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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在北洋軍閥你爭我奪的亂世中國,地質學家丁文江有個觀點——少數人的責任,他在燕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這個“少數人”是指那些因為先天遺傳和后天環境的原因,在社會上占有一定地位,成為一種勢力的人,他們是社會的天然首領,國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少數優秀的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適,以及許多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有知識,有智慧,有能力,改變社會是他們“少數人”的天然責任。在專業領域之外,他倡導少數人要在公共領域負責任,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他認為,無論世道多么的渾濁、多么的可惡,只要這些“少數人” 有知識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負責任,他們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就可以扭轉風氣,轉換時代的精神。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時局變幻,政權更迭,外患日深,他的這個觀點都沒有改變過。
1933年1月,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日本對華北領土的覬覦,丁文江在他們少數人辦的《獨立評論》上發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指出:“我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任何國家,無論環境如何困難,都要有決心在萬死中求生存。”他希望認清這樣的事實,一、日本是得步進步的,它要實現所謂的“全亞洲”主義或“亞洲門羅主義”,決不是割一小塊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塊土地。二、日本的實力不是無限制的,它要吞并整個中國不是可以不計代價的。我們的唯一生路就是盡我們的力量來抵抗,要讓日本付出最高的代價,而不是拱手相讓。三、無論我們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棄他們的計劃。我們要生存當然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險要自己肯犧牲,有犧牲的辦法,我們才會得到別人的援助。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國土都不愛惜,希望別國的人來替我們抵抗,天下怎么會有如此便宜的事。如果他這三點是對的,主張抵抗就不是一種高調,而是最低的低調,不是基于一時的情感,而是從十分的理智出發的,不是謀自殺,而是圖生存。有了認識,才會有決心,有決心,才可能找到辦法。要提出具體的辦法,不但要清楚許多未公布的事實,而且要了解軍政權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否則,空言辦法也不可能真的實行。國家雖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國家,抵抗也不是蔣一個人的工作,但因為蔣的特殊地位,其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他說,假如自己是蔣介石,他的辦法有三條:
第一、 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漢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誠意,用極誠懇的懺悔態度,請胡到南京。天下惟誠可以動人,何況在現在的情形之下。”
第二、 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與曾經反蔣的閻錫山、馮玉祥等人徹底的諒解。
第三、 “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以上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
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從1933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四、五年間,蔣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脫這三條的范圍。一個手無寸鐵的讀書人,一個有訓練、有創造力的學者,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要承担起“少數人”的責任,并不是自己直接去從政,担當領袖角色,最重要的是根據自己的見識、學養,提出應對危機的辦法,不管當局者能不能接受。我最喜歡的是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這個句式,在此之前,丁文江曾發表過一篇《假如我是張學良》的文章。那個時代,他們可以從容地以這樣的句式,公開表達自己對國事的見解,這本身就是文人論政傳統中的一個獨特方式,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遺產。
傅國涌 2011-05-10 20: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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