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73（2000）03－0014－07
　　自從語言產生之日起，在人類的體悟與表達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人類對世界的體悟是混整無形、變動不居的，是難以用分析性思維進行“致詰”的，但如果我們不把它付之于形，它就無法顯見自身，不給它一個名，“其實亦遂漠然無所依”，“事物之無名者，實不便于吾人之思索”（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因此，人類喜歡和他人分享真理的天性，使得那些認為玄妙之意不可言說的得道者總是不能徹底緘默。問題的關鍵在于，“無形”的東西被怎樣賦予“形”，“無名”的東西被怎樣賦予“名”，讓它變得既可以顯見、可以言說，又不至于太多地破壞它的豐富性和混整性。或許這正是中國古代哲人所面臨的困境，正是古代哲人雖然認為語言有很大局限性，卻又不得不重視言說的方式的原因。或許古代哲人正是在這種既不愿執著于語言又不能完全放棄語言的困境下，繼承了遠古先圣“立象以盡意”的做法，在“以象反名言”的道路上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們通過意象化的言語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規定性，消減語法的線性限制，解放語言的自由活力，從整體上把語言體驗化、混整化、意象化，從而也把語言詩化了。在這里，詩、語言與思，哲學、文學與審美之間的界限都被消解了。
　　　　　　一、比喻象征與同一性思維
　　王弼曾在《論語釋疑》中概括出古人“以象反名言”即以“名言”表達“非名言”的兩種方式：“一是以對反之名揭示‘不可名之理’，二是給‘無名’以‘稱謂’”。[1](P503) 盡管人們對此并未給予高度的重視，其實王弼在某種程度上概括出了古人言語和思維方式中的兩種最基本的傾向，再加上我們后面所說的“反復”，它基本上能夠體現出古代詩化語言運用的總體規律。其實也是藝術思維的規律。
　　王弼認為，“名號”和“稱謂”是不同的。“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名生乎彼，稱出乎我。”（《老子·指略》）就是說，名號是與對象相對應的，而稱謂在于表達我所把握的義理。[ 1](P503)“名”是受客觀事物限定的，具有局限性。而“稱”是從我的主觀感覺出發的，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與世界之間“沌沌兮”混然同一的狀態，這樣就較少受到局限。他認為，老子的“字之曰道”，“謂之曰玄”，是“稱謂”而不是“名號”。這也就是說，當古人面對那些無法命名而又必須命名的東西時，是從自己的主觀感覺出發去稱呼它，而不是受制于外在世界。像“道”雖也存在于“名言”之中，但并不能被看作具有確定性的“概念”。大概這正是難以把“道”作為一個概念翻譯成英語的原因。“道”既映現著宇宙人生的規律，又包含著對一個息息相通、幽深玄妙世界的精神體驗過程，它具有不可化約性。這樣一個非概念性的東西，它既非概念思維的結果，也不能用概念思維的方式去把握，只能以感覺經驗的相似為基礎，借用一些具體的物象或事例，作一些具體性的描述和體驗化、隱喻化的表達。也就是說，這種物我同一的思維決定了中國古代言語方式的隱喻性。
　　中國古代哲人不僅運用隱喻象征暗示本體性的形而上之“意”，也用譬、比、喻的方式說明任何一種抽象之理。莊子有“寓言十九，籍外論之”的說法。（《莊子·寓言》）孔子也認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說苑·善說》則記載了善于用譬的惠子用譬喻本身向梁王證明了“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的故事。雄辯的孟子、大智若愚的老子，更是不能離開譬喻而言語。就是中國古代最富有邏輯思辯頭腦的后期墨家學派，在《墨經》中不僅反思了運用比喻和類比的規則，還特別善于用舉譬的方式來說明他們高度抽象的思辨邏輯。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比喻在中國古代哲學語言中運用的普遍性、廣泛性。盡管隱喻在西方古代哲學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但亞里斯多德卻對隱喻在哲學中的合法地位持一種懷疑態度，這顯然與中國古代哲人對于隱喻眾心一致的偏愛截然不同。另外，與希臘哲學家“獨創性的、個人性的隱喻”有所不同[2](P79)，中國哲學家所使用的隱喻是具有象征性、約定性、經典化的特征。中國古代隱喻一種較典型的形式就是在先秦時期運用得非常普遍的寓言。
　　盡管古代中國使用比喻非常普遍，但中國古代哲人并沒有把有關現象進行明確的區分界定。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篇中所說的“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其中的“比、喻、方、擬、譬”，雖有些微不同，但在古代哲學語言中都統一在“比”的名下，基本上是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的。因此，現代學者對于中國古代這種比、喻、譬的語言現象，有的是沿用傳統修辭學的語匯，習稱“比喻”，把象征隱喻看成比喻之一種，也有學者從宏觀的文化視野出發，把中國古代的比、喻、譬都用隱喻來統攝。我們認為，在這里如何稱呼并不重要，正如鮑海定所指出的，中國古代哲人從不懷疑隱喻表達式的哲學價值，以及中國古代哲學家運用隱喻的普遍性、“約定性的和高度組織化”，這正表明，古代中國具有運用隱喻的語境。“在中國古代的語境中，隱喻首先是一種邏輯現象，而不是一種文體風格的技巧。　　”“它們的內容早已經編織在中國人的語言能力（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14～20B5中國哲學趙奎英20002000中國古代哲人雖然認為語言有很大局限性，卻非常重視意象化的言語方式。他們以比喻、對反、反復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規定性，把語言的混整性、不確定性都突現出來，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學著作中，詩、語言與思，哲學、文學與審美之間的界限消解了。而語言的詩化，不僅在于語言學上的修辭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陰陽對反、循環往復的共時態思維和空間化的“詩性時間”之中。空間化時間具有一個非線性發展的同時性結構，蘊含著一種詩性本源。言語/思維/詩化/空間化　　speech/thinking/poetic nature/related to space收稿日期：2000-03-08Poems,Remarks, ThinkingOn the Poetic Nature of the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　AncientChines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Though considering　the　limiattion　of　language,　 ancientChinese philosophers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way　ofimages in speech. With metaphor,　paradox　and　repetition　asthe main means,　they　broke　the　one —sided　convention　ofremarks and concepts, putting forward　the　indefiniteness　oflanguage, diminish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language, thinking,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The　poetic　naturedid not only lie in the figures ofspeech,　but　also　in　the"poetry—nature tim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espacious time　has　a　synchronic　structure　of　non　—lineardevelopment, bearing the source of poetic nature.山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山東　濟南，250014　　趙奎英（1969—），女，山東菏澤人，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山東大學博士生。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14～20B5中國哲學趙奎英20002000中國古代哲人雖然認為語言有很大局限性，卻非常重視意象化的言語方式。他們以比喻、對反、反復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規定性，把語言的混整性、不確定性都突現出來，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學著作中，詩、語言與思，哲學、文學與審美之間的界限消解了。而語言的詩化，不僅在于語言學上的修辭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陰陽對反、循環往復的共時態思維和空間化的“詩性時間”之中。空間化時間具有一個非線性發展的同時性結構，蘊含著一種詩性本源。言語/思維/詩化/空間化　　speech/thinking/poetic nature/related to space收稿日期：2000-03-08

網載 2013-09-10 20:47:1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