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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長期以來關于簡化字的宣傳制造了兩大神話。第一個神話是：“簡化字好認易學”，“簡便易寫，提高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效率”，“有利于掃盲”。

　　1．“簡化字易認好記，所以受歡迎”。這是中外持續的百年誤區，直到今天的宣傳還在重復這類說法。大家也很少問一個為什么，到底有多少科學根據？其實簡化字易認好記，是一種錯覺，現代的認知心理學和信息學的理論已經證明，簡化字并不比繁體字好記，類似物理學上的自由落體運動，質量（重量）不同的物體下落，不是重者先下，而是輕重同時著地。電腦信息學發現文字處理不是一筆一筆地處理圖像，而是整體地處理圖像。漢字作為一個整體，就是同時處理的。認知心理學稱之為幷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識字過程是整體掌握，而不是一筆一畫地逐步認識。而且心理學的組塊chunk理論認為，筆劃的組合一旦結合成固定的組塊，不斷被熟悉，其中的組成成分的多少就不再發生影響。漢字是由許多固定的邊旁組成的。馬和馬在被不斷熟悉認知之后，其中的筆劃數量實際上對記憶不再發生影響，馬和馬的記憶加工完全一樣。矗字24劃，鬯字僅8劃，因為矗的成分是三個直，屬常用偏旁，排列簡單，所以反而易學易記。鬯僅八劃，不是常用偏旁，卻顯得陌生。農由曲辰組成，兩個部分若都認識的話，記住兩者的組合就很方便，反而要記住一個雖簡化、卻不太好歸類的“農”字倒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和時間。外文也有不少固定“邊旁”pro-， pre-，-ty， -ous， -cal…… 漢字有大量的形聲字（偏旁組合），從漢字逐漸定型的漢代開始，形聲字就已經占古漢字總量的百分之八十，現代形聲字則占百分之九十。簡化字的一大部分成果就是將部分邊旁減少筆劃，而減少邊旁中的筆劃對于漢字記憶幷沒有幫助；只有極少數龜、鬱之類筆劃多，又不方便分解成常見邊旁的漢字，才是需要簡化的。可是這類漢字所占比例很低，常用字更少。簡化運動為了少數繁難的漢字，將漢字整體系統加以簡化，實在是貪小失大。依據這個簡單的chunk原理，簡化字總表第三表1754個字（占總表78，4%），以及第一第二表中的偏旁簡化字都失去了意義。而且國內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對稱性漢字結構 （漢字或邊旁）更容易觀察和記憶，而簡化字偏偏將許多對稱結構都簡成了非對稱結構：車車、門門、貝貝、華華、東東、賣賣、斗鬥、爾爾、會會、過過、……這些“簡化”純屬多此一舉，甚至是畫蛇添足。（無效率將近總表的90%）。

　　學習簡化字并沒有節省心力和時間，卻白白沒有掌握好正體漢字的文化常識。我們的小學學制跟港臺一樣長（六年制），文史常識普遍并不比海峽對岸更高，或反而偏低。文盲比例一直高于港臺，文革結束后1982年中國文盲半文盲人口2，3億，（《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曹普《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由來》）逐年減低后，2006年新華社報道文盲比例重新返升至1，14億。臺灣約在1960年代已經掃除文盲。

　　2．“簡化字簡便好寫，提高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效率”。這是國內長期的宣傳口徑。電腦輸入漢字的成功令這種說法基本失去了根據。其實，這也是表面現象。簡化字不是1949年后的新發明。從許慎的《說文》時代開始，就出現了“行草簡字”。無、優、塵、異等等。歷史上的名人書簡，題詞、匾額，有很多都是行草簡字，有的“簡”得跟現代簡化字不太一樣，借一句現成的套話，“識繁寫簡是人民的歷史創造”。秦始皇基本統一了漢字，東漢的知識界充分自覺地以蔡邕的隸書為范本實現了規范化，隋唐開啟的科舉制度進一步推動了漢字的規范化，幷以《干祿字書》劃分了各種不同用途的用字情況。朝廷、官衙、科場必須使用規范正體楷書，其他私人交往、書信、題簽，可以從俗、從簡。毛澤東的手跡里面，包括許多行草簡字，而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寫于簡化七年后的1963 年，根本沒有考慮針對青少年使用簡化字，而是行書，類似簡化，卻并不規范。（習字仍是繁體上羽下白）。

　　歷代知識分子都在幼年學習正體字。習字、作文、應試、呈文、著書，都用正體，平日書簡往還、詩詞酬唱，日記帳冊皆用行草簡字。翻看舊時梁漱溟、陳獨秀、譚延鎧等人的信札手跡，都不難證實識繁寫簡的傳統。缺憾是沒有統一規范，有的人簡化了這些，有的人簡化了另一些。臺灣文化界靜觀大陸簡化的利弊得失之后，臺灣教育部出版了1980年陳立夫主持編輯的《標準行書范本》大致繼承了古代文人的這一風范。他們的公文、報刊、教科書一律使用正體，平時書寫，使用行書，以范本為標準。這樣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古代人民創造的識繁寫簡方式。

　　這個范本中有585個字跟大陸的簡體字一樣，還有金部61個、馬部34個、鳥部31個字形跟大陸的簡化字十分相近，稍有不同。在書寫中，遇到相同的偏旁，還可以類推簡化。

　　中國大陸的簡化字在民族書寫的總效率上幷沒有提高。因為歷史上知識界早就使用了相當多的行草簡字，雖不規范劃一卻也大致約定俗成，例如明，日旁三個彎彎；新，點豎鉤右甩下（參看附表）……

　　可是簡化字方案僅僅吸收了其中極小部分，拋棄了很大一部分。一旦推行以后，簡化字升格為規范字，那些未被收入的歷史常見行草簡字就變成了不規范簡體字，不準再用。實際上是繼承了一部分，禁絕了大部分。而且簡化字被規范后，強調正楷，批判知識分子書寫行草化、藝術化為不規范，是“故意下決心不讓人看懂”，文革時代甚至提高到“打擊和迫害勞動人民”、“迫害工農子弟”的高度。這些傳統的行草簡字就受到了限制。本來中國知識界的書寫效率幷不低，簡化規范化的結果反而影響了效率。這個效率真相至今沒有人大膽地揭示出來。凡是接觸過老一代文化人的知識界朋友都不難證實這一歷史真相。很多人說簡體字古已有之，確實如此。但是不要忘記，歷代沒有一個執政集團廢除過正體漢字。這類行草寫法僅局限于民間，從未影響主流文字，朝廷詔誥、官衙文牘、科場應答、庠序課讀都堅持正體，民間的詩詞、書信、方劑、簿記則可用俗字。科舉選拔則從制度上保證了正體漢字的長期延續，所以從未導致文化斷層現象，即使外族入主也沒有發生青少年不識古代文獻和一國兩字的問題。民間書寫的俗體跟官方主流文獻的正體決不能同日而語。所謂“古代早已流行簡體”（余秋雨、王立群）的說法完全是混淆視聽。正確的說法是“識繁寫簡古已有之，今日宜當優化恢復！”

　　3．簡化字的其他弊端實在太多了。同音替代是違背漢字表意文字特性的做法。我告訴我的學生，長恨歌里的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里邊是一個后也沒有的。在舊版和港臺版的唐詩三百首中，皆作後宮。皇后和太后居住在后宮即正宮，東宮或西宮，而嬪妃們住在後宮。最新現代漢語新詞干細胞，應該是幹細胞。不應理解為干燥的細胞。這類混淆在港臺是不可能的。涉及文言和文獻的古典文學和學術著作根本不應當用簡化字排印、制作卡片，早已成為兩岸文史學界的共識。

　　如果當時簡化漢字得到充分的討論，暫時試點而不全面推廣，或許延宕二十年，趕上了電腦輸入成功，就不會發生全面簡化的民族文化斷層了。漢字本來就有少數不易分辨的的形似字，簡化字不僅沒有減弱已有的形似現象，進一步增大了這一缺陷。如廠廣、瀘滬、遠運、從叢、匯江、侖倉、厲歷、義乂、風鳳、歸舊、設沒、劃刬、處外等等。

　　4．簡化字最大的失敗是對于電腦中文處理（漢字現代化）沒有任何好處。簡繁輸入一樣快。而漢字編碼出現了兩岸不同的系統。簡化字反而使得漢字文化圈大大增加了占用的國際編碼信息空間，而且出現了新的簡繁轉換錯別字，成為中文電腦的麻煩。中文電腦還有另一個麻煩。過去有人說青少年看不懂古書，翻譯成簡化字出版就好了。真的這么簡單嗎？大量古籍中的冷僻字，要不要按規范類推簡化？不簡化不規范，簡化則又增加大量簡化新字，（超出總表2272總數）于是跟原來減少漢字字數的原則相違背。對于電腦世界來說，中文字庫占用空間已經非常巨大，如果繼續擴大是非常不經濟、不合適的。漢字文化圈本來是基本統一的繁體字，日韓只有少數簡化字，然而由于中國大陸的簡化運動，使得漢字編碼全面集約化數字化更加困難。圖書館檢索系統從簡化開始到電腦編碼不斷受到折磨，若不廢止簡化字，永遠無法統合。

　　兩岸人民本來最大的統一基礎是漢字，現在一國兩字成了兩岸人民爭吵不休的大問題。海外中文學校在華僑子女教育上沒有一家能夠統合成功，主要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一國兩字。

　　兩千兩百多個簡化字及其后續的部分簡化新字是漢字世界的贅疣，如果廢除簡化字，識繁寫簡，漢字信息化的困難將大大減輕。從信息學和認知心理學出發，簡化字既不比正體字容易學習，又沒有提高民族書寫總效率，還有如此的諸多弊端。中國人要這勞什子玩藝干什么？

　　文化斷層

　　簡化字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層。先秦兩漢的文獻，篆書和隸書的文本，經過時代的淘洗，凡是流傳下來的絕大部分都經古代文人轉寫成了繁體字（正體字）文本，只有少數出土文物，殘編剩簡，才是甲骨文、鐘鼎文或小篆、隸書。主流文獻絕沒有斷裂。問題是本來中國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一脈相承的文化，近五十年越來越跟古典文化漸行漸遠。很多文化人還渾然不覺。因而作家白先勇喟然長嘆：百年漢語，內憂外患。

　　還有一類文化干部（蘇培成、孔慶東）宣傳說古典文獻研究是少數專家的事情，所以繁體字只要少數人學習就可以了。這完全是違背教育原理的胡說。高中物理教學第一第二宇宙速度，火箭推進原理。每年幾百萬高中生都要做相關的習題，復習應考。難道全國有十萬二十萬航天飛行員？全國高中生無不學習多元方程組，核裂變原理和化學元素周期表，畢業后真正能在生產生活中直接應用這些知識都僅占很低的比例。相比繁體字知識在文史閱讀、創作、書法、風俗、旅游等多方面生活中應用的比例相對要高得多。根據社會發展的趨向來看，德國這樣的社會兩頭小，中間大。最富裕、最高級階層的人士比較少，而非常貧困、文化極低的下層人士也很少；最大多數是中等富裕，教育程度比較完整的階層；社會越進步，這種現象越明顯。中國未來也將如此發展。教育越完整，就越重視古典文化的教育。德國的全科高中Gymnasium相當注重拉丁文的教育，就是要讓民族的社會中堅，保持對民族文化的延續能力。拉丁文相當于中國的古文。中國的學校繼續用簡化字教文言文，堅持不教原汁原味的古文，文化的斷裂還將進一步惡化。

　　“文字不斷簡化是發展規律”（周有光）也是典型的錯誤理論。文字簡化根本不是發展規律。從甲骨文到形聲字，基本就是繁化而不是簡化的過程。例如形聲字（加偏旁造新字）：從然到燃，以及現代的氘、烴、鈾、 熵，就是繁化產物。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漢字的現代繁化還將延續。外文也不簡化。英國英語連美國的color 、labor 這樣的小簡化都不肯接受，德國近年的文字改革反而將原來復合詞中“三個s或三個f 連寫時可以簡化掉一個”的規定都取消了。很多人都知道，英文跟歐洲主要語言法文、德文、俄文相比是最不“言文一致”的語文。英國人自己稱之為“國難”national difficulty。網絡詞典甚至介紹說英文不是一種拼音文字。英文難寫難讀，同音詞多，拼寫規則雜，發音例外多，舉世皆知。英語教科書、詞典不得不長期使用類似于漢語拼音的“英語拼音”，也就是國際音標或韋氏音標等多種音標。英文不簡化，卻要我們漢字簡化。這是語言帝國主義。英文又是國際性最強的語文，幾乎所有國家的外交、貿易、航海、航空、體育、刑警等國際職能機構都把英文作為第一工作語文。如果實行一場英文簡化運動必將造福所有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領域。可是英國就是不實行。為什么？就是因為文字不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文字不僅表達現時的上下文意義，而且傳承著歷時的文化信息。當中國人看到有人寫出同音錯字，例如建議寫成了“建意”，乾隆讀為干隆，當英國人看到有人寫know 為now，write為rite，都會覺得此人缺乏文化教養。索緒爾語言學將文字僅僅看作“語言的記錄”的說法是錯誤的，已經遭到德里達等當代歐洲學者的否定（參見臺灣學者龔鵬程：鵬程隨筆）。斯大林的語言定義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交際工具，忽略了文化載體的功能，遺害無窮。蘇中朝越都是重災區。民族語文承載著民族的文化信息，具有極其強烈的文化特點，漢字尤其是漢語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成分。所以廢除漢字的思想不僅在中國遭遇強烈反抗，在日韓（朝）也不能完全實行。因為漢字文化已經深入到這些民族的文化肌體內部，無法徹底割舍，越南廢除漢字以后，出現的文化歷史斷層是非常嚴重的，知識界反悔的意識十分強烈。

　　簡繁爭議中有人調侃說，既然不滿意簡化字，干脆恢復甲骨文算了！這種說法看似俏皮，實為無知。甲骨文是漢字的初始前身，目前發現的甲骨文一共約四千五百余字，專家學者能夠辨識的僅一千七百余字。一本掃盲讀本都要兩千多字，甲骨文如何能夠担當現代文化大任？

　　為掃盲倉促簡化

　　“簡化有利于掃盲”，也是反科學宣傳造成的誤區。漢字是整體性認知對象，不需要一筆一劃地辨識，所以無論整體還是邊旁，無論簡繁，其中的筆畫數基本不影響識字效率。脫盲的標準是所謂“掃盲兩千字”認識一千五以上，會寫名字和加減計算，就算脫盲。掃盲重在認讀不在寫。掃盲兩千字是經過篩選的，你我他大家好上下左右高低，都是簡單常用字，并未簡化；掃盲兩千字中簡化字僅660多個，約占三分之一。660個之中又有大約一半是偏旁簡化（如馬馬，貝貝，纟糹，門門，之類），按照chunk理論，“簡化字偏旁內減少筆劃對于認知記憶并無幫助”，對掃盲學員并無好處；另一半330字確實少寫一些筆劃（如塵塵體體），但是筆劃減少了，并不一定容易記憶。本來是兩個偏旁曲辰組合的農，變成了一個農，對于文盲學員來說，反而增加了記憶的負担。掃盲主要是認，不是寫。恰好很多字簡化以后反而不易辨認，如廠廣、瀘滬、遠運、從叢、匯江、侖倉、厲歷、義乂、風鳳、歸舊、設沒、劃刬、處外，實際上增加了掃盲識字的困難。根據分析，“簡化字有利于掃盲”根本是經不起科學推敲的說法。

　　但是1950年代黨政軍的高文盲率卻促成了簡化和拼音化的躁狂型冒進推行。1949年革故鼎新，全面行政的時候，干部隊伍的文盲現象立刻突顯起來。劉少奇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他們來自最貧窮的農民階層)不識字，這是搞好黨員學習的嚴重障礙。就自己的階級出身來說，中國共產黨黨員中70-80%為最貧窮的農民，10%為工人，10-20%為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中共在國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難題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人員中，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準備在2-3年的時間在黨的基層干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依靠這樣一支干部隊伍當然是無法對偌大中國進行有效管理的”。軍隊的文盲情況也是嚴重的：“據統計，1952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128萬排以上的軍官，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 的占12%，還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華：《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對于干部隊伍教育程度的先天不足，共產黨并沒有懈怠，而是采取了許多措施。部分中低等教育程度的干部“調干”深造，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各大學、中專學校都有許多調干生，年齡稍大，有黨齡和軍齡，有的還享受工資待遇。還有許多工農速成中學專門培養工農或干部家庭出身的、能力較強的青年，補習文化，快速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這些調干生和速成生，要么本來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要么還很年輕，多半能成長為黨的文化干部。真正成問題的是大批文盲半文盲干部，此時他們已經度過了青年時代，即語文學習的關鍵期（注）。作為革命功臣，他們必須給以安排工作，而且各地方、各部門也正需要干部。于是一大批以大老粗自居，不肯下苦功脫盲，或者即使下功夫，也未必能脫盲的軍人、地下黨干部進入了各級黨政軍領導崗位。即使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許多基層單位的領導干部文化程度也不高。有的小學校長兼黨支書僅有小學畢業程度，有不少公私合營的小廠，黨支書就是半文盲；更遑論內地和其他邊遠省區的縣鄉各級領導職務上的干部了。如果1949年他們三十歲左右，那么他們一直要到1979年左右才進入離休年齡。這樣產生的矛盾必定反映到中央高層。從五十年代起幾乎每年都有若干篇人民日報社論以掃盲為題目，就可以看出黨內對文盲現象的憂慮心情。從實質上說，工人農民大字不識幾個，影響不了太多的工作。可是各級干部魚魯亥豕，就會嚴重影響黨政意志的貫徹和反饋。干部隊伍的文盲現象導致全黨文化心理上的焦慮狀態，乃至文化心理上的躁狂反應，折射到文化政策上，就是盼望有一種簡單神速的文化工具，可以較迅速地改變全黨的文盲窘迫狀況。于是不論從基層還是從高層都產生了倉促推行文字改革的想法，迅速準備拼音替代漢字，并把簡化當作權宜之計。從教育部文字改革會議到中央宣布全面推行簡化只有三個多月的時間。(1955.10-1956.2) 沒有試點，沒有科學論證。吳玉章傳達的中央和毛的方針是：“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當時當權的文字改革派人士，吳玉章、呂叔湘、黎錦熙等人的確是積極投入拼音化的準備。簡化字完全是一種權宜之計，所以發生了現代漢語詞典主編、社科院研究員韓敬體指出的現象：“由于當時推行簡化 漢字的指導思想存在問題，只是把漢字簡化工作當作改革漢字、通向拼音文字的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吳玉章），變成了一種短期行為，對問題想象得過于簡單，好像能較快地駛向漢字的拼音化，所以對整理和簡化漢字的理論和方法、漢字的學理和系統性、古今貫通、繁簡轉換、海內外協調、字形的勻稱美觀等問題缺乏深入細致的科學論證”。漢字簡化是一個文化淺陋的武裝集團在奪取政權之后對中華民族文化實施的一場得不償失的媚俗整容。

　　漢字簡化是反右運動裹挾的結果

　　第二個神話是“簡化字是人民自發地接受的，并非政治運動的結果”。

　　許多朋友告誡說，文字問題不要牽扯政治。

　　學術認知是政治判斷的基礎，首先必須實行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無禁區。否則學術問題討論不好，政治決策也會出問題。本來文字不應當跟政治混為一談。可是政治運動裹挾了文化問題，不是個別百姓可以促成的，恰恰是黨的錯誤造成的。漢字簡化發生在 1956年初，正當需要總結簡化經驗的1957年夏，爆發了整風反右這一場知識分子的災難。毛澤東周恩來直接主導了漢字簡化運動，杜絕了所有的不同意見，用政治手段（戴帽子、勞改）打擊了批評簡化字的知識分子。在反右前夕的“討論”中明確宣布毛主席支持拼音化，簡化字是為拼音化的準備，簡化后盡快推行拼音化。（〈1955年11月教育部關于文字改革的文件〉）。鳴放中章伯鈞、羅隆基批評了文字改革中反民主的現象，結果他們倆都被打成右派。章的右派罪行第五條就是反對文字改革。其實章的講話正是反對將文字問題政治化。他說：“……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斗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當混亂。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于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結果，在1958年初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唯一被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是文字改革批評者章伯鈞。其他任何學術議題都還沒有享受過如此高度的政治“殊榮”。羅隆基責問：“應該討論漢字要不要簡化，應怎樣簡化？而不是一上來就討論具體的漢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簡化字”。更加可怕的是因為這樣的明正典刑，使得漢字簡化跟“黨的領導、統購統銷、鎮反肅反、蘇聯老大哥”等政治議題一樣，在反右和嗣后的若干年都成為高危禁區。這也就是為什么漢字簡化在國民黨統治下兩度動議，兩度擱寢，而在大陸地區一路“暢行”二十年，直到1977年才出現抵制第二批簡化漢字方案（俗稱“二簡字”）的群眾呼聲。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畢竟還沒有把漢字簡繁的討論者直接指稱為政治敵人。不同的意見仍可以發表，戴季陶中常會下跪，胡秋原奔走呼號，蔣介石便聽取了反對意見。后來正是大陸上將反對簡化作為政治言論來打擊，臺灣方面才把簡化看成了赤化。

　　簡化字問題從文化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首先是不僅章伯鈞、羅隆基等學者型政治家諸罪并罚被打成右派，陳夢家（詩人文字學家）和李濤（文字改革委員會干部）等人主要也因文字改革而被打成右派。其次，文字問題的討論成為禁區，不容爭議，文革時代更加強調反對簡化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第三，開創了一次文化決策未經試點實驗和科學論證，便由行政機構頒令推行的惡例。文改會征求簡化字意見后，教育部召開大會，會后黨中央認可，國務院行政會議決議，文件發出后僅僅四天就全國推行。討論中只有簡化字例，根本沒有探討簡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國務院也不是立法機構，卻頒令執行，已屬非法違憲。推行兩年而不是試行兩年，反右以后才進入人大立法。

　　將簡化字納入反右政治運動的惡果超出了少數個人的命運，影響了民族文化的命運是無法否認的。簡化字裹挾了大量的弊端，（最惡劣的同音替代是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轉移的實施，陳夢家當時就提出了質疑），卻被使用至今，關鍵就是因為政治運動的干預，壓制了批評。國共兩黨同樣面對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一個采取了頒令試行的方式，遇阻而止；另一個采取了行政推行方式，輔以政治運動的專政手段，得以貫徹。幾十年過去，一部分知識分子現在開始總結和批評，卻仍然沒有發言的自由。數十多年來，只有簡化花好桃好的宣傳，絕少關于簡化弊端的論述。明顯違背史實的說法“簡化就是漢字發展規律”政治正確，不容置疑。難道這是正常的嗎？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字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成分，從文化上分析簡繁問題，是繞不過的一關。從文化人類學、信息學、認知心理學等多方面來評說簡繁得失還只是剛剛開始。今天的簡繁之爭重起，在國內的媒體上幾乎看不到關于這個問題與反右糾纏的歷史真相描述。當年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是搞錯了。那就應當在還原歷史的時候把真相告訴人民。反右運動了傷害許多知識分子，今天也應該允許人們作充分的申辯。今天的簡繁之爭仍然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只是局限在就字論字的范圍內，不準全面地展開，稍一提到反右就顧左右而言他，刪除或轉移方向。例如網上的周恩來政協講話和吳玉章的人大報告關于反擊右派的那些詞句都被刪除，只有到圖書館館藏的人民日報（1958.1）上才能查到。如果沒有當年的反右政治運動，簡化字就不會如此順利地全面推行；即使推行，也可能在三五年后也會有認真的總結和調整，乃至剎車，決不至于將如此深重的弊端遷延至今。如果沒有反右后的強制宣傳，也不會有這么多同胞人云亦云地 認為“簡化字易認易學，提高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效率，有利于掃盲”……。在齊董狐筆，在晉太史齊。簡化字與反右運動的真實關系，還是要犯顏直諫地說下去，直到實現言論自由的那一天。

　　簡化字不僅僅是不利于兩岸三地統一和不如繁體字好看的問題，而是在科學上并沒有提高識字的效率，甚至數十年來也沒有真正提高全民的書寫效率（民間行草簡字早已有之）。因此簡化并無必要，適當優化規范即可。漢字確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哪一國的文字又是盡善盡美的文字？即使簡化字總表中最后科學地認定大約兩三百字應該簡化，每字簡省三五個筆畫，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改變一個國家的全部文字符號系統，牽涉教育、新聞、出版、貨幣、證券、交通乃至檔案文獻、圖書館檢索等一系列管理和傳承，更有長期的文化負面效應，妨礙國家統一和青少年讀史……這樣的舉措是不是太過魯莽？簡化運動跟公社化、大躍進、文革、批林批孔之類的荒唐運動一樣是一場得不償失、反科學的全民大折騰。這個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過去的簡化字宣傳。

　　從人類文化生態的角度看文字問題

　　在漢字簡化以前已經發生了一場對于中華文化的嚴重摧殘。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和交通便利”，拆毀了北京市的大量古建筑群。梁思成夫婦竭力阻止卻未能成功，成為終身遺恨。

　　德國議會通過決議，決定在三十年內全部撤除所有的核電站設施。他們為了保護生態和環境，寧可舍棄高生產效率，舍棄高代價建成的核電設施，也不愿意損害不可再生的大自然。而我們當中就是有一些中國人，為了所謂的建設效率，不惜犧牲一旦犧牲就永遠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傳承。德國人認定的不是一時一事的高效率，而是萬世不移的高價值。綠黨創始人凱莉曾經說過：“我們也要像保護大自然環境一樣，保護各民族多文化的自然生態”。綠色文化意識則不局限于一個民 族，一個國家，一種語文。把世界的民族之林看作好比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多民族的語文好比是土地上生長的植物。各民族憑借大地上不同區域的氣候、土壤、光照和水文條件，生長出了各種不同形態的植物（語文），千姿百態，五彩繽紛。每一種植物都有在大地上生存的權利。它們都可能遇到病蟲害的侵蝕，受到雨雪風霜的 摧殘，人類可以在適當的時候修葉剪枝，治病施藥，遮風擋雨，但是不宜為了眼前的權宜而砍伐已有的植物，強行移植另一種植物。漢語漢字，藏語藏文，還有其他 大大小小的民族語文，除了漢字文化圈，還有阿拉伯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拉丁文化圈，各自都有它們生存發展的權利。人類分布在地球的各個地 區，享受到各種不同的氣候、土壤、山川、河海的潤澤，各自產生了相應的語言文化，表現出不同的思維習慣和民族特征。人類并不需要斯大林所說的“統一的語言文字”。既然思維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和文化理念都如此不同，為什么一定要有統一的語文？應該互相學習對方的語文，取長補短，但是不必去強求統一。當人類具備綠色文化意識以后，再也不能去人為地廢止某種語言文字，或抑制某種語言文字，反而應該在必要的時候，伸出援手去救援那些受到戕害壓制的語文，讓它們繼續存活下去。美國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說過：“語言即生物”。自然語言和相應的文字是人類文化的創造物。如自然物種一樣，一旦失去，就將永遠失去。漢字不排斥有分寸的改革，以適應現代化；但是1956年的漢字簡化是一場人為的摧殘，傷筋動骨，翦除漢字的遺傳密碼，危及漢字的生命傳承。如果廢止漢字則勢將 危及文化的生命。而漢字簡化正是廢止漢字的前鋒行為。1950年代以來，發生了大躍進、大煉鋼鐵、學大寨、移山填湖、毀林造田等運動，改革開放以后，又出現了為提高短期生活水平，增加經營效益，濫砍濫伐的破壞自然生態的經濟行為。環境的破壞已經通過酸雨、沙塵暴、洪澇干旱、癌癥怪病等方式實施對居民的懲罚。自然生態的懲罚是短期顯性的，文化生態的懲罚可能是長期隱性的。但是造成的文化后果將更加深重。文化斷層、民族裂痕、信息化障礙等等。漢字簡化也是國共兩黨和第三種人們缺乏自信的典型表現之一。漢字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漢字畢竟是最適應表達漢語思維的載體。我們曾經全力批判全盤西化，可是在漢字問題上卻偏偏公開推動了全盤西化。五十年代的中央文件從不諱言：漢字簡化就是全盤拼音化的權宜之計。

　　白話文并不需要跟簡體字拉扯在一起。回顧一下歷史就非常明瞭。五四運動時期，胡適、魯迅、陳獨秀提倡白話文，并沒有同時推行簡化字（口頭鼓吹而已）。白話文順利地發展起來，并不需要押簡化字作陪綁。1919到1956繁體字成功地承載了白話文的一切任務。如今依然貫通古今，跨越兩岸。從六朝變文、唐宋傳奇、宋元戲曲（對白）、明清小說和歷代民歌民謠等口語文學作品以及五四新文學和根據地文學可以看出，漢語的白話化和詞語多音化已經從古代逐步向現代自然推進，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只是臨門一腳，突破了最后的堤防。而相應的漢字，中國人千百年來也已經創造了識繁寫簡的大致規范，即正式文本、書刊文獻、招牌證券皆用繁體，書信、書藝、帳目、筆記可以使用行草簡體。庶幾類似于西方文字的印刷體和手寫體，并行不悖。文字改革只是應該將識繁寫簡進一步規范化、合理化（就是保留和優化正體，將手寫體標準化）；而簡化字運動卻廢除了繁體，改用簡體（少量行草簡體楷化），實際上是搞錯了方向，折騰了民族文化。

　　漢字簡繁的爭議已經超越了文字改革本身，關系到民族文化的決策意識。從梁思成的古建筑爭議到漢字簡化，民族文化已經遭受了重大的創傷，今后建設還將推進，從國家級的大建筑，到地區或城鄉的民族民俗文化遺產，保護、扶植、拆、建、留、修，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化決策，需要科學論證和廣泛集思廣益。少數人倉促決定不行，簡單的多數表決也不行。文化決策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人類學修養。毛澤東、彭真等人欠缺歷史文化保護意識，梁思成、林徽音夫婦只好抱恨終身。從 2008年出現漢字簡繁爭議開始，網上批評簡化字的言論多半都堅持講科學道理，態度比較理性平和；堅持簡化的言論多半是辱罵和詛咒。這類現象或許剛好是文化斷層的典型寫照。1949年十月后出生的同胞基本沒有學習繁體字的經歷，多不了解繁體字不搞同音替代有什么好處，不懂得繁體字修辭和描述的準確性，排印文史論文及其引證的科學性，也不知道簡化字行書楷化破壞了書法之整體美、風格美的弊端，反而以為減少幾個筆畫就是“科學和進步”。在以色列，已經死亡了約2000年的希伯來文又重新復活。這種語文包括22個輔音字母，沒有元音字母，用四個音節字母拼合，估計也不十分簡潔方便，從右向左書寫，但是語音語法和詞義仍然基本符合古義，現在成為以色列官方語文之一，與阿拉伯文意第緒文并列。我們睽違繁體字僅僅五六十年而已，為什么就不能再議，不能重啟？約有2000年歷史的繁體字遭到得不償失的簡化，至今為繁體字正名辯誣的人們連在國內報刊上發言的機會都沒有，網上還有很多非理性的討伐。這個情況終將改變。人們不應忘記，正體漢字不僅歷史悠久，承載了中華主流文獻，而且至今活力盎然，溝通古今，跨越兩岸，馳騁網路，經歷了已逾百年的冤屈，應該抖落世紀的塵埃，重新為民族文化再立新功。

　　注：語言學習關鍵期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指每個人學習母語和外語都有一個重要的高效時期，約從牙牙學語到青春期末，超出了這個時期，學習的效率減低，事倍功半。

彭小明 2015-01-14 14: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