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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時間，大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缺什么”這個話題很感興趣，談論甚多。在2003 年的杭州作家節上，它甚至成為幾位作家“論劍”時的中心話題。陳忠實先生認為中國 文學缺乏“思想”，張抗抗女士認為缺“鈣”，鐵凝女士認為缺少“耐心和虛心”，莫 言先生認為缺乏“想象力”，鬼子先生則認為“什么都不缺”。真是見仁見智，莫衷一 是。除了鬼子先生的劍走偏鋒的高論宏議有些靠不住，莫言先生的說法有些簡單，其他 諸位的觀點都有道理。我之所以說莫言“簡單”，并不是認為他不該強調“想象力”的 重要性，而是說他沒有正確地說明我們缺乏什么樣的想象力，沒有正確地說明在怎樣的 前提下我們才能積極地進行“想象”。在我看來，想象不是任性而隨意的行為，而是服 從一種更為內在的規范和紀律的制約，或者說，決定于觀察的深入程度和體驗的深刻程 度；一方面，想象賦予觀察以完整性，賦予體驗以豐富性，另一方面，想象要想成為積 極意義上的創造性的想象，就必須充分重視觀察和體驗的價值，必須使自己具備起碼的 事實感和真實性。
    那么，我們的文學到底缺少什么呢?缺的東西很多，遠不止幾位“論劍”的作家所指出 的那幾點。在我看來，中國文學的問題是復合性的，而不是個別性的；是整體性的，而 不是局部性的。大略說來，我們時代的相當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缺乏對偉大的向往，缺 乏對崇高的敬畏，缺乏對神圣的虔誠；缺乏批判的勇氣和質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懷 和信仰的熱忱，缺乏高貴的氣質和自由的夢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動的善 ，缺乏令人欣悅的美；缺乏為誰寫的明白，缺乏為何寫的清醒，缺乏如何寫的自覺。總 之，一句話，幾乎構成偉大文學的重要條件和品質，我們都缺乏。缺乏的結果，是我們 有許多“著名”作家，有每年出版數千部長篇小說的數量，但卻只有少得可憐的真正意 義上的文學。讀許多當代作家的作品，我最經常的體驗和最深刻的印象，是虛假和空洞 ，是乏味和無聊，每有被欺騙、被愚弄甚至被侮辱的強烈感覺。這些作家的作品不僅不 能幫助你認識生活，了解人生，不僅不能讓你體驗到一種內在的欣悅和感動，而且，還 制造假象，遮蔽真相，引人墮落，使人變得無知和無恥。
    如果有人向我提出“中國當代小說最缺少什么”的問題，而且要求給出一個最重要的 答案，那我的回答是：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愛、可信的人物形象。而這 種缺乏是另一種缺乏導致的結果，即由作者缺少對人物的尊重導致的后果。是的，缺乏 對小說中人物的尊重和同情，乃是當代中國小說的一個嚴重而普遍的問題。我們時代的 一些小說家總是樂意任性而隨意地描寫人物，強迫他們說自己不想說的話，強迫他們做 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僅如此，他們還有一種令人無法理解的共同愛好，那就是，把人物 置于尷尬的情境中進行羞辱。
    眾所周知，在現代文學的整體構成中，小說乃是一種具有主宰意義的文學樣式，因此 ，說一個國家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小說中，應該是可靠的判斷。而決定一部小說價值 之大小、成就之高低的重要因素，則是看它是否塑造出了豐滿、生動、不朽的人物形象 。喬治·桑說：“一本小說如果不寫人就算不上小說。”她說得對。人物形象確實是小 說藝術的核心問題，也是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最感興趣的問題。很多時候，讀者讀完一部 小說首先記住的是人物。人物的愛與恨、悲與歡、離與合、生與死的情感歷程和命運遭 遇，緊緊地吸引著讀者，讓他們為他高興，為他憂傷，為他慶幸，為他嘆息。他們談論 他，就像談論自己的朋友，自己的鄰居，自己的親人。某種程度上講，一個民族的文學 成就主要體現在它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我們討論一個民族的文學，等于在討論一系列 人物形象。如果說研究俄羅斯文學就意味著必須提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 ，那么，研究者同樣無法不提的是一些同他們的創造者一樣重要的人物的名字：安娜· 卡列尼娜、列文、渥倫斯基、瑪絲洛娃、娜塔莎、安德列、拉斯柯爾尼科夫、梅斯金公 爵、瓦爾瓦拉和卡拉瑪佐夫兄弟。
    我經常想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我們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顯得虛假、委瑣、丑惡 ，而俄羅斯作家筆下的人物總是那么可信、可愛甚至美好?通常，在俄羅斯作家筆下， 即使那些人格殘缺、靈魂丑陋、情感扭曲的人物，也不失其正常，也不乏值得你同情和 憐愛的地方。這又是為什么呢?例如，在果戈理的對俄羅斯社會和民族性格中的殘缺和 病象進行尖銳諷刺和無情抨擊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也是卑污之下的純潔，是病象之 下的健康，是恥辱之下的尊嚴，是無情之下的溫柔。他的諷刺無疑讓人發笑，但他決不 把諷刺變成對人的詛咒和侮辱，相反，他最終要你體驗到的是溫馨和感動。正像別林斯 基所說的那樣，果戈理作品的一個特征就是“那總是被悲哀和憂郁之感所壓倒的喜劇性 的興奮”。他說，“果戈理君把你那深刻的人類情感，崇高的火熾的熱情，和可憐的劣 等人的習慣感情加以比較，說道：他的習慣感情比你的熱情更有力、更深刻、更持久， 你站在他面前，會瞠目不知所答，像答不出功課的學生站在老師面前一樣!……呵，果 戈理君是一個真正的魔術家，你設想不出我是怎樣生他的氣，因為他差一點使我為他們 哭了，他們只是吃、喝，然后就死掉!”在別林斯基看來，果戈理雖然也尖銳地揭露丑 惡，但他在描寫人物的時候，從來就不曾放棄“詩意”和“公正”這兩個尺度。他說： “如果果戈理時常也故意地嘲弄一下他的主人公們，那也是不懷怨毒，不懷仇恨的；他 懂得他們的委瑣，但并不對此生氣；他甚至還喜愛它，正像成年人喜愛孩子游戲，覺得 這游戲天真得可笑，但并不想參與到里面一樣。可是，無論如何，這依舊是幽默，因為 他不寬恕委瑣，不隱藏、也粉飾它的丑惡，因為一方面迷醉于描寫委瑣，同時也激發人 們對他的厭惡。”他高度評價果戈理在人物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所帶來的能“對世道 人心發生強烈而有益的影響”的“純潔的道德性”。他甚至動情地說：“呵，在這樣的 道德性前面，我是隨時準備屈膝下跪的。”
    是的，純潔的道德性，果戈理作品打動我們的心靈的力量就來自這一點。它包含著善 良與悲憫。它充滿幫助有缺陷的人擺脫困境的誠意。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果戈理的眼神，它流露出是對人物的期待，它似乎在告訴兩個吵架的伊凡，只要心胸再 寬廣一些，你們就可以相安無事的；它似乎在告訴讀者，可以厭惡小說中所寫的事，但 是不要討厭做那些事的人，更不要恨他們，因為他們之所為固然不雅，但他們并不知道 這一點；它似乎在告訴所有的人，我們應該活得更健康一些、更高尚一些、更誠實一些 、更美好一些。
    相比之下，我們時代的文學就顯得冰冷而陰暗。除了汪曾祺、路遙、陳忠實、史鐵生 、張潔、宗璞等少數作家，我們的相當一部分小說家就缺少俄羅斯作家對自己作品中的 人物的溫暖的愛，缺少純潔而健康的道德性。他們不知道尊重人物，甚至不拿他們當人 看，變著法兒虐待他們，羞辱他們，直到把他們身上最后一點人格尊嚴剝奪干凈，直到 把他們內心深處的最后一絲善念變成仇恨。中國的幾乎所有的自命不凡的“先鋒”作家 和失去道德感的“消極寫作者”，都不知道善待自己筆下的人物，而是把他們當作沒有 疼痛感的物件來糟蹋。暴力和仇恨，欲望和放縱，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主題。遺憾的是， 他們僅僅滿足于把人降低為獸欲或本能的奴隸，而缺乏將人如其所是地描寫出來的能力 ，更缺乏將人進行升華性敘寫的能力。
    余華，這位文學素養并不高，思想并不成熟，體驗資源并不豐富的“先鋒”作家，雖 然像殘雪和莫言一樣，被中國及外國的一些批評家吹得神乎其神，但卻不知道按正常、 健全的人性尺度敘寫人物。殘忍的暴力傷害是他喜歡表現的主題。尖刀和利斧等兇器是 他寫小說時須臾不能少的道具。他把殷紅的鮮血涂滿了一切能涂抹的地方。他把人物的 內臟掏空，把自己的沾滿鮮血的淺薄而簡單主題填塞進去。《現實一種》是一篇給余華 帶來不少掌聲和鮮花的小說。但正是這篇怪異的小說，體現著余華作品的變態與畸形， 表征著他對人物的褊狹的理解和殘忍的肢解。在這篇做作、虛假的小說中，你可以看到 對人物行為的羅伯-格里耶式的描寫：山崗和山谷兄弟以及他們的妻子，仿佛四棵會行 走的樹，仿佛四塊會行動的石頭，只有簡單的動作，而沒有情感和思想。小說中的孩子 也像大人一樣殘忍。皮皮從堂弟的哭聲中，“感到莫名的喜悅”，于是，他通過打耳光 和卡喉管，來“如愿以償”地聽堂弟的“嘹亮悅耳”、“充滿激情”的哭聲。這個叫皮 皮的孩子終于把堂弟掐死了。接著，他又被叔叔殺死。叔叔又被皮皮的爸爸殺死。皮皮 的爸爸又被依法槍斃。他的奶奶隨后也死了。
    余華完全無視情節的合理性，無視人物的情感的復雜性，只管冷漠而簡單地讓人物互 相傷害。他的敘述夸張而虛假，幼稚而粗糙，不僅令人難以置信，不能引發人的積極的 道德反應和審美感受，而且還引起人極其別扭、惡心的生理反應。他對那位三十來歲的 女醫生解剖山崗尸體過程的敘述尤其殘忍、冷酷和虛假。作者細致地描寫“山崗的皮膚 被她像撿破爛似地一塊一塊揀了起來”：“失去了皮膚的包圍，那些金黃的脂肪便松散 開來。首先是像棉花一樣微微鼓起，接著開始流動了，像是泥漿一樣四散開去。于是醫 生們仿佛看到了剛才在門口所見的菜花地。”在余華的敘述中，解剖尸體對這些穿白大 褂的人們來講，像輕松地做游戲一樣讓人快樂。他用“贊嘆不已”、“微微一笑”、“ 非常得意”“興高采烈”、“妙不可言”等詞語形容醫生解剖尸體時的心理體驗。然而 ，這樣的描寫是不可信的。它與人物無關。它不過是作者對自己的混亂而恣肆的想象的 描述而已。
    另外一個在小說中任性而粗暴地對待人物的當代小說家是賈平凹。雖然我對這位小說 家的作品已多有批評，但他的作品中依然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進行嚴肅、認真的研究和 分析。盡管這樣做有可能招致別人的誤解，會讓人說你“也許急了”，會讓人說你因為 懷疑作家是“偷斧頭的”才抓住人家不放，才心懷叵測地批評人家，但我們必須坦然地 面對這些可笑的誤解，就像我們要享受夏夜的清涼就得忍受蚊蟲的叮咬一樣，就像一個 內心無愧的人敢于平靜地面對上天的雷鳴一樣。
    是的，賈平凹小說作品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尊重人物。他拿人物當玩偶， 當道具，隨意驅遣他們，隨意擺布他們。他用自己的情緒、趣味、思想作材料，織成厚 厚的幕布，將人物的面孔遮蔽起來，將人物的身體裹纏起來。他只寫人物的話語和動作 ，而不寫人物的心理和思想。在他筆下，女人隨便就會跟一個不三不四的男人，往隨便 什么地方跑，或隨便干不三不四的男人要她干的莫名其妙的事情。這位多產而著名的小 說家，似乎根本不關心人物的其行為其來有自的動機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者的任性和 隨意，造成了人物內心世界的含混和外在形象的模糊。他的許多小說中的人物留給讀者 的印象，毫無清晰、生動的風貌，就像一堆在開水鍋里煮過頭的劣質香腸。《廢都》是 這樣，《懷念狼》是這樣，《病象報告》是這樣，《阿吉》、《餃子館》、《庫麥榮》 、《玻璃》、《阿爾薩斯》和《讀<西廂記>》等中短篇小說也是這樣。
    《獵人》是賈平凹近幾年創作的最能反映賈氏在人物敘寫上的問題的一篇作品，我們 可以通過對這篇作品的解剖，來考察賈氏小說寫作中存在的缺陷和病象。
    刊發于《北京文學》2002年第7期上的《獵人》，是一篇結構和主題都很混亂的失敗之 作。作者把男女之間的輕薄的調情與戚子紹三次被狗熊“干一下”的荒誕情節攪攔到一 起，編造出一個匪夷所思而又令人大倒胃口的無聊故事。你從作者的敘述中體驗到的不 是高雅的趣味，體味到的也不是深刻的意蘊，而是大失所望的沮喪和被人戲弄的懊惱。 事實上，被戲弄的不只是讀者，還有人物。你看，王老板將車開到A路B樓外的花壇邊一 按喇叭，樓道里就跑出來兩個女人，“打頭兒的是個胖子，四肢短短的，跑起來像是鴨 子”。無論這個作者連其姓名都不屑于告訴讀者的“胖子”，還是被“胖子”“批發” 給戚子紹的夏清，都沒有自己的性格和尊嚴，她們之所以被寫進小說，就是為了完成一 個簡單的任務，那就是與戚子紹和王老板調情。上車以后，戚子紹坐在兩個女人中間， 說：“這盼不得么，東宮西宮，我過的是皇帝生活么!”說著，“故意搖晃著身子，將 手在胖子的膝蓋上拍了一下，便問：‘最近做啥哩?’胖子說：‘啥也沒做，只做愛。 ’四個人都噗地笑了，戚子紹說：‘這話說得好!王老板，你瞧我這女熟人有意思吧?’ 胖子說：‘我可告訴你，下次再出來玩不首先通知我，我會生氣的。你要待我好些，我 可以繼續給你批發美人。我是胖了點，我的女朋友卻沒有不漂亮的!’”“胖子”的卑 賤和無恥，讓人聯想起《廢都》里的那些自愿向莊之蝶貢獻身體的女人。你會驚訝地發 現：十幾年的歲月過去了，賈平凹的精神視境了無變化--依然那樣通過自戀的想象體驗 消極的心理滿足，依然那樣不把女人當人看，依然沒有擺脫拿“性趣”當興趣的局限。 《獵人》中的戚子紹像他的道德上的兄弟莊之蝶一樣，恣肆地調戲、玩弄女性。“…… 每每車在拐彎處就傾斜，坐在座位中間的戚子紹就一會靠在胖子的身上，一會擠著了夏 清，夏清被擠得嗷嗷叫。戚子紹說：‘這身子是要倒的，與道德品質無關啊!’頭與頭 要挨上的時候，戚子紹瞧著夏清的眼睛說貼這么長的睫毛，夏清說不是貼的。戚子紹用 手去拔了一下，果然不是貼的，就感嘆什么叫天生麗質。王老板故意把車開得很猛，三 個人就顛得像舞蹈。”男人拿女人不當人，女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弄別扭。本來，兩個 女人“麻雀一般地喳喳亂叫，說這里是童話的世界，就在松樹林子里揀蘑菇，采繁星般 的鮮花”，這時，夏清說“我相信這里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動物都會說著人的話!”胖 子噎道：“你相信你也會長翅膀的。”然而，就這樣兩句輕飄飄的對話，讓“兩個女人 鬧起了小小的別扭”。這簡直就是無事的沖突，幼稚、虛假得近乎兒戲，根本無助于表 現人物的不同的個性和氣質。
    賈氏在《獵人》中對人物的粗暴、侮慢的態度，不僅表現于對男與女關系的簡單處理 上，而且還嚴重地見之于對人與獸的關系的敘寫上。在我看來，這篇小說敘述的戚子紹 三次被狗熊奸辱的情節，不僅說明作者像寫《懷念狼》時一樣沉溺于“性景戀”敘事的 消極快感之中，而且，還在這篇短篇小說中將這消極傾向推向極端，極其尖銳地顯示出 作者思想混亂和藝術創造力匱乏的嚴峻情形，極其典型地表現了當代相當一部分小說家 精神扭曲、情感冰結的可怕狀況。作者以氤氳著怨毒和詛咒的文字，通過嘲笑和戲弄的 描寫，淋漓盡致地渲染戚子紹被狗熊奸辱以后的尷尬丑態：“他感到了屁眼非常地痛… …戚子紹狼狽地返回來，他的衣衫骯臟不堪，屁股撅著，一跛一跛的”；很快，“心里 郁悶”的戚子紹就被作者拖入第二次受辱的折磨中，這個倒霉的家伙內心充滿復仇的無 畏和憤怒，他“呸出了半截咬斷的牙齒，同時開了一槍”，開槍的后果是又被狗熊“干 一次”；雖然戚子紹兩次死里逃生，蒙受羞辱，“屁股還火燒火燎地痛”，但他還得完 成作者派給他的任務--在回到營地與夏清調完情之后，第三次視死如歸地“瘋了一般地 ”跑向狗熊，并讓狗熊痛痛快快地“侮辱”一通了事。
    讀完這篇非同尋常的小說，我絞盡腦汁地想了又想，試圖弄明白作者意欲表達的思想 與主題。遺憾的是，我并沒有找到讓人略感滿意的答案。我最后的結論，可能會讓大家 失望和沮喪，但是，沒有辦法，我得坦率而誠實地說出真相：《獵人》里根本就沒有有 價值的思想，或者，準確地說，這是一篇既沒有好的故事，又沒有深刻的主題的小說。 事實上，我可能一開始就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一篇不拿人物當人看的小說，是費不著 拿它當小說看的，即使其中真的有奇異、玄妙的思想，我們也應該站在文學和人道的立 場，鄙棄這些與人的命運和尊嚴毫無關聯的思想。
    據與《獵人》一起刊發在《北京文學》上的“解讀”這篇小說的文章說，對戚子紹被 會說話的狗熊三次奸辱的“細節”，大多數讀者的反應是相同的，那就是“看不懂”、 “讀者被卷入人與獸與自然的迷魂陣”，然而，在這篇“解讀”文章的作者看來，“看 不懂”是因為我們的水平低：“我們雖然有文化，上了大學，但就是不懂怎么和自然和 獸類和諧相處”。這位“解讀”《獵人》的作者還告訴我們，這篇小說“有效地抒寫了 人類與其對抗物中某種無盡的辯證關系”。話說得玄而又玄，似乎有高深莫測的哲理存 焉，但無論它多么高妙深刻，都與小說沒有多少關系。而在另外一篇刊登在《文藝報》 2003年11月29日第3版上的副題為《讀賈平凹<獵人>有感》的文章中，“有感”的作者 這樣引導我們來理解這篇小說：“小說并沒有去投合大眾讀者接受習慣來講述一個有著 明朗的‘結果’的故事、也并非刻意去附和政治氣氛所要求的應時的‘要義’，雖然只 是短篇”，最終，“《獵人》不管在探察人性的深度上，還是在創作形式的詩意處理上 ，它無疑超越了現實的、政治的、急功近利性內容(生態主題)；穿越了傳統文化(獵人 ‘自然而然’被熊吃掉結局)；最終堪(勘)破了‘虛假自我’—即走出了賈平凹‘知識 結構’中對自己‘天成’、‘無為’等‘快感’范疇的‘個體誤區’，誕生了全新的懷 疑性自我”。這是一篇考驗讀者的耐性同時又打擊讀者的信心的文章。它的天花亂墜的 晦澀和高深也許會讓作家高興，但肯定不會讓讀者愉快。作者用令人不知所云的話語向 “著名作家”致敬，但卻表現出對讀者的傲慢和不尊重。而且，被侮慢和褻瀆的不只是 讀者，還有小說中的人物：可憐他們在被作者冷酷地折磨之后，又被“最終堪破了”一 切的批評家無情地踏倒在地。
    愛倫堡在評價契訶夫的時候說這位大師“連無人性的東西都能合人性地表達出來”。 愛倫堡準確地揭示了契訶夫普遍受人喜愛和尊敬的原因。事實上，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寫 人，賦予人以人性的高貴和尊嚴，這幾乎是所有那些真正的文學大師共同的特征。正像 莫洛亞在《最偉大的》(1960)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為了吸引和打動人的心靈，作家必 須對他們(人物)懷有真正的情感”；“真的，所有的偉大作家，從塞萬提斯到托爾斯泰 ，他們的成就正在于善于塑造一些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都使人心疼的主人公”。我曾在 批評阿來在《塵埃落定》中不知善待人物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熱情，沒 有對于人物的樸素而熱烈的愛，一個作家永遠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人，不可能完整而真實 地寫好人，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他常常會喪失對于高貴與卑賤、正義與邪惡、美好與丑 陋的感受能力與分辨能力，從而使自己的寫作成為缺乏可靠的人道原則和可靠的道德立 場的消極寫作。”
    是的，同情、尊重甚至疼愛自己筆下的人物，是任何一個小說家寫出真正的小說作品 的前提條件。然而，我們時代的許多小說家似乎并不這么想。我們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 的，是作者對人物的冷漠和粗暴。他們似乎更樂意以夸張、粗野的極端主觀的方式，渲 染人物身上的獸性和內心深處的黑暗面，試圖借此顯示一種時髦而淺薄的“先鋒”姿態 。而我之所以尖銳地、毫不寬假地批評余華和賈平凹等人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問題，就 是因為我覺得有必要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有必要不加諱掩地指出我們時代的作家在 小說寫作上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就是因為我想表達這樣的觀點，那就是，小說是以批判 、質疑的態度揭示人的艱難的生存境況的藝術，但也是以積極的態度肯定人生的意義和 價值的行為，因此，只有那些最終能讓人意識到人性的高貴和尊嚴的作品，才是真正意 義上的好作品，同樣，只有那些能寫出人性的高貴和尊嚴的作家，才是值得人們尊敬和 感謝的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家；就是因為我想指出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除非克 服自己在塑造人物時的任性而冷漠的態度，否則，誰也別想寫出既活在紙上又活在讀者 心中的不朽的人物形象，誰也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未來的若干年內大放光輝。
    
    
   小說評論西安9～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建軍20042004葛紅兵的《沙床》是“狹邪小說”的“新品”，應該承認它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正 因為它是“狹邪小說”的“新品”，它也就無法擺脫“狹邪小說”的固有局限性，而無 法給以較高的評價。基金項目：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規劃資助項目(2004SK049)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Simply Reviewing the Storyby Ge Hongbing
  YUAN Liang-jun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China,Beijing 1 00732,China中國社科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袁良駿(1933—)，男，山東魚臺縣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9～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建軍20042004葛紅兵的《沙床》是“狹邪小說”的“新品”，應該承認它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正 因為它是“狹邪小說”的“新品”，它也就無法擺脫“狹邪小說”的固有局限性，而無 法給以較高的評價。基金項目：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規劃資助項目(2004SK049)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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