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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Urbanization)進程始于歐洲，至今已推進了200多年。盡管時間不算長，卻比有史以來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給人類世界帶來的影響都要大。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影響無論在范圍還是在深度上都呈現出不斷加速與不可阻擋的態勢，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在總體上越來越依賴于城市的結構與形態。城市化進程在深刻改變現實世界的同時，自身在形式上也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按照一般的看法，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都市化三種模式，表層現象是農業人口向城鎮、中小城市與大都市的遷移，而深層內涵則是社會結構、經濟與技術結構以及文化結構的整體性變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都市自身未能得到充分發育，因而與一般城市在結構與功能上的差異并不明顯。但自20世紀中期以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首位城市、若干布局合理、功能互補并在資源、產業、信息等方面符合系統論原理的“世界級都市群”的出現，不僅直接改變了人口遷移、資源流動相對均衡的傳統城市化進程，同時也使自身在模式與形態上出現了重要而醒目的新特點。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為中心展開的當代城市化進程，即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① 在都市化進程中，原本分散在鄉村、城鎮、中小城市，以及不同地區與國家的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等迅速地實現了向少數國際化大都市、國家首位城市或區域中心城市的集中，這不僅直接改變了城市化進程的傳統模式與特點，同時也將人類社會的發展提升到新的水平與境界。盡管這并不意味著城鎮化、城市化等完全消失，但無可置疑的是，其他城市化模式在都市化進程中正在變得黯然失色。西方學者西奧多·赫斯伯格曾認為，城市化進程的研究應該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城市環境是怎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的”，二是“什么樣的社會經驗同城市環境的不同方面相關聯”，三是“影響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機制是怎樣的”。② 在當今世界中，由于“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以及與之有家族類似性的“國家首位城市”與“國家級城市群”、“區域中心城市”與“區域性城市群”分別集中了全球、國家或地區最重要的經濟社會資源與精神文化資本，直接決定著“城市環境”的變化與“社會經驗”的生產過程，因而恰好構成了“影響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核心性機制。這也是一直作為城市化進程主要精神資源的現代科學體系發生重要變革的根本原因。
　　一
　　從深層結構上看，城市化進程最重要的對象是自然經濟與鄉村社會，現代科學與現代工業構成了城市化進程的核心要素與主要機制。具體說來，現代科學體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內在精神資源，現代工業系統則是其外在實踐方式，這兩者密切結合，在200多年的城市化歷史進程中，對人類的主體世界與客觀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以近代數學與物理學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揭示了自然界發生的現象和過程的實質，對這些現象和過程的規律性的認識與把握，使人類一方面走出了中世紀宗教神學的幼稚狀態，另一方面也沖破了農業宗法社會結構給人造成的思想蒙昧，真正地解放了人類的思想與生命力，為他們向自然進軍、征服自然奠定了堅實的主體基礎。正如卡西爾所說：“科學是人的智力發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類文化的最高最獨特的成就。……在我們的現代世界中，再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與科學的力量相匹敵。它被看成是我們全部人類活動的頂點和極致，被看成是人類歷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學的最重要主題。”③
　　其次，自然科學與傳統思辨哲學不同，它不再沉溺于主體的內心世界，而是直接指向更為復雜與廣闊的現實世界。正如皮爾森所說：“認識在其自身的范圍內就包含了某種解放的性質，因為當我們開始洞察事物的秩序時，我們就能夠消除非理性的、難以駕馭的和令人困惑的東西。因此，對待事物的本體論觀點所導致的認識，極大地擴展了精神的視野——這個擴展不僅在認識的水平上，而且在實踐的水平上，存在于對自然規律、陌生的國家和風俗、利用技術改造世界的可能途徑等等的發現之中。”④ 在打破內在心靈枷鎖的同時，現代科學也為人類提供了全新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如不同于農業生產、傳統手工業的采礦業、鋼鐵制造業、紡織業等，并直接創造出令傳統小農不可思議的經濟奇跡與物質神話，徹底改變了城市對鄉村與農業地區的依賴關系。
　　再次，自然科學與現代工業的充分發展與相互結合，是人類社會與其傳統形式發生根本變化的根源。西方學者羅斯托曾指出，傳統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于“使用從牛頓物理學衍生出來的各種技術”，而“采用并提高了從牛頓以后的或現代的科學中衍生出來的技術”，是現代社會發展加速的主要原因。⑤ 現代社會發展最直接的標志是大城市的繁榮，如西方學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氣候、功能和時間的共同影響，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這種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適合當地條件的技術、風格和建筑樣式，他們既反映又指導了社會模式和當地文化的特質。然而，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原有的限制變得較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從遠方運來：沙地或花崗巖地區到處豎立著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廈；常綠森林里停靠著各式房車。在全國各地的郊區都可以見到一排排類似中西部特色的農舍和新英格蘭時期的建筑風格。標準化的寫字樓隨處可見，全然不顧當地的氣候條件，然后通過供暖和空調系統來彌補這種有意的忽視。大眾流通系統用高昂的代價把各種不宜存放的食物運進雷同的城市里，擺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隨顧客帶進公寓，在相似的廚房里享用，不考慮地區之間的差異，不考慮地理條件的不同，不考慮季節和氣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國家的界限。”⑥ 由此可知，盡管“導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技術社會是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而成的”⑦，但實際上，正是借助于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的成果，現代城市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涵上才徹底超越了其傳統形態。以現代科學為內在生產觀念，以現代工業為主導性實踐方式，最終建造了一種既不同于傳統鄉村、也不同于傳統城市的現代思想與生活方式。就前者而言，“它與農業社會的價值觀念，神話傳說和道德標準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沖突……對上帝，正義，愛情，權力和美，都重新賦以新的定義。它煥發出新的概念，新的見解，新的推理方法。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關于時間，空間，物質，和因果的觀念。”就后者而言，是產生了一種新的“工業現實觀”(indust-reality)，“工業現實觀是工業化的產物，它貫穿在工業化一切觀念意識形態之中，指導我們去認識和理解這個世界。它是為第二次浪潮文明(引者按：即工業文明)，為這個文明中的科學家，企業家，政治家，哲學家和宣傳家使用為前提而形成起來的。”⑧ 這對傳統的農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響無疑是全面而徹底的。
　　在所有這些重要的變化與后果中，最根本的是現代科學直接改變了人類精神系統的內在配制，使一直依附于神學、宗教、倫理等古典人文知識體系的自然科學、實證科學等獲得了獨立的學科形態并逐漸取得霸權話語。特別是在19世紀以來，以黑格爾冷冰冰的理性哲學為始基與母體，以思辨見長、富于價值關切的古典人文學科迅速地“走向科學”，一種可怕的理性獨斷論思潮在現代世界迅速泛濫。在歷史哲學的維度上，由孔德奠基的實證主義哲學就把科學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在人生哲學的維度上，杜威的經驗主義則努力把它普及到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哲學的維度上，卡西爾宣稱“正是科學給予我們一個永恒世界的信念”⑨，凡此種種，直接沖擊與解構了農業文明及其千百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精神生態與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現代理性這種極端而片面的發展并沒有真正解決現代人的價值與意義問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我們覺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能解答，我們的生命問題還是仍然沒有觸及到。”⑩ 因為，“在科學的名義下，知識不再負載倫理和審美的作用，也開始失去了與價值的聯系”。(11) 而幾乎所有被我們以“現代性”概括的現代世界與人生問題，都是以這個片面的理性框架為發生基礎并不斷擴展其范圍的。
　　二
　　與人類其他的發明與文化創造一樣，現代科學自身具有明顯的二重性。如果說，它的功勞主要是破除了人類早期的精神愚昧與心靈黑暗，結束了人們對大自然的幼稚與依附狀態，為文明人建立了一個燈火輝煌的城市家園，那么也不妨說，由于它是以理性對本能的征服、工業技術對大自然的破壞、城市社會對個體自由空間的極大壓縮為代價，所以同時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現實問題與各種文化后遺癥。它們集中表現在現代文明與城市生活方式中，并嚴重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
　　以理性與科學為深層結構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價值體系深度解構了綿延千年的農業社會形態與農耕文化傳統，其對人自身再生產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在高度抽象化與社會化的個體生命內部發生的“理性原則對感性生命需要與沖動的壓抑與摧殘”。如尼采說：“神機妙算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12)，“一種愈來愈可疑的教化使得體力和智力不斷退化，身心兩方面的馬拉松式的矯健被犧牲掉了”(13)。如席勒說：“現在，國家與教會、法律與習俗都分裂開來，享受與勞動脫節、手段與目的脫節、努力與酬報脫節。永遠束縛在整體中一個孤零零的斷片上，人也就把自己變成一個斷片了。耳朵里聽到的永遠是由他推動的機器輪盤的那種單調乏味的嘈雜聲，人也就無法發展他生存的和諧。”(14) 這是人在現代化的大都市里感到壓抑、焦慮、苦悶甚至不幸的根源；二是在高度專業化與科層化的社會系統中“異化勞動對主體自由生命活動方式的扭曲與否定”。如懷特海指出：“這種情形埋伏著一個危機。它將產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個專業都將進步，但它卻只能在自己那一個角落里進步。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會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簡單說來，社會的專業化職能可以完成得更好、進步得更快，但總的方向卻發生了迷亂。細節上的進步只能增加由于調度不當而產生的危險。”(15) 如馬克思指出：“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16) 也就是說，理性智慧、社會組織與物質財富高度發達的現代都市社會，不僅沒有提供、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地威脅著個體全面發展的可能。
　　盡管“壓抑”與“異化”自古就有，(17) 但在城市化進程中卻是日甚一日的。如芒福德所說：“在19世紀以前，城鎮上的各種活動大致是平衡的。雖然工作和做生意一直是重要活動，但是，城鎮居民同樣也費許多精力從事宗教、藝術戲劇等活動。”但在城市化進程中迅速發展起來的大城市，則正如喬治·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所指出，“大都市始終是金錢經濟的地盤……它把所有的人格與品質都簡化成一個問題：‘值多少錢’？”(18) 正是以追逐最大最直接的物質利益為目標的城市生活與文化系統，徹底割裂了人與大自然、人與他人以及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有機聯系，使文明人的精神生態與文化享受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是人們懷念鄉村的簡單生活，以及希望回歸大自然的主要原因。在都市化進程中，城市化進程的遺留問題將變得更加嚴重。以城市環境為例，都市化進程意味著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張，而與此同時也使固有的“城市環境”問題更加尖銳與突出。城市社會學家曾指出：“在出現了工業系統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運輸的發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舊城市中，祖祖輩輩居住在這里的固定人口，淹沒在新來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鄰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壞性沖擊。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劇增加，食物、住所、衛生設施、醫療保健和職業非常緊張，供不應求，其結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營養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亂不堪。”(19) 但這只是“城市病”與“城市危機”的初級形態。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圍內人口與資源在狹小都市空間的高度與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帶來的“都市問題”與“都市危機”也同樣水漲船高，不僅使資源與空間的爭奪出現了國際化趨勢，同時，這些問題往往與政治、經濟、軍事、種族、宗教等纏繞在一起，遠比傳統的“城市問題”更加復雜、更加難以解決。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背景下，都市化進程的影響早已不局限于高度發達的城市化國家與地區，對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極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國家與地區，由于同時面臨都市化與城市化的雙重挑戰，它們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危機往往更加嚴重。這既表現在經濟發展中，也表現在文化與精神生產上。其原因主要在這樣兩方面：一是都市社會是一種與農村、中小城市迥然不同的生存環境。以環境心理學家關注的“城市知覺”為例，現代城市與前工業化小城市有五個方面的差別：一是規模大小不同；二是要接觸大量的陌生人；三是城市的自然結構變化加劇；四是建筑物的專業化功能增加；五是交通運輸速度加快。(20) 這是不發達國家與地區的大量農民在進入城市后普遍感到不適應、出現各種城市化后遺癥的根源。二是經濟全球化連鎖引發的“社會的都市化”問題。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為中心的當代都市化進程，在直接摧毀不發達地區的傳統農業經濟或現代工業經濟的同時，也徹底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以精神疾病這種與大都市關系密切的“富貴病”為例，有關研究表明，不發達國家與地區的發病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與地區，即使在不發達國家內部，農村地區的發病率也普遍高于城市地區，(21) 因為不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人們在心理、精神與審美等方面更難適應當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巨變。
　　哪里存在著危險，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進程在給現代科學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以更高層次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新的發展理念與知識體系。與城市化進程的精神資源主要是現代科學不同，1960年代以后的“后現代科學”構成了都市化進程最重要的精神資源。盡管后現代科學的分類與研究仍在進行中，但它的現實功能與歷史使命已然十分明確，就是解構以近代數學、牛頓物理學、實證哲學為核心的現代科學體系。盡管早在18世紀，康德就提出“道德高于知識”，以及給科學這個“獨眼巨人”增加一個“信仰的眼睛”，并在20世紀初對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批判中達到高潮，它們充分表現在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對現代工具理性的批判上。但真正撼動現代科學主流位置的，卻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別是在都市化進程中后現代科學這種新的精神資源的出現，才使不可一世的現代科學體系開始面臨歷史終結的嚴峻考驗。如當代的環境哲學、生態哲學、信息科學、管理科學等新興知識體系，正是它們為現實中席卷全球的都市化進程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資源。如城市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理論，“其核心概念是指在一個特定的城市區域和自然空間內，以節約資源、提高技術、改善環境等為主要手段，推動城市經濟增長、財富增值、社會進步，優化城市結構、功能并使其與外部的資源、環境、信息、物流和諧一致，在滿足城市當前發展需求和正確評估城市未來需求的基礎上，滿足城市未來發展的需求。城市可持續發展是城市功能、結構、規模、數量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非持續性到可持續性，不斷追求其內在潛力得以實現的有序動態過程。相比于‘城市發展’單純強調發展的方式，‘城市可持續發展’更注重發展的科學性、合理性、安全性及協調性。”(22) 這就不是一味地與自然為敵，而是尋求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發展觀。必須要申明的是，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并不是對現代科學加以全盤否定的理由，因為它們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在這個意義上，最重要的不是對現代科學作浪漫主義、人本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聲討與批判，而是在找到問題的根源之后，努力探索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
　　三
　　都市化進程對現代科學具有明顯的二重性，一方面，后現代科學使曾經無比輝煌的現代科學直接進入到暮色蒼茫的黃昏。但另一方面，在人類歷史上功勛卓著的現代科學也并沒有完全隱匿，而是以現代文化傳統或非物質遺產的方式在都市社會中繼續綿延著自身的存在。
　　在后現代科學與現代科學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矛盾，這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后現代科學在理念上沖垮了現代科學的合法性，即真正的科學不再只是征服自然的實用武器，相反更應該成為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科學對現代科學具有強烈的批判與解構意義，其最具象征意義的是以牛頓物理學為中心的近現代科學體系出現系統危機與崩潰。但與此同時，這也使原本在研究對象與機理上相對簡單的近現代科學系統向著更高、更復雜的版本升級，并有助于現代科學擺脫自身的片面與局限，向著更高與更全面的科學境界演進。進一步說，現代科學有兩個特點：一是“客觀性”，講求“知識與價值無關”；二是“專業化”，屬于局部的實證研究。在后現代科學框架中，這兩方面俱已被打破。如生態哲學就將價值問題與知識問題融合起來。而系統性、交叉性的新學科建設與系統集成式的跨學科合作，則是當代科學發展的突出特點與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方向。如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快樂經濟學，“一是在快樂經濟學研究的深度與系統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學、經濟學、腦神經科學、行為學的理論與知識，在快樂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廣義效用理論、消費原理、生產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選擇等方面形成微宏觀相結合的一體化研究，以構建快樂經濟學的系統化理論機理，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由于快樂是人類行為之核與終極價值，這個內核的結構與價值體系是豐富的，需要借助于腦科學、行為學、倫理學(如動物快樂)等多學科知識”；“二是與計量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經濟社會學等學科結合，吸收其他學科對于主觀幸福感、幸福指數、快樂指數研究的成果，形成對快樂計量的理論機理與方法的系統研究。這一發展的經濟學介入角度主要是通過研究與設計基于主客觀因子結合、自訴客觀因子與統計客觀因子結合的快樂(幸福)指數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礎上，通過大樣板、規范化、系統化的國民快樂、幸福狀況調查，來實現國民快樂(幸福)指數核算方法的穩定性與有效性，為顯示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評價依據，同時也為快樂經濟學的發展提供實證支持。”(23) 特別是對于形態無比復雜、參數變量眾多的大都市社會，它的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傳統高度分化的單一科學可以解決的。以城市交通為例，“交通是當今世界所有城市、尤其是現代化大都市最頭痛的城市問題之一，不僅屬于技術科學、工程科學的范圍，在很多方面也是一個社會學、文化學的對象。在交通技術已然發揮到極限的當今，城市中依然到處人滿為患，問題越來越嚴重。如果說，‘有沒有路可走’主要屬于技術的職責范圍，那么‘能不能走好路’則與城市文化建設有直接的關系。理想方案是，一方面通過技術進步與發展在‘硬件’上推動城市交通系統的‘擴容’，另一方面則通過城市文明與市民文化的培養與發展，使主體在有限的物質空間中獲得更多的解放與自由。”(24)
　　另一方面，盡管現代科學的黃金時代已“無可奈何花落去”，但作為一種發蒙了人類理性精神與科學素質的現代文化資源，作為使人類擺脫大自然與鄉村社會等不發達狀態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不僅在都市化進程的邊緣地區有廣泛的需求與應用價值，即使在最發達的都市社會中，也仍然有極為重要的基礎性意義。具體說來，現代科學在都市化進程中主要有以下幾個去向：
　　一是作為在都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發展形態，現代科學知識與原理直接融入到后現代科學體系或當代高新技術系統中。如傳統數學、物理學、力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與應用系統，在當代科學研究與應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局部仍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具體說來，后現代科學并沒有將現代科學徹底“格式化”，尤其是在現代科學中作為人類精神寶貴財富的理性精神，在當代都市社會中不僅沒有完全失效，本身還是防止后現代科學走向極端化的主要屏障。舉一個例子，一個叫斯騰格的賽博主義者，把賽博空間(cyberspace)比喻為二戰期間投向廣島的原子彈，他說“轟隆”一聲，以重力、歷史、疆域和肉體為基礎的舊秩序舊世界土崩瓦解，意思是以“重力”為核心的牛頓物理學等現代科學在“賽博”空間已失去了任何意義。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對此，美國學者蘇卡爾曾詼諧地發出邀請，請那些不相信科學知識客觀性的后現代主義者做一個實驗：從他住的二十一層公寓窗口走出去，然后看看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結果是沒有任何一個已經在理論中消解了客觀性的后現代主義者敢于接受這一邀請。(25) 由此可知，在都市化進程中，盡管某些具體的自然科學原理可能已經喪失了價值，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也會因為僭越而導致災難，但作為其核心的科學理性精神卻不會因為時光流逝而消失。如卡西爾所說：“盡管現代非理性主義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定義并沒有失去它的力量。理性能力確實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固有特性。”(26)“我們可以對科學的成果或其基本原理提出質疑，但是它的一般功能似乎是無可猜疑的。正是科學給予我們對一個永恒世界的信念。……在變動不居的宇宙中，科學思想確立了支撐點，確立了不可動搖的支柱。”(27)
　　二是與審美、藝術、人文精神的傳統矛盾化解，實現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更高層次的融合與發展。以作為現代科學的核心的實證哲學為例，它的突出特點是排斥美學與倫理學——前者涉及到情感問題，后者所關涉的價值領域，都是不可實證的。或者是以獨斷論的方式要求這兩種最基本的人文科學按照自然科學的方式去發展，而這實質上等于取消了倫理學與美學的本體存在。但在后現代科學中，則出現了自然科學退潮、人文科學回歸的“科學人文化”征兆。或者說，在后現代科學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正在由惡性矛盾走向有機和諧的新境界。這既表現在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新興前沿學科上，也表現在作為生產力主體要素的人力資本上。前者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代表，“文化創意產業其實是一個整合后的概念，它是指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產業，是與知識經濟相適應的一種產業形式。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包括廣告、設計、電視廣播、數碼娛樂、電影與錄像、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及計算機服務、藝術品和古董及文物等行業。”而“藝術和技術相結合，是當前中國創意產業的一大特點。”(28) 在其深層所體現的恰是原本分屬于不同專業與學科的知識譜系，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后者則表現在人力資本的再生產上。城市化進程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是科學家、發明家、技術專家等，他們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不懂得藝術與審美，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與生活常識。但在都市化進程中，這些傳統的經過嚴格訓練的專業人才正在失去崇拜者與空間，而代表著更全面發展的綜合性創意人才成為大都市中呼風喚雨的新寵。這是當下各種社會發展規劃與大量經濟資本投入紛紛以創意人才為中心運轉的根源。如“數字廣州”在2010年的發展戰略是形成包括應用軟件、嵌入式軟件、數字內容服務、軟件外包服務的軟件產業體系，目標是實現軟件產業集群化、品牌化、國際化，力爭軟件和動漫企業總數達到2000家，培育一批軟件和服務收入超過10億元的軟件企業，聚集20萬以上軟件人才，軟件產業年均增長率保持35％以上，軟件產值超過1000億元，成為全國重要的軟件生產和出口基地。正是由于這一強大的現實需要，廣州天河軟件園、華南理工大學、歐特克軟件(中國)公司最近聯合成立數字創意教育中心，該中心計劃在3年內，培養2500名高校創意設計專業人才和3000名社會各類數字創意設計人才。(29) 與之相比，一些傳統學科與教育，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專業，則因為不能適應現代化大都市的需要而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
　　三是在直接的實用價值消退以后，作為現代城市文明的重要元素與象征，現代科學固有的科學人文價值開始進入當代都市社會的生產與流通過程中。如同農業社會為工業時代的人們遺留下的田園牧歌詩與田園生活情調一樣，以理性機能與思想活動為基礎的現代科學，在當代都市空間中也留下了屬于自身的精神烙印與文化記憶。“像丹麥的哥本哈根，不僅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和宜人的氣候，還擁有濃郁的科學傳統和文化傳統，如那里產生的科學與哲學上的‘哥本哈根’學派，這些都增加了這個城市的科學與人文魅力。”(30) 另一方面，對科學文化記憶的打撈與科學人文價值的當代建構，對于豐富相對比較干癟的現代城市的精神傳統，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上海為例，這個開埠以來迅速發展起來的大都市，過去常被目為十里洋場，既沒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古典文化傳統，同時，紙迷金醉的現代生活又顯得過于膚淺。正是借助于現代城市與現代科學、現代文化的密切聯系，以2006年上海《文匯報》“國際科學文化名人與上海”系列報道為象征，它為自身重鑄了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特色的文化傳統。“國際科學文化名人與上海”是一次具有重要文化考古意義的挖掘與搶救實踐，它通過挖掘愛因斯坦、玻爾、卓別林、羅素、泰戈爾等現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文化之旅，為原本文化家底淺薄的上海建構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文化傳統。這不僅或多或少地彌補了現代中國文化的空白與缺憾，也為都市人增加了一筆重要的現代精神財富。而懷念與追憶現代科學文化的意義則在于，正是這個相對低層次、較為粗糙的階段，為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平面上、更理性地運用人類發明的科學知識與技術工具提供了經驗基礎。
　　對于中華民族而言，由于現代理性啟蒙的未完成，特別是在欲望狂歡的當代消費文化沖擊下，如果沒有理性的基本啟蒙與訓練，個體在大都市的燈火輝煌中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由于中國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城市化與都市化相互纏繞而帶來的必然出現的結果。以中國當下的消費文化為例，其突出問題在于本身是一種“審美幻像”，即以為“只要從思想上消解了各種現代性觀念的壓抑和束縛，也就從此可以過上人間最幸福的日子”。在這個前提下，西方文化中科學、民主等一系列現代理性精神，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遺留的實用理性精神，統統成為中國后現代主義者解構的對象。其結果卻是直接“顛覆了理想與現實、主觀與客觀、虛幻與真實的關系，摧毀了人性中積淀的用來鑒別真偽的理性能力，取消了真實生活與夢幻生涯的本體差異”(31)。許多現實問題都是由此而來。以近來甚囂塵上的“取消中醫論”為例。這個問題不是不可以討論，如果真是科學啟蒙得好，就應該做兩方面的工作：一是通過老老實實的研究，在原理上真正揭示中醫存在的嚴重問題；二是用大量科學調查的數據，以“事實勝于雄辯”的方式，說明有多少病人是被中醫所誤，而如果再負責任一點，還應該把這個數字與“西醫誤人”相比較，因為任何醫學都不是萬能的，由此再決定是“存”是“廢”也不遲。(32) 但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取消中醫論者所能想到的。這一切都只能歸因于中國現代理性啟蒙的未完成，一言以蔽之，不能成為真正的理性主體，是各種獨斷論與偽科學泛濫成災的根本原因。在批判科學的后現代思潮中之所以又需要科學精神，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城市化與都市化的同步性。如果想對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層次上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加以認識與把握，在邏輯上就只能依賴以觀察、分析、歸納見長的現代科學知識與訓練。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教育與訓練，仍是中華民族要補的重要一課。
　　注釋：
　　①參看劉士林：《都市化進程論》，《學術月刊》2006年第12期。
　　②西奧多·赫斯伯格：《新城市史：邁向跨學科的城市史》，白華山譯，載于孫遜主編：《都市文化研究：都市、帝國與先知》，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326頁。
　　③[德]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頁。
　　④[荷]皮爾森：《文化戰略》，劉利圭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50～51頁。
　　⑤[法]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張寧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64頁。
　　⑥[美]阿諾德·伯林特：《環境美學》，張敏、周雨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77頁。
　　⑦康少邦等編譯：《城市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1頁。
　　⑧[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炎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59頁。
　　⑨[德]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頁。
　　⑩[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郭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7頁。
　　(11)[英]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等譯，南寧：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第366頁。
　　(12)(13)[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第75、55頁。
　　(14)[德]席勒：《美育書簡》，徐恒醇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4年，第51頁。
　　(15)[英]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88～189頁。
　　(1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頁。
　　(17)[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第461頁。
　　(18)(19)康少邦等編譯：《城市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頁。
　　(20)參看康少邦等編譯：《城市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3頁。
　　(21)“河北專家近年對邯鄲、保定、秦皇島、承德等四市二萬四千名十八歲以上人群進行的精神病患病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各類精神障礙的患病率為百分之十四點零四，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農村明顯高于城市”，載曾利明：《專家稱中國至少一億人患各種精神障礙疾病》，中國新聞網，2006年10月3日。
　　(22)郭培章主編：《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23)陳惠雄：《快樂經濟學的理論難點、發展向度與現實價值》，載《光明日報》2006年11月20日。
　　(24)劉士林：《文化在大都市交通系統中的意義》，《中華讀書報》2006年2月22日。
　　(25)參閱劉擎：《后現代主義的困境——“蘇卡爾事件”的思考》，香港《二十一世紀》1990年6月號。
　　(26)(27)[德]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34、263～246頁。
　　(28)《文化創意產業離不開IT技術》，《光明日報》2006年11月16日。
　　(29)張景華：《廣州：加快數字創意設計人才培養》，《光明日報》2006年11月10日。
　　(30)趙啟正：《城市空間需要文脈與人脈》，北方網，2006年7月3日。
　　(31)劉士林：《一個人的文化百年》，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頁、第10～11頁。
　　(32)劉士林：《人有病，自知否？》，《社會科學報》2006年10月26日。

浙江學刊杭州85～91B2科學技術哲學劉士林20072007
都市化進程/現代科學/人文價值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進程正在被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取代。都市化進程構成了“影響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核心性機制，也使作為城市化進程主要精神資源的現代科學體系發生了重要的變革。以理性與科學為深層結構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及其價值體系深度解構了綿延千年的農業社會形態與農耕文化傳統，其對主體再生產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在高度抽象化與社會化的個體生命內部發生的“理性原則對感性生命需要與沖動的壓抑與摧殘”，二是在高度專業化與科層化的社會系統中“異化勞動對主體自由生命活動方式的扭曲與否定”。真正撼動現代科學主流位置的是都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后現代科學”，如環境哲學、生態哲學、信息科學、管理科學等新興知識體系，為現實中席卷全球的都市化進程提供了全新的精神資源。在都市化進程中，現代科學并沒有消失：一是現代科學知識與原理直接融入到后現代科學體系或當代高新技術系統中，二是與審美、藝術、人文精神的傳統矛盾化解，實現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更高層次的融合與發展，三是作為現代城市文明的重要元素與象征進入到當代都市社會的人文價值的生產與流通過程中。科學教育與訓練，仍是中華民族要補的重要一課。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85～91B2科學技術哲學劉士林20072007
都市化進程/現代科學/人文價值

網載 2013-09-10 21: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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