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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步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壇上出現了一種貼近現實生活關注平民人生的傾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呈現出與八十年代不同的意蘊。一些年輕的小說家脫穎而出登上文壇，成為九十年代令人關注的文學現象：朱文、韓東、魯羊、徐坤、刁斗、李馮、王彪、述平、邱華棟、畢飛宇、劉繼明……他們以對自我人生與心態的錄寫與描繪，以對他們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狀態的深刻體驗和生動敘寫，成為九十年代文壇的一種景觀。由于他們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出現于九十年代的文壇，被人們或稱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稱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他們雖然在題材的選擇、藝術的追求、創作的風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由于他們出生與生活的文化、文學的背景相近，使他們的文學創作與追求有著許多相近之處，這使我們將他們放在一起談論有了可能。
　　　　　　一
　　邱華棟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時說：“對于我，以及像我一樣出生于‘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的一代人來說，我們沒有太多的歷史記憶。我們受教育于八十年代，這時候中國改革開放的程度日趨廣大，社會處于相對快速的整體轉型。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們的社會迅速地進入到一個商業化的社會，經濟已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動力，一切都圍繞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著，而我和我的同代人也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經濟化的社會中。沒有多少‘文革’記憶的我們，當然也就迅速沉入到當下的生活狀態中了。”（注：邱華棟《城市的面具·自序》，見《城市的面具》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新生代作家缺少歷史記憶使他們將對于當下生活的描寫作為他們創作的主要題材。與前幾代作家相比較，他們身上似乎缺少深刻的歷史記憶，既沒有浴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也沒有經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的政治運動，既沒有親歷過文化革命的紅色風暴，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蹉跎歲月，他們成熟于改革開放的現實社會中，所面對的是一個迅速變動的光怪陸離的社會：商品社會的日益繁華，物質消費的極度追求，西方文化的紛至沓來，傳統價值的逐漸解體……這種缺乏歷史記憶與面對繁雜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都使他們的創作大都以當下的生活為題材。
　　由于對傳統文學的啟蒙姿態的失望，由于對政治化、群體性創作的反感，由于對文學的崇高、責任等的躲避，因此，他們在文學創作中將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們注重描寫生活的真實與真切，所表達情感的真摯與生動，而不在意所敘寫的情節的曲折跌宕與否，不在意所表達的思想的崇高深刻與否，他們率真坦直地將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掙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寫出，從而展示新生代作家們創作的獨特風范。
　　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大都高舉起欲望的旗幟，在對欲望的張揚與描述中突出現代社會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態與人生觀念。朱文將寫小說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認為：“人是一種欲望的集合體，其中情欲是根本。”他指出：“我不諱言，情欲在我的小說里是一塊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塊基石一樣。”（注：林舟《刁斗——反抗與無奈》， 見林舟《生命的擺渡——中國當代作家訪談錄》第249頁，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在新生代作家們的筆下許多人物努力追逐性欲的滿足。李馮的《招魂術》中敘寫“我”與女友一起去縣里參加民俗會并去仙婆處招魂的故事，作品中的“我”與女友的關系為：“我既不圖她的錢，又不想要她的感情，我只想同她發生一兩次關系。”這種赤裸裸地一味追求性欲的滿足而無視情感的方式，成為新生代作家小說欲望描述的一種特征。為了達到泄欲的目的，人們可以不顧廉恥與朋友之妻通奸。韓東的《為什么？》中王一民幫朋友辦事誤了車，朋友安排他在書房里的長沙發上過夜，半夜里朋友妻子小初卻與王一民在書房里通奸，被朋友發現。朱文《吃了一個蒼蠅》中的“不想結婚，只想有時和女人睡覺”的主人公“我”，與大學同學、部門經理李自的妻子王晴通奸，李自發現后卻原諒了他們。王彪《在屋頂飛翔》中的酒鋪老板老焦與鞋匠老婆在大酒甕里偷情，酒鋪老板娘尤珍珠卻和鞋匠有染。新生代作家的創作關注對欲望的描寫，常常十分細致地寫下這些偷情、通奸的過程，并不對它們作任何倫理的、道德的判別，甚至有時將針砭之筆對準了那些被損害者、被侮辱者，而那些肇事者卻坦然自得逍遙自在。
　　談到文學創作中的性描寫，韓東說：“我寫性，不是寫禁欲或縱欲中性的壓力或釋放，它不是嚴重純粹的生理能量與社會道德之間的糾葛。也不是像一些女作家那樣熱衷于描述肉體的歡悅、衰老、受損和墮落的種種情況——她們在私人性的是非標準下自我辯護或是自憐不已。我寫性，就是寫那種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過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負荷以及無意義的狀態。”（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中國當代作家訪談錄》第58頁。）新生代作家不從社會道德等視角觀照性的問題，他們常常細致入微地寫出人物的性心理過程。為了追求欲望的滿足，人們可以置道德倫理于不顧。朱文《我愛美元》中“我”的父親乘出差之際特意前來看望“我”，“我”卻千方百計滿足父親的欲望，“我”與父親在小酒館與女招待閑聊、“我”花錢雇女子陪父親看電影，因為妓女開價太高“我”難以承受，居然要求自己的女朋友陪父親睡一覺。作家將具有傳統色彩的孝道與帶亂倫意味的行為奇特地融在一起。邱華棟《哭泣游戲》中指出：“這個時代，性游戲卻使愛凋零，當性變得像商品一樣可以交換的時候，愛的火焰早就被一泡尿淋濕了。”作品中的打工妹黃紅梅為了在現代都市中站住腳根，以自己的肉體與機智在都市人中間周旋，從一個普通的保姆、按摩女，變成一個女老板、女大款、女名人，她在城市的輪盤賭中獲得了成功，卻也死在城市豪華別墅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細膩在描述人物在欲望追逐過程中的心理心態，而努力解構任何道德的、倫理的判斷。
　　在新生代小說中，愛情常常只成了人生的一種游戲。李馮的《多米諾女孩》中的“我”與李馮在學習班上與一女孩結識，后來李馮卻以“我”的口吻給回武漢的女孩寫了封求愛信，“我”就與她通起信來。她與前男友脫離了關系，特地遠道而來看望通了半年信的“我”。小說中的“我”卻這樣想：“我并不愛她，至少，我這樣相信。人們通常樂意抓住這些實在事情。因此那年秋天對我而言，一次充實的性交顯然比一次虛無的愛情更具有吸引力。”小說中的“我”模仿了李馮的筆跡給她寫了封信，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并毫不留情地歷數了我的種種劣跡和不忠”。小說中的兩個男子以開玩笑的姿態上演了一幕愛情游戲，玩弄了一往情深的女孩的感情。韓東的《利用》中的男主人公馬文先與段愛相好，后又和王藝發生性關系，王藝卻為名為義父實為姘夫的人所養。這種男女之間的關系顯然帶著某種利用的色彩。李馮的《最后的愛》以一個寓言式的故事，描繪了現代人的愛情游戲。小說中的“我”因為在地鐵里遇見一個女子而愛上了她，就尾隨她并且放棄原來優惠的待遇調到她所在的單位工作。在原單位的告別晚會上，“我”邂逅一喝醉酒的姑娘，她說是“我”小學、中學的同學，她一直愛著“我”。后來“我”發明了一種愛情頻譜儀，請人將頻譜儀轉交給她。很久以后，“我”回到故地，發現人們都被植入了愛情芯片，可以對任何人發出愛情的信號。“我”找到了那位女同學，她雖然接到了“我”的愛情信號，卻已不認得“我”是誰了。小說以一種寓言式的調侃手法，揭示了現代人感情的濫用。
　　韓東在談到小說的性描寫時指出：“性與愛有聯系，但的確是兩碼事。通常人們習慣將二者混淆等同起來，似乎和異性聯系在一起，和情人、配偶聯系在一起就是愛了。愛被降至性的層次上。愛這種偉大的情感顯得多么廉價？它被作為一件漂亮的衣裳用來遮掩人的羞愧。”（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中國當代作家訪談錄》第58頁。）在新生代作家的筆下，許多作品將戀愛簡單地演繹成為性愛，作家常常十分細致地展開性描寫的場景與細節。韓東的《障礙》以細膩的筆觸，描繪男主人公石林與王玉在欲望的張揚與狂熱中，私守了十日宣泄了十日，而王玉卻是他外地的朋友朱浩的女友。小說中的男女之間根本不談什么愛情，而單純的是性欲的狂熱與發泄。韓東談及此作時說：“《障礙》中我故意不用‘做愛’這個詞，而是用了‘性交’、‘交媾’、‘交歡’等等。”（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中國當代作家訪談錄》第58頁。）這種忽略對人物之間情感的關注，而津津樂道于性事的描寫成為新生代小說創作的一種普遍現象。
　　新生代作家們在對當代社會欲望的描述中，不作任何道德的評判、理性的分析，而是以普通人的視角與心態展示出一個充滿了自私自戀的追逐欲望的世界。
　　　　　　二
　　有人談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時說：“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一個社會價值體系逐漸解體的時代，所以面對日益繁雜的世界時，既感到無比新奇，又覺得無所適從，因而心靈上不乏空虛、煩悶與痛苦。家里相伴的是很難有語言溝通的父母及兄妹，學校里學的是停滯在六七十年代的教科書，聽的是原本清心寡欲但卻日益‘現實’的老師們填鴨式的講課，街上入目的是越來越多的廣告圖片和眩目的霓虹燈，傳入耳畔的是音響里發出的歌星們不無造作的歌聲，電視、廣播、報刊中所得到的既有主流話語略顯乏力的宣揚，又有消費文化充滿誘惑力的鼓動。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我們只有追趕和模仿，而先天的體弱或后天的營養不良似乎都無處尋得同情。”（注：孫友峰《也說說“我們這一代”》，《讀書》1998年第9期。）當代社會的日益繁雜與遽變， 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傳統價值觀念被解構，社會的變革與轉型，思想的多元與沖突，人們有時處于既新奇又迷惘、既惶惑焦慮又無所適從的境地，新生代作家們常常以自身的生活與心態為摹本，他們的創作常常細致地描繪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種種心理心態。
　　在現代社會中，現代人常常會處于一種孤立無援的內心深深的孤寂與苦痛中，新生代作家們就常常努力剖露那種在現實生活與環境折磨中孤寂苦痛的心靈。畢飛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將主人公紅豆被現實環境逼向絕境的內心孤寂苦痛描繪得十分生動與深刻。紅豆小時候是個愛紅臉愛忸怩的“假丫頭片子”，后來他沒有考上大學參了軍。他參加了對越自衛戰，他在戰場上被捕又被放了。他不為家人理解，受到世人的冷眼。紅豆處在一種難以擺脫的罪孽感之中，他的精神逐漸走向崩潰，自殺未遂被送進了瘋人院，他在深深的自責與苦痛中死去。刁斗《失敗的逃遁》中的主人公青青是“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他是“一個嘈雜塵世的逃遁者，紛繁時事的局外人”，卻被攪進一場離奇的謀殺案中。小說突出寫出主人公的孤寂心態。徐坤《斯人》中的詩人來到北京求學，他常常獨自去日壇、地壇、月壇，他陷入了歷史的迷思中。《日蝕》一詩的發表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后來他卻離開了詩歌去當流行歌手。最后他沉溺于未名湖中死去。小說細致入微地描畫出主人公孤獨的內心。
　　新生代作家關注當下的生活，更關注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剖示與描繪，他們常常描繪現代人在生存的掙扎與磨難中失落悲哀的內心。徐坤的《三月詩篇》中那位曾經聞名全國的勞模師傅，在工廠停產陷于困境中，被過去的徒弟現今的廠長一刀切下崗后，他憶想當年當勞模時的風光與榮譽，“忍受著陣陣襲來的孤獨的窒息”。作品細膩地描繪出在過去的風光與現今的凄涼比照中主人公的失落心態。韓東的《于八十歲自殺》中陸平安原來是國民黨政府遺留人員，曾經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去居委會清算自己的過去。女婿李建白是革命干部，受盡折磨后死在病床上。李建白死后，造成了家里諸多的難題，釀成了王仙如與丈夫陸平安之間日益頻繁的爭吵，八十歲的陸平安在與老妻的爭吵中喝敵敵畏自殺了。小說通過外孫陸小波的視角細致地描繪出八十歲老人為生存環境所迫走向自殺的悲哀心理和過程。在新生代小說中，一些作品揭示社會走向開放時代里的人們封閉落后的心態。劉繼明的《我愛麥娘》描述了按摩院在漁村開辦和被燒毀的過程，突出地剖露出漁村人的種種心理心態。畢飛宇《枸杞子》里開采石油的勘探船開進了盛產枸杞子的鄉村，在這個連一把手電都視稀奇物的鄉村引起村民們的忐忑不安，村民們都想方設法阻止勘探隊的勘探。小說生動地描寫勘探隊開進偏僻鄉村后村民們的種種心理心態。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常常會處于一種難以擺脫的生存的無奈與恐懼之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細致地描繪出現代人的這種心理與心態。刁斗的《狀態》以一個異鄉人的視角與心態，刻畫了一個尋覓隱身秘方的現代人的心態與心理。多年前離開漪園的異鄉人攜妻子、女兒回到漪園，他始終感到有被人追蹤的恐懼，他努力尋覓隱身的秘方，他將漪園看作是他攻不破的堡壘，他將堅守漪園視為使被追蹤的陰謀不能得逞的良策。他把自己關在漪園里，不出門半步，還在墻上挖了個暗眼，以一架高倍望遠鏡觀察窗外，以達到反追蹤的目的。他甚至不許他的妻子、女兒邁出漪園，然而女兒卻與一早晨讀書的紅衣少年約會，妻子卻和家里的老傭偷情，他也開始向漪園的大門邁去，他終于找到了隱身的秘方。小說以詭譎陰郁的筆調，寫出了一個現代人的變態心理。劉繼明的《渾然不覺》描述了一件偶然事故導致人物心理的變態。周、李、趙三人去江邊玩耍，卻抓鬮從懸崖上跳水，導致正準備結婚的李摔死在崖石間，周、趙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心理負担。周娶了已有身孕的李的未婚妻，后因代銷贓物而被捕，他承認曾經殺死過一人；趙讀了大學后去了西藏工作，卻在幻覺中跳崖自盡。小說將主人公因朋友之死而內疚壓抑釀成的心理的變態寫得十分生動細致。
　　新生代作家不像八十年代的新潮作家執意描述現代人的孤獨、絕望、罪孽、死亡，他們常常以自己對生活與現實的體驗感受，敘寫故事、刻劃人物、抒發情感，真切地寫出現代人的心理心態。
　　　　　　三
　　隨著現代社會的日益開放，競爭也日益激烈，人們要在現代社會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須努力去奮斗，新生代作家在創作中常常努力描述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奮斗與掙扎。邱華棟以一個都市闖入者的心態細致地描述都市新人類的坎坷人生與奮斗掙扎，他既忿忿地以一個都市的征服者的心態與都市搏斗，又無奈地以一個都市漂泊者的面目游走在都市里，他將都市生活視為一場輪盤賭，以一種既想征服占有都市，又極端地憎惡都市的情感敘寫都市人的掙扎與奮斗的故事。小說《闖入者》敘寫了從四川來到北京的赫建，“高中畢業一個人離開了家鄉，蝸居在一所大學里一邊自費攻讀大學課程一邊做著寫作發財夢”，后來卻精神變態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生長在長白山下的楊靈，走著一條叛逆的路，“過著一種表層生活與隱蔽生活相分離的生活”，表面上她扮演著白領女性，實際上她卻干著皮肉營生。《沙盤城市》中來北京奮斗的畫家林家琪，在街頭給人畫像，為酒吧或舞廳搞裝潢，卻沒有在都市站住腳跟，于是準備嫁給一個五十歲的茶葉商。鋼琴家陳靈闖入都市，他既能彈奏又會創作，他熱切地追求著后現代藝術，卻總得不到都市的承認，他只能靠給一個發行黃色書刊發財的家伙教鋼琴度日。小說以都市闖入者的視角將這座城市稱為“惡毒而又可怕的城市”，并說“在這座沙盤城市中，什么都是一場流沙，一座沙堡，什么都是脆弱和不真實的”。在邱華棟的筆下，無論是在高級飯店給貴婦人當面首的陳又新（《眼睛的盛宴》），還是在都市里掙扎的歌手林薇、畫家廖靜茹（《手上的星光》），都表現出了這些都市闖入者的坎坷人生與復雜內心。
　　由于現代都市的飛速發展，使得許多人涌入都市，在大都市中努力奮斗尋找自己新的位置與人生，但是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他們又常常會遇到種種磨難與坎坷。劉繼明的《可愛的草莓》中的作曲家童卓來到城市闖蕩，他先在一家新開業的音像公司做音樂編輯，他獨立制作的第一張唱片卻咂了鍋，欠了公司一大筆債。后來他被一個香港女老板沈女士看中，創辦了藝術發展有限公司，任公司總經理，實際上他卻成為了女老板的姘夫，他背叛了青梅竹馬的女友草莓。他與女老板一同去海濱浴場游泳，女老板不幸淹死，他成了沈氏財產的合法繼承人，后來他卻被公安局抓去，成了蓄意殺死女老板企圖繼承遺產的嫌疑犯。在新生代作家的筆下，生存的掙扎與困境成為許多作品中的題材。畢飛宇的《生活邊緣》描寫一對戀人小蘇、夏末在都市社會中生存中奮斗與無奈，小蘇成了公司里的陪酒女郎，學畫畫的夏末卻四處找不到工作。徐坤的《沈陽啊沈陽》以主人公陳剛離開北京回沈陽老家勸阻二嬸要將奶奶、爺爺合墳之事為主，寫出了社會轉型期人們生存的艱難與困境。
　　在新生代小說中，韓東的《請李元畫像》、朱文的《因為孤獨》描寫了中國留學生的生存困境與遭遇。《請李元畫像》中的李元到美國留學，為了謀生他只有去街頭為人畫像，因為沒有營業證而被警察戴上了手銬。在街頭畫像中還常常碰到客戶無理取鬧不肯付費。留學生王曄在街頭畫像時，兩個喝醉酒的黑人將雞骨頭放在他的頭上，引起爭執，王曄被黑人用槍打死。《因為孤獨》中去美國定居的青年畫家丁大龍，在異國他鄉感到深深的孤獨，他說：“在這里，孤獨對我和我的藝術而言都是絕對的，致命的。”一則新聞中發布了大陸青年畫家丁大龍死于紐約街頭的消息。兩篇作品都以中國畫家在異國的坎坷人生、悲慘遭遇為題材，寫出了生存的艱難與坎坷。
　　新生代作家在描述年輕一代的掙扎與奮斗時，突出了主人公對財富與地位的恣意追逐和為達目的不顧一切的自私與執著。
　　　　　　四
　　與八十年代作家呈現出鮮明的群體化色彩不同，新生代作家的創作更加具有獨特的個性化色彩：韓東以虛構的姿態面對生活的可能性，展示被生活煙云遮蔽與湮滅了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徐坤用調侃與反諷的語調，展示了九十年代困惑焦慮的新儒林景觀；魯羊以“在冥想和獨語的私人世界中”的敘事方式，以歷史和現實的復調敘寫，坦現冥想者的生存狀態和心理歷程；朱文以“一條沒有故事的河流”的敘事方式，以欲望的追求與滿足為核心，展示了現代人的生活態度與追求；王彪常以少年人好奇忐忑的心理與視角，描述一個個充滿了欲望和病態的人生故事；李馮用心理體驗與心理展示的筆調，敘寫現代人的愛情游戲與性愛追求；畢飛宇以超驗性的想象與體驗，剖露現代人生存的掙扎、隱秘的心態；刁斗用平實而離奇的故事，坦現都市人失敗的逃遁、心理的變態；劉繼明以傷感的筆觸、理性的敘述，揭示現代人孤寂的內心與精神的淪落；邱華棟以象征的方式、憤懣的情緒，展示現代都市闖入者的掙扎與奮斗……新生代作家們創作的這種各自獨特的追求與風采，使我們將這些作家放在一起談論有著某種尷尬與不便，但細細觀察他們創作的選擇，宏觀地考察他們創作的背景，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見到在他們獨異的個性中所呈現出的共性。
　　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的面對當下書寫自我的創作姿態，使他們的作品十分真切地展示了年輕一代在當代社會中的生活與心態，他們的個人化的寫作方式與題材擇取，使文學創作擺脫了傳統的群體性、意識形態化的創作模式，使文學創作真正成為一種具有獨特個性的個體創造，他們以寫實為基調的創作手法描述當下生活，對于文體實驗的熱情與關切，仍然繼續著新時期以來對于文學形式探索的努力。
　　由于新生代作家缺少歷史記憶的人生經歷，他們的創作努力關注當下關注自我人生，這被稱為“個人化寫作”。韓東說：“我認為小說方式是以個人經驗為源頭的，是個人經驗方式的延伸，至少它的差別部分如此。以前我也曾對一些現成的技巧、方式很依賴。現在我越來越感覺到向自身靠拢的重要。”（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中國當代作家訪談錄》第59頁。）他認為創作是對自身生活的真正面對與直接體驗。刁斗說：“我的寫作素材，皆來自于依據心理經驗的想象，……一個誠實的小說家，他只以個體的基本生活經驗和基本生活感受為出發點，他的小說不管是動用直接經驗間接經驗還是心理經驗，他創作的主要命題往往只有一個，那就是他靈魂中最騷動不安的情感。 ”（注：林舟《刁斗——反抗與無奈》， 《生命的擺渡》第244頁。）他將小說創作視為自己的精神自傳。 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注重對自我的心理經驗、生活感受的描寫，甚至將自己的生活細節直接移入作品中，常常使不少作品的敘寫顯得瑣碎甚至無聊。諸如朱文的《小羊皮紐扣》描寫小丁為姘婦買皮紐扣的經歷，畢飛宇的《九層電梯》描寫女兒送父親的生日禮物兩只小貓的生活，魯羊的《身體里的巧克力》描寫阿蕾身上巧克力囊腫的病癥，韓東的《長蟲》描寫主人公陪女友去買玩具長蟲的情形。這些作品大都寫得瑣碎，雖然有的作品將人物的體驗與感受寫得十分細膩真切，但是卻缺少作品的感人魅力。由于這些作品過于強調對自我體驗的描寫，帶著某種自私自戀的意味，因此對嬗變發展著的社會就缺乏直接的關注與反映，一定程度上疏離了廣闊的社會生活。
　　韓東在談到小說創作時說：“我很同意魯羊的一個說法，他認為我們的小說就是要指向虛無。”（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第54頁。）“作為一個作家我們只有一條真實的，那就是指向虛無，并不在途中做任何躊躇滿志的停留——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注：林舟《韓東——清醒的文學夢》，《生命的擺渡》第56頁。）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努力指向虛無，他們在對傳統的顛覆中常常努力消解作品的意義，他們執著書寫現代人膨脹的欲望、自私的追求，揭示種種無意義的狀態，而缺少對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關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在真實的生活與真切的痛感的描述中，缺乏審美的內涵與意味。無論是朱文的《我愛美元》描寫主人公千方百計滿足父親的欲望，還是韓東的《火車站》描述去接男友的女主人公在火車站被人強奸的過程；無論是王彪的《欲望》描繪高中生與女戲子的變態性愛，還是刁斗的《英雄》敘寫被判患不治之癥的售票員與諸多女性的關系等，都注重真實生活的描繪而缺少善與美的觀照。
　　有人將現代社會視為是“拯救與解構交互混雜”的時代，是一個“自言自語的時代”，認為“在這個多元共存、多種金錢圈相切的精神背景之下，每一個詩人都有不同的定位、理由與堅持的方向”（注：邱華棟《侯馬——一個缺席的在場者》，見邱華棟《城市的面具》第124頁。）雖然新生代作家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雖然以創作的數量之多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他們創作的弱點與不足是顯而易見的，但愿新生代作家們能夠在不斷探索與不倦追求中成熟起來，創作出諸多的精品佳作來。
中州學刊鄭州100～10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劍龍19991999新生代作家將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注重所描寫生活的真實與真切，所表達情感的真摯與生動，不在意所敘寫的情節的曲折跌宕與否，不在意所表達的思想的崇高深刻與否，他們率真坦直地將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掙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寫出，從而展示新生代作家們創作的獨特風范。但由于他們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注重對自我的心理經驗、生活感受的描寫，甚至將自己的生活細節直接移入作品，常常使不少作品的敘寫顯得瑣碎甚至無聊，缺少對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關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缺乏審美的內涵與意味。新生代作家/個人化寫作/小說楊劍龍　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學博士　上海　（200234）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100～10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劍龍19991999新生代作家將個人的生活經歷與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注重所描寫生活的真實與真切，所表達情感的真摯與生動，不在意所敘寫的情節的曲折跌宕與否，不在意所表達的思想的崇高深刻與否，他們率真坦直地將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掙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寫出，從而展示新生代作家們創作的獨特風范。但由于他們大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注重對自我的心理經驗、生活感受的描寫，甚至將自己的生活細節直接移入作品，常常使不少作品的敘寫顯得瑣碎甚至無聊，缺少對于人物、故事作道德的關注、理想的瞻望，往往使作品缺乏審美的內涵與意味。新生代作家/個人化寫作/小說

網載 2013-09-10 21: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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