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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4年12月12日，我想起了2002年6月27日，我在北大上最后一課的情景。上我那個課的有幾個人在這兒，當時我上課的時候有邵燕君送的花籃，上面寫著“魯迅北大”。上完課以后北大的網上立刻傳出了600來個帖子，中心意思是錢老師“一路走好”。

我最認同的其中的一個帖子，它說錢老師該說的已經說了，愿意聽的也聽了，不愿意聽的也就不聽了，也不在乎了，也該退休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客觀的一個敘述。今天的會也使我想起了這段話，就是我該寫的寫了，該愿意看的也看了，不愿意看的他也不看了，就應該告別學術了。當然具體來說要說告別，是告別學術界，而不是告別學術。

著名學者、作家錢理群先生

中國的當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長

實際上，我這些年，特別是最近兩年，我是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準備收手。我今年做了幾件事情，出版了幾本書，都是收手之作，一本是《我的家庭回憶錄》，就是我對我的家族做了一個交代。

我的家族背景非常重要，包括解志熙（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批評的精英意識，可能跟家族有關系的。如果我不到貴州去，可能就不會有什么平民意識，因為后來的經歷就是一個張力，如果按照自己本身的自然發展可能是更強的精英意識。

我今年出了一本書叫做《中學語文教材里的魯迅作品解讀》，這個是我對中學、小學語文教育的告別之作，我特地把這本書送給了將近一百個第一線的中學語文老師，在給每個人送的書里都寫著這樣一句話，“這是我最后的服務”。

剛才大家談到了我參加社會運動，我把自己參加社會運動包括教育改革，定位成一個服務的工作，因為我不在第一線。所以這是我最后的書。我還說了一句話，在我可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以后，我就把我最后的祝福送給仍然堅守在崗位上的老師們。

剛才很多老師都談到了我跟青年的關系，實際上我也準備和青年告別了。今年我寫了兩篇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文章，是專門寫給青年的，一篇就是在網上正在熱傳的，我對韓國青年的一個演講，介紹當代中國青年的新動向，我所看到的當代青年的新動向。我介紹了當代青年內部的一些討論，他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在我看來當代青年，一部分青年——當然是我所接觸的有限的青年——他們正在有一個新生活運動，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結論是中國的當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長。而這一點恰好是我們的成年人，包括我們知識界忽略的，所以我要向中國的知識界，甚至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當代有一部分的青年，他們正在按自己的方式在尋找自己的生存狀態。

我常說，如果我們往上看，看知識分子會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邏輯走。所以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我看到了這些青年，知識界都沒注意，我要寫文章。

另一個我有一個演講《青年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我提了一個我想到的很有趣問題，在座的青年人，未來的50年、40年你們將遇到什么問題？

我能想到的是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人和自然的關系，這是未來幾十年時代主題詞；一個問題是對于人類文明的全面反思；再一個問題是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我們想象不到的問題。

我意識到這三個問題是未來青年遇到的問題，但我只能提出問題，我無法解決，我通過這兩篇文章向世界、向中國介紹青年，我先把認識到的問題講出來，我覺得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我發現我已經不理解當代青年了，對60后、70后我有點理解，80后多少有點理解，對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新時代，我們體驗到了網絡時代青年的選擇，網絡時代青年的選擇是我們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們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評他、提醒他，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師的角色，我必須結束，因為我已經不懂他們了。實際上所有青年人都處于一種困境，你治他嗎？你批評他嗎？年輕人根本不聽你的，你顯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觀察。

在當下中國不會有多少讀者，我某種程度上是為未來寫作

所以我最后一件事是要編一套志愿者文化從書，把這個書再獻給當下青年，我跟青年的關系也就此結束了，也就是說我今天講了三句話：

第一句話，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階段對中國的教育界、思想界、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已經結束了，是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

第二句話，但是我仍然有事情要做，我并不悲觀，因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只不過我比較自覺，所以我現在的任務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我這里也不妨宣布，我跟很多人說過，我還要寫八九本書，其實大部分書我都寫了一半了，我原來計劃80歲以前寫完，也就是還有四年，現在我聽了大家的意見，很多人也勸我放慢一點速度吧，未來的十年，從75到82、83歲的時候，我把這幾本書寫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

因為我這個人有個特點，我不寫作可能就沒命了，我可能完成這八九本書以后還要寫作，但那個完全是一種自我的表達，我自己很清楚，我做的包括已經寫的書和還沒寫的書，在當下的中國不會有多少讀者，我某種程度上是為未來寫作。什么意思呢？未來有一段時間人們會關心我們這個時代，就像我們現在關心80年代、關心五四時期一樣，我要用我的寫作告訴未來的讀者，在2014年這一段時間里面，還有另外的人有另外一種思考。總而言之，我現在越來越傾向于為自己寫作、為未來寫作。

最近我要做一件事情，我本來要出八本書，現在在寫第九本書，有一個朋友要我寫一個“錢理群自述”，我要寫一個《我的精神自傳》的姐妹篇。在專業范圍內我有六大研究，一個是文學史研究、一個是魯迅研究，一個是人的研究，一個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一個是民間思想史的研究，還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研究。

在專業之外，我有“五個關系”，第一“我與北大”，我剛寫完我和北大的關系，背后有許多關系；第二“我與過去”；第三“我與青年”；第四“我與中小學教育”；第五“我的時事政治評論”。

我把自己定義為“五四之子”，當然“五四”也很復雜，我講的對我影響深的是周氏兄弟，而且這之間是一個張力。但是就我個人的性情、立場和追求來說，應該更接近魯迅。

大家讀過《周作人傳》，那個是我個人和周作人的一個文體對話，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我自己經常拿起來讀，自我欣賞。我昨天還在讀，一邊讀一邊很陶醉，在我內心有一個角落。但我的主要資源是魯迅，剛才很多老師談到了，它實際上是“五四左翼”的發展，必然是要說到的。我多處講到，魯迅、毛澤東是我的兩個精神導師，這不是隨便說的一個東西。

我也總結了一下“五四”對我重要的影響是什么？一個是“五四”提出的利人的信仰——這是我的信念——講信仰這個詞有點太大了，我的信念是魯迅說的個體的精神資源。另一個就是“五四”給我的四大價值觀，我說過“五四”有四大發現：第一個是對婦女的發現；第二個兒童的發現；第三個是以人民為主體的下層階級的發現；第四個是大自然的發現。

你們看過我各種價值判斷，我覺得做魯迅研究都有這個特點，做魯迅研究就會對婦女問題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的價值判斷，對婦女、對兒童、對于底層的平民，對大自然那樣的一種向往有一種關懷，也可以說利益上形成我的價值觀。所以我在很多場合都說，我的作品有兩類，一類是寫出來的文字的東西，那表現了我的人和社會的關系，但是我和自然的關系是以我的攝影作品來表現的。所以有人到我家來，我最得意的是讓他看我的攝影作品，攝影更能表現我內心世界另外的方面，跟自然的關系。

實際上魯迅和周作人的很多層面我進不去

因此，我可能屬于啟蒙主義知識分子，但這個啟蒙主義比較復雜，大體上有兩個階段。

在1980年代，主要是由于對革命的后果引起的反思。到了1990年代以后，我對啟蒙主義的態度是有變化的，更加復雜化了，用我自己的話來說是堅持中的質疑，堅守中的質疑，質疑中的堅守。

我仍然要堅守啟蒙主義，但我對啟蒙主義有很多質疑，看到啟蒙主義可能帶來的陷阱，以及很多很多的問題，是一個既堅持又質疑的一個更加復雜的啟蒙主義。但就整體而言，可能還屬于啟蒙主義的范疇。

我的價值和我的局限就在這里，但是我自身又面臨一個非常巨大的矛盾，且不說啟蒙主義本身是有局限的，我跟我的研究對象之間有巨大的矛盾。我的知識結構、我的研究對象和魯迅相差太遠，不是一般的遠。

我的“五四”資源本身又為我自己構造了局限，我很多場合都說過很多人對我的三大批評，第一不懂外文，第二古文學得不好，第三文字寫得不漂亮。某種程度上這三大弱點在我同代人身上也有，別人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不同程度地做了彌補，我當時已經是40多歲了，再去讀外文，再讀古文就沒這個精力了，所以我就采取了放棄的方式，現在看來我這個放棄有點過頭了，我可以向大家坦率地說，我是不讀古文的，我也不看任何外國理論，這和在座各位差距非常之大。古文不是說一點不看，我看一點點，還有一些外文我一看就糊涂。這樣一種不讀外文，也不讀古文的學者，他的資源非常局限，本來魯迅資源就有問題，大家談的很多問題跟這樣一個習慣有關系。

我對“五四”的理解，對魯迅和周作人的理解是從我的經驗出發的，從我的自我生命和歷史經驗出發的，不是從精神資源出發的，這恰好構成了我的弱點。我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資源完全不熟悉。我沒辦法用資源來解釋，我只能從我的經驗、從我的生命來介入，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缺陷。

另外，我那個主體式的投入既是優勢也是問題，我對魯迅的東西比較熟，我對魯迅和周作人的理解有兩面，一方面 當魯迅和周作人生命的某些方面和我的生命相契合的時候我能進入，而且進入得相當深入。另一方面，我沒有達到的境界，魯迅周作人達到了，我就進不去，這是我對魯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致命的弱點。我號稱魯迅、周作人專家，實際上魯迅和周作人的很多層面我進不去，不是我不愿意進去，知識結構的問題背后是個精神境界的問題，不是純粹的知識的問題。

我的一生一路走來收獲了兩個東西

我其實有很大的野心，也是我對知識分子、學者的理解。我一直在呼喚創造一個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批判力和解釋力的理論，我很想做到這一點，但是很難。

我最后還想寫一本書，估計不行了，力不從心。實際上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因為我知道我學到這個份上再跳一下就能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但是跳不上去，這是非常痛苦的，而這個誰也怪不了，我覺得我已經夠努力的了，這是我的時代的限制，使得我在知識結構和精神境界上存在著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這就使得我本來可以攀登更高的高峰，但是攀不上去，這種力不從心的痛苦是別人很難體會的。所以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因為和我心目中的標準有一個差距。

另外我精神氣質上的根本問題，使我不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精深的學者。我有很強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氣質，這個英雄主義、浪漫主義是從毛澤東來的，顯然是革命時代的東西。這也可以說是我的優點，同時是我的問題。確實我的思維非常活躍，有一個很強的想象力，有一種很強烈的創造欲望。我老覺得前邊有東西在呼喚著我，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我這個研究從好的方面來說是開拓性的，確實開拓了不少領域，但從另一個角度，我缺乏耐心，缺乏一個學者應該有的耐心，來做更深的、更精的研究。

在我研究魯迅周作人之后，很多人都勸我，老錢你把魯迅、周作人研究到底了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但我的知識結構、精神結構差不多了，進不去了，周作人研究到此為止了，再做做不了了。另一個原因跟我老想開拓一個新的領域，我是屬于那種類型的學者，一旦開拓領域，開一個丟一個，開一個丟一個，不可能把學問做得很精深，做不到，我內心做不到。這樣我的研究面鋪得太廣。

所以我總結我的學術可能比較大氣，但是精細不足，還有個問題，老是有一種想象，有一種大的東西在誘惑著我，容易把問題簡單化，忽略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我老是要搞新的東西，使得研究顯得非常粗俗，可以說容易被別人抓住小辮子。

我有一個對自我的形容，對我的面貌有一個形容，我這個人很有特點，別人一見到我就不會忘記，但是我衣冠不整、蓬頭垢面，有太多的毛病。不像個學者，和人們想象中的學者相距太大了，這是我的精神氣質上所帶來的，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另一面呢，我確實有極強的，不是一般的政治意識和社會關懷、理想責任感，這可能也是“五四”的影響，可能更是革命的影響。所以我身上有一股野氣，可能我是最早對學院派學術提出反省的人。1980年代，我當時的目的就是進入學術體制，讓學術體制承認我。最后雖然有很強的社會關懷，但是我都壓抑著自己，對1980年代的學術運動我是一個旁觀者。

當學術界承認我的時候，我就發現學院體制對我的束縛。我的覺悟在1997年，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我想罵人”，我覺得學院這一套體制對我是一個束縛，我想像魯迅那樣樂就大樂，笑就大笑，我受不了學院這一套東西，我非常怕學院讓我遠離民眾和現實，這是1997年做出的決定。緊接著參加北大的運動，有很多事情是從1997年想罵人開始的。

參與社會實踐當然使我獲得一種價值，但另一方面就使我陷入了時代的和政治斗爭的漩渦和中心區，而且至今沒有平息，這樣的選擇可能獲得了可以評價的一些價值。但另一方面可能對我學術發展有影響，我現在最大的苦惱就是我成了公眾人物。我今天帶來兩本書，兩本專門批判我的書，批判錢理群的專著。

總而言之，我覺得現在這次會不但對我個人來說帶有標志性，標志著我的人生將有新的選擇、重大的變化。我從去年開始就在逐漸地醞釀，要開始過半隱居的生活了。退出我原來參與的各種界，中小語文界、青年運動、社會運動，以及學術界。把最后的時間留給自己，留給我的家庭，過更平靜的也更本色的生活。當然我的本性是不會脫離現實的，幸而現在有網絡，我隱居還可以通過網絡獲取各種信息。

我剛才說我正在寫一本書錢理群自述題目叫《一路走來》，我的一生一路走來收獲了兩個東西，一個是收獲了有缺憾的價值，我認為我的學術和教學是有價值的，這一點我有自信，但同時這是有缺憾的價值，我也很慶幸。另一個是收獲了豐富和痛苦，我還會繼續走下去，然后還會一路走好，還是回到開始說的話，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完了，謝謝大家！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