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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中國史學的永恒主題和中國史家的執著信念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我國史學工作者著力最多、爭議最久的重要問題之一。早在現代中國史學創立之初，這個問題就已被提出。爾后對此問題展開的討論和論爭，至今已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盡管近來討論熱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聲的跡象。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歷時長久，而且波及面廣闊。僅就過去四十年中的情況而言，不僅專門的研究論著汗牛充棟，而且但凡涉及中國近數百年歷史的文章著作，也無不提到萌芽問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更遠遠超出專業史學工作者的范圍。此外，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還引發了八十年代后期的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大爭論，并且對九十年代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也具有重大影響。對一個問題的爭論延續如此之長，論著如此之豐，參加者如此之多，影響面如此之廣，在史學研究中實不多見。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隨著討論的進展，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似乎不是越來越一致，反而是越來越分歧。例如，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時間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討論高潮中，大致還只有“宋元說”和“明清說”兩種，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討論高潮中，卻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多種說法。而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具體表現方面，過去多指手工工場，但在后來的一些論著中，“泛萌芽化”的現象卻越來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內，必有萌芽”的盛況。盡管嚴謹的學者一再告誡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廠，但在許多論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場，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拿去賣，作坊主多雇了幾個幫工在家織布，都被指為“萌芽”。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在每一個貨幣經濟里都可以發現已有資本主義，然而在我們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卻遠非一二。既然百家爭鳴到了如此的程度，要達到一種定于一尊的共識，看來還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做到的。爭論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們對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也越來越混亂。一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外行人讀了各家的論著之后，不免如墮九里霧中：既然從戰國到鴉片戰爭的兩千多年中，時時處處可見這個萌芽，而這個萌芽又一直長不成樹，那么中國的水土是不是太過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們又有什么根據來樂觀地斷定這個萌芽以后將一定會變成參天之木？因此對萌芽的討論，必然轉向對水土（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討論；而對水土的討論，又勢必再轉向對外力（西方資本主義）作用的討論。然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出發點，是證明中國自己能夠產生資本主義（典型的表述即毛澤東“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之語）。因此，上述一系列討論的最后結果，卻與初衷相違，因為它最后不得不承認外力在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上起了決定作用。正是因為討論越深入、認識越糊涂，因此討論也越有必要繼續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學者風趣地說：資本主義萌芽之于現代中國史學，即如生與死、愛與恨之于文學，殆已成為永恒的主題。
　　絕大多數參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學者，都對“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堅信不移。海外有人認為國內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澤東一九三九年所寫的一段話：“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是一種“奉命史學”或“御用史學”。但是這種看法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段話所表述的觀點并非毛澤東的個人見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不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如鄧拓、翦伯贊、呂振羽、李達、華崗等）提倡這種觀點，而且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愛國學者也默認這種觀點，因為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學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國已具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只要通過革命或改良，就必然會像歐美國家那樣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強國。因此，毛澤東并沒有“發明”出這種觀點，而是采納了當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以及愛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為如此，到了新中國建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確立和外國長期侵略的結束，上述觀點也很快成了史壇共識。到了九十年代，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熱度有所下降，但是對“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觀點的確信，在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來關于中國經濟近代化等問題的討論中，我們仍然能夠看到這種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沒有西人東來，中國也能出現自己的工業革命；“如果”中國自身的歷史進程沒有被打斷，中國也會發展出自己的經濟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已成為幾代中國學者堅定不移的信念。
　　　　　　為什么說對于資本主義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種情結？
　　“情結”一詞，本是一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種深藏于無意識狀態之中、以本能沖動為核心的愿望。但現在這個詞匯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學之外，可以用來泛指各種我們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內心強烈愿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對于某一事物的執著信念，也可以說只是一種情結，因為它可能只是一種我們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內心強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實。例如，我們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可能只是我們強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義上而言，我們對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種情結。
　　我們這樣說，并不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確實沒有過資本主義萌芽，而是因為直到今天，我們甚至連“資本主義萌芽到底是什么”還未完全弄清。沒有首先弄清這一關鍵概念，自然也就無法正確地判斷中國歷史上究竟有無資本主義萌芽。在此情況下，“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命題，也只能說是一種尚待證實的假設。以假設作為基礎的信念，當然也就只能是一種主觀愿望，或一種情結。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們的這種說法是無知：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探索，“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早已成為全民共識，怎么可能到了現在連“資本主義萌芽是什么”這一基本概念都還未弄清呢？！然而事實確是如此。
　　無論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解釋有多大的分歧，它畢竟指的是最早狀態的資本主義。不清楚資本主義是什么，當然也就無從談論資本主義萌芽是什么。然而，資本主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國際學壇上仍然是一個聚訟甚多、爭論不休的問題。
　　盡管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但是到今天為止，西方學術界還沒有人能夠說清什么是資本主義。根據費南德·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考證，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詞，盡管是當代世界政治語匯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術語之一，但其涵義卻一向不很明確。此詞最早出現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國《百科全書》，爾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別出現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蘭克（Lewis Blanc）和普魯東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給它下的定義都各不相同。最令人驚詫的是，馬克思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初，這個詞才忽然流行了起來，但是主要是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來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反對采用它。此后，這個詞的運用越來越廣泛，但是對它所下的定義仍然頗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書》所下的定義，即：“（資本主義）是一種產品生產屬于個人或私有企業的經濟制度”。但是即使是這個頗為含糊的定義，也未被學者們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勞代爾討論這個問題時，仍認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爾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壇上，關于“什么是資本主義”的論爭仍然在繼續，但是直到如今也還沒有出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西方，迄今為止，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仍然還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概念。
　　我國學術界關于資本主義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襲西方，因此西方學術界在此問題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樣出現在中國。后來從蘇聯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蘇聯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國對于資本主義的認識，在許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問題的，甚至是有嚴重錯誤的。例如，過去把資本主義和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視為一對孿生兄弟；認為經濟現代化（或近代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雇傭勞動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隨著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們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和資本主義分開來。總而言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和理論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資本主義，也還是一個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的大課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對這個問題已經完全弄清了。
　　由于對“什么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那么對于“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目前當然也不可能已經有完滿的答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極“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們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推到極端，從而大大加劇了我們對“資本主義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個連農村老太太到集市上賣幾個雞蛋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時代，商品經濟、雇傭勞動、私營企業也必定是資本主義無疑。由此出發去追溯根源，歷史上的商品經濟、雇傭勞動、私營手工作坊當然肯定也是“資本主義萌芽”了。因此，盡管大多數學者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實際含義相差很大。雖然治學嚴謹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學者也籠統地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論著中，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成了商品經濟、或雇傭勞動、或工場手工業的代稱。由于各人所說的并不是同一事物，無怪乎各家觀點千差萬別，彼此沖突，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沒有共同的出發點，討論當然也難以達到共識。不過，如果根據我們今天所獲得的認識，認為資本主義與商品經濟、雇傭勞動、近代工業化等不是同義語，那么資本主義萌芽與商品經濟、雇傭勞動、早期工業化（或工場手工業）也不應劃等號。由此出發，以往許多學者對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實際上是歷史上的商品經濟、雇傭勞動、早期工業化或者其他經濟變化，而不是資本主義萌芽。但是，若是離開了商品經濟、雇傭勞動、早期工業化，中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到底還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沒有人能說得清。可見，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我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對“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關鍵概念還沒有完全弄清的時候，堅信“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只能是一種愿望，或一種情結。
　　　　　　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的剖析
　　情結是一種主觀的產物。決定情結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認識方面的。仔細分析現代中國史學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種特殊的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之上。然而，近幾十年來的變化，都向許多在過去被視為正確無誤的東西提出了挑戰。“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賴以建立的感情基礎和認識基礎，也因而發生了動搖。
　　首先，從感情基礎來說，這種“資本主義萌芽情結”可以說是一種特定時期中國人民的民族心態的表現。一個中國的史學家，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他決不可能完全超脫于他所處時代的民族心態之外。而自本世紀初以來，與西方爭平等正是中國人民的強烈愿望。這種愿望表現在史學研究中，就是“別人有，我們也有”的“爭一口氣”心態：中國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夠自發產生資本主義，難道中國就不能嗎？
　　然而，盡管中國人確實絕對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證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但是我們也要指出：這種“爭氣”心態是有問題的。這種心態事實上默認了過去西方帝國主義者所宣揚的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僵化發展觀，即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這個民族的優劣彼此相關，以及“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不可改變。如果我們不接受這種荒謬的觀點，承認各個民族在某一歷史時期中社會經濟發展的差別并不意味著它們本身有孰優孰劣之分，那么我們也就應當承認：中國在過去幾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說明中國人劣于西方人，正如中國在歷史上曾長期領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應因此而認為中國人優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差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并沒有一個民族能夠永遠保持領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各領風騷數百年”，本是世界歷史上的正常狀況。一個民族是否產生過資本主義（從而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一時領先），并不具有該民族是優還是劣的價值判斷意義，也不能決定它將永遠先進或落后。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不應影響到我們對于自己過去歷史的判斷。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別人，難免會導致對自己歷史的不尊重。
　　其次，從認識基礎來說，“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單元—直線進化”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史觀，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條共同的道路。資本主義是這條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既然要經歷它，當然就要有萌芽，否則就只能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完全是舶來品了。
　　近代中國的歷史已證明了資本主義并非中國歷史的必經階段。在鴉片戰爭以后的一個世紀里，中國人學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國引上西方式的近代發展道路，但資本主義卻一直未能在中國土地上蔚成氣候；而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便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從來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事實，證明了資本主義并非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如果我們尊重事實，不把資本主義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自然也就不必到歷史中去苦苦地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了。然而，為什么我們還要這么做呢？這就需要我們從更深的層面去尋找原因。　
　　我們之所以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們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使我們盲從于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歷史發展模式。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具有共同的規律，而史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探索這種規律。近代史學起源于歐洲，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過去歐洲史學家把歐洲經驗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為奇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即體現“世界精神”發展的“世界歷史民族”發展），從低級到高級，經歷了“東方王國”、“希臘王國”、“羅馬王國”和“日耳曼王國”四個階段，就是這種史觀的集中表現。而作為最高階段的所謂“日耳曼王國”階段，正是資本主義階段，所以人類社會必然走向資本主義，是不言而喻的，盡管領導人類進入這一階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來承担。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哲學中的合理部分，揚棄了黑格爾史觀中的西方（特別是日耳曼）至上論的糟粕，提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論，從而為科學的唯物史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限于歷史條件，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仍然是主要依據歐洲經驗，但是他并未把這種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共同規律視為僵死的教條，認為無論哪個民族，都必定走一條完全相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例如，他就不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會像歐美國家那樣發展）。然而到了斯大林，卻將這種共同規律絕對化了，認定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條從歐洲經驗總結出來的發展道路，忽視甚至否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發展會具有各自的特點。把從歐洲經驗得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絕對化，從根本上來說，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形式。現代中國史學是從西方和蘇聯引進的，因此這些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也隨之傳入。而我們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卻使得我們相信這種觀點是無可置疑的真理。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順序經歷過這些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也就成為中國歷史的必經階段。
　　很明顯，堅信“西方有，我們也有”的民族心態和堅信“資本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礎的，即認為中國應該而且必定能夠按照歐洲近代發展的模式去發展。然而，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并未如此。至于“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洋人到來，中國也會出現自己的工業革命”一類的推論，則更明顯地只是一種情結。
　　眼下的問題是，為史學的發展，一定要擺脫這種“情結”。有人或許要問：你們說擺脫“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不是要否定過去幾十年我國學者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呢？我們的回答是：決無此意。我們已明確聲明：我們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而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們對以往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持有很高的評價。＊
　　
　　
　　
讀書京63-70K1　　　　　　　　　　　　　　　　　　　　　　　　歷史學　　　　　　　　　　　　　　　　　　　　　　李伯重　　　　　　　　　　　　　　　　　　　　　　19961996 作者：讀書京63-70K1　　　　　　　　　　　　　　　　　　　　　　　　歷史學　　　　　　　　　　　　　　　　　　　　　　李伯重　　　　　　　　　　　　　　　　　　　　　　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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