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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01)02-00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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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所說的“當代文學史”，主要指“通史”，包括學術性專著和大學文科教材，但也會談到與當代文學史有關的專題史、文類史等。
　　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當代文學史研究落后于現代文學史。有的人私下甚至認為，現在出版的當代文學史，幾乎都不能讀。這當然也包括我過去參與編寫的那些。這話在從事這一“行當”的人聽起來，很受刺激，也頗為傷心（有的則很憤怒）。這種說法顯然過于偏激。不過，認真想想，當代文學史寫作在這20多年中，確實問題不少。從不少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文學史觀念、評述體系和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有人認為這是這方面的“從業人員”不努力的緣故。其實不完全是這樣。我們還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門類的研究者更偷懶。
　　90年代以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很多，平心而論，我見到的重要幾部，各有特色，可以見到編著者在更新觀念和方法、改革編寫體例上所作的努力。舉例來說，劉錫慶主編的《新中國文學史略》[1]，除對文學思潮做簡要評述外，主要文學側重各體裁的創作，將重要作家、作品的評介，與某一體裁的時期特征和演化狀況，交互滲透，突出對創作個性和文體風格的總結。于可訓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論》[2]，似乎是最早見到的當代文學史的個人撰寫著作。過去的當代文學史，幾乎都是集體編寫。集體編寫解決了個人在資料處理上的難度，但也帶來常見的不平衡、不統一的問題。于可訓的“史論”評述扼要簡潔，對當代文學各階段的特征和文學思潮、作家創作個性的分析，常有頗富啟發性的見解發表。趙俊賢主編的《中國文學發展綜史》[3]，以作家的“文學觀”，作品的“文學形態”，文學運動的“思潮模式”作為角度來描述當代文學現象。也許會覺得那些形態的劃分有些瑣碎、僵硬，框架的設定也有些“先驗”，但確實表現了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貴努力，不失為一種有益的試驗。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修訂本[4]，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編著者長期從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工作，經驗充足。這次對80年代的三卷本做了全面修訂，學術水準有長足提高。修訂本的篇幅做了壓縮，分上下兩卷。在材料的豐富、翔實，體例和評述的穩妥上，這部史著表現相當突出。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集體編著的《中華文學通史·當代編》（張炯主編）[5]，在目前已有的當代文學史中規模最為宏大。《中華文學通史》共十卷，當代部分占了三卷，這種分配方式受到一些人的批評。這部文學史內容全面，除中國大陸外，也包括臺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同時，也很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的地位。除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傳統的文類外，還設兒童文學、電影文學、文學理論批評各編，這些都是創新貢獻之處。這部當代文學史，寫入的作家、批評家、作品最多，資料也很豐富。但參與寫作的人員實在太多（約30人），各部分水平有極大出入，材料也有不很準確的地方。由于追求全面，有時成為作家、作品的羅列，但“座位”再多，也還是不能充分滿足需要，因而也引發一些矛盾。而且，這部文學史好像很看重作家的官職，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員的，不厭其煩。不過，從這部書的規模和涵蓋的面看，它仍是值得重視的著作。在慶祝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時候，社科院文學所組織集體力量，還編寫了兩部當代文學史性質的研究著作。一部是楊匡漢主編的《驚鴻一瞥：文學中國1949-1999》[6]，另一部是楊匡漢、孟繁華的《共和國文學50年》[7]。兩書均以專題方式，來總括地評述當代文學進程，將史論加以融合，對許多問題有深刻的闡釋。丁帆、王世城的《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8]，可以說是當代文學史中的“斷代”史論。作者設想對這一文學時期的評述，能擺脫“政治性”的是非判斷，“真正”從“文學本身的價值確證上”來解釋文學現象。另外，在90年代末出版的當代文學史中，還有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9]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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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的那種指責，雖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要承認問題不少。當代文學史研究不盡人意的原因何在？一種說法是，在被稱為“當代文學”的領域，過去一段時間里，許多有“才氣”的人不大愿意從事當代文學史工作。在我看來，換一種方式說可能要穩當一些。這就是，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許多有才氣的人更愿意做文學批評和現狀研究。“文革”結束以后，跟蹤、把握當前的文學現象，發現有價值的文學問題和作家作品，確實比研究當代文學史更具有挑戰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學術含量，當然也更容易產生社會效應。只要回顧80年代文學界的情況，就能明白這一點。況且，在80年代，所謂“當代文學史”，要處理的是50-70年代的文學現象。這個時期文學的“審美價值”、“文學性”，在當時正受到普遍質疑。在未能有新的視角來證明其對象具有關注的價值的情況下，它的被忽略可以說是必然的。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學科關系。張頤武在一篇文章[11]中談到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被限定在“現狀”研究之上，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現代文學”對“當代文學”巨大的學科優勢造成的。他說，在“新時期”，“當代文學”一開始是從“現代文學”研究中分離出來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學科話語，而80年代“個人主體”的這一主導性話語，在“現代文學”中能找到最有力的例證。于是，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軌跡，一些學者將其描述為，五四前后的輝煌起點（高峰），其后是不斷退行、下降的過程。張頤武描述的，確是那個時間的主導思路。盡管對下降的起始點看法略有不同：有的定在1928年“革命文學”提倡時期，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文學，而對“文革”時期是“谷底”的看法卻很一致。那時普遍認為，“文革”結束后才有了文學的“復興”，這一“退行”才宣告終結。這樣，對“當代文學”的歷史探索自然沒有必要，“當代文學史”被看做是“次等學科”，當代文學研究也就被理解為“共時”的現狀研究。對20世紀中國文學軌跡的這種理解相當普遍，如《論“20世紀中國文學”》這一影響很大的論文。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著作，也體現了這一觀點。如孔繁今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在處理1949年“文革”結束這段時間的文學時，采取了極大的壓縮、忽略的方法，來表達這種評價。它取消了“當代”為標志的時期劃分，從1917年到1996年，是一個大的時期，并畫出了這一時期的“下降”、“退行”的軌跡。應該說，這一理解，這一軌跡的描繪，是有充分的根據的。
　　從學科關系來觀察當代文學史研究被忽略的問題，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做出補充和修正。第一點，“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不是“文革”后從“現代文學”中分離出來的，而是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開始建構的，雖然當時“當代文學”的時間還很短。它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學科話語”，它的體系、概念、描述方式，當時就已基本確立。只不過到了80年代，這一整套的學科話語，受到廣泛懷疑和棄置。第二點，在“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學科關系上，80年代確實表現了“現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強大優勢和壓力。但是，在50-70年代，則正好相反。當時反倒是“當代文學”對“現代文學”的優勢和壓力。那時，“當代文學”是“高一等”的。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唐ｔāｏ＠①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部書的文學史觀念和評述框架，確立于60年代）中的文學史圖景，與“新時期”一些現代文學史，或一些論著所描繪的圖景很不同。王瑤等的文學史，自然沒有直接評述“當代”的文學現象，但是暗含了“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發展和上升的歷史判斷：“當代文學”是克服了“現代文學”存在問題和弱點的產物。現代作家、文學運動存在的缺陷，只是在解放區文學，只是到了“當代文學”，才得到“真正”解決。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論著中，是放在雖取得重要成績、但又存在歷史性弱點的敘述框架中處理的。“文革”結束后，以左翼文學作為主流的“當代文學”出現了危機，“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這種學科等級關系發生了“顛倒”。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文學史”的地位，它的闡釋價值也連帶出現了“危機”。這是當代文學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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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代文學史研究者，不愿就這樣心灰意冷，他們還是要尋找出路。這樣，在80年代中后期以來，便努力于建立新的“學科話語”，尋找新的研究視角，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從學科關系的變動上，來尋找、確立學科的規范性；或者試圖尋找有效的方法，來為50-70年代文學拓展闡釋的空間。下面擇要對其中一些成果，做簡略介紹。
　　一是陳思和關于抗戰以來文學史研究的思考。這集中體現在他的一組文章中，如《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民間的沉浮：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民間的還原：“文革”后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等。在這里，“戰爭文化心理”和“民間”這些提法和概念，既富啟發性，也存在許多爭議。他提出將抗戰到“文革”這一時期，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相對獨立階段來處理，并描繪這一文學時期的基本特征。出版于1999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雖定位在大學文科低年級用書，但探索新的評述體系的努力顯而易見。提出“潛在寫作”的命題，發掘曾被壓抑、掩埋的文本，并在另一些文本中發現裂縫，以顯現“一體化”時期仍存在的多種文化構成。這是這一工作的價值所在。
　　二是黃子平的研究。80年代他的《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一文，是當代文學史研究重要文章之一。近年又出版了《革命·歷史·小說》一書[12]。該書由若干篇論文組成，其中最主要部分，是研究現代中國小說的一種類型，書中稱之為“革命歷史小說”。他力圖離開簡單、粗陋的政治、美學評價，把對象放到“歷史深處”，揭示文本的“生產機制”和“意義結構”。這種考察是雙向的：一方面是小說如何講述革命，參與這種敘述的“正典化”；另一方面是革命如何規約、改變我們想像、虛構、講述革命歷史的方式。由此，把分析引向對文本的“生產機制”和“意義結構”的關注上來。
　　“再解讀”，指的是90年代的一種批評活動，也是一本書的名字——《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13]，唐小兵主編，收入劉禾、黃子平、孟悅、戴錦華、唐小兵、劉再復、林崗、馬軍驤等人的一組文本解讀的論文。涉及的有小說《生死場》、《在醫院中》、《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歌劇《白毛女》，話劇《千萬不要忘記》，電影《青春之歌》、《紅旗譜》等。論文撰寫者多為學院出身，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現代理論背景。論文的撰寫與編輯，不僅為了對涉及的文本重新闡釋，而且更與“現代文學史的重構”相關。其解讀基本路徑，在談到黃子平的研究時已做了提示。《再解讀》特別關注20世紀中國被稱為“大眾文藝”的實踐。還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不僅注意文學，而且注意戲劇、電影等藝術“文本”。在編者看來，這不只是解讀范圍的一般擴大，而是關系到左翼文化界“對文化及其生產過程的一次大面積重新定義”。還有一點是，重視文本的改易、變遷這個在“當代”的重要文學（文藝）現象。對文本變遷與不同時期意識形態、歷史想像的關系，在孟悅對《白毛女》（從歌劇到電影，到芭蕾舞劇），戴錦華對《青春之歌》、《紅旗譜》（從小說到電影）的論文中，有很好的分析。
　　“再解讀”其實是文學史研究的經常、普遍的活動。如果它是一種有系統的工作，則是文學史重構的組成部分，是更新文學史圖景和描述方法的一種試驗。謝冕主持的“批評家周末”，有一個時期也以“再解讀”為中心。涉及的文本有《我們夫婦之間》、《洼地上的“戰役”》、《百合花》、《青春之歌》、《望星空》、《趕車傳》等。李揚近年來致力于以新的視角來闡釋當代文本，部分成果在專著《抗爭宿命之路》中已得到體現，另外的論文，也陸續在刊物（如《黃河》）上發表。
　　1998年，謝冕、孟繁華主編的叢書“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出版[14]。主編者說明，這套叢書的體例和部分方法，從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獲得借鑒。從1898年到本世紀末的百年中，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11個年份，以此來涵蓋、輻射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問題和現象。在大的寫作原則上有所協調，但基本上是個人著作。由于并不相同的文學史觀和不同的評述尺度，各書之間有許多差別，學術水準也不一致。但注意廣泛文化現象，努力描述文學的具體“歷史情景”，表現了重視文學現象、文學運動、文學環境和文學生產方式的趨向，是共同點。與此相關，則是對作家和文本的關注欠缺。另外，在局部中來發現、提取于20世紀文學有重要意義的命題，也是思考的著重點。
　　近年當代文學史研究還有其它重要成果。如在專題史、文類史領域中等，都出版了有意義的著作。如陳美蘭對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研究，南帆、吳義勤對當代先鋒小說的研究，李振聲對當代先鋒詩歌的研究等等。這些，不在本文評述的主要范圍。
　　上述種種努力，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有可能開拓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這種思路和方法，并非簡單地對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成熟”的方法、理念的靠拢，因為“當代文學”有不同的問題需要解決，需要尋求闡釋的切合的途徑。現代文學史研究所確立的理念和方法，對觀察當代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自然很有用，但又不是能夠完全勝任。“當代文學”究竟提出了哪些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怎樣對待，是當代文學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這些問題，會因為納入“現代文學史”研究規范而被剪裁棄置。對于現代文學史，經過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幾代學人的勤奮工作中，已處在一種相對的穩定之中。而對于“當代文學史”來說，則可以說還是暴露在很大的不穩定性之中。從目前的情況說，“很”“成熟”了的“現代文學史”研究要有所進展，主要是尋求對“規范”的偏移。對“當代文學史”而言，則是在這種不穩定中，尋找建立有效的但并非一律的“規范”體系。因而，前者將會繼續以較高的“學術水準”的面目出現，后者則具有更大的新鮮感和挑戰性。因此，研究“當代”的我們，也不需過分悲觀，自暴自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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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在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中，視角、立場、方法上比較一致的情況，已在發生變化，出現了“分裂”。這是值得慶賀的現象。十部百部一面的狀況，有了初步的改觀。出現了在評析立場、方法上有差異和創新的著作。目前，需要辨析不同的立場、方法各自的可能性，所能到達的境地，以及它們各自的限度。
　　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當代人”有沒有可能處理“當代史”？“時間”距離過近，被普遍看作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不利因素。但是從另一面說，當代人敘述親身經歷、見聞的事情，其實也有后來者難以取代的長處。他的參與、體驗、心理反應，不是未親歷者通過想像、猜測所能把握的。問題是能否把“親歷”轉化為洞見，而不是成為固執、偏狹的屏障。所以，“當代人”的研究和后來者的研究，應該構成互為參照的關系。對于親歷的“當代人”而言，歷史撰述還另有一層責任。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時間”的“洗滌舊跡”的難以阻擋的運動中，使一些事情不致過快被沖刷掉，抵抗“時間”造成的深刻隔膜。這應該是“當代人”研究的主要動力。其實，“當代人”這個概念已很含混，難以確指。有從“舊中國過來”的“當代人”，有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當代人”，也有六七十年代出生、對“文革”一無所知的“當代人”。這樣的一天很快就會到來，那時，課堂上學生的提問是：“‘文革’是什么意思？怎么一回事？”這個時候，你會意識到“當代”、“當代人”這些概念已支離破碎。要盡快摒除為“當代人”代言的僭妄，弄清楚自己的立足點，在面對當代文學現象時，既發展各自的優勢，也對自身的限度保持清醒。這樣，擁有不同方法和立場的研究者，也許能建立起一種對話的關系。
　　在當前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如果從研究主體與對象的關系著眼，大體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思路，這可以稱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提出這兩個詞，很容易就想到韋勒克在文學研究上所做的“內部”和“外部”的劃分。但這里不是那樣的意思。孫歌在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時候，介紹了丸山對學術研究（思想史、學術史）的觀點[15]。面對歷史對象，有從“外部”進行研究、批判的，也有深入“內部”來進行的。丸山真男高度評價野間宏，說從他那里找到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工作方式，就是“通過從對象內部把握它來達到否定它的目的”。這種方式，也許又可以稱為“歷史批評”或“歷史主義”的方式，深入到對象中去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因而可能較具備瓦解對象內在邏輯的功能。與此相對應的“外部”方法，丸山稱做“啟蒙主義”的方式。80年代以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中，這種“外部”的、“啟蒙主義”的方式占有比較主要的地位。在確立一種普遍性的理論和法則的基礎上，審察當代文學進程，評騭作家作品。這在推動文學觀念和文學評價標準的更新上，起到重要作用。當然，它的限度和弱點，現在也有充分暴露。最重要之點，一是過分信任所確立的理論、法則的絕對普遍性，另一是對對象的“獨立存在”缺乏足夠的意識。
　　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是：“當代文學”并不是“我們的”當代文學，而僅僅是“當代文學”。但常識最容易被忘記。只有把研究對象作為獨立的存在，也承認它有特定的語境，把他者當作“他者”，才能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連帶著會要求抑制簡單的暴露式處理方法，抑制道德主義的感情沖動。當然，如丸山真男所說，“理解他者”的“理解”，并不等于“贊成”，它不包含把對方合理化和正當化的意圖。因此，所謂的“內部”研究，既可能獲得拆解對象內部邏輯的批判力量，但也可能被對象所同化。相對應的兩種敘述“后果”是，或者醉心于把自己的影像投入到對象中去，或者又容易抱一種冷漠的、犬儒主義的令人嫌惡態度。這兩種方式，兩種研究取向，成為今天當代文學史工作上的“兩難”。
　　其實，學術工作上的這種“兩難”，也是我們“兩難”的現實處境的一定程度的反映。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積極面對它。
　　收稿日期：2000-07-28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55～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子誠20012001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總體狀況并不令人樂觀。究其原因，大致與學科對象的含混和闡釋上的價值“危機”有關。自80年代末期以來，一些學者致力于建立新的學科話語，尋找新的研究視角，拓展闡釋空間，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在今天，“當代”的概念已經四分五裂。研究者需要重新確定研究對象的獨立存在，避免移情和冷漠，同時對自身限度保持清醒意識，使研究形成一種對話關系。當代文學史研究/學科話語/對話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disciplinarydiscourse/dialogue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Recent YearsHONG Zi-cheng(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whol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not so promising.It is related with the crisis of the disciplinary object andthe value of interpretation.From late 1980s,some scholars hadcommited themselves to construct new disciplinary discourses,search for new perspective and expand interpretive space,andthey ha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Today,however,the conceptof "contemporary" breaks into pieces.Researchers should have tore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research object,avoidempathy and apathy,as well as keep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one's limits in order to develop a kind of "dialogic"research.洪子誠(1939-)，男，廣東揭陽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100871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55～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子誠20012001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總體狀況并不令人樂觀。究其原因，大致與學科對象的含混和闡釋上的價值“危機”有關。自80年代末期以來，一些學者致力于建立新的學科話語，尋找新的研究視角，拓展闡釋空間，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在今天，“當代”的概念已經四分五裂。研究者需要重新確定研究對象的獨立存在，避免移情和冷漠，同時對自身限度保持清醒意識，使研究形成一種對話關系。當代文學史研究/學科話語/對話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disciplinarydiscourse/dialogue

網載 2013-09-10 2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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