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歷史沉思和未來選擇

簡體傳統

我的專業不是政治學，從學問方面而言，我對政治學可說是門外漢，沒有什么資格來討論政治理論問題。不過我們這一輩中國人都曾被當代中國的政治動亂所苦，象“久病成良醫”一樣，對政治多多少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對政治的關注自然與我曾受到的政治迫害有關。我曾親眼看到中國很多不同政見者（其中有些是原來對政治并無興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覺竟因政治掉了腦袋。這使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為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須懂得中國政治。作為一個還未成年時就寫下“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中國的政體問題，并為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對政治歷史、政治理論、實際政治發展保持著非同尋常的關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與其說是高深的沉思，不如說是這代知識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銳者的情緒和直感。

我將從四個方面討論對中國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與革命的關系。第二是民主政治與經濟制度，特別是私有財產制度的關系。第三是中國政治的種種特點。最后我總結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測。

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讀了很多歷史書。開始我想從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體是如何產生的。洛克的思想對我有過極大的影響。雖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叛逆者，但自從接受洛克的思想，我開始知道革命民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東西。洛克思想是英國大革命的產物，克倫威爾專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舊王朝更糟糕。我讀這段歷史時是一九七二年，當時中國人民中充滿著復辟情緒，大家都在留戀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幾乎與克倫威爾死后，蒙克將軍迎來復辟王朝前英國朝野上下的普遍復辟情緒一樣。按照洛克的邏輯，革命要推翻的是一個暴君，而沒有一個比暴君更集權的力量，卻無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對革命中形成的權威，任何人都再無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會催生革命。這就是“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在英國大革命之后的克倫威爾，自稱共和國執政，但實際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國目前自稱共和國，但卻與共和政體毫無共同之處一樣。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換代，陷入“革命民主主義”的陷阱。而馬列主義政治理論的淺薄之處，正在于它從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退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理論，而這種理論比中國式的改朝換代并不多出什么。這種理論的核心是誰掌權（所謂國體問題，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不是政體本身的真正創新。而洛克、孟德斯鳩的理論的核心卻是設計一種機制來控制“控制者”。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正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淺薄和沒有控制“控制者”這類設計思想為基礎。因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失敗不是一個實踐問題，而是政治設計思想的失敗。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絕

英國光榮革命（實際是次政變）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設計。它在一個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找到了一個擺脫革命與專制的循環，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辦法。光榮革命前，英國實行了復辟，王朝復辟前，國王有個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證不對造反派報復。但他被迎回國，權力稍微鞏固后，馬上大規模報復，把當年的造反派以叛國殺君罪絞死，連克倫威爾的尸骨都不放過。惠格黨（后來的自由黨）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種人運動中的中國造反派一樣）。造反派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革命，二個是忍讓。但最后卻是第三條路，從海外請來了客籍國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趕走了舊國王。這滿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這個條件。但客籍國王不是革命中生長起來的，他在英國沒有根，國會能控制他，趁他權勢未穩，國會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護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變成虛君。然后又有代議制、內閣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兩黨制。托利（后來的保守黨）和惠格黨是在長期內爭中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他們的共存和制衡是整個制度創新的基礎。我當時看這段歷史，忍不住拍案叫絕。這大概是改造專制制度以進行制度創新，擺脫專制的革命循環，走向長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這個例子對中國有意義，而美國在英國民主制度的基礎下發展民主制度的歷史對中國意義不大，因為中國不是像美國這類“沒有歷史的國家”。所謂政治設計的成功就是說，實際執行的結果與設計的預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一樣，以民主為目的，而以專制為結束，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設計。不能說某些人掌了權，實現了改朝換代，就算成功了。其實從改朝換代的意義上，中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設計都不成功，因為很多開國功臣都因他們創立的政體的致命缺陷而人頭落地。
盡量維持上層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體中控制“控制者”的結構說來極為簡單，既然我們認識到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們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所以三個平等競爭的野獸（兩黨或是三權分立）就是民主，而一個“圣人”卻是專制。這個道理雖簡單，但實行起來卻不易，因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英國光榮革命前夕，長期互相迫害的兩大派之間就出現了這種誰也吃不掉誰的均衡局面。它就是兩個魔鬼平等競爭（民主）的條件。

所以作為民主主義者來說，實際的謀略就是盡量維持上層各派的均衡，譬如說***比國民黨大了，就要支持國民黨，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優勢，就要支持他的敵對派。一九四九年民主黨派犯的錯誤就在于***過于強大時，他們不去支持國民黨。其實當時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黨派領袖看到了這一點，認識到對***一邊倒會為專制制度創造條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實質當時還遠未被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認識，他們以為民主是一個圣人（***），而不是兩個魔鬼（國共共存）。中國知識分子喜歡附和強權去歧視弱者，這個傳統也應對一九四九年一邊倒局面負責。

我后來細細咀嚼，發覺有一些更大的歷史背景比“光榮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個是英國的小國會、小憲章這段歷史。英國的小國會實質是諸侯會議，很有點像中國的“春秋五霸”的諸侯會議。也就是說英國歷史上有封建諸侯權勢超過國王的傳統。王權的衰落、封建制度的發達，以及沒有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是小國會、小憲章（實際上是各諸侯限制王權的條例）和后來的民主制度的基礎。換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為基礎的。如果王權發達，用中央集權制代替了分封制，則民主制度極難生長起來。正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制發達、早就廢止了封建制度的國家，很難產生小國會這種制度一樣。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參政，而是社會上層階級內的多元化。英國革命的歷史說明，人民革命只會產生暴君，而革命產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國這種已有英國民主傳統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說菲律賓是革命產生民主的例子，而實際上菲律賓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變而已，政變也是在美國壓力下上層推行的民主化政策過程中產生的。這與中國式的革命（改朝換代）實在是天隔地遠。所以我相信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革命只會產生暴政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譬如說，我們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有征服他人、損人利己的惡性這一條，對“暴君”和“人民”同樣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會分為不同的派別，互相斗爭，既然推翻暴君可行，為什么打倒敵對派別不行。“人民”會用對待暴君的辦法互相殘殺，直至剩下一個新暴君為止。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經歷這個過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無數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殘殺，剩下一個大土匪（新皇帝）。最后人民體會到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些，“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像不像法國大革命后“熱月政變”時的“秩序黨”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來聯盟的觀點？）因此新朝代會鞏固一段時間。辛亥革命這種以民主為目標的革命一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一旦革命發生，只有列寧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癡才相信這種革命會產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專制行不通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假設有可能出現孫中山這類人，利用革命推翻了專制制度，為民主打下了意識形態和憲法基礎，使國民黨“訓政”下長大的人，從小就知道政黨自由、五權分立這些東西遲早是要實現的，所以雖然要經歷兩代人以上的動亂，民主政體終會來臨（像臺灣目前一樣），那么用革命來改變大陸專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〇年代末，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劃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我當時被關在監獄里，革命情緒可說是到了頂點，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參加反對當局的革命黨的。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完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最優秀的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政治家被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我想起這些被殺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們中不少是我的獄中好朋友），開始體會到他們的一種判斷，即社會現代化過程已使傳統意識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當時一些親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秘密政黨活動中都密切注視在南美搞革命活動的古巴人格瓦拉。他們認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在專制國家發動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盡管他們的政治目標與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馬列主義理想，而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卻企圖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徹底失敗了。很多人總結失敗的原因，與現代化的通訊、運兵手段的發達極有關。譬如在現代化鐵路運兵的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報紙、電臺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社會輿論，像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一樣，餓死近二千萬人，而人人都以為是“形勢大好”，自己看到的災難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于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原則上說，在現代化條件下，如果沒有國與國的戰爭，沒有上層階級內的大規模沖突或類似代理人戰爭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像武昌起義一樣）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參與了政黨活動，是因為有一點還不清楚，即像文革這種上層內部的大規模沖突是否會提供革命的機會。但這些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人后來認識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養起強烈的反革命情緒。文革不但沒有為改朝換代創造條件，相反卻為防止改朝換代、鞏固***的政權起了與預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說，人民自從大躍進以來對專制政體的不滿在文革中發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無疑。在毛澤東短期內允許變相政黨自由的條件下，人民一轟而起，互相殘殺。大家又多了一個念頭：一個大土匪比多個小土匪好得多。批舊和反革命情緒油然而生。這種情緒在極左路線的口號下成為鄧小平政權最強的政治王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今天利用上層沖突觸發革命的機會比以前要小得多，這是文革的積極后果之一。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

留戀一個“大土匪”的情緒是中國人一種有歷史傳統的錯覺。多個“小土匪”如能和平競爭（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國或多黨），自然比一個大土匪好，但這種和平競爭的局面在中國出現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專門寫本書。原因之一是上層內部的多極平等競爭不發達和缺乏穩定的結構。結果往往給革命和改朝換代以可乘之機。最上層權力太大，中層和上層內部沒有分封制，又不能像歐洲多國制度及現代紳士階層等結構來制約中央的權力。歷史的發展，極大程度上是靠碰運氣，誰說美國人不是因為走運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會延緩民主化進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延緩了幾代人時間、俄國革命使蘇聯的民主化遙遙無期一樣。所以防止革命對于今天中國的改革仍是現實和重大的政治問題。

如果有人問我：若是中國今天發生了武昌起義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辦？我的回答是：我就會離中國遠遠的，躲開革命中的中國。我本人就是文革后的反革命情緒的代表。我在監獄里結交的很多好朋友卻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愛他們，但***革命卻把如此高尚的人變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親被逼自殺，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謂“偉大的人民”在革命中會如何行為；我知道革命會用迫害政敵的情緒毒害全民族，那時誰都會無法控制這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專制制度的基礎。正像***幾十年迫害政敵（包括他們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都是以迫害國民黨人的合法性為基礎一樣。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著很多親近***的人。有人會說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體，就會避免這類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國的南北戰爭中，代表民主的北方勝利后，迫害南方的情緒勢不可擋，一時誰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錯”案。有個錯案直到百多年后卡特當政時才昭雪。要不是老約翰遜總統后來力挽狂瀾，與這種迫害南方領袖人物的情緒對抗，美國也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換代并不那么燦爛輝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國***并不從理論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傳統”，坐過***牢的人都會發現，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與***一模一樣的意識形態，企圖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許許多多這類“反革命犯”都是ZG革命意識形態制造出來的。年輕知識分子毫無政治知識，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這個偶像，這都是革命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專制政體最可悲之處并不是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識形態也專制化。因此革命只會復制專制，而這又成為當權者鎮壓人民的理由，可悲之處就在于這種鎮壓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總之，革命和改朝換代根本不像史書上說的那樣燦爛輝煌，對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著生靈涂炭，意味著人的征服心、損人利己本性的大發泄。

另外，我想強調，我對革命和專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從一種功利主義立場出發，而不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我是太渺小的個人主義者，我害怕專制和革命帶給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個不關心功利的歷史學家，我會說，專制制度，革命的歷史地位卻是件比功利遠為復雜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蘇聯的集權制度是所有政體中離民主最遠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權國家組成，則對人類歷史發展最有意義的格局是，一百多個國家試驗各不相同的政體，包括最壞和最好的。因為不經試驗，人們根本無法判斷效果（好、壞）。這個過程中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對歷史的意義也許最大，因為此國人民受盡苦難，卻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寶貴的信息。何況最壞的政體也許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點），正像蘇聯制度在制造人造衛星方面就曾給美國以制度創新的啟發。但作為一個功利主義的中國人，真不希望這個試驗最壞政體的國家就是中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好壞不能看短期，壞到底，也許會出好東西，所以在一個長歷史時期內（譬如一千年），有許許多多的政體在持續不斷地試驗，這是對歷史學家極有意思的格局，但對我們這類渺小的功利主義者，意義卻不大。從信息論的角度而言，對歷史后果不輕易下結論，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試驗機會是會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個被試驗政體下的人，我最關心的卻不會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個人的幸福。

外國歷史值得借鑒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體的人，自然會用法國大革命來反駁我關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個專制政體成功的概率幾等于零”的觀念。法國大革命制造了徹底的改朝換代，雖沒有代議制，但卻產生了一個“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侖。正好，拿破侖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歷史人物。

試想想，有誰能一槍不發地征服一個與他為敵的政權。而拿破侖百日復辟時正是帶著少數隨從，一槍不發的走到巴黎，沿途，與他敵對的軍隊當他走近時，都高呼“皇帝萬歲”而倒戈。拿破侖曾創立科學院制度、現代大學制度、整個大陸體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在拿破侖法典中“像數學邏輯一樣嚴格建立起來”。被黑格爾這種知識分子真心崇拜，稱為哲學理性在地上的代表，這種君主實在不多。拿破侖臨死前曾聲稱：“我用以傳之萬世的，不是我的政績和武功，而是拿破侖法典。”顯然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體，而是保護私有財產和確定陪審制度的成文法。法國革命后，幾經改朝換代，直至世界大戰時從來沒有真正確定民主政體，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侖法典奉為圭臬，不敢變動。革命后真正被鞏固了的是拿破侖確立的私人財產制度和法律體系。

法國的歷史，與香港、臺灣、南韓等東亞現代社會，都說明私有財產制度是比民主政體對現代社會更根本的東西。只要有完備的法律和私有財產制度，不是民主政體也無關大局。

英國的“光榮革命”的另一個大背景是，英國歷史上對私有財產權處理的傳統。中國歷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沒收私人財產。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賈富過王候”，則意味著他的政治壟斷地位將受到挑戰，對這種挑戰的敏感往往是對改朝換代危險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來也喜歡用這句子提醒毛澤東對***朝代之威脅的警惕）。所以，中國多數朝代不允許獨立的商人富過王侯，太富了，就要“國有化”，就要“共產”。這倒很象今天的***。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設性的，不象“無產階級造反”、農民造反那種純粹的改朝換代。而英國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貴、大賈，經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國王打仗必須屈膝向他們借錢，私人財產是不能隨便充公的。這種借錢中的沖突正是英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只有新的中產階級的獨立經濟勢力超過了政府的權力，政治變動才有產生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否則政治變動幾乎完全等于動亂或改朝換代。國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種烏托邦，而且是種欺人之談。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國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是可以被證明的另一種假說。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財產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的發達，使社會上層結構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個有管理社會能力的企業家精英階層。現代的激進主義是種中產階級現象，而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與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激進主義是性質很不同的。中產階級的激進主義往往表現出互利性，其關心的重點是政體，而不是改朝換代和國體等等與損人利己的征服心有關的事。資產階級與當權派的競爭更接近上層內行的競爭，而不象農民起義這類外行競爭。

二、私人資本主義的發達，可以使社會的“仕途”（知識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經商可能比當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戀權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減少了。中國很多改朝換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來的。中國也極少有自動讓權的例子。這都與私人財產制度不發達有關。
三、沒有發達的私人財產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和政黨。正象我敢在這里講一些真正獨立知識分子的話，是因為有私人基金會資助我來美國一樣；如果在中國，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獨立的地位。大陸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也不得不附在“***這張皮上”。在這種國有制占優勢的情況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會有超過中國歷史上“清議”政治的水平。中國曾經有發達的清議政治，士大夫被鼓勵針貶時弊，為民請命。但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這種“人民”是種偶像崇拜，是當權者壟斷政治的一種玩偶。正象ZG最喜歡用“人民”這種偶像崇拜來推行其政治運動一樣。

四、私有財產制度具有將政治動亂與經濟活動隔絕開來的作用。美國大選時，政治機器會有短暫的停頓，但這并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轉；而中國文革中的變動，對經濟影響極大。仔細觀察中國的人，會發覺工業生產最糟時是短暫實行變相政黨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產效率最高的卻是專制暴政最厲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種怪現象，勞改隊的生產率比同等條件的國營單位要高。也就是說，國有工業制度的確要與專制政治相配合。在國有制條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過中國人是聰明絕頂的民族，文革政治動亂中，江浙南方一帶發展出一種發達的半私有經濟制度，以溫州、常州、無錫為代表。很多農民和企業家，利用文革國營經濟癱瘓的機會，發展出一種準私有經濟。他們從物物交換式的市場做起，發展出一個計劃控制之外的發達的私人經濟市場。這種市場倒很適應文革的“大民主”氣候。不管政治如何動亂，它照樣發展。

私有制能順利走向民主

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那怕是***統治下，他們都有本事發展出私人資本主義來。正象學大寨運動中，有些生產隊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產量激增，還得了農業學大寨的紅旗。中國人長于與政治權威妥協，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派工夫實在到家。上海是另一個例子。“四人幫”用專制主義辦法經營上海的國營經濟，相當成功。而上海經濟卻很不適應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國營經濟與專制政治有某些內在聯系，這種關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變得了的。

廣東也是一種例子。廣東私人資本主義目前已相當發達，在廣東就沒有北京那種空洞的政治熱情，廣東的學生就不鬧事，也沒有革命情緒。更不喜歡那些奢侈性的知識分子頭銜。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換代的威脅，實在是***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為等級的“知識分子政策”之類的（知識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類）“民主”政策，結果是既討不了知識分子的好（因為這種政策不會多產生出住房、汽車），又會激化革命情緒。

以私有制為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臺灣。臺灣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于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員高，天天在議會罵政府。而在大陸，政府吞吃了整個社會，獨立于政府的中產階級或社會幾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奢談民主是很危險的，因為根本沒有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果只是想欺騙輿論或粉飾太平，那還談不上危險；如果真想試試民主政治，搞不好就會引出動亂和改朝換代來。因為若沒有獨立的中產階級，則“人民”是不具有建設性、很危險的改朝換代的政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