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這43種歪理和不會說理嗎

簡體傳統

1、就是不說理：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么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范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么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一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2、“事實”和“看法”不辨：

“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么。
“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一，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一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丑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你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后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3、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

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復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一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一步。
一般來說，有5種字詞定義方式 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么來定義(字典中一般是這種定義)。(2) 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么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4種方式。第4、第5種定義是最有用的。
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一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于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一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 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崛起”等等都是這一類詞語。

4、“新說法”胡弄：

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一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么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
（勒龐，2005：86）。文革后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斗爭”、“階級斗爭”。“斗爭”是一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斗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后創造的“新說法”有一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奸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

5、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一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一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么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一化了。《不高興》作者之一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6、斷言、重復和傳染：

斷言、重復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并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
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
重復：“如果沒有不斷地重復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重復。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復才在頭腦中生根，并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 2005：102）。
傳染：“如果一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復，在這種重復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于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　(勒龐，2005：103)。
有斷言、重復和傳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復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傳染在作用于廣大民眾之后，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一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扎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么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并沒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恒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

7、套話：

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一整套能適用于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一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
套話是一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并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一段時間里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 83-84）。

8、感情用詞，訴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
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扎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
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么，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一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一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

9、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

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一小撮壞人”反對。
“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伙份份表示：……”、
“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愿。”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0、訴諸于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一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一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干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

11、訴諸于權威：

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后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極度簡單化：

對復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一、膚淺的解釋，并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一句頂一萬句”。
文革時的“一句頂一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道《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
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志》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一個道路，不是別的什么道路，就是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么理論，我們中國在下一個30年、下一個50年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籠統泛論：

這是一種一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環論證：

這是一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

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

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一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系。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一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一起來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一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一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貫正確。”

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么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么不能兩者并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么一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

18、叫你兩頭不討好：

這是一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于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一，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么斥之為狼狽為奸，要么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
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

19、我錯你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布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后，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布了一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一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臟，你也不干凈，我說你不干凈，看你還敢不敢說我臟。
又例如，設置網絡防火墻，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不對網絡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這么做？這是一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

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一定出了麻煩。
文革后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于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
《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于一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欲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你們靠拢。”“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么比較出來的呢？

21、滑坡推論：

從一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一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的結論來自一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
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

22、因人廢言：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樣的人說什么樣的話。例如，
“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么好說的。”有人贊美道，“說得好，有骨氣！！！”
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并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系。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干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里會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你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你怎么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

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干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
有沒有想過，盡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一些？還是更不安全一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干預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好一些嗎？

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一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沖突一無所知，必須是一個十足的無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里，哪里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25、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么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并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26、大膽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于某黨派或者屬于某一階層，屬于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一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程恩富這是在大膽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一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一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并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并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么黨內紀律處分。

27、老百姓的話：

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一種大家都這么說，所以一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一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一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只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你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砸爛狗頭”等等詆毀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斗爭”詞匯，數十年如一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一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

30、篡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一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后。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一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后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
“文革”爆發后，“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癥，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后，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

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干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干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干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關系。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一益，對干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一益。”
還有一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么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2009）。

32、歌功頌德：

這是一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一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又例如，19歲的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一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一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

33、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担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布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系在一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復雜的工作和過程。”
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

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一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

35、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36、耍橫：

你說我不對，我不對你能拿我怎么辦！？你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么道理可說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一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舍關系。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一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

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一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

39、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一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你看，在機場里、餐廳里，大家聚一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嘀嘀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并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贊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如果不立一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盡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担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于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

41、巧用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一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一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

42、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一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游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
這則報道也是一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一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一個，獻身于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涌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干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干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于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

43、數字簡化：

這是一種“你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復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于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么？“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一”、“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于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一天等于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一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一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某教授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一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后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
中國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一派和諧而沒有矛盾沖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一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一下子變成一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說謊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見，會不會說歪理、假話與是否有知識、學歷、學銜、權威并沒有太大關系。當然也不是沒有關系，因為最大的，最有欺騙性的歪理和假話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識、學問，并享有各種權威的人說出來的。
“歪理”是不真的話語，因此是虛假的。假話有三種不同的顏色：“黑”、“灰”、“白”。黑色假話是一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謊言。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問題的實質。例如，火車出事那天確實有雷雨和閃電，但是，說火車出事是由雷雨和閃電所造成，卻未必是事實。灰色宣傳是介于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是一種“半真話”的謊話，它說的那一部分也許是真的，但故意不說或不讓說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內容。今天，說黑色假話的已經不多見了，但不說黑色假話并不就等于是說真話。事實上，假話者的精明和辯才往往表現在既不直接說謊，但也不說真話，也就是說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話。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數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話。有心的讀者不妨對這些例子自行增減、靈活調整、建立相互關系、重新組合整理，總之，只要舉一反三，必能對認識歪理和不會說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