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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420（1999）06－0062－06
　　現代性社會理論所廣泛爭論的現代性問題，多方面涉及主體意識中的創造性。從多種意義來看，馬克思主義都是現代性社會理論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論淵源和思想流派。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理論，值得深入研究。
　　　　　　一、現代性中的權威認同
　　　　（一）現代性
　　現代性意味著主體性，更意味著主體意識中的創造性。
　　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因此，人對于歷史的“創造”，“有著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但是，在前現代社會， “創造者”不是“人”，而是“神”；“證明”不是自覺的，而是自在的；不是自我的肯定，而是自我的否定。馬克思還指出，傳統社會是“自然形成的”，而近現代社會則是“文明創造的”。從“自然形成的”社會到“文明創造的”社會，經歷了七個方面的轉變（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現代性意味著自覺的主體性與創造性。
　　亨廷頓也指出，“當人們意識到他們的能力，當他們開始認為自己能夠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會之時，現代性才開始”。現代性“意味著普羅米修斯將人類從上帝、命運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來”（注：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 1989.92.）。我們看到，就其正確性而言，亨廷頓所意指的“現代性普羅米修斯”，早在19世紀馬克思的階級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中就已經有了明確而深刻的哲學表達。
　　　　（二）權威認同
　　我們早就應該看到，所謂“權威”（Authority）， 它的本意和本質就是“創造者”。從詞源上看，西方語言主要分支（拉丁語、法語、英語、德語等）中的“權威”一詞，其詞根都是“創造者”的意思。希爾斯的考據表明，所謂“創造性”，原本所意指的就是“‘神’創造了世界”這一歷史性事件。權威，首先有其宗教的和神學的歷史背景，然后經歷了文學藝術的創造，最后是人民群眾的創造（注：希爾斯. 論傳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3～204.）。從這個意義上看，宗教權威，是權威認同的早期原型。當然，這是一種異化的權威。“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權威是“創造者”；權威認同是對“創造者”的“創造性”的認同。前現代社會把自然形成的“父親”、把“上帝”（“教會”）奉為權威。現代社會則把文明創造的“國家”、“法”奉為權威。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不過是把神的創造變成了人的創造，把對彼岸世界的神圣權威的認同變成了對“此岸世界”的世俗權威的認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三）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困境
　　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困境。一個是趨向世俗化的社會的權威認同是如何可能的，一個是日益分裂和分化的社會的權威認同是如何可能的。前者是一個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困境，后者是世俗世界本身的社會性困境。現代性權威認同之能否成立，有賴于現代社會在什么基礎上、以什么樣的性質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對這兩方面困境的創造性轉化。
　　　　　　二、現代性權威認同的歷史困境
　　　　（一）傳統權威的喪失
　　傳統權威之喪失尊嚴，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功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這個喪失，在生產力（即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層面，根源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層面，受私有化、市場經濟和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的沖擊。因此，最后在社會與自身的關系這個層面，傳統權威喪失了認同。
　　僅就社會與“自然”——自然在這里指一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關系看，現代化（性）所伴隨和趨向的世俗化、感性化甚至于庸俗化，直接造成了傳統權威的認同危機。
　　1.世俗化。世俗化意味著另一個世界，也是神圣的或崇高的世界的喪失。在前現代社會，世界被二重化為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圣俗的二分，使得什么是權威、權威的權威性程度和層次，十分明確，也十分確定。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則拒斥了那個彼岸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世界，把現代社會變成了一個此岸的、非宗教的世界，也即世俗的世界。整個世界因此而成為一個非常世俗和平凡的“此在”，而且，僅僅是一個其意義還有待于創造出來的、僅僅如此的“此在”。
　　2.感性化。感性化意味著神性的喪失和人性的高揚。而人性的現代化（性），既是理性的覺醒，也是感性的光明，二者是息息相通的。但是，理性蛻變為感性，理性化蛻變為感性化的趨勢，則是現代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所始料未及的。
　　我們知道，早在費爾巴哈那里，“感性的人”就被宣布為“真正的上帝”和“人的本質”。理性主義的這個轉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它表明，感性是現代性（化）的必然結果。尼采指出，“上帝死了”，這之后經歷了一場“人性化”的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卻使得尼采驚呼“人性的，太人性的”。默茨認為，這是一場“（形而上學的）理性危機”（注：J.B.默茨.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M］.北京：三聯書店，1996.45～46.）。舍勒認為， 這更是一場“社會歷史性的情緒運動”（注：舍勒.價值的顛覆［M］.北京：三聯書店，1998.101.），它造成了全部“價值的顛覆”（注：舍勒.價值的顛覆［M］.北京：三聯書店， 1998.128.）。
　　3.庸俗化。庸俗化意味著深刻性的喪失。世俗化并不等于也不意味著庸俗化（注：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6.）。但是，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世俗化卻在諸多方面和很大的程度上流于庸俗化。“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而現代社會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的自我滿足則是鄙俗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6.）。
　　認同于某種權威，無論如何總是被認為是對某種值得尊重、享有威望的事物的認同。但是，對于一個傾向于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的社會來說，如何可能去認同于某種權威，權威又是如何確立起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時代性矛盾。
　　　　（二）這個矛盾的創造性轉化，首先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開始的。
　　馬克思指出：“的確，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是因為他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解放出來，是因為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枷鎖。”（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路德宗教改革造成了一種入世禁欲主義的工作倫理，它在俗而又不流俗。這種轉變把權威（“父親”、“上帝”、“教會”等等）內在化了（注：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58～59.），也把世俗神圣化了。這種轉化并不改變封建的或資本的奴役制實質，但它卻在主觀上和形式上為近現代社會的發展作了極好的心理的和信仰的準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適當的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
　　16世紀以來，現代性資本主義因素已經萌動并不斷地生成和發展著。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個體性和主體性已經破土而出。在這種背景下，正統的基督教越來越喪失了它傳統的威望和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對它的信心。而教會內部不可遏制的腐化則更加劇了這種信仰上的危機。教會的所謂腐化，和近現代社會的共同趨勢一樣，本質上乃是一種傾向世俗化。它和現代社會世俗化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并無本質的區別。教會變成了斂財的機構，宗教變成了一項世俗的事業。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兩個方面是成功的和富有創造性的。一方面，宗教改革堅持基督教必須對一個日益世俗化的現代社會有某種歷史性的適應，但這種適應又絕不能流于世俗甚至庸俗。路德的宗教改革，既堅持和維護傳統基督教權威的正統性和絕對性，又改革了它對現代性傾向愈益顯露的僵化和外在性，從而有效地完成了對彼岸世界的完善。另一方面，就宗教改革對此岸的影響來說，這種在俗而又不流俗的宗教信仰和工作倫理，特別是它以勞動化解圣俗對立緊張的“天職”觀念，又賦予現代資本主義初期已現端倪的世俗事業以崇高的甚至神圣的意義，并有效地拒斥了它日后逐漸趨向的庸俗化，從而給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起源和初期發展提供了積極的也是前瞻性的心理和信仰準備。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雙重的意義上都創造性地把權威的信仰轉換成了信仰的權威。對權威的信仰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傳統權威的認同危機，也可以說是一個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認同危機。對信仰的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現代性權威的認同危機。對于神圣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它的世俗化的困境。對于世俗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它的神圣化困境。
　　　　　　三、現代性權威認同的社會困境
　　　（一）現代社會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
　　“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此岸的世俗世界并沒有成為世間的理想國，也沒有成為人間的天堂。相反，世俗基礎本身產生了更為嚴重的，也是為現代社會所獨有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資本和勞動相分離，造成死勞動和活勞動的分離。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相分離，實際上是抽象勞動脫離了豐富的、感性的具體勞動，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價值。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相分離，并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價值。死勞動與活勞動相對而獨立，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相對而獨立，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相對而獨立。它們在形式上獲得了自足的意義。因此，“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實踐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世界的“二重化進程，從階級社會以來就已經存在，并且在整個前現代社會中一直發展著。恩格斯指出：“那種關于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觀點……這種觀點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現在歐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但是，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只是從近現代社會以來，才開始最終完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個指示表明，精神與物質等等的對立，在基督教中和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形式。從性質上看，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文明創造的”。從形式上看，在前者之中，是基督教之下的對立或基督教內部的對立；而在后者之中，“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則已經是一種平等的或外在的對立。
　　因此，在現代社會，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二重化進程，不但具有世俗的形式和意義，而且是公開的、赤裸裸的和直接的，也是更加徹底、深刻和尖銳的。
　　社會分裂為兩大對立和對抗的階級，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相分離，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相分離，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相分離，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相分離，形式合理性與實質非理性相分離，學術中立與政治參與相分離，如此等等。現代社會已經分化和分裂成為一個支離破碎的和高度風險的社會（注：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 北京：三聯書店，1998.31.）。
　　前現代社會，借助于出世或入世的神秘主義，在“神人合一”的神性直覺或“天人合一”的詩性生活中，還可以化解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神圣與凡俗等等的緊張對立。而現代社會則已經完全暴露在并置身于一個徹底世俗化和分化、分裂、無時無處不充滿矛盾對立的世界中。但是，現代人卻喪失了神性的世界，也喪失了神性的信仰。他們不得不在一個人性的世界中，以無信仰或非信仰去獨自面對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5.）。
　　　　（二）現代性權威的認同困境
　　現代社會的這種生活情境，給現代性的權威認同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從勞動這個生存的根基起源和發生的本質性、存在性的分裂和矛盾，給個體的、階級的、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全面的（內在的或外在的）壓力和緊張。這種壓力和緊張造成的“持久的內心不安——一種無法解決矛盾的感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必須得到創造性的化解和轉化，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存在性危機。
　　吉登斯指出：“創造性的經驗是個人價值感并因此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支撐。如果個體不能創造性地生活，那么……慢性憂郁癥或精神分裂癥傾向都可能發生。”（注：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 北京：三聯書店，1998.128.）事實上，我們看到， 就問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而言，這種傾向絕不僅僅是一個生理或心理層面的問題。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又正是人所應實現的本質（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因此，能否創造性地實現對現代性分裂與矛盾的轉化和化解，對現代社會是一個性命攸關的嚴重問題。從這個方面看，現代社會有一種必須確立、建構和維護某種（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強烈的存在性需求和沖動。
　　但是，另一方面，“彼岸世界消逝以后”，一個世俗化的分裂社會在如何重構新型的權威認同這個問題上，又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誰是權威、誰又能夠確立權威？在什么樣的基礎上建立權威？一個世俗化的社會能夠認同某種什么性質的權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樣的權威？能夠以什么樣的形式認同于某種權威？這些分裂和矛盾，造成了現代性權威認同上的痛苦和困惑，而且是一種時時刻刻都在體驗著的、本質性的焦慮與困惑。
　　“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并不意味著現代性權威認同更加困難。相反，分裂和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持久的內心不安，能夠而事實上也曾轉化為毅力的源泉和外部擴張的動力（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16世紀路德的宗教改革、18 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和世界擴張都是這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現代資本主義事實上越來越把矛盾沖突制度化了（注：吉登斯.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北京：三聯書店，1998.143.）。而且， 為了使發展獲得足夠的動力和活力，它甚至于有意地把某些矛盾沖突保留了下來。因此，這也造成了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各異其趣的不同形式。
　　　　　　四、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基本形式
　　轉化“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創造性，可以有不同的主體、不同的實踐基礎、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從而形成權威認同的不同的歷史形態和現代類型。從縱向上看，存在著兩種歷史形態；從橫向上看，存在著兩種現代類型。
　　　　（一）兩種歷史形態
　　第一種歷史形態是建立在實質根據之上的權威認同。路德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新教權威、16世紀末17世紀初世俗王權專制局面下君主所標榜的超凡魅力的權威、資產階級的革命與政治權威、德國古典哲學所追求的理性權威都是這種權威形態。這種形態的哲學信仰，是對矛盾的消除（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9.），是對集中的也是統一的實質性權威的追求。
　　這種形態的權威認同，是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樂觀自信、積極進取的創造力的表現，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主體意識的自覺和自我肯定。我們看到，正是在這一階段，資產階級批判了傳統的宗教權威，并以極大的創造性和主體性確立了新的權威和新的認同。
　　第二種歷史形態是建立在形式根據之上的權威認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都已經放棄了對實質的、終極的、集中的和統一的權威認同根據的追求。這種形態的哲學信仰，是對矛盾的消解，是對分散和多元的權威認同自由的默認。科學技術的權威觀和統治社會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純粹類型的劃分，是這種權威形態的典型代表。
　　這個階段，資產階級的現代性權威認同，用形式化的、中性的（價值中立的）、多元化的權威消解了以往的那些宗教性的終極權威，甚至于消解了資產階級第一階段的實質性道德權威和政治權威。這個轉向，是壟斷資產階級保守的階級性主體性的表現。
　　第一種權威形態追求認同的共識；第二種權威形態追求認同的共契。
　　　　（二）兩種現代類型
　　新教加爾文宗認定，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間的、塵世的創造都是缺乏神性的。所謂“人為者，偽也”。例如，國家權力作為一種人造的事物，不過是一種世俗化的、必須加以限制的“必要的惡”。國家政治權力和任何人間的事物一樣，是平凡的，并不具有超驗的或神圣的意義。因此，必須祛除附會在國家政治權力上的巫魅的神圣性、神秘性或道義性。簡言之，權力就是權力，也不過是權力。在現代社會，權力不允許被權威化。
　　而新教路德宗則把國家權力視為神或某種神圣使命所需要的世俗機構。因此，國家不僅具有統治世俗社會的權力，而且還具有來源于神性或宗教性的“超凡魅力（Charisma）的權威”。國家權力因此而成為在俗而又超俗的神圣實體。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有機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國家觀念，把國家看成超越市民社會的道德實體，這有其濃厚的宗教性根源。路德宗的這種權力觀，給世俗化的國家和政治權力賦予了濃厚的道義的和宗教的威望，嚴重地把權力權威化了。（注：蘇國勛. 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00.）
　　宗教改革的兩個方向、兩條路線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影響是深刻的。按照韋伯的觀點，二者的差異甚至制約了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道路。事實上，我們看到，德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有著濃厚的權威主義的背景，而且始終是與權威主義問題的起伏波折糾纏在一起的（注：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17.）。而英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則較少這個背景，特別是政治權威受到了更多的監視和批判。
　　　　　　五、現代性權威的認同危機
　　一個社會的權威認同危機，并不意味著一個階級的政治統治實際上被推翻，也不意味著一個階級的實際社會經濟力量的削弱。相反，實力的強化或過分依賴實力，反倒是它喪失權威、喪失認同的征兆。一個階級越是喪失它的統治權威，它就越是不得不依賴其實力上的優勢，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夠阻止衰落和維持統治。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旦真正的創造性和實質性的認同喪失了，包括統治權威在內的權威認同的危機也就發生了。
　　　　（一）創造力的衰退
　　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黑格爾哲學在克服現代社會的分裂與矛盾、實現分裂與矛盾的實質性統一方面，表現出了空前的氣魄和力度。但是，黑格爾的這種絕對唯心主義的統一，實際上仍然是形式上的（即客觀精神上的）統一。因此，黑格爾主義體系的破產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絕不僅僅是黑格爾的或德國的失敗，而是一個階級的時代性危機的征兆。德國的哲學革命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的理論表達和總結，也是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和最后的表達和總結。德國哲學革命的流產表明，資產階級不可能從實質意義上把現代社會的分裂和矛盾真正創造性地統一起來。這一歷史性事件標志著現代資本主義創造力的衰退，標志著資本主義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失敗。
　　　　（二）實質根據的喪失
　　韋伯預言：“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注：韋伯.學術與政治［M］. 北京：三聯書店，1998.48.）韋伯本人曾經悲嘆，早在富蘭克林時期，那個曾經支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已經“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樣，只是幽靈般地徘徊著”，“財富的追求已被剝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倫理色彩，而趨于和純粹的世俗的情欲相關聯”（注：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89.141.）。
　　實質性根據和絕對價值消失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資本和技術官僚的冷漠無情的統治”。這完全是一種建立在形式根據和價值闕如基礎之上的權威系統。面對著這種鐵籠般的暗淡前景，韋伯以先知式的蒼涼期望著在文化上能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 注：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89.143.）， 以支持和重現資本主義的昨日輝煌并再建對現代性資本主義的權威認同。
　　　　（三）權威認同的完成
　　現代性的進程是一個歷史性的進程。相對于傳統社會，現代性是一種實證性。相對于自由時期，壟斷時期是一種更高的實證性。現代性的進程，從消除矛盾到消解矛盾，從認同共識到認同共契，經歷了一個重大的社會轉型。這個社會轉型，被認為是現代性的終結和后現代的開始。
　　但是，從本質上看，這個轉型進程并沒有改變“統治的邏輯”（注：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77. ）。相反，它使得整個統治，特別是通過科學技術的統治變得更為巧妙、更為隱蔽。表面上，它并不追求統治，也不要求認同。統治是自動的，認同是自由的。但是，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它并不是真正的轉型，而只是徹底的完成：消解是消除的完成，共契是共識的完成，形式是本質的完成，“晚期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完成。這是一種沒有統治的統治，不需要權威的權威，無需認同的認同。這是一種真正的后現代狀態。這種完成狀態，除了“無言的辯護”，什么也沒有說，什么也不需要說。
　　但是，問題在于，自從資本主義因為它的創造性而登上歷史舞臺以來，再也沒有什么新質的東西發展出來。整個的進展和所謂轉型，無非是它早期內在蘊含的創造性的實現。而且，無論是早期的消除矛盾，還是后期的消解矛盾；無論是認同的共識還是認同的共契，資本主義都沒有能夠（而且也不愿意）使問題“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沿著這個歷史方向繼續努力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它開辟了既不同于傳統的、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新的現代性權威認同。
　　［收稿日期］1999—05—08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62～6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路杰20002000權威認同在本質上是對于“創造者”的創造性的認同。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淵源于“文明的創造”，是對現代性的世俗化困境和矛盾性困境的創造性轉化。創造力的衰退造成了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危機。創造性/現代性/權威　　creativity/modernity/authorityModernity and Authority Recognition　　LU Jie　　College　of　Management　Staff　of　Information　IndustryMinistry, Beijing 102211Recognition of authority means, in essence,　recognition　ofcreativity originated in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It　helpsto　get　modernity　out　of　the　secular　 and　 contadictorypredicament. A decline in creativity will lead to a crisis　ofauthority recognition.路杰，郵電管理干部學院，北京　102211　　路杰（1966—），安徽蕭縣人，199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獲博士學位，現為郵電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62～6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路杰20002000權威認同在本質上是對于“創造者”的創造性的認同。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淵源于“文明的創造”，是對現代性的世俗化困境和矛盾性困境的創造性轉化。創造力的衰退造成了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危機。創造性/現代性/權威　　creativity/modernity/authority

網載 2013-09-10 2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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