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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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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價值論在中國的發生，有其深刻的原因。上世紀末葉，哲學價值論在德奧產生，不久傳入英語國家，本世紀三十年代東漸日本，但在同為東方又為日本近鄰的中國，卻未見有適當的反應。究其原因，較大者有如下幾點：在西方，價值論本是作為近代的科學主義（確切地說應是科學至上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叛和對極而出現的，這無論在早期的洛采、尼采、布倫坦諾和舍勒那里，還是在后來英語語系的羅素、艾耶爾等人那里，都有明顯的證據。而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更缺乏更迫切需要的卻是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價值論思潮被忽略被遺漏就在所難免。此其一。其二，價值論向來與倫理學聯系緊密，至今仍有人將之視為倫理學一支，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德至上是一大特色，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指向之一正是批判舊道德舊文化，崇尚科學，受此風影響，自難對價值論予以重視。其三，一般的文化排異性和中國特有的華夷之別的大國意識，潛在卻又十分廣泛地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頭腦中，雖然當時有所謂“中學與西學”之爭，但西化論終為少數學者所持，大多數學人認同的是中體西用的觀念，即使是留學西洋的人文學者，持此觀念的也為數不少，故而幾乎無人著意于價值論并予以紹介。凡此諸端，西方的價值論思潮就難以在中國登陸并立足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但一方面由于國際政治形勢影響中西文化交流幾近中斷，使我們對西方思潮了解甚少，另一方面，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片面理解（有的甚至是誤解）和對國情認識有誤，導致長期堅持階級斗爭為綱，西方學說全貫之以資產階級學說，唯心主義成了反動的別名。在這種情況下，國人對價值論便無緣相識，更遑論吸取其合理因素。
　　我國的價值論是在七十年代末實踐標準大討論中誕生的。實踐標準的重提和確認，直接的政治意義是反對“兩個凡是”論，但由此開啟的思想解放運動，意義卻十分巨大深遠。實踐標準大討論把人們從對以往的各種迷信中解脫了出來，開始根據實踐效果重新思考以往認為是真理的東西。而隨著討論的進一步深入，實踐中原本就蘊藏的價值問題被相繼觸及漸次提出，如實踐成功表明理論正確，但實踐成功意味著什么，如何去判定？實踐是認識的目的，那實踐又為什么？實踐作為人們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動，人們在確立實踐目的時僅有知識就夠了嗎？除了依靠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知識還要依靠什么？人們對于同一事物同一個實踐會產生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好得很”，有人則認為“糟得很”，這又是怎么回事？等等。正是這些問題的提出，激發了中國哲學價值論的產生。當然，中國哲學價值論的產生也受到了西方價值論思想的一定影響，作為價值論開山之作的杜汝楫先生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論事實的認識和價值的認識及其聯系》，其中就回顧和介紹了西方自休謨以來對于價值和事實關系的討論，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價值論的發生主要是內源性因素的作用，根本的還是中國實踐和理論中出現和提出的問題，比較系統地介紹西方價值論思想對于促進中國價值論的發展和深化確也起了相當作用，但這畢竟是后來的事，若是比較一下弗洛伊德學說和存在主義等傳入中國所形成的思潮，就更可明白這一點。
　　　　　　二
　　價值論作為哲學之一部，它的產生和發展自然也就是哲學的發展，它對其他熱點問題研究的影響直接地就是對哲學發展的影響。價值論的影響，更重要更根本的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使得人們能夠借此對哲學的本性和多年來已經定型的思維方式進行鑒照和反思，研討和創設出更加合乎現代實踐和認識水平、更加有助于人的發展的哲學理論。
　　新中國成立以來，哲學在意識形態和整個社會意識中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哲學卻是在一個不很正常的政治和理論氛圍中成長和發展著。前蘇聯哲學對中國哲學理論的影響，如同其社會發展理念和政治經濟體制對中國的影響一樣，都是帶有根本性整體性的。但這種哲學理論卻有著嚴重的缺陷，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旨，用馬克思所批判過的直觀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來理解人與世界的關系，即“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于是，唯物主義被簡單地當成了“對象決定主義”，認識的性質由認識對象決定，一門科學的性質由它所研究的對象的性質決定，人的活動由活動對象的規律決定；于是，唯物主義變得排斥人了，不僅人的能動性沒有得到合理的表現，而且幾乎沒有人的位置，即使在社會歷史領域，人也只是社會規律自身實踐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形成這種客體性思維方式的主要原因，是把當時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當作是唯一合理的認識模式，把人與對象的復雜關系抽象得僅剩下一種“理論關系”，把認識者設想成脫離了社會的、不受具體利益和立場制約的、甚至不受情感影響的“理論人”。這種思維方式是近代哲學的一大遺產，不獨是前蘇聯，就是在西方也有相當的影響，問題是，在西方理論界開始用價值論的視界反思和批判科學主義思維方式時，我們卻在加固和強化這種思維方式。
　　中國價值論的興起，使人們看到了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關系的另一個方面，即客體對人的效用關系、利用關系和意義的方面，看到人對于對象除了認知這一理論關系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評估價值和選擇對象的實踐關系。而且，對象之成為人的對象，首先取決于它對人的意義和價值，取決于在實踐和生活中它對人作為什么而存在和人把它當作什么而看待。人存在其中的世界一方面是一種客觀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意義的世界，這世界是因為有了人才具有了意義的。具體的現實的人為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實踐活動構成了感性世界的現實基礎，也是意義世界生存和變動的最深刻的根源。客體性思維方式作為認知方式有自己的合理性和適用范圍，但把它夸大為唯一合理的思維方式無疑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價值論的視界暴露出了長期被當作合理的客體性思維方式的不足，同時也促發了人們對哲學本性的重新思考。哲學作為世界觀的理論形態，并不是直接考察研究客觀世界的結果，也不是關于世界的知識的堆積，它本質上是人類的自我意識，是人類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實踐的結果；它固然要依賴科學已發現和新發現的知識，但它的本性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梳理各門科學知識，以圖從整個世界的高度重新展示客觀的世界圖景，揭示所謂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規律，而是要從人和世界、主體與客體辯證關系的角度，立足于科學和人類實踐所達到的最新成果，揭示人類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發現的最一般規律，更主要是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的最一般規律，從而為合理地設計和規范人類自身的活動提出一般性原則，提出一些預測和建議。所謂“整個世界的最一般規律”云云，不過是舊式形而上學本體論理念的遺跡，實質上是把一個時代人們所達到的認識結果當作是對世界的歸根結底的認識從而也就是絕對真理的表現。規律和真理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而人活動的根本原則是實現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統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認識規律僅僅是為了利用規律為人服務，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既要以對象的客觀規律為基礎，又總是以對象對人的價值為目的，以真善美的統一為依歸的。因而，如同實踐范疇一樣，價值雖然說只是隨著人的出現而出現的，但它同樣具有世界觀的意義，世界觀同時也就是價值觀和人生觀。至于哲學的方法論功能，更是不能離開價值問題。總之，不從實踐和價值論角度理解人和世界的關系，缺乏價值范疇的哲學，必然地也就是“缺乏價值”的哲學。如無外在的強制，人們對它的冷淡和疏遠就是難以避免的。
　　對哲學本性的反思無疑地涉及到對既有哲學體系的評價。既有的哲學體系是按照客體性思維方式建立的，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的集成，因而不僅其中沒有價值論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對價值論具有不可兼容性。正因此，價值論出現以后，就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近年來哲學界對于如何重新構筑哲學體系，雖有幾種意見，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價值論的成果，其中，實踐唯物主義，作為力圖把主體性實踐思維方式和價值論納入其中從根本上轉變哲學理念和改造既有哲學體系的一種新嘗試，盡管目前還不具有較完備的體系形式，但其努力的方向無論如何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
　　關于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勢，當然受多種因素制約，是一很復雜的問題，但指出以下幾點也許是必要的。
　　第一，哲學大一統的局面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哲學理論的多樣化，名副其實的“百家爭鳴”。
　　任何時代的哲學大發展，外源因素是社會實踐和科學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內源因素則都以哲學家們對前一時期或時代人們關于哲學本性的觀念進行批判性思考從而形成新的哲學觀為前提。哲學作為時代精神之精華的精致概括，總要依賴于哲學家們對已有的文明成果的深沉反思，對現實社會實踐和人生經驗的深刻洞見及獨特體悟。缺了哲學家的洞見及體悟，許多社會問題就難以成為哲學問題，時代精神也難以進入到哲學中來，得到提煉升華和張揚。哲學家們的立場和視角不同，其堅持的理論和信念自然也有異，批判攻詰在所難免。因此，哲學必然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多樣性多色彩的，也必以互相批判和辯駁交鋒為其特點。20世紀中期中國哲學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實乃是哲學政治化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哲學政治化的傾向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糾正，哲學科學化的理解方式也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抵制，與整個思想文化界的活躍形勢相適應，哲學界也正在逐步形成爭鳴的態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活動、社會活動與政治的相對疏離，法制的完善和民主習慣的形成，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便會出現更為自由和寬松的環境。馬克思主義哲學仍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和主導思想而存在，但由于對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本文”的不同理解。對現實實踐不同方面的側重，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將會出現不同的派別和哲學體系。以傳統哲學為本或直接導源于國外某種理論的哲學思想也將會有一定的市場，具有相當的信奉者和讀者群。
　　第二，以往哲學的灌輸式的傳播模式將為吸引式的傳播模式所替代，哲學家們的運思形式、關注重點和語言風格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由于中國缺乏西方近代以來政教分離的傳統，向來是政府將領導者認為是正確合理的理論和信念通過行政和教育制度途徑強制性半強制性地灌輸給人民。此種政教合一的傳統，由來已久，影響深遠，哲學的政治化，實乃是此一傳統的繼續延伸和極端表現。在這種形勢下，哲學工作者被當作是政府的“宣傳干事”，主要工作是注釋和論證現行政策的合理性。久而久之，不少哲學工作者便失去了“自我”和批判能力。隨著我國社會向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轉型，隨著文化市場的形成，人們選擇和思想自由度的擴大，此種局面定會有較大的改觀。哲學理論如何才能給人以思想啟迪和人生教益，哲學文章和書刊怎樣能夠吸引讀者從而具有一定的市場銷量，文化思想界和同行們的評價如何，將成為哲人們首先關注的問題。相應地，以往“照著講”即主要是按照馬克思經典作家的理論解釋現實的運思方式將為“接著講”即繼往開來的發展式的運思方式所代替，哲學家們除了關注一些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之外，對現實生活和人類當代實踐中出現的為人們普遍關心的新問題更為著意，對人生觀和價值觀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視，從現實生活中獲取哲學的靈感，從科學和文化發展新成果中尋找理論的支點。
　　第三，本世紀末出現的哲學熱點將繼續存在，同時也立足新的視界對已有的哲學成果作出新的詮釋和整合，對人類命運和個人生活的關切成為哲學的主色調或主旋律。
　　本世紀末中國哲學研究的主體性問題，價值問題，認識能動性問題，歷史選擇性問題，人學問題，文化問題，等等，都貫穿著如何看待人的問題，這些問題仍將作為哲學的熱點問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同時也都會有更深的開拓和發現。視實踐為人類的基本存在方式，把哲學視為對人類實踐經驗的最精致概括，既改變了狹義的實踐觀而代之以“大實踐觀”，也改變了哲學觀和哲學思維模式。哲學既要以實踐為基礎，也要以實踐為對象，更要以實踐為目的。哲學將不再奢望揭示整個世界的最一般規律，而是著重于人類在實踐中發現的最一般規律和人類實踐的最一般規律，是現實對象包括人的各種活動對人類自我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及意義生成和轉化的規律。人類的發展和個體發展的實踐始終是哲學的最高目的，各種事物和對象，各種理論和方法，包括哲學的理論和方法，在這個最高目的的面前都只具有手段和工具的意義。哲學的領域仍將是廣闊的，熱點問題仍將是眾多的，但對人類命運、對人的發展和人的價值的關注，對個人生存境遇及獨特體驗的意義的關注，將成為哲學的主旋律。
　　第四，哲學將綜合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傳統和現代，現代和后現代，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矛盾和溝通中進行新的建構，國際間的哲學交流更為廣泛，共同話題增多。
　　哲學在近現代的發展得益于科學的發展，但科學主義的哲學理解確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哲學的人文意義，導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科學技術發展在當代引起的負面效應，使工具理性的局限性暴露無遺，當代非理性主義的興起，后現代主義的出現，以及向傳統文化的尋根傾向，都在一定意義上表現了人文精神對科學主義的反叛。科學主義不等于科學精神，而是對科學作用的夸大和濫用，重視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強調科學精神即實事求是精神的重大意義，仍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在傳統和現代、現代和后現代主義的矛盾統一中實現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合理綜合，將成為當代哲學的重大的也是共同的話題。
人文雜志西安27～30B1哲學原理馬俊峰19991999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郵政編碼：100872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27～30B1哲學原理馬俊峰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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