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0日在山西大學商務學院的講座提綱

   一、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什么要聯系世界的歷史發展？

1911年辛亥革命的發生，不僅是中國社會自身矛盾發展和激化的表現，還有著明顯的國際背景，與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對中國的影響密不可分，是世界潮流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掀起的一場政治大革命。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國的國門越來越被打開，隨著西方國家的商品越來越涌入中國市場，西方國家的商品、文化及其政治制度對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繼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之后的辛亥革命，固然同國內的階級和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直接相關，但也是西方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強化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這種影響，萌芽于夏商周、建立于秦始皇并且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皇權至上和君主專制不可能被廢除，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也就是“中華民國”不可能建立，而只能是兩千多年來一再重復的那種王朝更替。
因為，兩千多年來在以孔孟之道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里，從來就沒有“民主”、“共和”這樣的思想基因，這些思想都是鴉片戰爭之后從西方國家逐步傳播到中國來的。鴉片戰爭失敗是中華民族的巨大屈辱，但這場戰爭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現實狀況，將中國被迫地卷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潮流中來了，這大約也是“因禍得福”吧。
馬克思、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黨宣言》里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它“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就面臨這樣的命運。
對于中國在世界文明影響下必然要發生的政治革命，馬克思曾作過非常精辟的預見。他在1851年寫的一篇文章里說：“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到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馬克思的這個預言，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
既然辛亥革命的發生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緊密相聯，那么，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就應該了解100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狀況，了解100年來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這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對當代國人肩負的中華崛起歷史使命，都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孫中山在100年前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在，這個道理仍然適用。

二、辛亥革命后100年間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是什么？

辛亥革命100年來，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社會思潮及國家制度主要有四種。他們性質不同、作用不同、發展軌跡不同，歷史命運也截然不一樣。
第一種，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對傳統資本主義進行改良的思潮及其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率先推行社會改良政策，1935年美國又開始實行羅斯福“新政”。他們的主要做法：1、發展工會，協調勞資關系；2、廣泛推行社會保障制度；3、用政府“有形的手”補充市場“無形的手”；4、企業股份化，所有權社會化；5職業經理階層取代資本家的管理權力。這些措施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因素和色彩，在相當程度上緩解和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病，大大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此，王震80年代初訪問英國時曾大加贊賞。他說：“你們如果再有共產黨的領導，那就是共產主義了”。
第二種，以西歐、北歐許多國家社會黨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及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在經濟上發展市場經濟，在政治上實行議會民主，在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在社會上推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計劃。這種思潮和制度的長期推行，已經將歐洲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逐漸變革為統一貨幣、統一議會、邊境開放、和平發展的區域經濟政治聯盟。這是世界經濟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大創新，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真理性的實踐證明。
第三種，以德國納粹黨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及其制度。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納粹”乃“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的音譯）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和以恐怖手段作后盾的獨裁專制，對內搞種族迫害，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給人類帶來嚴重災難，很快就被世界歷史所唾棄。
第四種，“蘇聯模式”的所謂社會主義思潮及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在經濟上實行全面國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領袖集權，在思想文化上搞輿論一律、壟斷意識形態，在對外關系上輸出革命，搞冷戰對峙。這種模式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和基本人權喪失殆盡，而執政黨的領導集團則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成為社會的特權階層。這樣一來，黨內國內的政治危機越來越加劇，最終在1991年以亡黨亡國的“大失敗”而宣告結束。
縱觀世界歷史在辛亥革命100年來的發展，明顯地表現為三大趨勢：
其一，從戰爭與革命走向和平與發展。在這100年中，前50年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許多國家發生了暴力革命和政權更迭；而在后50年里，世界上只有地區性的局部戰爭，處于相對和平的發展狀態，特別是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促使世界歷史跨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發展新階段。
其二，從專制與野蠻走向民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是兩種根本對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形態。以國際公認的“通過公正、誠實和定期”的選舉”選出國家政權機關及兩個具體指標（一是是所有候選人都可以自由競爭選票，二是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參加投票）來定義民主，可以看到，辛亥革命100年來，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越來越高漲，民主國家越來越多。僅在1972年到1990年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就從44個增加到了76個。從1991年到2010年，世界上又增加了40個民主國家，總數達116個之多。如果把像俄羅斯那樣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政黨競選但一黨獨大、沒有真正反對黨的“準民主國家”也算在內，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還要多出不少。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北非和中東地區的一些專制政權相繼垮臺，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又增加了好幾個。100年來全世界的民主發展浪潮，的確是一浪高過一浪。
其三，從資本主義獨霸天下走向社會主義愈益發展。資本主義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的基本訴求，就是要將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轉交給社會，建立“個人所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占有的社會化。辛亥革命100年來，無論是英國和美國推行的社會改良，還是西歐和北歐社會黨執政國家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都在生產資料占有社會化、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此外，從對國家機器的態度來看，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機器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不得不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必須由社會對其進行監督并將其逐漸收回；國家占有生產資料，只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起點”。
100年來，歐美各國在制約國家權力方面成效顯著，像猛獸一樣的統治者“被關進了籠子里”（小布什語）。但是，蘇聯模式將國家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主體乃至“高級”形式，明顯背離了生產資料占有社會化的社會主義大方向。由執政黨壟斷的國家權力，也根本得不到真正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這種逆歷史潮流、逆人民意愿的制度和模式，必然要被歷史所淘汰。蘇聯模式的“大失敗”，從反面證明了違背社會發展規律者必然要遭到歷史的懲罚。
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趨勢，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黨特有的“專利”。看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不能看他喊的什么口號、打的什么招牌，而要看它是否在促進生產資料占有的社會化，是否在維護和實現普通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卡扎菲時期的利比亞號稱“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實際上卻大搞家族統治、財富壟斷和恐怖恫嚇，甚至用飛機掃射游行示威的民眾，這哪有一星點兒“社會主義”氣味？
總之，盡管辛亥革命100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艱難曲折，但就總體而言，生產資料占有社會化的趨向越來越明顯，普通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越來越得以維護和實現，這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客觀事實。而與此歷史潮流背道而馳者，如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之流，已經并將繼續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里。

三、怎樣看待辛亥革命100年來中國的歷史發展？

辛亥革命100年來，中國的歷史發展大體上呈現為一個“W”狀態。
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國，這無疑是一個很好、很高的開端，但此后的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和軍閥混戰，顯然是走了下坡路；
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的30年間，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盡管幾經曲折，但總體趨勢是向上的，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不是完全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的基本統一（不是完全統一）；
但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由于執政黨指導思想發生明顯偏差，沒有切實執行作為建國大綱的“共同綱領”，而是按照蘇聯模式搞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進而又發生了“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左”的嚴重錯誤，將中國歷史發展一步步地推向了災難和低谷；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堅決糾正執政黨長期以來在指導思想上“左”的嚴重錯誤，開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中國歷史又重新呈現為蒸蒸日上的發展趨向。不過，30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顯著弊病，也積累了愈益嚴重甚至達到惡化狀態的社會矛盾。如果這些矛盾在較短時期內得不到有效緩解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很有可能面臨又一個向下滑行的歷史拐點。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三民主義的主體內容，一是“爭取中華民族真正自由和獨立”的民族主義，二是“使人民真正管理政權”的民權主義，三是“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來改善民眾生活”的民生主義。辛亥革命迄今100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中國人民為完成這三大歷史任務而不斷探索和奮斗的歷史。100年來，這三大歷史任務完成得怎么樣呢？
在民族主義方面，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同時，中國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并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進一步實現了國家在大陸地區的完全統一。這表明，“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欺侮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三民主義關于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
在民生主義方面，1949年迄今，盡管執政黨在指導思想上有過“左”的嚴重失誤，致使人民生活曾經非常困難，但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由于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1990年基本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2000年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近10多年來又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現在，雖然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很嚴重，普通民眾在就業、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困難，但就總體而言，近30多年來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改善無可否認。從一定意義上說，孫中山當年提出的“改善民主生活”的歷史任務，現在也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在民權主義方面，較之于“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歷史任務業已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成就，“民權主義”所面臨的形勢依然相當嚴峻。“主權在民”和“權能分立”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的重要原則，這兩個原則要求國家的“政權”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權”必須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人民選舉政府并授予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項“治權”，以人民的“政權”來管理政府的“治權”。只有人民切實掌握了“政權”，政府有效行使了“治權”，“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令人遺憾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旋即被復辟帝制、軍閥混戰的亂局所淹沒。1927年以后蔣介石實行的“一黨專政”，使得“中華民國”成了徒有其名的空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相繼制定的四部憲法均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迄今為止，憲法賦予人民的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各項政治權利，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遠沒有得到真正履行；作為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機關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只是一種程序性、儀式性的“橡皮圖章”，在實際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這表明，“使人民真正管理政權”的民權主義歷史任務，現在仍然非常嚴峻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能否盡快完成這個任務，將直接決定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列寧說,對偉大革命的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完成革命提出的歷史任務。我們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應該順應世界歷史潮流的發展大趨勢，把辛亥革命已經提出但迄今尚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來。孫中山在臨終前的遺囑中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繼續努力”。他這一句話，也是對我們現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諄諄告誡和強烈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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