛國集團的任務是為蘇聯提供情報，暗殺領袖。1月28日毛澤東在此件上做出關于“注意我內部是否有蘇聯和蔣幫布置的人”的批語。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4-15。
　　[10] 1999年11月鄧力群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問題談話記錄。
　　[11] 1964年4月10日毛澤東與日共代表團的第二次談話。
　　[12] 《十年論戰》，頁733。
　　[13] 1964年2月29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第二次談話。
　　[14] 《十年論戰》，頁778-79。
　　[15]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48、250。
　　[16] 《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
　　[17] 參見《羅瑞卿傳》，頁471-72。
　　[18]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
　　[19]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關于社教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批評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委是兩個“獨立王國”。參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頁254。
　　[20] 參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頁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