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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本文摘選自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先生近著《喻園心語》，原標題為《閑話人格養成》。

該書收錄了李培根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心靈之約等不同場合的重要演講，其中多有對于當下中國教育、社會、歷史和青年問題的真知灼見。經作者授權，特刊布出來與讀者諸君分享。

作者簡介：李培根，被學生親切地稱為“根叔”。生于1948年，1983年赴美留學，2003年12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担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李培根

談談社會中常見的幾種“惡”，有些是歷史上給人們留下痛楚記憶的，有些是你們能感受到的。

一種是“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冷漠、麻木。當前在我們的國民之中，可能包括我們大學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會上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現象，大家也能感覺到世風日下。

也有的人消極處世，一方面我們能看到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問題，這樣那樣一些不好的現象，但我們不是積極、批判地去對待，甚至自己有時候也這樣，這種現象在我們大學生中時有出現。

年輕的這一代物質上的東西想得太多，比如享樂主義、消費至上或是消費主義。還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等等。所以現在有些人講“年輕人之惡”，我不知道這個提法對不對，我在這里是轉述給同學們。在你們看來，我們現在年輕人中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年輕人之惡”？

有人提到所謂“沙粒化傾向”。他講到青年，“真正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青年是什么？是與新文化、社會思潮、社會行動力、社會理想與抱負連在一起的群體。”

換句話講，青年應該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會思潮，有行動力、有抱負、有理想。他認為這種群體是與初升之陽、朝氣蓬勃的意象相連，與國運民瘼同在的群體。

但他感慨現在年輕人不是與新文化、行動力、理想抱負等等聯系在一起，“從此不再有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問題”。意思是什么？

他認為現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政治意義上的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的問題；不再有理想問題，只有謀生問題；不再有青年社會，只有青年消費等等。

我個人認為目前沒有這么嚴重，不至于我們的年輕人都到這種地步了。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但是不管怎么講，他所描述的這種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也就是說，在我們青年中間，在我們大學生中間，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極少數的人缺乏理想抱負。

再有一種就是阿倫特所言的“平庸之惡”，這種惡就比較大了。

漢娜*阿倫特是二十世紀很著名的一個哲學家，是一個猶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后來逃往法國，又到美國。

漢娜*阿倫特

1961年時，她在美國聽說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從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納粹戰犯艾希曼，就向一個雜志《紐約客》請纓，希望深入報道這個審判。后來她在196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

艾希曼是二戰時期臭名昭著的戰犯，是黨衛隊的中校，侵襲猶太種族的指揮家。據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生產線每天要殺害12000人，到二戰結束的時候有580萬猶太人因此喪生。

阿倫特說：

“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是平庸的惡。這種惡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將人變成復雜管理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人被非人化了。人們對權威采取服從的態度，用權威的判斷代替對自己的判斷，平庸到了喪失獨立思想的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

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覺得這有點過于為他辯護，畢竟他殺害了那么多人。但艾希曼這種現象有很多，比如在我們國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雖然沒到屠殺的地步，但迫害的事情卻常有發生。我們年輕的學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歷史，但我希望同學們在閑暇的時候能多關心關心文革那段歷史。

還有一種惡是“工具之惡”。具體分為兩種不同情況——

一種是心甘情愿地淪為別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淪為某種工具。當然多數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和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旗號下，心甘情愿地淪為某種工具；

還有一種就是被迫地成為某種工具，是很無奈的。但不管是哪種情況，都屬于沒有獨立人格。

我在這里舉幾個例子。

1986年的時候，我國有三位著名人士發出了四十多封關于《“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的信，這三個人都當過右派，吃過不少苦頭，所以想開一個關于“反右派”的研討會。

我們某一位著名的科學家(曾經是大右派)就收到了這封信，他把這封信交給了中央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并附了自己的一段話：“XXX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與他們是不同的。”

把這封信給了中央之后不久，他被增選為政協副主席。那位科學家是我從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這一行為讓我覺得很不解。如果你不愿意參加這個研討會，不管是因為不同意這個研討會的觀點，還是怕惹火燒身，你都可以丟掉這封邀請信，權當沒收到，或者找個借口推拒掉，怎么能告密呢？

《喻園心語》，商務印書館， 2014.12.1

后來我查到“監視告密”這一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很早就存在了。

據說我國第一個“告密者”是商紂王時代的崇侯虎，當時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后宮，因“不喜淫樂”，被紂王殺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醬。鄂侯爭辯了幾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聽說之后感嘆了一聲。“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史記·殷本紀》)。

西伯昌的感嘆并非當著紂王面，但是崇侯虎將此告訴了紂王，后來紂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發出如此感嘆，應該說這二人關系不錯，可恥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

這樣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們的歷次運動中都有這樣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學們可以多了解一下我們國家的歷史，包括我們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對這種歷史不了解、沒有記憶，對咱們國家沒有好處。

我所說的這些，我們可以看一下幾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親弟弟曾為了表現積極，以子虛烏有的事告發了那位作家；某大畫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導致詩人聶紺弩入獄并被判無期徒刑；某著名學者被組織要求做中央某部的臥底。

工具之惡還表現在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種利己人格。

“批林批孔”時，很多大知識分子充滿矛盾和焦慮，比如梁漱溟和馮XX，作為大學者，他們對孔子是充滿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馮XX在報紙上公開發文，由一貫的“尊孔”轉變成“批孔”，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

而相反，梁漱溟始終不表態。我認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像馮XX那樣的學者，因為他當時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無論怎么講，客觀上像馮XX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在行工具之惡。

當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時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話說回來，還是跟自身的人格有關系。為什么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有獨立人格，事情其實未必有那么可怕。

我注意到一個現象，特定的時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發現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們自己的獨立思考，并不順著桿子往上爬，也沒有發生什么事情。尤其是現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后不要出現這樣的歷史悲劇。

還有“損人利己之惡”。

錢理群這句話大家應該都熟悉：“現在一些大學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們身邊也有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見有東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個位置半天都空著。我們仔細想想，其實這也是損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東西擱在那里實際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費學校的公共資源。

還有就是類似于告密、諂媚、讒言之類的，我不知道同學們之中有沒有這個現象。尤其是對于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等問題，如果你對一個同學不滿意，直接跟他講，用正確的方式，當面批評。而如果不提醒他，卻在領導那里告發，我不提倡這種行為。

另外一種是“痞子之惡”。

一位年輕人，摸了寵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個人看了另外一個人一眼，被打成重傷。

還有“人格分裂之惡”。清華大學劉海洋把硫酸潑到狗熊身上；長沙某高校的學生與班上兩名女生發生戀情，造成感情糾葛，后來把其中一個女生殺害，并且碎尸、拋尸。

接下來說說“濫用權力之惡”。

大家耳熟能詳的薄熙來和王立軍也是濫用權力的典型。

我們一位校友是中國電子集團下的某公司董事長，他們公司是目前中國生產安防產品的最大公司，當年重慶政府就用他們的安防設備。

他告訴我，在為重慶公安局安裝設備時，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軍，由于安裝噪音，幾位工人遭到王立軍的訓斥與責罵，當時安裝人員爭辯解釋了幾句，最后被強行帶走。最后，在電子集團高層介入后，幾名工作人員才得以釋放。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王立軍等人竟因這點小事而濫用職權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來事件可以很容易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更嚴重的惡就是“專制之惡”，那可是大惡。前不久金正恩處死張成澤，引起了軒然大波。金正日葬禮上扶靈的七個人大多已被整肅，真可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當今社會的惡我們或許已經親身經歷，歷史上的惡我們也有所耳聞，那么我們需要思考：有一些惡在法律上是難以懲治的，但我們該怎么去避免這各種各樣的惡？如何避免平庸帶來的惡？又怎么去避免我們自己可能存在的人格上的“平庸”？

大學生都應該去思考，如果我們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人格，那么實際上也不容易形成專制的土壤。反之，我們的國民中，如果很多人都有著不健康的人格，那么在這樣的土壤上也很容易形成專制。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份責任，人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共識網 2015-08-23 08:4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