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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慘案后,段祺瑞面對四十七位亡靈,長跪謝罪
    
    段祺瑞這個人，終其72年的一生，內容極其豐富多彩。文章題目是囿于字數所限，其實我這里要說的，僅是他波譎云詭的武夫生涯中彰顯人性的一個瞬間———三·一八慘案后，面對含兩個警察、一個士兵在內的47位亡靈，長跪謝罪。
    1926年春，軍閥繼續混戰，天津人民遭殃。小日本用泊在大沽口的軍艦介入中國內戰，袒佑奉軍，又游說成功美、英等8個歐美國家政府，聯合向中國發出“最后通牒”，強逼馮玉祥的國民軍撤退，并撤除大沽口的防務。這回直奉兩軍的第3次纏斗，誰是誰非我說不清楚，“春秋無義戰”。可是你東、西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就中國自家兄弟間的鬩于墻指手畫腳，說三道四，本就討人嫌了，你還發表什么“八國通牒”，盡顯蠻橫霸道，自然激起了中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強烈反應，這就是“三·一八”那天北京的市民和大中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抗議的緣由。
    集會之后，四五千人又一路向東北方向游行而去，直達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要求政府對此作出強硬姿態。當年的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現在為張自忠路3號，原為清朝的王府，后陸軍部等機關衙門設在這里辦公。
    1924年11月，馮玉祥、張作霖和段祺瑞為了防止以前兩度發生的“府院之爭”重演，不設總統和國務院總理兩職，仿古羅馬和拿破侖政制，弄了個“臨時執政”職銜，推出皖人段祺瑞充任。“段執政”與“執政府”的名號即由此而來。
    憤怒的市民和青年學生游行到執政府門前時，段祺瑞未在府中上班，人在東廠胡同的家中。示威的群眾要求進入執政府內，面見段執政本人，遞交抗議書。護衛執政府的士兵未接上命，當然是例行“閑雜人等不得擅入”，以維護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的臉面，卻因事發突然，兵力單薄，不足以阻擋來勢洶然的游行隊伍的反復沖擊。情急之下，忠于職守的衛隊營長下令開槍，三·一八慘案就此發生，47人橫尸街頭，一兩百人身體受傷(包括槍傷和毆打、踩踏傷)。所謂北洋軍閥武力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也即由此在大陸傳統教科書中鋪陳開來。
    慘案發生之后，國內輿論一片嘩然，外國新聞機構也有報道。不可思議武夫當國時的軍頭們對輿論大體一致的嚴責竟然默許。梁啟超、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凌叔華、聞一多、周作人等文壇翹楚、大學教授，紛紛公開發表言、文，對開槍獸行予以嚴譴，今日大陸中學語文課本中收錄的《紀念劉和珍君》，就是魯迅當年的悲憤之作。他還連續在《語絲》、《國民新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上先后發表《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大地發微》等文，直書慘案真相，警告劊子手們：“墨寫的謊言，絕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語絲》、《晨報》、《世界日報》、《國民新報》、《現代評論》等紛紛發消息、刊議論，痛批殺人劊子手，邵飄萍的《京報》更是抓住此事不放，先后載發133篇文章痛斥。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一時唱遍京畿，傳向全國。
    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上臺不久的內閣總理賈德耀宣布內閣全體引咎辭職。第三天，段祺瑞發布執政令：“……伏念青年學子熱心愛國，血氣方剛，陡起填膺之憤，意氣所激，遂爾直前。揆其情跡，實有可原，特頒明令，優加慰恤。”
    段祺瑞的晚年保持了民族氣節，不與小日本合作，拒絕土肥原邀請出山組建傀儡政權。1933年1月19日，蔣介石聽說此事后，急派特使錢永銘持他的親筆信專程赴津，誠邀段“南下頤養……俾得隨時就商國事。”段祺瑞遂潛抵南京面見蔣介石，后赴滬上定居。到上海后，他始寓世界學社，后搬到霞飛路陳調元公館，繼續他息影津門時的吃齋念佛生涯，直到1936年11月2日病逝。12月9日，段祺瑞的靈柩運抵北平，暫厝香山臥佛寺。1937年“七七”事變后，段氏后人匆匆將段草葬于北平西郊。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寵綱和章士釗將段遷葬于北京萬安公墓，墓碑上刻章題：“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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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勛 2010-07-29 05: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