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存柱：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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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7 02:41

【轉載】鄭存柱：立即啟動縣市級別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部份》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長鄭存柱

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

你們好！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閉幕了。胡主席、和溫總理再次當選為執政黨的主要領導人，將再次為中國政府和人民服務 5年。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的相關規定，提筆給你們寫一封公開信。作為1989年“六四”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作為回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法人和董事長，也作為在海外民運組織的參與和知情者，根據個人的成長過程和投資經歷，根據我在海外所瞭解的民運組織的情況，向兩位原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提出個人看法和建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標誌著中國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到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轉變；標誌著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機制從元老指定到程式產生的轉變。雖然胡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溫總理也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遠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明、寬鬆。因為自1989年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在幾次事件的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悲劇和冤案，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使政治體制改革一直不能繞開這幾個不得不解開的死結，無法像經濟改革那樣突破瓶頸，取得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跡。

一、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幾個死結：

1）六四事件：

關於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雖然歷屆領導人都強調共產黨已經做出了定性至今沒有改變，但是從“六四暴亂”、“六四風波”到“六四事件”的稱謂轉變，從中國媒體一直回避並禁止“六四事件”的報導、回憶、研究和重新評價的呼籲，從香港和海外每年堅持紀念“六四事件”來看，共產黨對“六四”的定性，從來就沒有使大多數的中國人信服，時隔18年之後，也沒有信心對“六四”解禁，說明了共產黨本身也對“六四”性質有著特別的態度。從媒體的報導我們得知，每年都有黨政領導和各界人士提出重新評價“六四”的建議。但是共產黨是否有勇氣和信心來重新評價“六四”？

作為當年的大學生，我親身參與了“六四”。我只想從自己個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經歷來　述一下我所經歷的“六四”，作為無數個曾經參與其中的大學生的一個例子，供共產黨的領導人未來評價“六四事件”作為參考。

1982年──1985年，我初中畢業後考取了中專，在安徽省肥東師範學校接受了三年的專業教育。在這三年裏面，我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教育，像絕大多數的同齡學生一樣，我在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申請成為了中國共青團團員。胡主席，從您的個人簡介中我得知，1982年─1985年您正是我們團員和學生的最高領導──共青團書記和全國青聯主席。在您的領導下，我們學習張海迪姐姐、學習張華烈士，我們熱衷李燕傑、曲嘯老師的演講，接受共產主義的理想教育；我們以及我們的老師喜歡看根據王蒙小說改編的電影《青春之歌》，我們唱著《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銀梭》，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在這三年裏面，我們也學習到“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學習了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我們把前輩學子的愛國行動和獻身精神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的世界觀在這三年裏面基本成型，如果沒有後來發生“六四運動”的話。

隨後的三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平凡而偉大的講臺上教書育人，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傳授給學生。在這三年工作中，我開始接觸社會，慢慢認識到社會存在很多落後和不公正。我工作的所在地，老百姓把共產黨的鄉書記叫做“大老爺”；附近鄉的一個婦女主任可以協助當地貧困的單身男子買外地婦女做老婆；

在中考中，學校老師的子女或者親屬可以在考試的時候公開作弊，佔用普通學生的名額去讀高中雖然我開始看到這些書本上沒有的社會黑暗，開始思考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但是，依然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可以改變貧窮地區的落後面貌。這期間，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了，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知識份子開始公開發表獨立的見解，中國人民釋放出空前的政治熱情，參與學習、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也顯示出足夠的胸懷、充足的信心和強大的凝聚力。

1988年，我通過了成人高考，有機會到合肥市教育學院英語系進修。第二年春天，青年學子熱愛的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六四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回顧自己“六四”發生之前的教育經歷，我很“自豪”地說自己是共產黨教育出來的“好學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直到考取中專，我都是“三好學生”，常年擔任班長──班級的“最高領導人”，成為了“紅小兵”，後來是“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像絕大多數的學生一樣，我們時刻準備著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曾經在網路上看到過一篇胡主席學生時期的應景文章，我們是受著相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有著大致相同的思想觀點，理應對同一個事情有著相近的看法才對。

1989年的5月3日，安徽合肥，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的北京已經開始了學潮，但是內地的校園卻依然平靜。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上午，自己蹺課坐在學校附近的安徽省圖書館看書，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先看了龐龍的《寬容》，然後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史》，這是中國所有大學的一門必修課，也是研究生考試政治科目的主要內容之一。恰巧，那天我借了一些黨史的參考書，大多數黨史開頭章節的主要內容就是介紹“五四運動”。那天的參考書裏面看到很多“五四運動”的細節和人物。看著看著，不禁情緒激動起來。明天就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難道我就這樣為了自己研究生考試，為了個人的前途讀書，背誦著“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來度過這個日子嗎？七十年過去了，

難道我們這一代學生還不如當年的學子嗎？只是讀書做個好學生，對得起當年的前輩嗎？這樣想著，偌大的圖書館裏面就沒有一個平靜的書桌了。我於是回到了學校，找到高年級的幾個同學一商量，決定5月4日我們要組織一次遊行，針對社會上出現的官倒現象、讀書無用論、領導子女特權、物價飛漲等問題，呼應當時北京學生的遊行口號，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議和要求，作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隨後，我們開始書寫“合肥市十所高校‘五四’遊行”呼籲書，並分頭騎自行車把十份呼籲書張貼到安徽省教育學院、安徽大學、安徽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工學院、安徽農學院、安徽醫科大學、安徽中醫學院、合肥外語專科學校。呼籲書要求5月4日上午到安徽大學研究生宿舍旁的食堂前面集合，自帶遊行標語，自行維持秩序，從安徽大學遊行經過金寨路、長江路到省委、省政府門口，提交遊行請願書。

這就是我參與策劃、組織安徽省“五四”遊行的經過。也許我們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是從中還是看出我們憂國憂民的學生本質。

後來事態的發展無法滿足我們遊行的願望。當天深夜我們幾個組織者就被發現。學校和系的老師、領導分頭和我們談話，教育說服我們，我們幾個並不服輸，和師長們辯論。其實老師說服我們的理由，他們自己也覺得很牽強，說到最後就說：“我們一個小小的教育學院，在省裏都排不上號的無名學校，你們去組織遊行有什　用？人家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有名氣，領頭才合適。”。我們的回答也很乾脆：“不是合肥教育學院使我們有名氣，而是我們學生將來也許會使合肥教育學院有名氣。”

老師們苦口婆心，總之一句話：作為學生，你們只要“一心唯讀聖賢書”就可以了。其實，我們何嘗不想好好讀書，我們幾個遊行的策劃者，幾乎都在準備研究生考試，但是，我們多年受到的共產黨的愛國教育，使我們無法自私地只去讀書，而“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們其中一位王先生1989年就報考了清華大學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生，他後來去北京面試的時候，導師剛好在天安門廣場，他也就到了廣場。後來風雲突變，李鵬下達了戒嚴令，他從一個考生成為了一個敢死隊隊員。因為參與六四，他沒有被錄取。後來連續2-3年他都考出了高分，可是都無法就讀。最後辭職下海經商。令人高興的是，他前幾年再次參加考試，被內蒙古一個大學錄取，後來又提前考取了南京大學的博士生，終於圓了18年的博士夢！）

經過這次流產的遊行，我們也有點氣餒。我甚至真的接受了老師們的勸說，決定好好讀書，考上研究生，將來為自己謀一個好的職業算了，管她國家興亡，反正有“肉食者謀之”。

後來在遊行中有記者透露新華社《內參》，說安徽省委書記盧榮景平息了合肥學潮，受到中央表揚。

但是合肥的學潮還是來了。好像是5月15日前後，安徽大學學生發起了合肥市的遊行，當天晚上在合肥市政府前的靜坐，聲援北京學生絕食。第二天，學生繼續上街遊行並在中午時候到達省委門前。我們純粹是為了看熱鬧才去了省委，而且，我們的班級輔導員老師也和我們一起去了。到了下午，學生遲遲不願散去，要求和省委書記對話。這時候有一個省委秘書出面要求和我們學生商談如何對話，

要求推選學生代表。擠在前面的不少學生是在看熱鬧，開始往後退，沒有思想準備做學生代表。後來安徽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各推選了一名學生，但是人數不夠。這時候站在我背後的輔導員老師把我往前一推，說，你前一陣就要組織遊行，你就做學生代表吧。就這樣，我也被“推”舉成為了安徽省第一次和省委領導商談的三位學生代表之一，後來也就隨著學潮的發展而成為安徽省的學生領袖。

我記得我們當時提出的要求主要有：省委書記必須出面；要求電視直播。5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黨校禮堂，省委書記盧榮景終於出面和我們學生對話，雖然以技術限制為藉口沒有進行電視直播，但當天晚上的電視也基本上全程播報了對話過程，沒有進行明顯的刪減。

正當社會對安徽省的對話處理好評如潮的時候，第二天的5月19日夜，李鵬在北京黨政軍上大會的講話傳來了。我依然清楚地記得當天晚上學生們集中在合肥市政府門前。突然大喇叭開始廣播李鵬講話，早已組織好的各個學校的老師分頭到了自己學校的學生那裏勸說學生結束靜坐回校。很多學生委屈地哭了起來。我也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淚水無言地流淌著。我們學校的歷史系老師低著頭勸說我們：你們已經創造了歷史！請你們相信歷史！朱熔基曾經也說，歷史會給我們正確的評價。

是的，我們相信歷史，從22歲開始相信歷史，一直相信到40歲的今天！

回到學校，學院的黨委丁書記親自陪同輔導員來勸說我：從今天開始，只要我不遊行，對以前行為一律不追究。

但是，我尊敬的丁書記，您怎　能做到昨是而今非？難道共產黨不願意聽發自內心的真話，而寧願相信口是心非嗎？昨天我們還是愛國的學生，今天就突然變成了動亂分子？全國各界人民對學生的同情和聲援，各民主黨派領導和著名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呼籲和建議，鄧小平先生不願意聽這些逆耳之言。不經過最高權力機關── 人大的討論，一個快90歲的老人，

就通過非法程式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和數百個年輕生命的毀滅、數百個家庭夢想的破滅。鄧小平先生自己曾經三起三落，經受了非法人治帶來的悲慘遭遇，但是時過境遷，他自己又通過人治的非法手段造成了更大的悲劇。他在經濟上開創了改革的新時代，但是卻又分別斬斷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把兩任總書記非法拉下馬。1997年鄧小平逝世的時候，我寫了一副對聯：

功過三七，小平聰明一世
是非六四，鄧公糊塗一時

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黨的動亂分子，而是一個愛國的學生，我當時就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然後義無反顧，繼續參與組織合肥市的遊行活動，並帶領學生前往北京天安門。“六四”發生前夜，為了回應北京學生組織的呼籲，帶領部分學生回到合肥，準備等待萬里委員長回國召開人大會議，在法制的軌道解決學潮問題。誰知悲劇突然發生

6月5日的合肥，仿佛老天也在流淚！早晨的大雨沒有阻止同學們重新走上街頭，雨水掩飾著同學們臉上的淚水，掩飾著我們的悲痛和絕望。一切不復存在，共產黨10多年教育所形成的價值體系，頃刻間坍塌毀滅。

這是我“六四事件”的個人經歷。我相信當年參加學運的大多數同學，有著和我相同的思想和情感經歷。18年過去了，也許有的人已經淡忘了自己年輕時的這段歷史；也許進入了不惑之年，有更多的生活責任需要自己去努力、關注。但是每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經歷過“六四”的八九一代數千萬的學生，在他們每一個的心靈深處都埋藏著一個委屈，也埋藏著一個信念；埋藏著一個絕望，也埋藏著一個等待！

如今，18年過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國的一個禁語，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死結，是一個期盼以及期盼帶來的解放，是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胡主席，溫總理，我們不是在等待“戈多”，我們是在等待一個清晰的結果：那就是共產黨可以拿出當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的勇氣和氣魄，重新把散落了18年的千萬顆心凝聚起來。我相信，大多數和我相同經歷的人，大多數帶著紅領巾長大的，讀著《中國革命史》成熟的當年的學子，都還在內心深處保留著這樣的期盼和等待。解鈴還需繫鈴人。我們把這樣的機會留給中國共產黨，留給中國共產黨中的順應潮流，順應民心的領導者。

2） 中國民主黨事件

1998年6月25日在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之際，浙江的王有才等人，根據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依法向浙江省民政廳正式申請註冊成立“中國民主黨”。在此10年前，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走在了共產黨的前面，解除了戒嚴，開放了黨禁，使2000多萬中國人從集權專制的封建陰影中走向了多黨民主的現代社會。中國國民黨也終於按照當初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規劃承諾，放棄了一黨專政，開啟了憲政民主。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嘗試，本來可以給中國大陸帶來一個政治制度革新的契機，如果中國共產黨願意像1949年執政之前那樣反對一黨專政，願意像中國國民黨那樣順應時代潮流而開放黨禁，願意遵照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而批准中國民主黨正式註冊成為一個反對黨，從外部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進行監督、批評，那　，今日的中國大陸，也一定會像臺灣一樣，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一夫人”照樣要被起訴，“駙馬”也照樣要蹬監獄，我相信我們安徽省也不會出現一個貪污的副省長被判處死刑，上海市也不會出現市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因為腐敗而下臺。

如果中國民主黨可以合法成立，合法活動，那　，目前各級政府的吃喝風、公費旅遊就不會屢禁不止。臺灣因為有政黨的互相監督，一些制度性的問題，比如“首長特別費”都會被揭發而審判，消除今後可能的腐敗根源。但是在中國大陸，“公費旅遊”等制度性的腐敗卻屢見不鮮。拿我們安徽省舉例，在安徽省檢察院系統因為使用虛假的邀請信出國公費旅遊的事件被揭露，受到黨和政府相關部門的處理之後，公費旅遊並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就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的8月份，根據海外媒體報導，安徽省再次派出41名官員組成的龐大的公費出國團到美國進行所謂的考察。41名官員來自不同的地區和20多個行業，這樣的一個代表團，一定是省級單位“合法”組織起來的。但是這樣的出國訪問團，在海外媒體曝光之前，人民不知道他們的領導突然消失三個月去了哪里；回國之後，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美國的考察有了什　收穫；這樣的“合法”公費出國，所合的“法”，就是制度性的腐敗，是腐敗到處蔓延無法根除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中國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存在，那　這則新聞報導出來之後，中國民主黨就會向安徽省的執政黨──共產黨安徽省委質詢：是什　單位組織了這樣的出國團？考察的目的是什　？在虛假邀請信事件時候，這次的“合法”出國程式上有沒有相似的行賄受賄行為？民主黨在安徽省的各個地區也會分別詢問參加這個考察團的成員，比如安徽師範大學的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院長王邵武先生，您參加這個考察團使用的是什　經費？是學院的科研經費嗎？您去美國考察的目的是什　？您的考察給您的學院的發展帶來了什　機遇和啟發？

如果有這樣的反對黨存在，如果有這樣的監督，就會杜絕絕大多數的公費旅遊，就會解決共產黨本身無數份紅頭文件所無法禁止的腐敗問題。

中國民主黨申請成立的宣言裏面說：

“中國民主黨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提倡以文明對話方式解決任何爭端和分岐，反對恐怖活動。

中國民主黨的宗旨是：實現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民主政治體制。建立政治分權機制。使政治權力互相制約，並確保其能進行良性迴圈，使任何個人和任何集團，都無法將權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實行軍隊國家化，徹底剷除產生政治獨裁和政治腐敗的土壤，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強權暴政。”

胡主席，溫總理，你們作為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一定非常熟悉這些文字。這些主張不就是當年共產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所提出來的主張嗎？不過民主黨的主張和共產黨唯一的不同是“非暴力”。民主黨不發動農民起義和武裝暴動，主張以對話的方式解決任何爭端和分歧。王有才先生不愧為當年的“六四”學生領袖，他把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主要的要求──“對話”作為政治遺產繼承下來。儘管如此，當時的總書記還是決定抓捕這些民主黨的倡導和註冊者，除了直接宣佈成立民主黨的各地負責人被以“違法”而抓捕判刑以外，連按照合法手續申請註冊民主黨籌委會的王有才等人也被抓捕判刑。這樣的情形，我們也非常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裏面不是經常出現非常相似的場面嗎？只是歷史開了了太大的玩笑，當年被追殺被抓捕被判刑的共產黨人，如今成為了自己革命的對象，直接操起當年專制政黨的同樣的手段，使用當年的同樣的法律理由，抓捕、關押反對一黨專制的民主黨人。

作為認同中國民主黨主張的中國公民，我本人從民主黨申請成立起，就關注這個事件的發展，也寫文章評價組黨的意義，分析可能的結局。在各地的民主黨人被抓捕判刑之後，我於2001年申請成為民主黨成員。因為我相信中國民主黨自始至終尋求合法存在，不是一個“非法”，更不是一個“敵對”組織。我願意繼續關注民主黨的後續發展，也願意按照民主黨成立宣言以及“公開、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動四原則開展活動，包括寫這樣的一封公開信，維護中國民主黨申請註冊成立的合法權利。我相信不遠的將來，中國民主黨一定會合法地在中國存在並行使它的歷史使命。我也希望，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國民黨為師，不斷自身完善黨內民主，讓共產黨員通過選票從競爭的對手之間選舉出共產黨的新的總書記，同時也允許甚至支持並培養出一個反對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給國家和人民最大的也是最光榮的貢獻。多黨民主的中國社會，一定在多黨良性競爭和互相監督中，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而不必像今天這樣和幾個軍事獨裁的政府相提並論。

相反，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一黨獨裁，不但無法根除各級黨政官員的腐敗，也無法取得臺灣人民和中國國民黨的認同，台海兩岸會漸行漸遠，導致中華民族的徹底分裂或者兵戎相見，兄弟互相殘殺。這是為了維護一黨之私的獨裁而犧牲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和振興。

3）法輪功事件

1999年，還是同一個黨的領導人，再次不明智地製造了法輪功事件，使中國共產黨又背上了一個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為什　說不明智呢？從1999年7月開始，共產黨動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國家政治、經濟資源，對法輪功展開了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鎮壓。本以為可以像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很快把對手打倒或殲滅。但是法輪功不但沒有被高壓制服，反而走向世界，各國開花。法輪功所組織的各種抗議活動，伴隨著中國領導人的每一次出訪。在中國內地，法輪功成員在人民幣上寫上各種口號，在居民樓道裏面貼上堅持信仰的小貼紙。這樣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共產黨卻打了八年之久而沒有取得勝利。八年哪，連日本鬼子都可以趕出中國了，但是法輪功卻沒有被消滅。這樣的一個結局，就說明戰爭發動者的不明智甚至愚蠢了。

我沒有深入研究過法輪功，只是讀過李洪志先生的書。但是法輪功的出現和發展壯大之時，正是中國城市大量職工下崗，老百姓失去醫療保障的艱難時期，法輪功吸引了大批的信眾，練習氣功，防病健身，同時又接受“真善忍”的修煉，客觀上對社會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果共產黨可以因勢利導，對法輪功像其他宗教一樣，加以規範管理，完全可以和日益流行的外來宗教基督教抗衡，發展成一個國產的宗教團體，說不定將來能夠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宗教派別，那也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對於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但是本人曾經有2位法輪功朋友，我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法輪功是有利於修煉者也有利於社會的。

我在上海師範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室友郭生歡是數學系的高才生，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模型比賽並獲得冠軍。他也免試被推薦直升讀研究生，畢業後也留校成為大學講師。他那時候已經開始修煉法輪功，並成為我們大學的練功點的負責人。他以真善忍為標準與人相處，他的助人為樂在研究生樓和數學系是有口皆碑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品學皆優的人，只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沒有對周圍的人造成任何傷害，卻被迫接受洗腦教育，被迫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上當受騙”的文字，來解除強大的精神壓力，保住學校的工作。他被利用成為“教育轉變”的典型。幾年以後，我和他在上海見過一次，那時他已經正式從學校辭職了，不再需要承受來自學校的控制和壓力，但是說到那個違心的文章，他還是無法掩飾自己的羞愧。我還聽他說，他已經結婚了，愛人是華東師範大學的，也是法輪功的修煉者。他們因為法輪功而相識。在法輪功被無情鎮壓的時候，他們結為連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為不願意寫“悔過”的文字而被抓進監獄，而他的妻子當時已經身懷六甲也無法被釋放。

後來在上海做進出口業務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元從事海運業務的朋友，叫吳亮。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法輪功修煉者，只是覺得這個人很特別。因為業務有時候需要喝酒應酬，但是他卻從來不喝酒。吃完飯也不願意和我們到娛樂場所唱歌，更不用說像其他人一樣從歌廳帶小姐出去包夜了。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正直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聯繫。後來才知道他是法輪功在上海的一位負責人，因為到天安門參加抗議活動被逮捕。出來後不久，他又被抓捕，這次被判了好幾年，原因是他利用電子郵件和國外的法輪功網站聯繫。知道他修煉法輪功之後，我才明白他的與眾不同，明白他有一個特別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不與職場的醜陋惡習同流合污。

我的不少朋友都不是法輪功成員，但是也和我一樣，通過他們的法輪功朋友得出了直觀明瞭的結論：法輪功是與人為善的類宗教團體，具有對社會教化功能，對當前建設和諧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對法輪功的鎮壓，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法制原則來處理，完全是共產黨高層內部少數人的錯誤決定。而基層公安以及政府專管人員對法輪功普通學員的打壓，抓捕，強制洗腦甚至刑訊逼供的行為，完全無視基本人權和法律規定，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將來一定會受到正義的追究和懲罰的。

二、國家層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

因為以上三個死結的阻礙，再加上中國共產黨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樣，利用林彪、四人幫作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後的中國共產黨也難以啟動國家層次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有太多的理由，儘管時機已經非常成熟。其實早在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期間，我就以方言的筆名，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這篇文章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公開信。8年過去了，江澤民終於放棄了他的最後機會，退出了歷史給他提供的絕好的舞臺。當時的江澤民只有“六四” 一個障礙，鄧小平已經去世，趙紫陽還在富強胡同給黨的代表大會寫“平反六四”的建議信。而江澤民不但沒有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反而另外製造了“中國民主黨”和“法輪功”兩大障礙，把胡主席和溫總理政治改革的視窗堵得更小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把那篇文章在這封公開信裏轉發給新一代的領導人。我相信這樣的呼聲會不斷增加，給新的領導人的政治改革提供外在的推動力和輿論支持。在這篇文章裏面，我提到了“六四平反”，提到了“中國民主黨”，提到如何對待海外流亡人士和所謂的“反動”組織。如今我也成為了“反動組織”的成員，為了自己，我這裏全文抄錄《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如下，再次呼籲一次，供新的領導人參考。

行民權之實－－江澤民的最後機會

20世紀就要在中國重新啟動的政治改革中結束。現在為本世紀的中國作史未免太早了點，但為本世紀中國出現的幾位偉人作傳，則已是平常之舉。沒有人能否認本世紀出現的幾位偉人會載入史冊，他們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現今的國家主席和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會不會躋身偉人之列，這個問題要江主席自己以實際的政績來回答，因為歷史已經給了他絕好的機會。

回想世紀之初，國難當頭，民不聊生。然而時事造就了孫中山這位民族英雄、民國之父。他反對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並發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國，創建了中華民國。同時提出了“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和“軍政、訓政、憲政”民主步驟。“三民”者，民族主義的中華民族獨立、各民族平等；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民權主義的主權在民。“軍政”即依靠武力統一國家，“訓政”即教導人民實現民主，“憲政”者實行憲法，提倡民權，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經騎鶴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心儀民國，一代英名，後世景仰。作為孫中山先生的門徒，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尋找到一條救國的正確道路，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完成了國父的主義之一－－民族主義。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告別了外強淩辱的歷史命運，不再對任何國家俯首稱臣。只是民生建設的探索，走了一個太大的彎路，一直到去世，也沒有實現自己繁榮均富的共產夢想。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改變了對毛澤東個人權威的無限崇拜，推行現實主義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的經濟有了持續穩定的發展，民生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若不是晚年“六四”處理的失誤，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會比毛澤東低。如今，孫中山的理想經過全體中國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奮鬥，已經到了實現的最後關頭，而江澤民接過了前輩的接力棒，他的面前還有民權的實現，還有憲政的完善，還有祖國的統一－－“同志仍需努力”！

這是歷史創造的機遇，也是歷史提出的挑戰。接受這個挑戰，創造一個新的時代，完成民權主義，結束以黨“訓政”的落後局面，全面推行憲政建國，那　本世紀就會多一位偉人；放棄這個機會，因循前任的“舊法”，歷史只會黯淡地記錄另一個華國鋒的臨時過度。

“民權”即人們通常所言的“人權”，但是，由於對人權一詞的客觀誤解和主觀曲解，使得人權這個本來意義非常明確的詞語，如今成為論戰雙方都高舉的大旗。使“民權”和“人權”有了一點區別。為了本文邏輯的需要，這裏我們只使用“民權”，同時也對“民權”和現在人們所提的“人權”作一點分析比較。

“人權”本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政治術語，也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內涵。300年前，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神權”的需要，提出了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學說。“人權”從產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在現代，這一特定的內容，也體現在幾個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裏，從而使人權的理論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可以說，真是因為封建專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權利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所以人權理論也仍然是人類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論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人權”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即公民的權利。

但是，不甘心人權的普遍徹底實施的特權者，改變以往的否定人權普遍性原則，詆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