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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涌現是當代思想界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它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哲學思想的主流進入了嶄新的時代——后現代。羅蒂曾把后現代解釋為“后哲學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時代，我國學術界的不少人也接受這一看法。當然，僅就文化的層面看這種說法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多元文化得以可能的哲學思想的內在邏輯。顧名思義，所謂的后現代首先是指現代文明終結之后的時代。而理性主義是兩千年西方文明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現代文明建基于理性主義哲學之上。因此，如果說后現代意味著現代文明在世界觀和價值觀層面上的終結，那么這也意味著現代理性主義乃至于西方兩千年的理性主義的終結。西方傳統理性主義的這一悲劇性的命運，根源于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對人類的生存根基以及人類生活的神圣向度的遮蔽。因此，后現代哲學始于理性以及理性主義理念論的本質的澄明、克服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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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里斯多德在談及哲學的起源時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古今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形而上學》，商務印書館，第5頁）。那么，自然有什么“驚異”之處呢？ 這個問題很重要，只有正確地領會古希臘哲人之“驚異”，才能把思運向形而上學的根源和本質領域。據海德格爾的考證和研究，在古希臘人那里，“自然”一詞指的是存在者整體的“自身涌現”或“綻放”（《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第15—16頁）。赫拉克利特之言“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們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我們存在又不存在”，說的就是對這種“自身涌現”或“綻放”著的自然的理解。人們往往把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歸結為流變論，而實際上他所講的流變是一種不變中的變或作為不變者之展現的變。太陽雖然每天都在更新，但這一更新著的太陽仍是那個太陽，而不是月亮；河水雖然時時刻刻在流動，但這一流動著的河水仍是河水，而不是森林。同樣，當我們面對一朵玫瑰花綻放時，看到的是一種變化，但這一變化不是使這一朵玫瑰變成另一朵玫瑰，更不是使一朵玫瑰變成一朵茉莉，一朵玫瑰在綻放過程中始終是它自己。因此，赫拉克利特以更新的太陽和流動的河流來比喻自然，古希臘人以“綻放”一詞來稱呼自然，這都表達同樣的意思：即在自然中，變是不變者的變、不變是變者的不變；變與不變這兩個相互排斥著的東西是同一個東西，它們存在于對方之中。這就是古希臘人和赫拉克利特通過始原性經驗（海德格爾叫“詩—思的經驗”）所領會到的自然。海德格爾把古希臘人和赫拉克利特意義上的變與不變、有與無的辯證同一性叫“共屬一體性”或自然的“共屬一體境界”。自然的真正“驚異”之處就在于它的“共屬一體性”。
　　古希臘理性主義始于巴門尼德。在巴門尼德看來，關于存在的哲學探索必須要符合邏輯確定性原則。即，就同一個對象而言“是”與“不是”、“存在”與“不存在”不能同時為真。而赫拉克利特從非確定的感性世界出發提出“存在者存在又不存在”的命題，這違背了邏輯確定性原則。于是巴門尼德脫離感性進入理性的領域提出了他的存在論的基本命題：“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這一命題的意思是說，我們所面對的感性自然不具有真正的實在性，真正實在的東西只能存在于理智之中。實際上巴門尼德的運思是很清楚的：既然我們直覺中的自然處于不可思議（“驚異”）的“共屬一體境界”中，那么這就意味著感性世界不具有實在性，真正的實在只能在理智中去尋找。巴門尼德從邏輯確定性原則出發尋求不同于自然的另一種實在，這對理性主義本體論具有奠基意義。柏拉圖正是基于自然之“共屬一體性”的非實在性出發提出概念實在論（理念論），開創了兩千年的形而上學的先河。就本質而言，理性主義也就是柏拉圖主義。
　　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在中世紀并沒有被中斷，其思維方式仍保存在作為中世紀主導學術的神學中。西方文明植根于性質不同的兩種文化傳統：一是古希臘人的理性主義，二是古希伯萊人的宗教信仰。因為在希伯萊人那里宗教信仰靠的是啟示真理，因此在他們那里有先覺者而沒有神學家。只是到了“希臘化時代”，由于理性傳統根深蒂固的羅馬人難以脫離表象——概念化思維獲得啟示真理，這才需要神學來溝通理性與信仰的隔閡。然而，神學作為“學”乃屬于理性主義傳統。它與其說化理性為信仰，倒不如說化信仰為理性。在中世紀，上帝存在的證明是神學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安瑟倫的先天論證和托馬斯的后天論證：即或者根據上帝觀念的普遍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或者根據經驗的歸納來論證作為“自因”和“目的因”的上帝的存在。從論證中所顯現的上帝的性質看，不管是安瑟倫還是托馬斯，都把上帝理解為終極確定性根據或最高理念。這就是說，柏拉圖的理念論是中世紀自然神學的理論根據，中世紀神學本質上是柏拉圖主義。
　　確定性真理的尋求也是現代哲學的出發點。但現代理念論的出發點是自明的：現代理性主義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思”是確定性真理的最終根據。這就是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題的意義所在。“我思”之先在性的提出，把古代的本體論引向了現代的認識論。笛卡爾清楚地意識到，凡是人們能夠清楚明白地談及的實體——自然、靈魂和上帝，不過是顯現于認知經驗之中的觀念，因而也即是“我思”之規定。從現代認識論的角度看，笛卡爾哲學的問題，就在于“思”的個體性和主觀性。如果“思”不過是笛卡爾所說的那種個體人的“我”之“思”，那么這種“思”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和客觀實在性。只有“思”被當成一般實體的“思”時，這個“思”才具有本體意義。于是，思存同一性問題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重大理論問題。在黑格爾哲學中，思存同一性指的是意識的絕對性。首先，意識是主體和客體得以顯現的場所：即意識一方面通過表象把對象呈現于自身之內為客體，另一方面又通過反思把自身呈現于自身之內為主體，而且把這兩者當作同一個意識內容的兩個方面呈現出來。因此，意識也是絕對。他認為，所謂的意識與某物的區別本質上看是自在意識與自為意識的區別，因而也是意識所給予的。在黑格爾看來，意識的絕對性也即概念的絕對性。即，意識在表象階段乃處于不確定的相對性之中，只有達到概念的高度并通過概念的展開，意識才能彰顯出確定性、絕對性、真理性和實在性。他把充分展開了的概念叫“絕對理念”。所謂的絕對理念，從主體的角度指的是確定性意識的原理和根據，而從本體的角度指的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原理和根據，這兩者是一回事。通過黑格爾的辯證闡釋，傳統理性主義理念論達到了它的最高境地。
　　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存在兩大缺陷。首先，理性主義者基于認知經驗來否定詩——思的經驗直覺，過分囿于理性的、邏輯的一面，因而他們對本體的邏輯構造恰恰遮蔽了真正本體。在理性主義視野中自然界不過是客體，而實際上自然是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體的母體、主體和本體。可悲的是：由于深受理性主義的熏染，現代人幾乎失去了對自然整體的生命直覺。因此，一旦提及自然，所想到的乃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物理學、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伴隨理性主義的發展而來的是，人的生命直覺的喪失以及對自然的疏遠化。這不能不說是當代生存危機得以可能的世界觀根源。
　　其次，上帝的理念化遮蔽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據《圣經》講，耶穌基督降生于希律王時期。他來到這為名利而結黨成群、明爭暗斗的人世間，以其博大胸懷扶弱濟貧，醫治苦弱眾生的身心，勸說人們消除血緣、地緣的隔閡與沖突，實現互愛和平等。然而，他被世人唾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事件訴說著關于人類生存狀況的真理。如果說，以色列人之所以信仰耶和華，主要是因為他們聽到耶和華的神圣的呼喚，才能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那么，羅馬人之所以信仰耶穌基督，是因為他的一生及其遭遇使人們意識到了人間的苦難和悲劇的根源以及人類生活的真正的、永恒的意義。基督教信仰根基于這些活生生的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以及它對個體所給予的啟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或原理。從中世紀到現代，人們所談論的上帝有兩種：一種是《圣經》中的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活的上帝；另一種是神學家的理念的上帝。中世紀的自然神學的上帝的理念化，實際上遮蔽了信仰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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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是屬人的。因此，理性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人本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本質。蘇格拉底之所以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處以死刑，是因為他的理性主義所具有的人本主義價值傾向直接與當時的宗教信仰發生了沖突。但是，理性主義在古代還沒能充分自覺到理念或本體的實質性內涵，只有到現代才逐漸彰顯出它的人本主義本質。現代是理性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成為自然的主體，理性成為至上的原則和普遍的尺度。不管是思想觀念還是宗教信仰，也不管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都要受到理性的審視，并只有在理性的法庭上才能獲得存在的合法性。笛卡爾的“我思”，就是現代哲學要弘揚的處于主體地位的人及其理性。
　　現代形而上學本體論的理論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要闡明人與自然的主客體關系，二要改變傳統觀念中的上帝與人的關系，而且在這兩個問題當中第二個問題具有更重大意義。只要不改變傳統觀念中的人與上帝的關系以及對人性的否定性理解，那么闡釋人與自然的主客關系變得毫無意義。于是，現代思想家們力圖要把傳統宗教改造成理性的宗教或理性限度內的宗教。16—18世紀哲學思想家們從這種“理神論”的立場出發，一方面要把上帝解釋成或是創造自然的巨匠，或是自然本身，或是精神實體；另一方面否定“原罪說”，把惡歸咎于文明的結果（盧梭）；或人的善的本質得以發展的工具（萊布尼茨）和人的自律本性最終能夠克服的對象（康德）。
　　現代理性——人本主義片面強調理性的能力，走到了啟蒙的反面。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上帝有確定的可知的一面，但我們同時也不能否認上帝有超越的、不可知的和神秘的一面。不用說上帝，連人和自然也有不可知的神秘的一面，否認這一事實便是獨斷論。現代理性主義的可知論把人們引向了理性的迷信。所謂的“理性范圍內的宗教”，就是要以理性來構造出神或把理性當神來看待。“理神論”或理性的迷信受到了休謨的深刻的批判。他經過理性的反思之后指出：“在學術人士中，做一個哲學上的懷疑主義者是做一個健全的、虔誠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自然宗教對話錄》，商務印書館，第97頁》）。
　　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接受休謨對理性主義獨斷論的批判，承認了純粹理性的限度。但他并沒有放棄“理神論”的立場，而是把理性的無限性從認知領域轉向了道德領域。他認為，理性在實踐領域內的“立法”與認知領域內的“立法”不同，具有本體意義。即，人能夠通過理性建立靈魂不死、上帝存在、個人自由等道德原則實現自我超越。在他看來，上帝不過是道德的本體或實踐理性的理念。康德開啟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神學人學化、上帝人化。康德之后經過費希特和謝林的本體論論證，到黑格爾那里神學和人學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在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精神”是上帝、自然和人同一的三位一體。即上帝在純粹本質內的自我運動構成邏輯，而這一本質的外化顯現為自然，然后從外化形態回到自身便是人的精神。在黑格爾看來，耶穌基督的本質在于神人同一性，他的一生就是這種神人同一性的感性顯現，而他的死意味著神人同一性從感性到理性的過渡（黑格爾著：《精神現象學》，下卷，商務印書館，第239頁），通過這一過渡， 人類意識到上帝的內在性和精神的自由性。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通過神學和人學的解釋循環實現了上帝的人化或人的上帝化，完成了現代哲學弘揚人及其理性的根本任務。
　　實際上，從文藝復興開始的“人的解放”運動，除了理性的解放之外還包括世俗生活的解放。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動物，一定程度上的物質利益的追求和現實幸福的追求是合理的和無可非議的。就這一點說，中世紀教會對個人世俗生活的否定和過分的參與，的確扭曲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狀況。但是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解放，又把人的生活推向了另一個極端。在現代，由于人們的生活日益沉溺于無限膨脹著的物欲中，正義、人格、良知、貞操等屬人的神圣的東西也日益成為追求名利的手段，權利和地位也日益成為腐敗和墮落的象征。德國哲學家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黑格爾說道：人們的目光執著于世俗的事物，人們的精神顯示出極度的貧乏狀態，“仿佛人類已經忘記了神圣的東西而正象蠕蟲一樣以泥土和水來自足自娛似的”（《精神現象學》，上卷，商務印書館， 第5頁）。德國理性主義的上帝人化，就其本意說是為了實現神圣與世俗、彼岸與此岸的和解。但理性本身是給不出終極價值的中性的東西。因而它既可以促使人們提高道德修養、追求神圣價值，也可以促使人們陷入世俗情欲的滿足之中。更要緊的是，現代理性主義把人當主體看待，這一方面使現代人喪失謙虛的美德狂傲起來，另一方面又使自然界失去神圣的價值淪落為人的欲望的對象。從客觀效果看，理性——人本主義的上帝人化倒成全了世俗主義。
　　信仰與理性是人類生存的兩個不同的向度。信仰的境遇使人敞開心靈傾聽神圣的呼喚，領會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價值；而理性之思使人對給定的直覺獲得明晰的自覺。信仰與理性是相輔相承的：信仰通過理性打破迷信的障壁，而理性則通過信仰昭示自身運用的限度和方向。因此，這兩者不能相互取代，健康向上的人類生活只有在這兩者的張力所拓展的地平線上才得以可能。現代理性——人本主義的上帝人化遮蔽了人類的神圣的生活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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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意味著現代精神的終結，也意味著左右兩千年西方文明的理性主義世界觀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終結。“上帝死了！”尼采的這句話道出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命運。海德格爾一針見血指出：“唯當我們已經體會到，千百年來人們頌揚不絕的理性乃是最冥頑的敵人，這時候，思想才能啟程”（《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第819 頁。）“后現代主義”思潮義無反顧地去消解、解構、否定和批判傳統形而上學，這實際上是為了迎接不同于理性——人本主義的思想的新紀元。
　　本世紀發生了關涉到人類生死存亡的兩件大事：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二是生態危機的到來。兩次世界大戰再一次訴說著十字架上的真理。根據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看法，法西斯主義是啟蒙精神自我否定的結果。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理性的民族，但恰恰是這一民族被法西斯主義所愚弄，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果說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是理性一時誤導的結果，那么生存危機在當代的到來是科學技術這一現代理性直接導致的必然的結果。只要不改變兩千年來的理性——人本主義世界觀和價值觀，不改變天空的領空化、大地的領地化、大海的領海化，不改變山川草木的資源化，僅靠“保護環境意識”和“有計劃地開發資源”，就無法從根本上拯救生存危機。當我們真誠地面對人類的生存史就不難發現，人類始終處于生存與死亡、存在與虛無、善與惡的矛盾困境中。就這一點說，人類無歷史，耶穌生活的時代如此，盧梭生活的時代如此，我們生活的時代也如此。在這人類生存的辯證法面前，所謂的發展不過是一種神話，不存在黑格爾意義上的那種“辯證綜合”和超越。也許人類的真正的悲劇在于人要超越自身成為上帝。謙虛是人類的本己的品德和尊嚴，只有意識到自己的限度，人類的心靈才能向存在和上帝敞開。
　　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和真理觀的終結意味著終結意義和形上之道的真正的彰顯。對于在概念之流的追逐中日益失去本真生活的人類來說，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回被認知經驗所遮蔽了的詩——思的經驗和信仰的經驗。后現代意味著理性、信仰和直覺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意味著人類思想以最大的開放性和靈動性去領會那既確定又不確定，既可知又不可知的真理。后現代哲學的根本的任務就在于克服兩千年形而上學對上帝、人和自然的概念化，使上帝成為上帝、使人成為人、使自然成為自然。唯當如此，人才能夠“詩意地居棲在大地上”。
長白學刊長春15～19B6外國哲學元永浩19991999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長春市　130021 作者：長白學刊長春15～19B6外國哲學元永浩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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