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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10.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07）03—0070—07
　　一篇《摩羅詩力說》，加上一段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的斷言，早期魯迅和浪漫主義之間便劃上等號，這是學界通行之見。的確，《摩羅詩力說》評述并高度推崇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這“羅曼宗”、“摩羅派”的八大詩人；郭沫若一文亦作如此判斷：王國維和魯迅“兩位都曾經經歷過一段浪漫主義的時期。王國維喜歡德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藝，魯迅也喜歡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魯迅的早年譯著都濃厚地帶著浪漫派的風味。這層我們不要忽略。”[1]542 應該說這一斷言是符合客觀真實的。
　　但魯迅早期的浪漫主義美學觀念在哪些方面呈示出來呢？以往學界似乎并未具體展開論析。例如，趙瑞蕻先生率先論定：《摩羅詩力說》“是我國第一部倡導浪漫主義的綱領性的文獻。”[2]3 但他在論述時更多的是停留在魯迅介紹、倡導西方浪漫主義這一層面上：“魯迅早年像普羅米修斯一樣從西方輸送進來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火焰就旺盛地明麗地燃燒起來了。”[2]298 而魯迅自身是否確立了浪漫主義的美學觀念卻語焉不詳。汪暉則別開生面地指出：“人的獨自性作為一種內在尺度構成了魯迅浪漫主義文學思想的根本依據。否定老子，批評屈原，對‘人生之閟機’的非理性啟悟，反對‘詩與道德合’的觀念，上抗天帝、下壓眾生的獨立人格，‘人生不可知，社會不可恃，則對天物之不偽，遂寄之無限之溫情’的心態，‘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瞻前顧后，素所不知的無畏追求……魯迅的浪漫主義精神與其說是文學性的，不如說是哲學性的。”[3]141 雖然神思通脫，但近乎論綱式的文句仍嫌過于言簡意賅。因此，對魯迅早期的浪漫主義美學觀念展開具體的、細密的論析，看來仍是十分必要的學術任務。
　　對魯迅早期思想的研究，一般集中在《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以及《人之歷史》等文章中，本文也不例外。在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浪漫主義美學并不陌生，而是形成相對系統的、完整的觀念。
　　浪漫主義“四派”之劃分 魯迅對西方浪漫主義思潮不是籠統視之，而是根據“知見”與“情操”這一對立的心理質素的偏倚程度，劃分為四派：“主智”派、“羅曼”派，“知感圓滿”派、“意力”派。
　　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批判了當時全球性的“物質主義”之偏至。他指出，針對“唯物極端，且殺精神生活”的現象，近代世界思想界出現了奉行主觀主義的“新神思宗”。其特點有二：“一謂惟以主觀為準則，用律諸物；一謂視主觀之心靈界，當較客觀之物質界為尤尊。”[4]52 魯迅這一對主觀主義思潮要義的歸納頗為精到，一是以主體衡萬物。從主體角度出發來把握客體世界，以主體精神界所先驗設定的法則、律令，來判斷、規范客體世界。其二，以心靈為尊貴。主觀精神世界，即心靈界是第一位的，它凌駕于客觀世界之上，哲學、美學的任務不再是尋求客體之本質及規律，而是去探索博大深邃的精神界域的奧秘，即魯迅所說的“淵思冥想”、“自省抒情”，由“鶩外”而轉“內趣”。
　　在此基點上，魯迅把西方浪漫主義主義思潮分為四派。這里需先說明，西方的浪漫主義是一種跨學科的概念，它不僅在美學、文學的界域中使用，而且更多是在哲學，乃至政治學、社會學等范疇中運用。朱光潛說過：“德國古典哲學本身就是哲學領域里的浪漫運動，它成為文藝領域里的浪漫運動的理論基礎。”[5]723 因此，魯迅這里是在泛哲學、美學范疇內來論述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
　　第一，“主智派”。魯迅以黑該爾（黑格爾）為代表，其特點是“能夠客觀之大世界于主觀之中”。[4]53 黑格爾不滿康德關于“物自體”與“現象界”的二元對立，而把整個客體世界納入先驗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絕對理念”中去，在絕對理念的演化、運動中，派生出邏輯世界、自然世界、精神世界，即魯迅所說的整個“客觀之大世界”。以無所不包的主觀思維體系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性。所以魯迅稱他為“聰明睿智”，把主觀性思維推向終點，“達其極”。
　　第二，“羅曼派”。魯迅稱之為“羅曼暨尚古一派”，代表人物為盧騷（盧梭）與息孚支培黎（沙弗斯伯利），其特點是“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與情操相統一調和，始合其理想人格”。[4]53 在人類思想史上，盧梭首先發現了由科學和文化所建構的人類文明，在其正值增長的進程中也產生了巨大的負值效應，即人的異化問題，揭示了出近代文明與生存神性之間的尖銳矛盾。為消解這一異化對立，他主張最重要的是返回原古的生活形態、恢復“人的自然情感”，通過主觀情感中的愛、靈性、想象等途徑，完善合理的人格，取得詩意的生存，從而趨近神性的完美。其理論對德國浪漫哲學的興起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知感”圓滿派。魯迅以希籟（席勒）為代表，其特點是“必知感兩性，圓滿無間，然后謂之全人”。[4]53 席勒強調通過審美教育達到人的美的自由境界。在美育進程中，他指出“迫向絕對真實”的人的感性沖動，必須和趨向理性的、知性的形式沖動統一、調和起來，從而在“活的形象”的游戲沖動中超越異化現實和異化的人性，形成全面發展的自由、完美的人。
　　第四，“意力”派。魯迅以勖賓霍爾（叔本華）、尼佉（尼采）、易勃生（易卜生）為代表。其特點是，叔本華“內省諸己，豁然貫通，因曰意力為世界之本體”，尼采希冀“意力絕世，幾近神明之超人”[4]54 出現。叔本華把康德的“物自體”改造成“主觀意志”，把“現象界”轉換成意志的表象，正如魯迅所說的“意力為世界之本體”；尼采則進而發展了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強化生存競爭中的“權力意志”，冀盼神明式之“超人”。
　　從魯迅對上述四個流派具體特點的論析與劃分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的把握與理解是相當到位的，在簡約的行文中，往往幾個詞匯便能抉出要義，極為警辟透徹。因此，學界以往那種對魯迅浪漫主義傾向僅做浮光掠影式的描述，是很難把握其精髓的。
　　由此，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魯迅對美學、文學浪漫主義的把握是建基于哲學浪漫主義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孤立地僅從美學與文學的范疇來看待魯迅對浪漫主義的有關論述，而應注意到其根柢所隱伏的哲學思考。在魯迅論及美學、文學的浪漫主義要質時，諸如詩意人生、靈性、直覺、象征、契合自然、宗教信仰、神話等，必須注意到其哲學的背景。二是對這四派，魯迅認同的程度有所差別。顯然，他所著力推崇的是“以改革而胎，反抗為本”的叔本華、尼采的“意力”派，認為20世紀的新精神將由此而生發，“恃意力以辟生路也”；而對以盧梭為代表的“羅曼尚古”派的關注，相對弱一些；至于黑格爾的“主智派”、席勒的“知感圓滿”派，則更次之。在理論上對尼采的認同與崇奉超越過盧梭，這可能是導致魯迅在創作上傾向于“新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的緣由之故，其小說開山之作——《狂人日記》明顯有著現代主義技巧與風格，如內蘊著安特列夫等象征之神秘和精神之冷峻，而盧梭式的浪漫主義意味卻比較疏淡。
　　詩意人生的思考 魯迅浪漫主義美學的觀念，最具超凡卓見的莫過于他有關詩意人生的思考。魯迅是一位堅定的啟蒙主義者，他在《科學史教篇》中，贊美科學“神圣之光”，普照世界，為人類創造物質文明，進而推進社會改革，促進社會進步。但在文章結束之處，他突然勒馬回韁，展開了另一向度的論述：“當防社會入于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4]33 他指出，若片面地推崇科學，強化知識，陷于惟知識崇拜之中，人生將會是一派枯寂，了無生趣。因為單向地偏執于科學認知，勢必使超然之審美感情日漸稀薄。因此，魯迅主張人類不僅需要物理學家牛頓、哲學家康德，還需要詩人莎士比亞、音樂家貝多芬、畫家拉斐爾等，斷然不能忽略人生的另一極——人文精神的塑造。只有兩者并重，“不使之偏倚”，人性才能全面，才能完美。魯迅透過啟蒙主義所制造的科學和知識的神話，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另一向度的生存形態——詩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而這正是從盧梭、席勒開始，到當代的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等，西方浪漫主義哲學、美學思潮的核心要質——以詩性的生存來抗衡、恢復被科技理性、工業機械所異化的人生。
　　在《文化偏至論》中，他聯系當時的社會現象，對這一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思考，寫下直至21世紀的今日仍閃耀著思想光焰的一段話：“遞夫十九世紀后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蔭，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蓋如此矣。”[ 4]52 這里，對歷史現代性所激化的物質主義的批判真可謂擲地有聲、鏗鏘有力，其筆力之雄奇，透過紙背，連今日的哲人也只能望其項背。魯迅揭示：事物質化、物欲遮蔽、靈明虧損、罪惡滋生、詐偽盛行、社會憔悴，人們重外質而輕內神，旨趣日益平庸、性靈之光黯淡，如此慘淡的現狀，能談得上進步嗎？而要糾正這一人類文明通病，最重要的路徑就是關注人的精神生活，拓展人的內心世界：“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4]55 人的生活意義、人的人格尊嚴，在魯迅的心目中是神圣至上的，決不亞于啟蒙主義的科學理性。強化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這一人本主義哲學命題，在魯迅看來，將成為“20世紀之新精神”，“20世紀之文明”的根本所在。人不能陷于資產階級文明的現代性，即庸俗的物質功利主義之中，不能忘卻生存的另一向度——“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1907年的魯迅就已經悟及這一層面。關于詩意人生的思考與追尋，構成魯迅浪漫主義美學觀念中最亮麗的部分。
　　“純文學”及“文章不用之用”觀點的確立 啟蒙運動所推進的歷史現代性的成果之一，正如金耀基所論，為“高度的結構分殊性”。它是由工業化、技術革命、專業化或精密的分工所造成的：“在經濟發展、技術發展的逼促下，社會的結構自然而然地趨向分殊；教會、政黨、工會、學校、學術團體都應運而生，每一種‘結構’都扮演其特殊的角色，担負其特殊的功能。”[6]102 同樣的，人文精神總體也在此近代歷史大趨勢下走向專業化、精密化的“結構分殊”，美學及文學藝術各門類和邏輯學、倫理學的分離，并走向學科、門類等自身的獨立便是其標志。但美學、文學的獨立，最終是通過和啟蒙主義所共生的浪漫主義思潮才得以完成。因此，文學審美自律性的確立便成為浪漫主義美學的要質之一。
　　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寫下一段至今仍讓研究者困惑的話：“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視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4]71 人們困惑的原因在于該篇文章的總旨是強化文學之功用；詩要有“摩羅”（惡魔）之氣質，“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詩人要成為“精神界之戰士”，要“爭天拒俗”地“動吭一呼”，讓“聞者興起”，來拯救衰敗、蕭條的中國。但這里卻逆向提出“文章不用”，作為藝術之一的文學，它并不涉及國家的興衰存亡，也和個人的利益得失相離。這是為什么呢？
　　魯迅這一提法，顯然是來自康德《判斷力批判》中“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中的第一個契機——審美判斷不涉及利害關系。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性基本觀念之源端始自康德，因為他確立了理性至高的地位與主體性原則，在美學方面還確立了藝術的審美自律性和自主性。若納入這一歷史語境來考察，那么魯迅關于純文學、“文章不用之用”的觀點則有著更深刻的意義，它標志著魯迅在審美意識方面的覺醒；也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從封建社會儒家美學的單向社會功利要求中掙脫出來，不再把“文以載道”奉為文學的第一要則；還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在觀念上開始納入現代性的審美要素，開始呼應世界文學的發展趨勢。魯迅上述的提法，和王國維關于“純文學”、美之“獨立價值”、美之“第二形式”等觀點遙相呼應，兩相合拍。1907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只有魯迅和王國維達到這一美學高度，他們倆在觀念意識上為中國新文學打開了通往審美獨立之門。這也就是說，判斷純文學觀念的價值，視點不僅是單一的唯美與功利這一對立的矛盾，還可以從現代性這一角度予以衡量。若從前一視點出發，純文學觀念有浪漫主義思潮中唯美傾向之嫌；若從后一視點出發，魯迅關于純文學觀念的建立卻是啟蒙主義在中國的戰斗任務之一，是浪漫主義思潮給予封建主義功利文學觀最沉重的一擊，是構建中國現代新文學的重要前提。魯迅當年有可能是從后一種目的出發，從而和呼喚“摩羅”詩人的功利偏向形成一種結構張力，達到美學觀念上的平衡。
　　況且魯迅并非孤立地提倡“純文學”，他強調的是“文章不用之用”。他以英國批評家道覃的比喻為例：觀看、誦讀文學藝術作品，猶如在大海中游泳，“游泳既已，神質悉移”，但這藝術的大海并無波起濤飛，也未曾以教訓、格言相授，而鑒賞者的元氣體力卻為之陡增。因此，文學審美的特點是“不用之用”。魯迅這一提法，同樣來自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為鑒賞判斷的第三契機——審美判斷是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即無直接功利目的而有間接的目的性。何以如此呢？魯迅指出：“文章之用益神”，即文學藝術是在一種“興感怡悅”的無目的的形式美感中，自然地作用于鑒賞者的精神，激發、調整、提高其道德、意志，從而以新的精神形態介入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性行為之中，因此又有其間接目的及功利性。魯迅歸結道：“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4]68 予以文學這樣的內涵界定，推崇純文學所帶來的審美與功利的矛盾也就得到調和了。
　　文學的天才靈性、形象直覺性及與自然之契合 在《摩羅詩力說》中，魯迅論及何為詩人？他認為：“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魯迅立足于浪漫主義關于人的自然神性的先天設定，首先肯定了每一個人心中無不有詩，只是在審美接受的程度上有所區別而已。凡心靈能與詩冥相契合、立時解悟的，他在本質上也就是一個詩人。但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應該是一般人“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沏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4]68 這里，關于詩人的界說，頗有浪漫主義天才論的意味。自康德始，啟蒙主義在人的主體性的確立上，多從自我、個性、天才、獨創性等角度展開論述，天才論為其重要的部分。康德主張：“天才就是：一個主體在他的認識諸機能的自由運用里表現著他的天賦才能的典范式的獨創性。”[7]164 同樣，魯迅認為真正的詩人在于“攖人心”，即能觸動、喚醒他人的靈魂。詩人能說出他人有所感觸卻未能道出的情思，也就是具有綜合運用想象力、知解力、情感力等，并使各創作心理要素處在自由、協調的狀態中，即有一種天賦才能的靈性和獨創性。只有具備這樣創作稟賦的人，他的詩才能使讀者心弦應合、靈魂震顫，才能使美麗、雄偉、堅強、高尚的精神高揚起來，才能打破污濁的平靜沉悶的局面，使人道主義精神蒸騰上升。
　　天才的特點在于藝術獨創性，而藝術獨創的成功與否，在于所創造的作品是否具有形象性與直覺性，魯迅認為這是文學的兩大要則。魯迅分析道，凡是世界上偉大的文學作品，均能啟示人生之奧秘，直達事物的內質與規律，這是科學認知所做不到的。因為人生的真諦是很微妙、深奧的，科學的邏輯推理往往難于奏效。這就像和處于熱帶未見過冰的人說冰，雖然可用物理學、生理學知識加以說明，但他們還是無法知道水能凝結，冰是寒冷的。“惟直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不言質力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前，將直解無所凝沮。惟文章亦然，雖縷判條分，理密不如學術，而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4]72 只有當冰這一具體物象明明白白地放置在面前，可觸可摸時，人們便可直接了解它而沒什么疑惑了。文學也是如此，雖然在條分縷析的邏輯判斷方面，不如科學那么嚴謹細密，但人生的真理，卻以其形象的直接性由詞句傳達出來，使人們直接聽到其聲音，心靈便豁然開朗，立即悟解到現實人生的真諦。浪漫主義美學所關注的文學形象直覺性，在魯迅的文學理論體系中也得到了強化。
　　西方浪漫主義思潮有一特質十分鮮明，這就是傾心于“回到自然”。被羅素稱為“浪漫主義運動之父”的盧梭對科學與文化所創造的城市文明和工業文化十分反感，強烈抵制。他首先提出“回到自然”的口號，其中既包含有“回歸人的自然情感”的內涵，也包含有回歸大自然的指向。魯迅對浪漫派這一傾向了然于胸，在評述雪萊時，他飽含情感地寫道：人生不可知，社會不可靠，只有大自然不會偽飾，詩人就把那無限之溫情寄托于其間。雪萊幼小的時候，就親近自然風物，喜愛密林幽谷、斷崖絕壁，早晨眺望朝陽，晚上觀看繁星，在山上俯矚都市，思索人世間的盛衰與悲歡。“其神思之澡雪，既至異于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閟，凡萬匯之當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動，自與天籟合調，發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4]86 雪萊高潔的情思異于常人，當他放眼于自然，便自會感悟到其奧秘所在。當宇宙萬物呈示在他的面前之際，仿佛皆有情感可戀。所以他在創作時，心弦自然會與天籟合拍，其抒情詩篇猶若神品，無可比擬。魯迅還寫道：一個人如果眼睛只盯住實際功利，就會驅使自然去獲取金錢資產；一個人若把智力集中于科學，就會想控制自然把握其規律；至于更低層次的人，從春天到冬天對天地間崇高、偉大、美妙的種種物象，無所感應，精神才智陷于黑暗之深淵之中。他們都無法領略到投身于大自然懷抱，發出嬰兒般微笑時的美。對浪漫主義思潮回歸自然之追求，魯迅是贊嘆有加的。
　　信仰、宗教及神話象征 由于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對科學認知持抵制、質疑的態度，因此對純粹認知所描述的物理性的世界并不滿意，他們認為排除人生價值的世界觀念是不完美的。這樣，對人的生存意義的追問便成為他們思索的中心：人從哪里來，為何而來，又往何處去？短暫的生命在浩瀚的永恒的時空間中有何作為？靈魂最終的歸屬在哪里？的確，這些關于人生價值方面的發問成為人類所焦慮的謎題。魯迅在《破惡聲論》中，便從這一浪漫哲學思想高度上對國內當時一些所謂“破迷信者”予以批評。
　　魯迅在《破惡聲論》中寫道：“夫人在兩間，若知識混沌，思慮簡陋，斯無論已；倘其不安物質之生活，則自必有形上之需求。”魯迅認為，一個有知識、能思考的人，只要他不滿足于現實的物質生活，他必然會產生精神性的追求。這一類“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馮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8]24 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暫的、相對的，而宇宙的時空間則是無限的、永恒的、絕對的，一個有探索、追尋意識的人了，絕不可能不想超越有限的生存現狀而趨于無限的神性界域。而當精神性的超越意識被喚醒之后，尋求靈魂的歸依——信仰、宗教，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態。魯迅指出，如若沒有這種信仰，人就不可能立于世間，因此，宗教，包括所謂的“迷信”是不可避免的事。學界以往對《破惡聲論》中魯迅肯定宗教、“迷信”感到一定困惑，甚至回避之，原因在于未能注意到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對魯迅影響這一歷史語境，而是孤立地看待這一類問題，因此所得的結論勢必有所偏離。
　　在這一精神向度上，魯迅對中國民眾“普崇萬物為文化根本，敬天禮地”的觀念頗為贊賞：“雖一卉木竹石，視之均有神閟性靈，玄義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愛之溥溥，世未見有其匹也。”中國人尊崇萬物，敬奉天地，視一花一木，一砂一石，皆有性靈、生氣，皆有奧秘、玄義，這觀念雖是神秘的，也是泛美學化的，它與道家玄學、禪宗美學有著源流的關系。禪宗名偈：“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9]666，內蘊的就是萬物皆為終極性的真如佛性所顯現的義理。魯迅認為，在此心念、情思的基點上方能有詩：“顧瞻百昌，審諦萬物，若無不有靈覺妙義焉，此即詩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歸也。”[8]25 能否視世間萬物有“靈覺妙義”，即生命靈性的，成為詩歌創造的美學前提，魯迅的浪漫主義詩學觀念由此可見。
　　宗教、“迷信”如此，神話亦然。魯迅認為：“神話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則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異，諔詭可觀，雖信之失當，而嘲之則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為后人者，當若何驚異瑰大之。”[8]27 神話亦來自古代民眾之“神思”，他們見天地萬物的奇異景象，則通過想象的方式擬人化地加以夸大，雖然奇異幻怪，不可盡信，但若去嘲笑這類幻想也是一種迷誤。如現今有人借口科學認知的真實，質疑中國古代龍的傳說，這種以所謂動物學的知識來衡量、評判古人的“神思”，是再愚蠢不過的了。魯迅指出，正如俄羅斯的標志是雙頭鷹、英國的標志是兩只相對立的獅子一般，神龍則是中國的象征，中國的國徽，是神圣不可褻瀆的。想象、擬人化、夸張、幻想、象征、神話，這些人文精神的特殊運思方式，這些浪漫主義慣用的傳達技藝，在早期魯迅心目中都是值得珍惜的傳統。
　　韋勒克在《再論浪漫主義》一文中列舉了多種西方浪漫主義的概念與界定，最后總結道：“無論所有這些研究在方法上和強調的重點上如何不同，它們仍然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一致意見：它們都看出了想象、象征、神話和有機的自然觀隱含著的實質。并將它視為克服主觀和客觀、自我和世界、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分裂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這就是英國、德國和法國浪漫主義大詩人的最重要的信條。這是一個前后嚴密一貫的思想和感情的主體部分。”[10]212 這里，除了想象、象征等我們通常論述的浪漫主義表現方式之外，重要的是提出克服“三大分裂”的問題，也就是克服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精神異化等問題，所以魯迅在詩意人生、文學的審美自律、作家的天才靈性等方面的思考與倡導，均為建構中國現代浪漫主義美學所做出的可貴的努力。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指出魯迅在構建中國現代浪漫主義美學時所處的復雜的歷史語境。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代，多重矛盾、多種思想，交錯盤纏，糅合一體。一方面，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緊迫感決定了對民眾的啟蒙任務，而這一任務的實施則需要啟蒙主義理性主體的確立。由此，魯迅才一再吁求“摩羅”詩人，如拜倫這類“精神界的戰士”的出現，一再強調“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方可“轉為人國”。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此時的啟蒙主義任務業已完成，而以浪漫主義思潮為代表的審美現代性已開始對啟蒙理性的顛覆與批判，對啟蒙主義質疑的感性自由個體，開始了自身的建構并對歷史現代性予以抗衡。正如劉小楓所揭示的那樣：“浪漫派一方面要求恢復傳統的權力關系和身份制度，一方面又主張個人主義——多元的——泛神論的唯心論，融構出一種反啟蒙的神秘機體論的權威思想。浪漫主義的詩化個體論的人本理念還發展出一種非理性的、善挖苦的權力思想和民族國家思想。”[11]187 在中國現代思想界，魯迅最早感悟到了這一歷史動向，并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做出敏銳的反應。因此，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現狀與西方的思想動向之間存在著錯位，這一錯位也反映在魯迅的美學觀念中，如啟蒙功利性和純文學審美自律性的整合，確立啟蒙理性主體和維護感性自由主體的共在，構建浪漫主義理論體系和運用現代主義創作技藝的并行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做一番縝密的、慎重的考證、辨析工作，只有這樣，才能趨近于特定歷史時期的魯迅的思想及美學觀念的真實。
　　收稿日期：2007—04—18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05JA750.11—44027）。
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70～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俞兆平20072007
魯迅/浪漫主義/美學觀念
　　Lu Xun/romanticism/pure literature/poetic life/genius
AHP On Lu Xun's Early Aesthetic Ideas of Romanticism The study of Lu Xun's early aesthetic ideas of romanticism has been far from enough. As a matter of fact, Lu Xun ha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romantic aesthetics. It is shown in his division of romanticism, his search and consideration of poetic life, his idea of pure literature and the use of writing, and his advocacy of literary inspiration, intuition of image and tallying with nature, as well as his agreement with belief, religion and mythical symbol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however, there also exit some contradictions in his conception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enlightening pragmatics and the self discipline of pure literary aesthetics, co-existence of establishing enlightening rational subject and safeguarding free perceptual subject and the parallel of constructing romantic theory and applying modernist writing skills. The approach of Lu Xun's aesthetic ideas necessitates a detailed and cautious study.
對魯迅早期的浪漫主義美學觀念，學界雖有論及，多語焉不詳，或未納入特定的歷史語境。從魯迅把浪漫主義劃分為“主智”派、“羅曼”派、“知感圓滿”派、“意力”派四種；從他對詩意人生的思考與追尋；“純文學”及“文章不用之用”觀點的確立；對文學的天才靈性、形象直覺性、契合自然的倡導；以及對信仰、宗教及神話象征的認同等，可以看出，魯迅對浪漫主義美學形成相對系統的、完整的觀念。由于特定的歷史語境，其觀念中出現啟蒙功利性和純文學審美自律性的整合，確立啟蒙理性主體和維護感性自由主體的共在，構建浪漫主義理論體系和運用現代主義創作技藝的并行等矛盾現象，這需縝密地、慎重地辨析，方能趨近魯迅美學觀念的真實。
作者：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70～7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俞兆平20072007
魯迅/浪漫主義/美學觀念
　　Lu Xun/romanticism/pure literature/poetic life/genius

網載 2013-09-10 2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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