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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恒均

26年前在復旦大學讀書時，我被分配到“留學生”樓，同一位來自丹麥的留學生柯馬思同居，就此結下了我們長達26年的友誼。日前，他帶著一家五口故地重游。我陪同他再次走過26年前散過步的路，重返26年前流連過的地方——從五角場到南京路，從外白渡橋到和平飯店，許多塵封的記憶也隨之復蘇……

聽到最多的是馬思對中國變化的贊不絕口，我嘴上不說，可心里由衷地感到驕傲。馬斯和我都熱愛中國，因此，他加入丹麥孔子學院，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教中文的老外；而我，一直沒有停止過批評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

我們都熱愛中國，所以，我們贊嘆他的成就，卻也為他面臨的危機與問題担憂。馬思這次并不只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還去了大同、西安、桂林等內地城市及其周邊；他也并不只接觸我以及參與接待他的上海、湖州哥們，他還接觸了各地的普通民眾尤其是不少低層人。他贊嘆中國的變化，但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担憂，“繁榮富強”的中國染上了惡疾：貧富差距拉大，公正、公平有若這兩天臺風肆虐下的上海的陽光，時隱時現。

中國的變化與經濟發展舉世公認。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國家富強之余，在總體上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我們更應該看到，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不公正，正像一個惡性腫瘤，肆無忌憚地蔓延開來。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表面可見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等現象，而是一個說出來也許引起一些人反感、引起另外部分人發笑的一個現象——

一，“階級”卷土重來？

正如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里所說，中國自古以來就同西方有所區別。區別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界線分明的“階級”。我是部分認同這種說法的。幾千年來，中國除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之外，“階級”區別確實不甚明顯，例如地主與農民大多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繼承的（否則就不會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勤快的農民，或者靠“學而優則仕”的窮書生，都可以晉升為地主；皇帝長期以來依靠讀書人共同統治國民，而讀書人大多并不是從權貴或者“書香門第”里走出來的。中國大量的文學作品中都記錄了“十年寒窗”甚至“頭懸梁 錐刺股”的苦逼小子如何金榜題名，一夜暴富，有些還混到了皇帝女兒的床上；再如一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常常就是平民出身，有些還是類似今天的“屌絲”一族。

值得反思的反而是文革時期，那是“階級斗爭”最激烈的年代。可是，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分析一下：1949年毛澤東執政后，全國其實只有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或者說“革命階級”，可他當時卻從馬克思那里學來了一套，一下子就把中國歷史弄成了階級斗爭的歷史，而且立即劃出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這兩大階級，還具體弄出了一個“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請問：在1949年后，地主、富農被剝奪了土地，革命壓倒了一切，壞分子屬于刑事犯罪，右派只不過是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而已，這些人如何能夠組成一個“剝削階級”？可以說，這個所謂的“剝削階級”除了刑事犯罪分子外，幾乎都是思想與哲學領域的，是“哲學王”毛澤東弄出的一個莫須有的東西。

當然，更值得反思的卻是：當我們終于撥亂反正，不再提“階級斗爭”的今天，中國社會卻正在形成不同的“階級”——我說的是階級而不是階層，區別在于：不同階層之間是可以“上躥下跳”的，而階級則成為社會中無法打破的群體利益堡壘。例如，幾百個家族掌管了中國最重頭的社會財富與權力資源，你無論如何跳恐怕都跳不上去（你跪下倒可以讓你分一杯羹）。再如，中國的“弱勢群體”——廣大的農民以及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越來越沒有向上提升的機會與可能。

難怪一位農民工曾經很生氣地沖我說出這樣一番話：你總是否定文革，但你想了沒有，文革中，工人王洪文可以做“接班人”，農民陳永貴（大寨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做到副總理，現在有這個可能嗎？

如果不是感覺到前途渺茫到絕望的地步，這位讀過我不少文章的農民工不可能搬出王洪文與陳永貴來駁斥我。也許我可以向他解釋清楚，為什么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不需要王洪文與陳永貴這種人，但我怎么向他解釋，現代的文明國家是不會堵塞弱勢群體向上提升的道路的？

其實，社會發展造成的貧富分化可以靠政策調整來縮小，但制度化了的“階級”之間的不公平造成的貧富分化則只能靠傳統的“革命”與現代的“民主化”才可以最終解決。

二，“階級斗爭”與民主

我也認同梁漱溟先生講過的另一個觀點（由于在“走遍中國”的過程中，引用部分可能因記憶而出錯）。在沒有階級的社會里，各階層都有機會向上一階層提升自己，提升的辦法就是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而不是對社會不公進行抗爭，所以中國人缺乏了以階級為主體的“爭權奪利”——爭取一個階級中所有人的正當權利，就是邁向民主的革命。

當向上的通路尚未被堵死，農民工們的愿望也許是當工人與店主，盡快脫離農民工行列，而不是集體同老板討價還價；工人的愿望可能是找到更好的工種、多加班存更多錢，而不是借助工會爭取更多待遇的提高；大學生們不會利用自己的知識去號召限制公務員們的特權，發揮青年知識分子的獨特優勢，他們只是默默加入考公務員的長長隊列，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擁有特權的公務員；而幾乎所有有點積蓄的中國父母們，都在考慮以送孩子出國的方式為后代們率先爭取到“自由與民主”。

但是，如果一群人（例如“農民”“農民工”“城市貧民”等）發現自己永遠無法同另一群人（例如五百家族或者“公務員”）競爭，他們遲早會起來鬧事，爭取公平、公正的“群體權利”——英國民主是這樣到來的，法國革命是這樣發生的，連美國人也是因為這種不公平而最終折騰出了世界上最不壞的制度。歷史顯示，個人自由、權利與民主，并不是靠孤立的個人能夠爭取來的，而是依靠集體的訴求、抗爭與革命而來。

幸，抑或不幸？在中國，即便在最糟糕的年代（例如文革），也沒有形成真正的階級對立——“地、富、反、壞、右”絕無可能作為一個“階級”來對抗執政當局，而在全國豎立了這樣一個并不存在的莫須有的“階級”，且以王洪文、陳永貴等人的事跡麻痹了他們所在的最大兩個“階級”（工農階級）后，經濟早就陷入崩潰的中國，始終沒有出現對民主的要求，社會反而相對比較“穩定”。這幾乎成為當今一些人美化那個時代的主要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當今中國社會的分化，階層被凝固成“階級”，看似社會在潰敗，民族在墮落，其實卻隱藏著巨大的危機與變革的可能。也許，當我們看到各地最有錢的人同最無奈的“屌絲”以及連“屌絲”都不如的“弱勢群體”臉上都洋溢著微笑時，我們以為社會已經大同——普遍墮落與麻木，可稍微不小心的一點點火星，卻又能點燃怒火。文革時，年輕人踢一個老太婆肯定也是不被允許的，但如果這老太婆曾經是地主婆，那就是值得鼓勵的革命行為了；如今每天都有300個以上的中國人死于交通事故，我們對此漠不關心，但只要卷入的是開寶馬的“權貴”，就很有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人民日報》8月1日刊載專家文章稱，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五類人可能被美國利用，干擾中國崛起。文章忽視了這五類人卻可能真正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律師代表要求法治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已經上億；異見人士的范圍在不斷地擴大；至于中國的“網絡意見領袖”，幾乎都是順應網絡民意而成名，很少有能力引領網絡意見的真正領袖，也就是說，他們后面是龐大的網民群體（不信，你去說兩句違背網絡民意的話，看看你能不能成為意見領袖？）；更不用說“弱勢群體”了，沒有民主賦予的政治權利以及法治給予每個公民的保障，當今有哪一個中國人敢說自己是“強勢群體”？

三，敢問路在何方？

從這個角度說，“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意見領袖、弱勢群體”不但不應成為干擾中國崛起的“階級”，反而應該是幫助中國崛起的主力軍；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靠消滅他們而崛起，恰恰相反，崛起的中國會自然而然地“消滅”這個“新黑五類”：法治的中國不需要維權律師，宗教自由的地方不會有“地下宗教”，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是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異見分子”，網絡平臺給大家提供相同的機會，且不會因言獲罪，那么，弱勢群體呢？每個國家與社會不都有“弱勢群體”嗎？你又如何消滅他們？

在同一些外國朋友討論到中國的貧富分化與社會公正、公平等問題時，他們常常會條件反射地反問一句：你說的問題西方國家也存在啊，例如美國的黑人“階級”在致富上總是比不過白人，歐洲的工人始終沒有“貴族”們地位高，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里（所以有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每聽到這樣的反問，我往往會反思，是不是我們太敏感？是不是我們因恨鐵不成鋼或急于求成而過份夸大了中國面臨的危機與困難？

當然不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最常忽視的往往是他們的民主制度——世界上大多國家已經擁有了這種制度，西方國家更是擁有很多年了。他們認為這種制度是與生俱來的，卻忘記了這種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剛剛發明不久——正是發明來調解“階級矛盾”、緩和“貧富分化”造成的階級對立，讓富人與窮人“和諧相處”的！

富人與利益集團可能用“鈔票”控制了國家機器，但窮人們手里的“選票”卻能最終決定由誰來管理這個國家，以及如何分配財富；美國黑人“階級”因為各種原因可能始終處于“弱勢”，但民主制度卻可以讓他們中的“屌絲”奧巴馬脫穎而出，躍上總統寶座；歐洲與澳洲的工人們可能無法與“貴族”抗衡，但代表他們的“工黨”等黨派卻控制了國家政權，始終維持著高福利……

民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是作為整體的“弱勢群體”擺脫弱勢，社會走出困境的最佳出路。然而，民主同自由等權利一樣，談何容易？首先，你得自己去爭取，其次，你得自己去爭取，第三，你得自己去爭取……，第N，你還得靠自己去爭取！

楊恒均 2012年8月6日 昆山

圖片說明：在昆山擠公共汽車，這里幾乎都是外地來的打工仔與打工妹，晚上同幾位的交談，讓我收獲良多。

圖片說明：我在“走遍中國”活動中去過最多的地方是內地省份的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從沿海到內地，甚至從一個城市步行到百里外的郊區、農村，你幾乎有進入了穿越劇的感覺：你不是在空間上旅行，而是在時間上穿越了。當我們把少數幾個大城市弄得美輪美奐的時候，中國的廣大地區卻依然停留在過去的歷史中。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這絕大部分人口中的絕大部分的生活水平提高得相當有限——如果說，26年里，我個人以及我的少數朋友同一些西方留學生的生活水平幾乎快要持平，那么我走過的地方的絕大多數民眾（包括我的親戚朋友），頂多只是碎步移動，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依然是十幾倍以上。

圖片說明：除了國家機密與職業道德限制之外，我們之間真正達到了無所不談的地步，即便交友甚廣的我，這種朋友可能也不會超過10個吧。所以，時隔26年后，當我的老友柯馬思博士攜帶一家五口前來中國旅游時，我幾乎是放下了手頭的一切，趕來上海“三陪”兩天。

圖片說明：那時和現在。那時，同歐美、日本來的留學生交往，最深的感受是他們很富，我們很窮；他們的地位很高，我們的地位很低；他們什么都知道，我們什么都不知道。我曾經被一位叫田中的日本留學生請到和平飯店吃了一碗面條——那碗面條的價錢竟然是我十天的生活費；那時，我曾經被西方留學生人手一個、精巧的Walkman（使用磁帶的隨身聽）深深吸引，立志畢業后一定要買一個，結果積攢了半年的工資結余也買不起；那時，上海的高檔酒店包括友誼商店與海員俱樂部，中國人與狗不得入內，我多次借日本人的護照混進去開眼界；我也曾經因為錢包里常常有“外匯卷”而吸引旁人的眼球；記得那時，我和馬思唯一一次臉紅爭吵是因為我說了類似“希特勒也干了一些好事”而激怒了他，被他指責我“好壞不分”……

現在，國家富強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大提高。如果說國家的富強，以及平等觀念的深入，讓我們終于能夠對外國人實行“國民待遇”，不再自設“租界”，為了賺“外匯”而對他們特殊優待，那么，我們自己“國民們”的待遇卻有了越來越大的差別，不公正與不平等或者被制度化，或被整個社會“默認”。

圖片說明：那時（1986年），我還曾經是一個遍訪佛教名山古寺、追尋信仰的“有為青年”……

楊恒均 2015-08-23 08: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