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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轉軌經濟的研究，2000年筆者曾出版了一本《資本挑戰體制/關于中國經濟轉軌原理的 一種解析》的專著，試圖以大的時空跨度描述中國二十年來的轉軌經濟和轉軌原理，2001年 又根據中國轉軌經濟運行狀態正在發生的變化撰寫《進入“后短缺時期”的中國經濟》一文 ，在科爾內“短缺”的基礎上提出“后短缺時期”的看法。在這樣的研究之后仍然感到在 宏觀背景的把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于是才有了本文的進一步探討。
　　　　　　一、轉軌探索為什么這樣難
　　格澤戈爾茲·W·科勒德克1998年完成了一部名為《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 經濟》的專著。論述重點是獨聯體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的歷程，但同時也將這一歷程與其 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和越南，進行了比較；其大量的討論集中于1989～1998年這一時期 ，而回顧和前瞻的時限則擴展到1950～2020年左右。從而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從更縱深、更開 闊 的視角來觀察轉軌經濟的切入口。
　　科勒德克估計，21世紀的前夕一共有30多個國家、15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加入“后社 會主義”轉軌過程。作者在這里所稱的“后社會主義”是特指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轉 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按照這樣的界定，計有“前蘇聯”15個國家、“東歐”12個國家 ，再加上中國、越南、蒙古、柬埔寨、老撾、古巴、朝鮮，同時將前東德包括在內，一共是 35個 國家。科勒德克認為，轉軌進程的啟動緣于人們越來越確信集權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 。他將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現象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限的經濟變化/嚴格限制 的政治變革”，被劃定為有意設計（有組織）、漸進主義的市場改革；另一類是“經濟/政治 發生根本性變化”，是合乎規范的、以偶然所為（無序的）實現自由化和宏觀經濟穩定的向市 場轉軌。按照上述標準，作者將20世紀50年代末期、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早期發生在東歐 和前蘇聯針對“正統斯大林制度”的，旨在發揮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和政治制度潛力的一系列 改革的嘗試，以“其目的在于對舊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為理由，劃入前一類。 基于同樣的理由，20世紀80年代始于中國、90年代始于越南的改革也被歸入這一類，即只能 視為“市場改革”，而不能列入“向市場轉軌”的層次。被作者列入后一類即被視為合乎轉 軌規范的“轉軌樣本”，僅包括獨聯體和東歐各國“終于下定決心放棄舊制度”之后從80年 代末至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富有決定意義的、路 徑正確的向市場轉軌的深刻變革在近十年才真正發生了。顯然，科勒德克的“轉軌”的概念 和我們所理解的有很大區別（注：筆者認為，“轉軌”應該是一個集合概念，就一般性而言與政治取向無關，其基本內涵 是旨在改變經濟資源的基礎配置方式。即將經濟運行機制從計劃控制為主的軌道轉變到由市 場調控為主的軌道上去。而改革一詞，通常是與轉軌同義的。）。
　　這里重要的不是上述這些分類方法和作者所持觀點本身。如果把“市場改革”和“向市場 轉軌”合并起來觀察，那么，這場波及地區廣泛、卷入人口眾多的經濟運行機制轉軌的探索 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普遍現象了。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所有進行從計劃到市場探索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都還處于向目標前進 的途中，經濟轉軌的實踐無法評判，轉軌中的經濟運行規律、績效、目標也沒有一個公認合 理的考察角度。就是在被科勒德克判定是合乎規范地“向市場轉軌”的那些國家里，最近十 年的情況也只有衰退，未見奇跡。盡管包括科勒德克在內的一些推崇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 變化轉軌論者將上述轉軌衰退現象介定為短期過程，并對隨著經濟自由化（即私有化）過程或 任務完成必然使經濟從復蘇走向持續增長進行了樂觀估計，但是不少跡象表明，即令會出現 那種樂觀估計的績效，其前進道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預期。
　　同樣，對激進主義、漸進主義的爭論也是各執一詞，于轉軌而言，似乎也沒有多大意義。 科勒德克認為“中國和越南是成功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羅斯和烏克蘭至少從目 前來看是向市場經濟漸進式轉軌失敗的典型例子”。俄羅斯經濟分析研究所所長安德烈·伊 拉里奧諾夫則認為：“中國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績，是最近幾十年來世界歷史上的最重大的 事 件之一。”“現在盛行一種觀點：與俄羅斯實行的激進的、‘休克的’改革不同，中國的改 革帶有逐步的、漸進的性質，并且國家保持了對經濟的控制。”事實上，一切正相反，中 國改革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也許是當代世界實踐中最自由的、最激進的、最休克的改革。中 國改革旨在最大限度地縮小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俄羅斯的改革是斷斷續續的 ，國家背負著經濟的沉重負担”。
　　既然決定放棄計劃體制，確信無疑地向市場化目標邁進，為什么轉軌就這么難呢？合乎邏輯 的 推理必然是：不同路徑的市場化進程的探索，可能遇到了同一種阻力，即某種相同或相似的 基礎性的障礙。
　　歷史地看，不僅是前面比較中提到的中國、越南、俄羅斯、烏克蘭，而是在上個世紀兩次 世界大戰中誕生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即都沒有遵循從高度發達的 資 本主義國家由“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 地步”，從而“炸毀了”它的“外殼”這樣的路徑來誕生，恰恰相反，卻是從落后國家里基 于擺脫貧困和屈辱的強烈愿望，通過反對殖民剝削和民族壓迫的解放斗爭而誕生。因此，筆 者認為，不論它們當初如何堅定地選擇了計劃體制因而經歷了已經經歷過的那些曲折的探索 ，或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偏好市場競爭效率選擇了市場體制，因而又經歷了路徑多么不同的偏 離計劃軌道的市場化變革的探索，都應被視為一個特定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組成部分和 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實踐之一，都一樣值得經濟學者從非意識形態層面去發 現值得尊重的共同之點。
　　下面是筆者針對此所提出的一種解釋（見圖1）。
　　附圖
　　圖1是以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為基礎，以發 達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演進實踐的一致性為參照，制作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 與經濟體制演進錯位的分析模型。
　　在以先行工業化和先行市場化為標志，并以此為雙重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占據主導地 位的發達國家，其市場化升級是伴隨著經濟結構逐步升級，一步步走過來的，彼此水乳交融 、相輔相成。發展中國家則不同，以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 濟轉軌看，除俄羅斯有些特殊外，幾乎都還處在“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與此相適應，對 這些工業化過程滯后、自然經濟成分占很大比重的國家來說，它們在經濟運行機制上本應有 一個使商品經濟逐步得以發育的較為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此時的外部環境已不允許這樣做。 這是因為，幾乎所有涉及國際經濟交往的市場經濟規則，已經由先行工業化國家在市場化過 程中按照優先考慮其自身利益的原則作了安排，使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和技術時必然遇到 障礙。而適宜的規則對這些國家加快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終的結果則如我們自己 感受到的，轉軌國家經濟成長需要依賴的經濟運行環境與既定的市場規則相沖突，經濟成長 與 體制成熟的階段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時空錯位”問題。筆者認為，這一層面的制約以 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變遷成本，可能是貫穿于所有轉軌國家轉軌總過程的基礎性制約，它與各 國轉軌中的政治取向并無直接聯系，但與政府是否能夠恰當處理“時空錯位”所引致的矛盾 困擾，則直接相關。
　　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加以歸納，得出以下觀點：
　　1.轉軌所針對的是體制問題，屬生產關系范疇。經濟成長階段則客觀地反映著生產力發展 水平的差異。轉軌國家雖然處在較低的經濟成長階段，卻又不能只從較低的市場化模式起步 。這里出現的困難，終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協調的問題，反饋到體制架構就成為基礎性 障礙。排除由二者“時空錯位”所引致的基礎性障礙，需要由政府進行改革政策的創新。
　　2.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連續實現了超過20年的持續經濟增長。而被認為是最 合乎轉軌標準的一些國家的制度性變革，在近10年左右的實踐后仍沒能擺脫衰退的困擾。由 此對比說明，因為必將存在的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時空錯位”的制約，即使是認為完 成了經濟/政治根本性變化的國家也無法獲得經濟運行的預期效率。從這一點來看，作為手 段的轉軌過程的路徑選擇、成本支付等有利于彌合“時空錯位”的過渡性安排，至少與作為 目標的轉軌后的制度安排同樣重要，或者說，將排除基礎性障礙的著眼點放在改革政策創新 的“技術層面”，比所謂優先考慮政治制度轉向要有效。
　　3.由于轉軌過程對于彌合“時空錯位”可能具備的有效性和漸進性，即過程中量的積累可 能帶來的基礎性制約方面質的演進，那么對改革政策創新的績效的判斷，則應落腳于政策的 總 體適應性和分階段適應性。總體是否適應，應當并可以從一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加以考慮，分 階段的適應性則比較難以把握。這不僅因為每個階段的進展都會是動態的，更因為轉軌總過 程中將會出現的階段性轉變與交替的規定性尚無先例可循，而我們事先對其預測又存在很多 的困難。正因為如此，研究轉軌經濟也就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獨特性。
　　　　　　二、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進
　　目前我們所見到的關于轉軌總過程的階段性表述，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遵從西 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來仿制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過渡到 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制度變遷總過程。
　　典型的例子是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展望雜志》2000年冬季號的長篇論文《從社會主義到資 本主義變化意味著什么》中所闡述的由五特征制度性變化所構造的轉軌總過程模型。作者認 為，判定經濟社會制度的重要標準，是一種被稱之為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體 制的特殊品性）的東西。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存在，就是因為有此“品性” 存在，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也正是由它來支撐和發展的。因此，轉軌即意味著“品性”的改 變。“體制的特殊品性”，其實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制度性特征，它具體表現為：(1)政治力 量特征、(2)產權的分配特征、(3)協調機制特征、(4)經濟行為者的典型特征、(5)經濟運行 特征這樣五個特征。五特征之間既存在順序決定的關系[(1)→(2)→(3)→(4)→(5)]，更存 在“基礎性特征”決定“非基礎性特征”的關系[(1)～(3)決定(4)～(5)]。判定一個轉軌經 濟的轉軌總過程是否真正開始了？是否可以結束了？按照該文作者所持的觀點，(4)～(5)轉軌 是否到位并不是主要的衡量標準，(1)～(3)是否轉軌到位才是關鍵。該文作者還認為，(1) ～(3)轉軌到位還將自動引導(4)～(5)轉軌到位，簡單地理解即政治轉軌決定并引導經濟轉 軌。依據上述核心觀點，作者認為轉軌經濟的運行特征具體表現為這樣五個特征或“品性” 的轉變過程，見圖2。
　　附圖
　　這種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是非此即彼，由此及彼就完成了轉軌，其局限是明顯的。且不說此 、彼并非處于好壞兩個極端，即便如此，由于世界經濟格局和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客觀條件 已不允許任何一個轉軌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幼芽狀態重新再經歷一遍，因此認為只要改換制度 就能獲得效率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時空錯位”基礎性制約的存在將使進行這種轉軌 實踐的國家面臨來自各個方面的矛盾。
　　關于轉軌總過程階段性劃分的另一類分析方法，是著眼于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變 化的實踐主線，將轉軌國家政府作出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采取市場化的重大政策性決 定的年份作為轉軌總過程啟動的基準年；考察改革政策的推進過程與對應的國民經濟運行中 的主要矛盾演變過程的關聯性，從中找出各階段的轉折點。
　　例如將迄今為止的中國改革進程作三階段劃分：
　　第一階段：“邊界上革命”階段。1978～1984年，以修補舊體制，從計劃邊界上培育商品 經濟因素為特征的改革啟動階段。
　　第二階段：“雙軌下擴張”階段。1984～1992年，以雙軌制價格、修補缺損的流通環節、 經濟總量迅速擴大、同時經濟環境活與亂交織為特征的雙軌摩擦階段。
　　第三階段：“磨合中替代”階段。1992年至今，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改革 整體推進深層次矛盾集中顯露、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的趨勢日益明顯為特征的體制置換階段 （呂煒，2000）。
　　該類分析的優點是緊扣住了20世紀下半葉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性變革所共同具有的一個特定 范疇，即偏離效率不高的計劃體制而承認貨幣和商品交換的合理性，由此引起市場化廣度和 深度日益擴大和強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層面轉軌的普遍意義，并且注意到轉軌績效與經濟增長 績效的同步考察，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據。
　　不足的是局限于回顧性總結，缺乏前瞻方面的提示，對當前階段的闡釋往往只是點到為止 ，顯得過于粗疏，難以建立過程演進的內在邏輯聯系。更為關鍵的是，由于缺少一個“始點 ”——“終點”這樣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理性的立意作為分析框架，對轉軌總過程和各階 段特征、過渡狀態難以進行動態的把握，對當前經濟現象的分析往往只能局限在靜態的體制 框架中，或與過去類似的情況作比較，或與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類似情況作比較，其結果也 就很難說是準確的。
　　從實踐層面反饋的情況，至少有三件事后來發生的情況與人們事先預測表現出明顯的不一 致。
　　第一件事是關于“籠中虎”的認識。
　　隨著改革進程中家庭部門收入逐步增加而中國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總額累積到5萬億元起，不 僅 國內經濟學界也包括國外一些機構，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它稱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可能引 致重大變動甚至發生危機的“籠中虎”。過多的貨幣積淀蜂擁出籠引發通脹的先例不僅許多 國家發生過，在解放前舊中國發生過，而且在中國經濟轉軌開始不久的價格改革“闖關”試 驗中，甚至還較為明顯地引發過一次經濟社會震蕩。就經濟學原理說，這樣觀察作出判斷， 應該符合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然而，實踐中的情況卻大出意料。當后來經濟運行環境 出現需求不足、在政府從1996年5月起37個月內連續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9%下降 到2.25%、降息密度和幅度為建國以來所未有的極強刺激下，收效仍然甚微，并且出現了儲 蓄繼續增加、物價指數持續下滑很難遏止的趨勢。國家統計局前不久新聞發布的數據顯示， 至2001年3月全國城鄉儲蓄總額已達到68365億元。
　　第二件事是關于財政作用的認識。
　　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出現并一直表現出金融部門效率提升而財政部門職能弱化的強烈對比 。普遍的判斷是，這種情況由市場化引致，可能是改革后出現的一個難以改變的常態了。但 隨后實踐作出的反饋正好相反：當貨幣政策無力遏制經濟衰退、金融業自身陷入巨大的潛在 風 險中時，國家財政向銀行連續三年發行了總額達3600億元國債搞基礎設施建設，一段時間后 取得顯著績效：既使過剩的生產能力被利用起來遏制了經濟增長率下滑趨勢，近3年每年拉 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又使銀行資金轉換為財政投融資資金，巨額“存差” 帶來的經營風險得以化解。類似的操作，用單純的凱恩斯理論或羅斯福“新政”實踐都難以 全面解釋，而必須在轉軌背景下特別是轉軌中途的矛盾構成中去研究。
　　第三件事是關于需求不足的判斷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嚴重“過熱”問題，國內外經濟學界和境外權威機 構均表關注，甚至認為這一問題處理不好，中國的經濟很快就會出大問題。如果發生意外， 中國經濟持續多年增長的情況將會結束，一直到20世紀末都很難復現。
　　針對“過熱”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連續數年的強度充分的“雙緊”措施，使“過熱”運 行 的經濟終于在1996年成功地“軟著陸”。但是，“軟著陸”尚未塵埃落定，另一種表征為“ 偏冷”的困擾，在事先不被防范的情況下發生了。1996年上半年，監測部門發布了一項重要 的監測信息：全國609種主要商品89.4%供求平衡、供過于求商品占5.3%、供不應求商品只占 3%。“買方市場”一時成為議論熱點，但是，是否真的出現了“買方市場”？傾向于贊同的 意見并不多。稍后，低層次的買方市場的觀點逐漸被普遍接受，但是否可以歸入“需求不足 ”的范疇？主導的觀點仍表示，不應把情況估計到這一層次。隨后在生產資料領域尤其在 能源和基礎產業部門，多年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部門也出現了過剩現象。正視“需求不 足” 范疇的經濟學思考，修正“短缺時期”形成的思維定勢的研究進展，是從1998年底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將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明 確下來，并以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消費信貸等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之后， 才逐漸取得共識的。在這兩年多的爭論中，事實上中國的轉軌經濟正悄然從一個階段進入了 另一個階段。
　　筆者認為，對一些重大的屬于基本面的判斷與實際情況出現的差異，除了偶然和意外的因 素 可能放大其差異程度外，一般不應在“質”的范疇發生問題。但上面說到的例子，應該說 含有一定程度的“質”的出入。
　　出現問題的原因可能是，其一，我們正處于并未建成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中，卻引入了適 合并來自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和計量模型；其二， 我們對轉軌經濟運行中的一般規律和對本國轉軌經濟特殊的運行規律——尤其對轉軌總過程 及其轉折點的認識，研究深度不夠而且在方法上出了問題。如果這樣的判斷合理，我們就應 該尋求方法論上的改進。
　　　　　　三、關于方法論改進的討論
　　不只在中國，就是在全球范圍看，目前還沒有一個轉軌國家宣布轉軌目標已經達到，事實 上大家都還處在中途。因此要從整體上把握轉軌總過程、判斷當前所處階段和進行趨勢預測 ，筆者認為可行的途徑是以系統論和非平衡系統經濟學、中介論作指導，突破傳統的線性和 均衡的思維定勢，運用“猜想”、“假說”等基本分析工具，用“證偽”的方式，逐漸逼近 真理，獲得暫時可以為人們接受的理論觀點（注：“猜想”與“假說”是科學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只是近年來由于突出實證分析而對其有 所輕視。英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哲學家、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波普爾(Karl Raimund Po per)在其代表作《科學發現的邏輯》(1959)、《猜想與反駁》(1963)中，對論證科學與非科 學的劃界標準不是可證實性而是可證偽性問題，曾進行過令人信服的闡釋：科學開始于問題 ，即理論由證偽暴露出問題。一方面，人們由實踐啟示產生靈感而提出各種大膽的猜測，形 成科學理論；然后對這些理論進行檢驗，從進一步觀察和實驗中達到逼真度較高的新理論。 另一方面，新理論在不斷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所證偽的過程中，又出現新問題。馬克思主義經 典作家從獨特視角出發，也都早已對假說的作為認識工具的作用，給予過充分肯定。恩格斯 說，“只要自然科學在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在社會科學方面，列寧曾以馬克 思創立的唯物史觀為例，指出這一天才思想在提出之初“暫時還只是一個假說，但是是一個 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極科學地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假說”，而“自從《資本論》問世 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真理”。
　　但是，證偽、猜想、假說的運用都是有條件的。提出假說必須根據充分的事實，運用已有 的科學知識而不為傳統觀念所束縛，從而進行創造性的，然而又合乎邏輯的探索。盡管無論 多么嚴密的假說都帶有猜想、猜測的性質，只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后進行修改、補充才能成為 科學原理。因此，在對轉軌經濟及其總過程進行方法論改進就還需要經此基礎上，再上升一 個層次，即對演繹、歸納、類比等推理過程應用于猜想與假說時，必須有一個更高層次的、 改進后的屬于指導層面的理論的引入問題。在這一點上，經濟系統論和非平衡系統經濟學具 有總體意義上的指導功能，中介論則對于建立一個新的分析方法有用。）。
　　（一）轉軌是一個經濟系統置換另一個經濟系統的內生機制的循環上升的過程，在本質上是 非線性的；對此經濟系統論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功能。
　　系統論(System Theory)是從系統觀發展而成的一門科學。就一般系統論而言，它是指運用 完整性、集中化、等級結構、終極性、邏輯同構等概念，探求適用于一切系統的模式、原則 與規律的理論與方法。簡而言之，它是基于把整體性原則作為系統方法的基本出發點、建立 在系統觀基礎上的一門科學。（注：系統即自成體系的組織。相同或相類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內部聯系組合的總體就是系 統的定義。在自然辯證法中，“系統”與“要素”組成一對范疇，這意味著要素指構成系統 的組成單元，系統指由若干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這種單元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統一整體 。系統具有整體性、結構性、層次性、歷史性特征。對“一般系統論”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的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和邏輯學家拉波波特等學者認為，任何事物都可以按系統的等級來加 以分類，不管這些被分類的對象是屬于動物、社會階層、商品或分子，都是可以作為不同學 科的共同課題——系統，來加以研究的。）經濟系統論顯然又是建立在一般系統論基礎之上的，它以運 用系統論的基本原理和觀點研究經濟系統的運行規律作為方法論的個性特征，而成為經濟學 的一個分支。
　　整體性是系統最基本的特征。在一個系統中，系統整體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則上不能歸結為 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總和；處于系統整體中的組成要素的特性和功能，也異于它們 在孤立狀態時的特性和功能。要素是系統存在的基礎，要素決定系統。要素之間既相互獨立 又相互聯系。轉軌總過程視為一個系統來研究的根據或必然性，在系統最基本特征上體現得 尤為突出。1986～1987年間，中國經濟界和決策層發生過一場重要并影響久遠的爭論：一種 是產權改革優先，另一種是價格改革優先。前者如有學者直截了當地說：先改價格還是先改 所有制，我認為所有制改革的根本思路是關鍵。并對立論提出十大理由，諸如價格改革的心 理負效應問題，價格改革不能試點、有不可逆的問題，企業和地方對價格改革被動接受的 問題，價格改革產生社會承受力受阻妨礙其他改革推進的問題；產權改革與此相反則有心理 正效應、可試點、企業和地方積極接受、效果有把握、其他改革可以快速跟上等優勢。后者 如有的學者認為，價格改革繞不過去，也推遲不得；認為所有制改革了，價格就會自然放開 ，就會自然形成，只能是一廂情愿。這些學者也提出了諸多持論理由，如指出定價權是企業 經營自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無定價權很難參與市場競爭的問題，價格環境是企業經營 決策的重要參數即最重要的外部條件的問題，價格作為經濟參數系統的重要要素的形成機制 的變革會帶動稅率、工資、信貸、利率等其他經濟參數形成機制作出相應配套的績效問題， 價格改革雖有物價總水平大幅度上漲引起經濟秩序混亂和社會生活震蕩的風險，但這種風險 并不會因為企業改革而減少的問題等。
　　實際發生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轉軌步驟選擇了價格改革優先的路徑。與波蘭突然放開 價格曾使得1989年最后4個月通貨膨脹率超過2000%、前蘇聯1991年通貨膨脹率為91%、1992 年約為2000%相比，中國在推動轉軌進程的第一個十年（1978～1987年）發生的通脹相對要溫 和得多。據國家統計局1988年在年鑒上發布的數據：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價格 指 數，食品類只上漲了67.7%、食品類的副食品上漲了94.9%、副食品類的新鮮蔬菜上漲了128. 3%。在推動轉軌進程的第二個十年當中，順利地完成了取消40多種商品供應票證的管理制 度和價格雙軌制向市場價格并軌的任務。斯蒂格利茨在指出如何從一個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 過渡到一個比較準確地反映經濟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是轉軌中的“非常艱巨”的任務時 ，對中國“實行價格雙軌制，使計劃外部分得到適當激勵”高度贊賞，評價為：“中國成功 了 ，采用的是一個天才的解決辦法”。
　　但是，按照一般系統論和經濟系統論的觀點，這樣的路徑選擇是不是最好的？尤其是在作出 某項改革作為突破來帶動相關改革或延后某些改革的決策時，以及在隨后實施過程中動態地 調整相互關系時，是否恰當地把握了“系統整體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則上不能歸結為組成它的 要 素的特性和功能的總和；處于系統整體中的組成要素的特性和功能，也異于它們在孤立狀態 時的特性和功能”這一系統最基本的特征呢？如果對中國改革路徑選擇不是止于線性地回顧 性地觀察而機械地遵從業已定型的階段劃分的結論，而是先將其置于系統論的框架之下進行 時間上持續空間上延伸的開放的研究，得到的啟示肯定比業已定型的結論要豐富得多，對預 測未來趨勢和改進對改革政策創新階段性轉移的系統整體效率的把握，也許會有用得多。
　　越來越多的材料正在說明，延遲產權改革的最根本的后果，是使這項改革變得更為困難了 。人們在對國家財政因為價格改革而背上沉重包袱的憂慮緩解后，突然發現與產權改革相關 的成本支付比價格改革中的補貼要大得多。1998年新一屆政府提出今后三年時間內中國國有 企業改革的目標是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擺脫困境和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 度，1998年10月國家經貿委的一位官員分析說：這項工作實際上從上一年已經開始做了，加 上今后三年總共是四年時間。算賬的結果是：1997年已經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支付成本20 00億元，今后三年要實施約150戶重點國有企業股票上市，完成1萬億元左右的技術改造，對 6000家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中的1500戶通過整治扭虧和近4000戶通過兼并或者破產退出市場 ，分流富余職工800萬到1000萬人。完成上述工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會達到6000億～8000億 元人民幣。而在此之前的前三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國家財政收入總額分別為6242 億元、7408億元、8651億元。國有企業改革延遲帶來的金融和保險方面的滯后工作量亦不可 小視。渣打銀行機構金融部長羅爾夫·伯韋格最近估計說，中國銀行系統有大約40%的不良 資產，這在亞洲是最高的，最終要由國家預算來承担對呆壞賬的清理，大約3000億元，占國 民生產總值的30%左右，是一個太大的數字，這對銀行意味著不僅代價昂貴，而且要花很多 的時間才能管理。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亞洲金融服務部地區主管羅哲·斯帝爾則預測，社會保 障體系的改革在中國經濟轉軌過程推進中，到2030年中國的養老金支付將達到30000億美元 。
　　（二）轉軌經濟由“時空錯位”基礎性障礙所引致的一系列矛盾運動，使該類經濟明顯具有 非平衡系統經濟運行特征；對此，非平衡系統經濟學的三個基本理論支柱對其有解析功能。
　　經濟領域的研究通常強調平衡（均衡）的重要性，經濟活動實踐更多地表現出來的卻是非平 衡（非均衡）。國民經濟本身就是一個非平衡系統。轉軌經濟的非平衡特征尤甚于非轉軌過程 中的經濟是由兩類原因造成的：一是幾乎所有轉軌經濟都是不發達經濟即發展中經濟，其現 代產業部門與傳統部門（集中表現為工農、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二是不論是激進主義或漸 進 主義的改革，轉軌中的市場化推進都會出現因體制變動導致利益轉移的兩極分化或泛兩極分 化現象，在“轉移性收益偏多”的部門或領域造就一批“畸高收入階層”、同時在“轉移性 損失偏多”的部門或領域造就一批“畸低收入階層”的“逆向分離”，同樣也構成二元結構 （注: 這里的“轉移性收益”和“轉移性損失”，是反映體制變動過程中因個人所處地域、產 業、崗位、人際關系等可利用性和受約束性的機遇不同，改革的步驟與方式不同、避免社會 震蕩的保障機制和緩沖機制不同，在改革的各個階段里，因政策變動而發生的既有財富的體 制性轉移，處在不同位置的家庭部門之間，有的輕易就獲得了轉移性收益，有的沒有獲得這 種收益的機會，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負担了體制變革轉嫁的損失。類似的變動過程 中，顯然還會產生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監督缺位、運作不規范、體制性資源濫用所導致的 “衍生性”收益畸高者與損失畸高者。這種因既有財富占有格局發生轉移性界定并進一步導 致財富增量與分配畸形所形成的家庭部門的收入分化，加上前20年改革以效率優先、鼓勵一 部分人先富起來所拉開的收入差距，二者結合在一起，就不僅在鄉村而且在城市，都同時并 存著“畸高收入階層”與“畸低收入階層”的“逆向分離”。）。總和起來筆者將其稱之為“雙二元結構”。
　　為以下表述方便，我們將前者稱為傳統二元（或經典二元），后者稱為轉軌二元（或新二元） 。 傳統二元直接折射著轉軌國家較低的經濟成長階段與高度發育的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 接轉”的“時空錯位”問題；轉軌二元的某些嚴重程度，甚至可能超過當年發達國家經濟結 構變動出現的畸高、畸低收入群體分離的嚴重程度，則間接與“時空錯位”所構成的基礎性 障礙發生聯系（注: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在市場機制發育過程中，產業部門的兩極并沒有轉軌國家現在拉得 這樣大，這一點只要看一下轉軌國家從事新經濟行業的高收入者/傳統的現代產業部門的中 收入就業者/傳統產業低收入者這樣一個系列的兩極，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此外，轉軌二 元所包含的市場化逐漸擴展過程中，某些壟斷行業因種種原因較長時間繼續維持其壟斷優勢 ，以及非平等競爭原因優先取得泛壟斷畸高收益的情況，也是不容忽視的。)。
　　轉軌經濟自身的這種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非平衡系統特征，幾乎在其經濟運行的各個層 面都有所反映。D·蓋爾·約翰遜(D.Gale Johnson)前不久對美、日、中不同時期出現的城 鄉二元差距問題和消除差距的情況進行過如下對比：日本經濟起飛時期（1950～1980年）農業 人口下降65%；美國在經濟起飛時期農業人口下降72%；中國由于種種原因在1985年到1990年 只有1.5%的農村人口轉移出去。從1982年的人口統計顯示看，中國第一產業36%的勞動力是 文盲和半文盲，而其他部門已經降到3%，職工在校時間分別為5.8年和9.5年。而無論在農業 部門還是非農業部門工作，無論在農村勞動還是城市打工，農民接受的教育都會影響他們的 生產率，也會影響農民遷移到城市后適應城市生活的能力。2001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收入差 距過分拉大的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特刊》第2期報道說：在改革 之初的1980年，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大陸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3，不僅整體差距不大，在 城市內部及農村內部甚至還相當均等。到1988年，根據有關學者的抽樣調查，城鄉合計的基 尼系數已上升至0.38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國家統計局提供 的統計數據表明，1996年中國城鄉合計的收入基尼系數為0.425，1998年則進一步上升至0.4 56。按照通行標準低于0.3屬于過分均等、高于0.4屬于差距過大、超過0.45則屬極度不平等 來看，已不能不引起警覺。而從理論層面尋找根據，則是由轉軌總過程系統的高度不平衡運 動的規律所引致。換句話說，中國政府在體制轉軌過程中的政策取向一直是允許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但又同時十分重視共同致富的，顯然是非平衡系統運動的規律使政府兼顧公平（即平 衡或均衡）的政策績效打了折扣。
　　廣泛存在于轉軌經濟中的非平衡現象，提示了運用非平衡系統經濟學對其進行解析從而把 握其隱藏在這些變異現象背后規律的合理性、適用性。非平衡系統經濟學是基于自然科學領 域非平衡系統理論的應用學科，它的基本理論支柱有三個：即耗散結構理論、協同發展理論 和開放循環經濟理論。如果我們將轉軌經濟及其轉軌總過程這一特定分析對象從原來線性分 析的思維框架移至這三大理論支柱核心觀點所構建的分析框架里，將看到，我們面對的分析 對象原來的某些較為模糊和十分模糊的部分，立即變得清晰了許多。
　　耗散結構理論認為，自然界中存在一條從有序走向無序的規律，同時還有一條從無序走向 有序的規律（注：前者如物理學中固體、液體在低溫下呈有序排列——溫度上升后，原有的分子排序破壞/ 系統總體走向無序狀態；后者如水在沸騰之前呈無序狀態——加熱沸騰后/又呈熱層對流的 有序狀態。這種不斷變化的“活”結構，就叫耗散結構。）。轉軌經濟的轉軌總過程中，應該也是受著從有序走向無序和從無序走向有序 的規律支配的。這不僅首先因為人們進行轉軌變革探索的動機和目標，就是拋棄原來那個“ 死”的結構特征的舊的經濟體制所決定的經濟運行機制，使未來那個經濟體制所決定的新的 經濟運行機制具有“活”的結構特征和比較優勢；而且表現為人們在發動、組織、參與轉軌 變革的各個階段上，其行為特征和認知線索，也是一個有序走向無序與無序走向有序的“物 質”和“能量”（實踐和理念）的“對流”過程。更為關鍵的是，耗散結構理論所企求構造的 ，是一個不需要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就可以維持其自動將混亂無序狀態轉變為在時間 上、空間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狀態的“自組織系統”——這一點對于檢驗轉軌變革進程中市場 主體市場化適應性的到達位置，以及檢驗調控部門間接導引市場“自動適應變革”能力的到 達位置，確定相關參數來科學判定轉軌總過程中各階段之間的轉折點，具有特殊的借鑒價值 。
　　協同發展理論認為，經濟系統包括了許多子系統，各子系統之間的理想狀態是協調同步、 有機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就會出現兩種情況：當“促協力”為正時，可以促進同步；當“ 促協力”為負時，起背向作用。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推動轉軌進程的改革政策創新的著 眼點就不只是一個——針對各階段轉軌任務和解決突出矛盾，而是兩個——即同時還要兼顧 某一改革舉措出臺在各子系統之間產生的“促協力”效應（正值多還是負值多，正值集合大 還是負值集合大）。該理論對解釋轉軌進程中改革實施者行為有時事半功倍、有時事倍功半 的情況顯然具有啟悟。
　　開放循環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從生物學引進的。雖然生命現象紛紜繁復充滿了神秘，但 最終都可以歸結到它是由許多以“酶”的催化作用所推動的“循環”組成的這一理論概括上 來。一個生命體，基層的循環組成高一層次的循環，高一層次的循環組成更高一層次的循環 ……生命體的新陳代謝、繁殖和變異，就是由這些層次的循環的組成和變化所引起和決定的 。轉軌總過程中，每一個可以被獨立劃出的改革領域都可以視為一個領域的循環，推動各個 領域改革的起催化作用的“酶”有二：一是政府以法令和法規形式下達的指令，以及整個市 場化環境的發育所構成的助力或壓力；二是本領域在轉軌進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內生性變化。 “酶”和“催化”的影響并不是單調的，因此轉軌的過程變異（即所謂“改革變形”、“被 扭曲 的改革”等）現象，也就不難解釋。
　　　　　　四、中位觀察法的建立和應用
　　在確定方法論改進的方向之后，筆者試圖建立一種雖處轉軌中途卻有助于對轉軌經濟及其 轉軌總過程進行研究的新方法。這就是“中位觀察法”。
　　中位觀察法是指將一個經濟的轉軌總過程視為從低到高的循環上升的開放系統和非平衡運 動加以考察，從中尋找已完成部分質變并具不可逆性的位置，即中位，在此建立觀察點，進 行整體分析并作出線性序列概括，側重于當前研究和預測研究的一種關于過程分析的新方法 。
　　中位觀察法與傳統階段分析的區別：
　　第一，它是一種全程的研究，具備考察對象的完整性。
　　第二，它是一種系統的研究，強調考察對象之間的相互聯系。
　　第三，它是一種開放視角的研究，重視系統的環境因素。
　　第四，它是一種強調考察對象非平衡運動為一種常態的研究。
　　第五，它是將研究目的明確定位于指導當前實踐和提高預測能力的研究。
　　從程序上看中位觀察法與以往的分析階段劃分的研究方法的明顯不同點，是將研究分為兩 個階段進行，即：尋找中位的研究和以中位為觀察點的過程分析及階段表述的研究。顯然， “中位”不是時間過半的那種意義上的“當中”、“中間”，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為任務過半 的“中線”。這里有必要引入中介論來剖析其經濟學含義。
　　按照筆者理解，中介理論應當屬于過程論的范疇。從邏輯關系看，微觀的“過程”應與“ 狀態”相對稱。即是說，過程指事物狀態的變化在時間上的持續和空間上的延伸；狀態指事 物特性的量度和描述。過程和狀態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中，即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又相互制約，兩者緊密聯系而不可分。沒有過程的狀態和沒有狀態的過程都是不存在 的。同時，事物的狀態決定和影響著過程，而事物的過程又決定和影響著新的狀態。一個事 物在一個系統內可視為狀態（或過程），在另一系統內則可作為過程（或狀態）。由此對“轉軌 總過程”可作如下定義：所謂轉軌經濟的轉軌總過程，是指一國經濟資源基礎配置方式從計 劃機制到市場機制變化的狀態在時間上持續空間上延伸的系統集合。
　　由于過程與狀態的對稱性，根據耗散結構理論關于支配事物發展的兩條規律，在一個時間 上持續空間上延伸的系統集合里，就可以細分若干個“有序——無序——有序”的“基礎循 環——高一層次循環——更高層次循環……”的階段。當這些循環線性地組成序列的循環集 合時，就構成各個分過程（各階段）與總過程的關系。由此可以給轉軌階段（分過程）下如下定 義：轉軌階段（分過程）即轉軌總過程線性排列時的有序到無序再到新的有序的若干較小的過 程由低層次到高層次的循環。這個循環過程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即量變積累——部分質變—— 質變（的發展過程）。這里部分質變起著促進和推動事物發展即過程完成的中介作用。
　　“中介”的涵義來自黑格爾，但為列寧所肯定。列寧指出：“一切都互為中介，連成一體 ”。“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更進一步。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 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恩格斯不僅指出過“中介的存在，不僅造成了對立之間的 亦此亦彼的環節，并且使對立互為中介”這一點，而且在批判形而上學否認矛盾的對立面相 互轉化，只承認“非此即彼”、不承認“亦此亦彼”時還進一步指出：“一切差異都在中間 階段融合，一切對立經過中間環節而相互過渡”。這個中間階段（中間環節）被中介論者在進 一步研究中，給了一個新的命名——“過渡態”。
　　所謂“過渡態”，它是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的轉折點，其特點是具有非典型性 和 不確定性。事物在質變發展中呈現“過渡態”，使我們既可以在動態過程中進行觀察和測定 其特征，也可以在穩定狀態下進行靜態觀察和測定其特征；前者可以測定事物發展趨勢及其 規律，后者可以揭示動態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
　　中介理論的正確性和“過渡態”存在的客觀性，在若干重大問題特別是人們認識社會主義 發展階段的探索中，已得到深刻的驗證。首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對社 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后的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初步預測，然后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 后根據這一設想，試圖利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的做法顯然忽略了 “過渡態”這一階段的存在，而試圖實行直接的非“中介”性政策。在從實踐中得出“現實 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的判斷之后，列寧果斷地改而實行“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新經 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基于對俄國經濟兩個最顯著特點的判斷：小農經濟猶如汪洋大海；資 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后。即當時的俄國經濟尚未為新政權奠定直接從資本主義經濟到社會主義 經濟轉變的物質基礎，而是處在特征明顯的“過渡態”階段。新經濟政策從路徑上看就是劃 出并重視了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中介”階段，即在當時的俄國需要通過市場和商品交換 使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活躍起來，再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把它引向社會主義道路。后來， 對新經濟政策所作的“一個中心、兩個中介、三項措施”概括里，甚至在表述語言上也明確 將中介二字納入其中。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所確立的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它 也同 樣可以以中介理論來解析，即說明這一基本經濟下所確立的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它也同樣 可以以中介理論來解析，即說明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過渡 態”性質的階段性判斷基礎之上的。
　　國內一些經濟學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對中國轉軌經濟“過渡態”的思考。蕭灼基(1999 )指出：第一，中國經濟正從計劃型周期轉變為市場型周期。應當承認，我們對解決周期， 或者說反周期的措施還沒有跟上周期形態的變化，往往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還具有計劃經濟 的烙印；第二，中國經濟正在從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經濟。而在這種全新的轉變之中，宏觀經 濟政策還沒有及時從解決短缺經濟問題轉向解決過剩經濟問題。
　　受這種思考的啟發，筆者建立了以下中位觀察法的分析模型（見圖3）：
　　附圖
　　先看附圖圖。它所解析的是蕭灼基關于中國經濟所處時期的判斷：其一，“正從計劃型周期 轉變為市場型周期”、“正在從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經濟”；其二，“全新的轉變”。筆者 理解，前者是著眼于動態觀察所作的過程性描述，后者是對過程性描述的象征意義所作的靜 態定義。這里所說的“市場型周期”，是指普遍存在于工業社會和大生產條件下的“商業周 期”。只要是搞市場經濟，過剩問題就會成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焦點，繁榮、低落、蕭條、 復蘇這樣一個因宏觀經濟非線性均衡而呈現的周而復始的循環波動的特征，就難以完全避免 。而“計劃型周期”則是指改革啟動前的計劃體制下的宏觀經濟波動特征，突出地表現為大 起大落的頻繁波動。這種波動是因權力過分集中的縱向直接干預經濟所引致，突發式擴張與 緊急剎車相交替，形成一種以投資量的增加或縮減而引發擴張或收縮，表現為單純數量運動 的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波動。國內學者陳東琪先生對這一系統研究后，將其界定為“強周 期波動”。
　　附圖圖的分析視角和周期命名的方法，顯然是從宏觀經濟運行層面切入，而只以改革為 觀察背景，轉軌發展進程層面并不是它的評判對象。同時，它是以“轉軌前”與“轉軌發生 重大轉折中”（所謂“全新的轉變”）為對應時期進行比較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轉軌從開 始到結束的將其視為系統總體的全程考察。
　　再看附圖圖。它所解析的是尋找“中位”和建立以中位為觀察點的“中位觀察法”過程中的 邏輯思維過程。觀察是以轉軌啟動為始點，以轉軌結束為終點，體現出轉軌總過程全程考察 的完整性、系統性。“反短缺周期”/“過渡態”/“反過剩周期”這一組命名，均顯示出轉 軌經濟范疇的特定意義。加入“過渡態”的分析，顯示出基于實踐的啟示，通過假設、猜想 、證偽等一系列動態分析與靜態分析而獲得認識突破的特征。尋找“中位”所展開的周期分 析，則是以從計劃到市場的特定理論含義來界定、以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置換舊的經濟運行機 制產生經濟增長績效為動力和標志、前延后續的“轉軌周期中波”。因為“反短缺周期”、 “反過剩周期”以及位居二者之間已積累部分質變接近質變臨界點、但仍在到達過程中的“ 過渡態”，它們就其周期長短而言，既非短期波動也非長期波動，故筆者將其視為中期波動 的范圍。
　　附圖即三圖中間的連線，表示“中位”的確定及“中位觀察法”應用于實踐 的線索。由“反短缺周期”量變績效積累與質變后轉為“反過剩周期”之間，有一個由“部 分質變”所決定的“過渡態”，它即是轉軌總過程中的“中位”，其宏觀經濟特征是總量短 缺基本消失、低收入水平下的結構性短缺與過剩同時存在。由此可以給出定義：所謂轉軌總 過程中位，它是指該過程的系統總體從計劃到市場體制演進反映在宏觀經濟層面的經濟運行 特征變化已含有部分質變性質特定時期。
　　筆者關于以“過渡態”作為中位來建立中位觀察法的經濟學思考。可概括為如下要點：
　　1.過渡階段和過渡形式的不可避免性。這首先因為，轉軌經濟不是一種體制穩定下的經濟 ，而是體制發生“質”的變動過程中的經濟。用哲學的語言表述即：轉軌經濟的轉軌過程是 “過程經濟的轉軌過程”。而質量互變規律所決定的質變必須由量變積累到“質”的規定性 改變以后才能使這一“過程經濟的轉軌過程”得以完成。因此，新體制置換舊體制的路徑上 ，不經過漫長的“量變路段”是不行的，在這個量變積累的“路段”上想拋開“部分質變” 的“過渡態”而直接與“質變”并軌，也是不可能的。所謂“休克”直達新體制的主張、或 將轉軌過程截然作休克/治療兩段式步驟設計，以及“大爆炸”之類的觀點，顯然與事物發 展過程的基本規律不符。
　　2.作為手段的轉軌比作為目標的轉軌更為重要。體制變革不是在真空中完成后，再將其作 為運行機制植入到國民經濟運行中去的。它只能在國民經濟一刻也不能終止或停頓的實際經 濟 環境去進行。由于這樣一個情況，生活在轉軌經濟中的人們，一遇到經濟運行績效出現 問題，首先就想到是某一體制性轉軌不到位原因所引致，加快變革盡快到達轉軌終點就成為 一種與愿望共同發展起來的思維定勢，即將目標看得非常重要，久之便忽略了它首先是作為 提高經濟效率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同時，也不應將轉軌總過程目標到達點的那個經濟 體制視為不存在缺陷的完美體制，非轉軌層次的創新意義上的變革不應終止或停頓下來。
　　3.反短缺——反過剩這一變化的內在規律性。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過程，意味著政府調控 經濟的關注點由“反短缺為中心”轉到“反過剩為中心”。對此應該有一種深刻的歷史辯析 力。不應忘記，即使在斯大林時期，也還是有學者排除了意識形態障礙而對兩體制各有長短 作過冷靜的分析：“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普遍的滯存，在無產階級自然經濟中則是 普遍的短缺”（克里茨曼，1925）。并在其研究中使用過一組相對稱的概念：普遍的生產過剩 /普遍的短缺（諾維斯拉夫，1926）。這種冷靜而具有相當層次的思考，即令《短缺經濟學》 的作者亞諾什·科爾內也承認在他之前也有不少人研究。例如1958年有人提出過“兩種類型 的經濟增長”的概念這樣的觀察角度：一種是向前聯動占支配地位的類型（生產者推著前面 的使用者），另一種是向后聯動占支配地位的類型（使用者拉著后面的生產者）（赫希曼，1958 ）。后來又有人對此進一步研究指出其實質是，一個的利用參數由需求面來決定，另一個的 利用參數則是由供給方面去決定的（卡萊茨基，1970、1972）。世界最大通訊公司之一的WPP 集團公司首席執行官馬丁·索雷爾(Martin Sarrier)應美國《外交政策》編輯部之邀，就世 紀之交時代趨勢發表看法時，也坦率地承認了“生產能力過剩是與競爭加劇形影不離的”這 一由市場經濟普遍規律所構成的制度性約束，并以全世界汽車制造業年生產能力已超過7000 萬輛，而目前需求水平卻只有5000萬輛為例，說明當今在發達國家里過剩問題已達到了“幾 乎每一個行業都面臨著生產能力過剩”的嚴重程度。而鼓勵競爭正是市場經濟的第一要義。
　　最后來分析附圖圖。按照中位觀察法對轉軌中的中國經濟的轉軌總過程進行兩階段分析之后 ，得出的線性序列階段劃分結論是，它可能分為四個時期來實現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也可 能是三個階段就能到達目標。這些時期的名稱及政府在該時期應采取的改革政策創新的聚焦 點，分別以關鍵詞概述在該圖中的四個圓環里。實踐連接的圓環所表示的是中國經濟改革必 須經過的階段，虛線連接的圓環則帶有不確定性。該圖的主要含義，可概括為以下四點：(1 ) 判定一個經濟是否到達轉軌總過程的中位，由兩要素來決定：原體制的普遍特征（短缺現象） 基本消失而新體制的普遍特征（過剩現象）開始顯現；新體制置換舊體制的趨勢從基本面（經 濟環境）和政策面（決策意向）判斷已綜合表現出不可逆性。(2)任何一個轉軌經濟都可以找出 其轉軌總過程的“中位”。但由于各國國情和政府行為的差異，“中位”的時期特征和可能 包括幾個時期，則可能不同。(3)如果認為“中位”的時間區間相對較短，其認識誤差較大 ；如果認為“中位”遇到的困難比初始階段小，那也是錯誤的。它可能是矛盾最為錯綜復雜 而實施改革政策創新的“度”最難把握的時期，常常表現出實施力度“少一分不到位、多一 分會過頭”的情況。(4)盡管過剩是市場經濟下的常態，但是按人們意愿和政府意向是創立 一 個優于一般市場體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于此，筆者將轉軌總過程最后一個階段命 名為“協調時期”、其政策創新的著力點是爭取和維持動態的“適度平衡”。
　　　　　　五、結束語
　　轉軌過程的中國經濟從1992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和價格雙軌制順利向市場價 格并軌之日起，已從政策面和基本面展現出計劃到市場的不可逆性。但原體制普遍特征基本 消失和新體制普遍特征開始顯現，則在1998年上半年商品信息中心宣布其監測的601種主要 商品全部處于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時才能確定其標志。由此可以判定，中位觀察法所確定其 內 涵的“中位”，在中國經濟中的起始時間是1998年。
　　“中位”的顯著優勢在于，它把“瞻前”與“顧后”聯系起來，從而增加了從邏輯順序（而 不是時間順序）上“靠近過程”考察的可能性。轉軌總過程這一系統的、運動的系統總體， 當它由“始位”運動到“中位”及通過“中位”繼續向“終位”運動時，系統四個基本特征 當中的歷史性特征，顯得突出起來。這時，不僅轉軌啟動初期原來就存在著的尚未著手解決 的 那些矛盾，而且包括著轉軌“運動到中位”之前由前期改革政策不當積累下來的矛盾，以及 改革政策創新當時適當并且顯效、但由于后來使用時滯超長，因未能及時更新而產生的負顯 效，都會匯集起來，將“后向拖累”變為“前向沖突”，成為轉軌向前發展的深層次障礙。 如對這一方面的內容展開分析，顯然份量很重。限于本文篇幅，只好留在以后作專題討論了 。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軌總過程的“后短缺時期”。雖然形成“后短缺”問題的基本原因 是“雙二元結構困境”，但不應忘記：1986～1987年間發生的那場價格改革優先還是產權改 革優先的爭論所牽扯的問題，也留到了“后短缺時期”里。巨額的國有企業改革成本也許還 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產權改革始終進展困難，它會影響到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 行 業、非國有企業進入壟斷性行業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績效問題。以筆者的判 斷，在“后短缺時期”，因市場主體市場化與市場環境市場化的雙逆向“時空錯位”（國有 企業感到市場化環境形成太快，市場化環境在非國有企業和先行完成企業制度改革的國有企 業看來又認為推進太慢）的問題，這一時期的結構調整恐難顯效。
　　2001年4月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坦言，國家投資拉動 經 濟有一篇很大的文章，就是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但文章卻非常難做，這涉及到我們國家投 融資體系的改革。在此之前，國家計委在一份提交給有關部門的匯報提綱中也指出了當前投 資增長對國債發行依賴性太強的問題，國債一旦停發，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速度都將掉下來。 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日前在指出當前市場運行的三大隱患所列舉的數據中，僅2000年全國大 中型商貿企業虧損面高達40%一項，已足夠提示我們，對中國經濟走出“后短缺時期”的時 日還不能估計過短。
　　將全人類的1/4卷入其中的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進程，正在不同國情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繼續探索，目前都還在中途。筆者判斷到達“中位”的也只是少數國家。因此追蹤實踐的理論探 索，突破原有思維定勢而堅持在方法論上改進、創新，就不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繼續對 “中位觀察法”這一新的分析方法進行改進和補正的工作，也將是有意義的。
經濟研究參考京22～37F11理論經濟學呂煒20022002呂煒　東北財經大學 作者：經濟研究參考京22～37F11理論經濟學呂煒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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