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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擴大會議，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系指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西山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所召開的欲另立黨統的會議。（注：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2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97—598頁。）該會議不僅通過宣言、起草約法，并且組織了國民政府， 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以往囿于國民黨黨統觀念，北平擴大會議未被國民黨史所正式承認（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出版之《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雖搜列有不被黨統正式承認的上海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職名錄，擴大會議則付之闕如；第三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之“概述”中亦未提及，足見擴大會議不為國民黨史所正式承認。見李云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黨史會1994年版，第72—84頁。），其所成立的國民政府也被視為“偽”政府（注：李云漢主編，林養志、宋正儀編輯：《中國國民黨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 1冊，臺北，黨史會1994年版，第278—279頁。），閻、汪等人甚至被指為“叛亂集團”（注：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4編，臺北，黨史會1994年版，第87頁。）。
　　過去有關擴大會議的論著，大多屬于回憶性文章（注：有關回憶擴大會議的文章甚多，舉其犖犖大者如下：鄒魯《回顧錄》第2冊，臺北，三民書局1974年版，第368—373頁；陳公博《北平擴大會議》，載汪瑞炯、李鍔、趙令揚編注《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以下簡稱《苦笑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頁；薛篤弼《擴大會議始末》，載趙政民主編《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460頁；冀貢泉《閻錫山與擴大會議》，載《中原大戰內幕》，第445—453頁；鄧哲熙與戈定遠《馮玉祥與擴大會議》，載《中原大戰內幕》，第454—457頁；田象奎《國民黨擴大會議始末》，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山西文史資料》第58輯，1988年版，第22—28頁。這些當事人回憶性質的文章仍有錯漏之處，不可遽信。例如鄒魯有關擴大會議的回憶云：“及汪北來， 表示接納。那時閻部已和平接收平津各機關。民國19年6月13日，我們就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產生政府。同時反對中央的戰事也就正式爆發。黨的方面，我們主張以黨權還諸全黨，所以預備召集四全大會。”（《回顧錄》第2冊，第317頁）上述這段回憶，有幾點明顯錯誤：擴大會議成立的日期是7月13日，不是6月13日。擴大會議成立時，汪精衛仍在香港，迨成立后才北上，于7月23日抵達北平。 雙方戰事正式爆發應于5月中旬，不是在擴大會議成立同時。 擴大會議主張召集的是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不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或偏重于強調國民黨內的派系斗爭（注：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頁；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斗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頁；韓信夫：《閻錫山與北平擴大會議》，載相從智主編《中外學者論張學良楊虎城和閻錫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比較缺乏客觀而深入的討論。 學界以擴大會議為專題研究者，首推沈云龍《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注：原文發表于《傳記文學》第33卷第4期（1978年10月）， 此處參考沈云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83頁。 ）一文；沈氏運用報章雜志、當事人回憶錄和部分函電等資料，全面探討擴大會議之醞釀、爭論、成立及影響的歷程。沈文雖為研究擴大會議的經典之作，但仍有其局限和不足之處，如受限于當時的政治情勢，文中黃少谷、谷正綱皆以“黃××”、“谷××”替代。（注：沈云龍：《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第270、271、272、274、 276頁。）此外，擴大會議召開前，改組派和西山派的爭論情形，東北軍等地方實力派的態度，以及為何擴大會議召集一個多月后才正式組織政府等等，均有待深入的分析。
　　再者，沈著《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一文距今已逾20年，近年來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和各種史料文獻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原始檔案的解密開放，已使擴大會議的資料更為完備。筆者不以名家之論而敬謹從之，擬根據新材料，特別是臺北“國史館”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等，對擴大會議這一課題予以新的闡釋。
　　 二、爭黨統
　　黨統，系指中國國民黨一系相承的法統。閻錫山、汪精衛等召集擴大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與蔣介石領導的南京中央爭奪國民黨的正統地位。不過，在會議召開之前，改組派和西山派卻也為了“黨統”問題彼此爭論不休，幾乎使擴大會議瀕臨流產。以下即欲探討改組派和西山派由互爭黨統到妥協結合，進而聯合召開擴大會議的經過，即由互爭黨統到與蔣爭黨統的歷程。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時，孫中山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 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注：蔣永敬：《從護法到北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1984年3月，第152頁。 ）對外聯合蘇俄，冀望其援助中國國民革命；對內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于國民革命事業。姑且不論“容共”政策的本意是“溶共”（注：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1987年影印版，第218頁。 ）或是 “統一戰線”（注： 郭恒鈺認為從共產國際的政策和立場來看，1923年至1927年的國共關系是“國共統一戰線”。見郭恒鈺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代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版，第17頁。），此后國民黨內即因容共問題而爭論不已。
　　迨孫中山逝世后，尤其鮑羅廷操持汪精衛國民政府后，國民黨內的糾紛和沖突更為激烈。1925年 8月，胡漢民因“廖案”被迫出國赴俄；林森、鄒魯亦受排擠離開廣州，其他如謝持、戴季陶、張繼、邵元沖等“反共”人士也相繼離粵。汪精衛和中共左傾勢力幾乎已完全控制廣州中國國民黨黨部。
　　為了抑制共產黨，林森、鄒魯決心聯絡旅居各地的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執監委員，召集一屆四中全會，共謀對策。1925年11月，林森、鄒魯、謝持等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會議，即俗稱之“西山會議”。（注：《回顧錄》第2冊，第207頁；居正編：《清黨實錄》，載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50—67頁。）該會通過取消共產派在國民黨之黨籍案、鮑羅廷解職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案等項決議。（注：居正編：《清黨實錄》，第7—17頁。）足見其對汪精衛、 鮑羅廷等控制國民黨中央的不滿，特別是議決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形成粵、滬兩個中央黨部對峙之局。（注：易正義：《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6月，第8頁。）此為中國國民黨的首次公開分裂。
　　鑒于西山派在上海另立黨統，汪精衛等人除策動輿論指摘其為“叛逆”外（注：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不詳），第31頁。），也急謀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來因應。1926年1月，廣東中央召開二全大會，出席代表除共產黨人外， 大都為國民黨左派分子（注：究竟有多少共產黨員以大會代表名義參加粵中央二全大會，各家記述不一；不過，共產黨員幾乎控制大會議程則是肯定的。見《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編，第685—687頁； 韋慕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載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3冊，臺北，1981年版，第40頁。）， 大會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對西山派的處理，并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派決議案”（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93頁。）。與此同時，上海中央也積極籌開二全大會以為對抗。（注：上海中央二全大會仍賡續北京西山會議“反共”、“分共”立場。見《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冊，第677—682頁。）至此，中國國民黨內因容共驅共之爭， 已徹底決裂成粵、滬兩個中央黨務系統，其距孫中山逝世，僅及一年。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不久即攻克武漢、江西，翌年3月占領上海、南京，長江流域幾為國民黨勢力所控制。國民黨在軍事上雖獲得勝利，但在黨務與政治方面卻因容共反共意見分歧而導致“寧漢分裂”。即當時中國國民黨有三個中央黨部（滬、漢、寧），有兩個國民政府（寧、漢），而其分裂的癥結皆歸之于中共問題。及至武漢分共后，寧、滬、漢三方才決議合作成立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組織政府。（注：黨史會編：《革命文獻·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史料》第16輯，臺北，黨史會1968年影印版，總第2872—2874頁。）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成立，暫時整合了自西山會議以來國民黨內部分裂的狀態，但因黨內實力派人士（如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等）皆不表支持，特別委員會仍告無疾而終。
　　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國達成形式上的統一；然欲邁向實質的統一政局，端視黨權、軍權能否歸于一統。是以北伐完成前夕，蔣介石在中央黨部講《北伐成功后最緊要的工作》時特別指出：我們中國內部，尤其是本黨黨員個個要能夠明了主義，共同一致來擁護中央，服從中央的命令；個個武裝同志能犧牲個人的地位權力，奉還中央，完全由中央來統一財政、軍政。（注：蔣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緊要的工作》，載《革命文獻·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史料》第21輯，總第4128頁。）其具體辦法即為：實施國軍編遣和舉行國民黨三全大會。不過，在三全大會前夕，汪精衛等改組派人士已視南京中央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注：汪精衛等：《關于最近黨務政治宣言》，載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7頁。）；更不滿其指派三全大會代表，譴責其違反黨內民主精神，遂埋下會后黨內紛爭的根源。1929年3月15日， 原本被寄望可統合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如期于南京召開，雖建立了黨的新權力中樞，但因改組派、西山派幾皆被擯斥于外，使黨的整合遙遙無期，而另一場爭黨統的風暴已醞釀其中。
　　1928年夏，北伐軍事告終，蔣介石決心裁減軍隊。翌年元旦，國民政府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準備從事部隊縮編，此舉引起舊軍閥的猜疑，遂有一連串反抗中央的行動。（注：《三十年動亂中國》，第148—152頁；劉維開：《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43—160頁；簡又文：《馮玉祥傳》下冊，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337頁。）在歷次軍事行動中，閻錫山表面上與南京國府保持良好關系，暗中則唆使馮玉祥、唐生智倒蔣，甚至代擬唐與西北將領的通電稿。（注：《唐生智致蔣方震電》（1929年12月18日），《閻錫山檔案·雜派民國18年3月至12月往來電文》， 臺北“國史館”藏，檔號18.0372.42/0032—3—12（以下簡稱《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29）》，并不再注檔號、藏所）。該電文末稱洛、鄭防務已請宋、孫接防，亦為閻所深恨之一端。）后因唐生智結納汪精衛等改組派人士，引起閻的疑忌（注：《袁華選致唐生智電》（1929年12月7日）、 《危道豐致張學良電》（1929年12月10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29）》。），才有1929年12月20日閻錫山、張學良等人聯名“擁護中央統一”的通電（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29年12月20—26日），《國聞周報》第 7卷第1期，載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輯，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總第2313—2314頁（本文以下所引《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均為影印本頁）。）。至1930年初，時局似趨于安定，但閻蔣關系已漸行漸遠，終至兵戎相見。
　　1930年2月10日，閻錫山致電蔣介石，主張禮讓為國， 力言武力統一不宜用于民主黨治之下，約蔣氏“共息仔肩”，以弭黨爭。12日，蔣復電云：革命救國本為義務，非為權利，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至2月底，南京中央和閻往復文電十余封， 圍繞黨國問題相互論辯。（注：《閻錫山致蔣中正電》（1930年2月10日）、 《蔣中正致閻錫山電》（1930年2月12日）及此后往來電文， 見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統一時期）》（以下簡稱《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7冊；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第2卷第2輯，臺北，1952年版（出版者不詳），第46—65頁。 ）正值蔣閻進行“電報戰”之際，蟄居香港的汪精衛一方面致電支持閻錫山（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2冊，第549 頁； 《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 2月21—27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8期，總第2454—2455頁。），一方面派陳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動。（注：《苦笑錄》，第226頁。）而西山派的鄒魯則早已在北方運動反蔣（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2冊，第541—542頁；《回顧錄》第2冊，第368—369頁。）。故一向勢如水火的改組派、西山派，在反蔣的大前提下，有了共同合作的機會。
　　1930年3月18日，汪精衛電請閻錫山速組織政府， 并担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資號召。（注：《胡宗鐸致孔庚電》（1930年3月 18日戌時），《閻錫山檔案·雜派民國19年1月至12月往來電文》， 臺北“國史館”藏，檔號19.0372.42/0032—1—12（以下簡稱《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誤記為3月24日。 ）閻氏對于組織政府一事，曾表示俟陳公博、王法勤到后，即可籌劃一切。（注：《陳公博王法勤致張允榮電》（1930年3月24日）， 《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不過，籌組政府之前，必先解決改組派、西山派的黨統爭議。3月下旬，陳公博、王法勤（改組派）、鄒魯、 謝持（西山派）、趙丕廉、賈景德（晉閻代表）等人，在北平什剎海召開會議，討論組織中央擴大委員會，解決黨政問題。 （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2冊，第565頁。）由于改組派只承認粵二屆，否認滬二屆， 鄒魯等堅持粵、滬二屆平等，當時在香港的汪精衛也反對粵、滬二屆并存，兩派因黨統問題而起紛爭，遂使該次會談毫無具體成果。（注：《謝持致曹叔季電》（1930年4月3日），《王法勤陳公博致陶冶公盧蔚乾電》（1930年4月5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會后謝持曾致電許崇智，表示：“改組派又欲否認滬二屆，討論數日，持等堅持滬二屆平等談，致無結果。閻有組軍政府計劃，大勢如此，滬主張斷難實現，應專效力軍事為善。”（注：《謝持致曹叔季電》（1930年4月3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鄒魯也寫了一封長電給正在潼關督師的馮玉祥，文中云：
　　軍事進展之時，黨事未能商妥，至歉；而未能商妥之故，由于改組派必欲存彼方之二屆，而否認滬方之二屆……且就粵二屆證之，委員為卅余人，反蔣者未及半數，其中改組派則不過數人，非特不能代表粵二屆，乃欲否認滬二屆，必為整個團結之障礙。證之數年來，反共反蔣均系滬二屆，豈反共反蔣出自汪等則為功，出自弟等則為罪乎？進而言之，黨統實已破碎，而改組派則破碎之破碎，實不配再言黨統。（注：《鄒魯致馮玉祥電》（1930年4月9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謝持、鄒魯均對北平會議中改組派否認滬二屆的態度表示不滿，謝持且似有放棄再協商之意。
　　西山派、改組派北平會商破裂后，陳公博、王法勤即于4月1日首途太原，與閻錫山晤談。據陳、王致胡宗鐸電中表示：閻對鄒魯所提滬二屆亦不茍同，但堅持政府由黨產生，且政府組織應網羅各方，為表示團結已派人赴平接鄒、 謝來并。 （注：《王法勤陳公博致胡宗鐸電》（1930年4月5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遂有4 月中旬的太原黨務會議。
　　鄒魯對于解決黨統紛爭，曾經提出三種辦法：用一屆行使職權；用滬、粵兩個二屆行使職權；用革命方式另起爐灶。然基于黨統已破碎，鄒氏認為宜采用革命方式，舍棄法統觀念，以有歷史及功績的同志組織干部行使職權。（注：《鄒魯致馮玉祥電》（1930年4月9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赴太原前夕，鄒也與閻的代表賈景德、溫壽泉舉行秘密會談，獲得初步共識為：將黨事另行討論，先組織最高政治會議，并由該會產生政府。（注：《危道豐致張學良電》（1930年4月9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但此一會議結果，仍須征求閻、馮及奉張同意后才能正式對外發表。鄒、謝等人就帶著這一方案赴太原謁閻，但并沒有獲得閻的認可，閻錫山仍堅持政府需由黨產生。
　　1930年4月中旬，改組派、 西山派在太原的黨務會議又因黨統問題而陷入僵局。（注：鄒魯、謝持等人于4月11日離開北平，12 日晚抵達太原；14日與陳公博、王法勤及晉方代表趙丕廉、榮鴻臚、辜仁發、袁鴻昌、郭懋治等舉行談話會；16日舉行太原會議。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4月11—17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15 期， 總第2558頁；《白云梯陳公博致胡宗鐸轉汪兆銘電》（1930年4 月18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因為黨事一直無法妥善解決，坊間傳出陳公博極力聯馮制閻，并唆使平津工人大罷工以脅制閻氏。（注：《劉珍年致趙輔宸電》（1930年4月 11 日）， 《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此則消息雖未經證實，卻足以反映黨統問題之糾結難解，似乎只有期待汪精衛北上。（注：閻、馮及駐晉各代表都曾電請汪精衛赴太原，陳公博白云梯也致電汪氏北上領導一切，并表示汪若北上有三大意義：表示誠意助閻倒蔣；或可解決黨事；可擴大宣傳。見《白云梯陳公博致胡宗鐸轉汪兆銘電》（1930年4月18日）， 《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但汪氏亦不認同鄒魯等堅持聲明粵、滬二屆合并之議，曾致電陳公博、王法勤云：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乃吾人最低限度之主張，決不再退一步。環龍二屆較之蔣之偽三代會更為滑稽……弟意宜詳告閻公，二中與西山已無可調停，閻公若重視西山，即請閻公與西山共同組織中央黨部及負政治完全責任。（注：《胡宗鐸葉琪致陳公博王法勤電》（1930年4月21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對于汪精衛這封近乎決裂的電文，閻錫山派商震、冀貢泉手持親筆函往晤陳公博等人，謂黨務仍歸汪氏負完全責任。（注：《王法勤白云梯陳公博致胡宗鐸電》（1930年4月25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至于黨事，依然盼望容納左右兩派。
　　另一方面，陳公博認為因鄒魯堅持滬二屆黨部，致使北平、太原會議均無進展，乃與傅汝霖等相偕轉赴平、津與覃振等商洽進一步辦法。陳公博等以覃振為西山派中較易溝通且不反對改組派者，與之磋商數日，終使北方黨務問題露出了一線曙光。覃、陳商議的原則為：以黨國為前提，消釋一切個人或派別之意見；完全采取非常手段，撇開數年來黨的一切糾紛。在這兩項原則下決定：對于黨務，則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國事，則召開國民會議并制定約法。（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5月2—8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18期，總第2597—2598頁。）談判數月的黨事，有了解決之勢，謝持、王法勤、白云梯、鄒魯等人，也相繼由太原赴北平加入會商（注：1930年5月4日至7 日，覃振、張知本、茅祖權、傅汝霖、陳公博、胡宗鐸、郭泰祺、葉琪和陶冶公等九人在天津會談得初步決議，即函電閻、馮及在太原黨內要人。11日，王法勤、白云梯、謝持由太原抵北平，會議移往北平續商；19日，鄒魯、趙丕廉又自太原來北平加入會商。見《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5月2—8、9—15、16—22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18、19、20期，總第2597—2598、2617、2629頁。），終于決定：粵、滬二屆各自發表結束宣言，再發表一封聯名總宣言。
　　西山派、改組派好不容易獲得的共識，因為汪精衛的一封電文又起波折。1930年6月1日，汪精衛發表通電，重提二屆黨統問題，強調粵二屆為正統。（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5月30日— 6月5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22期，總第2650頁。）此舉引起鄒魯、 謝持的不滿，二人于5 日發電駁斥之（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5月30日—6月5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22期，總第2652頁。）；12日，汪氏又發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必要》一文，雖然表示愿與西山派消釋前嫌，一致努力，但依舊堅持粵二屆正統論（注：汪精衛：《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必要》，載南華日報社編《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民國19年）》，香港，1930年版，第207—215頁。）；北方黨統之爭再起。這期間曾傳出汪蔣合作、閻另組勞動國民黨等消息（注：《張篤倫致劉文輝電》（1930年6月18日）、《危道豐致張學良電》（ 1930年6月24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 且汪精衛與鄒魯又打起了筆戰（注：汪精衛和鄒魯等為了“以黨治軍”、“以人治軍”在報上打起了筆戰。見汪精衛《以人治軍？》，載《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民國19年）》，第232—243頁。），改組派、西山派似乎已告決裂；但實際上，覃振曾致電汪精衛勸其犧牲成見，晉閻代表趙丕廉、冀貢泉亦從中努力斡旋，終使兩派同意合作。（注：《覃振致汪兆銘電》（1930年6月4日），載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3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283頁；《覃振致傅汝霖電》（1930年6月26日）、《危道豐致王樹翰電》（1930年7月1日），《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冀貢泉：《閻錫山與擴大會議》，載《中原大戰內幕》，第447—450頁。）其辦法為：兩派發表一通聯名宣言；粵二屆發表提議召集擴大會議宣言，再由滬二屆發表贊同宣言；署名則皆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7月11—17 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28期，總第2715頁。）至此，西山派、 改組派的黨統之爭乃告落幕，北平擴大會議遂于7月13日召開。 容納左右兩派的北平擴大會議，自認承繼國民黨的正統地位，否認以指派代表產生的南京國民黨三全會議，準備召集另一個中國國民黨三全會議。至此，中國國民黨正式分裂成北平、南京兩個中央黨部，彼此互爭黨統。
　　 三、爭正統
　　正統，原為封建社會中某一王朝統一全國后對其一脈相承系統的自稱。本文所謂“正統”，系指行使國家政治權力的法統，亦可稱為“政統”。
　　閻錫山發動軍事倒蔣之初，即明白政治上需要另立一個中央，來否認南京政權；同時，將來善后在法統上也才有所憑恃。（注：李茂盛等著：《閻錫山全傳》上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第460 頁。 ）1930年2月，閻氏于“電報戰”中即強調“黨人治黨，國人治國”； 其致蔣電云：“惟黨國者以黨為主體，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必須一起交還于黨。”（注：《閻錫山致蔣中正電》（1930年2月20日），《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7冊，第60頁。）2月23日，閻等45人聯名通電中亦云：“夫以黨治國，必有整個的黨，始能成整個的國。黨若破碎，國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統一之國，必先求整個之黨。”（注：《閻錫山等45人通電》（1930年2月23日）， 《蔣檔·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3冊，第66—68頁。 ）故閻氏一直堅持擴大會議必須容納左右兩派，且政府一定要由黨產生。
　　擴大會議聯名宣言中否認南京的三全大會，主張要“以整個的黨，還之同志；統一的國，還之國民。”（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7月11—17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28期，總第2716—2717頁。）該會議的成員包括粵、滬二屆委員和以軍事首領身份加入的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注：陳公博回憶擴大會議含括一、二、三屆委員，閻錫山、馮玉祥均以三屆委員身份加入。見《苦笑錄》，第231 —232頁。上段回憶可能有誤，因為擴大會議系反對南京三全大會， 若容納三屆委員，將難以自圓其說，又如何去“爭黨統”。閻、馮、李（宗仁）等，均以軍事首領身份加入，原本亦包括張學良，但張未參加。見《危道豐致熙洽電》（1930年7 月 3 日）， 《閻檔·雜派往來電文（1930）》。），即閻所謂之“整個的黨”。閻氏既然已達成“整個的黨”，就要以此為基礎，去完成“統一的國”，即組織國民政府來與南京國民政府“爭正統”。
　　擴大會議成立后，汪精衛即離港北上，于7月23日抵達北平， 隨即與謝持、鄒魯等交換黨政意見，確定黨的理論及今后黨務辦法，雙方獲得了共識（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7月18—24 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29期，總第2725—2728頁。），并于28 日第一次談話會通過“求黨的真實意義實現”的7項基礎條件：（1）籌備召集國民會議，以各種職業團體為構成分子。（2 ）按照《建國大綱》制定一種基本大法（其名稱用約法抑用憲法再定），確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應由國民會議公決，如時期緊急或由擴大會議宣布，將來俟國民會議追認。（3）民眾運動、 民眾組織應按照《建國大綱》，由地方自治做起，嚴防共產黨激起階級混斗之禍端。（4）各級黨部對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導監督之地位， 不直接干涉政務。（5）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6）總理遺教，所謂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應集中人材，收群策群力之效。（7 ）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按照《建國大綱》采均權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注：《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評》（1930年7月25—31日），《國聞周報》第7卷第30期，總第2741頁；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3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頁。 ）學者曾評述上列七項基本原則：系國民黨人基于數年黨治的經驗所得，不失為救偏補弊的良策。（注：《三十年動亂中國》，第164—165頁。）不過，無論是閻錫山或汪精衛，都認為組織國民政府才是首要之務。
　　閻、汪等籌組國民政府，除與南京中央爭正統并建立領導重心外，還具有下列幾項目的：
　　
　　
　　
近代史研究京101～129K4中國現代史陳進金20012001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西山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簡稱“擴大會議”），欲另立黨統。該會不僅通過宣言，而且組織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爭正統”，制訂《中華民國約法草案》以“爭千秋”。以往囿于國民黨黨統觀念，北平擴大會議未被國民黨史所正式承認。本文即欲跳脫國民黨正統觀的束縛，正視當時中國南北分裂的政治現實，根據臺北“國史館”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等原始資料，透過“爭黨統”、“爭正統”、“爭千秋”三個階段來闡釋擴大會議。擴大會議/中原大戰/閻錫山/汪精衛陳進金，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101～129K4中國現代史陳進金20012001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和西山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簡稱“擴大會議”），欲另立黨統。該會不僅通過宣言，而且組織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爭正統”，制訂《中華民國約法草案》以“爭千秋”。以往囿于國民黨黨統觀念，北平擴大會議未被國民黨史所正式承認。本文即欲跳脫國民黨正統觀的束縛，正視當時中國南北分裂的政治現實，根據臺北“國史館”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等原始資料，透過“爭黨統”、“爭正統”、“爭千秋”三個階段來闡釋擴大會議。擴大會議/中原大戰/閻錫山/汪精衛

網載 2013-09-10 2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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