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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聶樹斌案復查聽證會在濟南舉行，在這場持續10個多小時之久的聽證會上，占盡上風的論調，當屬早先流傳于網絡之上的“聶樹斌案疑點重重”。

其后，《今日報道》、《深圳都市報》等多家媒體先后發文，聲勢滔天，一致認為“聶案”起碼存在著十大難以自證之處，令人大惑不解：

疑點一：在沒有任何人指認、指控聶樹斌實施了強奸等犯罪行為的情況下，聶樹斌何以會成為嫌疑人？

疑點二：為何受害人家屬一方堅持認為“現場衣物、場外衣物、自行車擺放位置以及現場痕跡等，均與罪犯作案時間、過路行人的干擾不能吻合”？

疑點三：為何受害人家屬與自首人王書金申訴不斷，執法部門卻答復渺茫？

疑點四：為何聶樹斌未能供出現場的重要物證——“一串鑰匙”，而自首人王書金卻對這個隱蔽性細節了如指掌？

疑點五：執法部門為何故意弄掉為期五天的審訊筆錄？

疑點六：在審訊期間，獄友紀某為何經常看見聶樹斌遍體鱗傷？是否存在刑訊逼供？

疑點七：94年的現場筆錄中出現了多處“新華路”、“新華西路”的名稱，而該段路在當時的名稱為“石獲南路”或“石獲公路”，新華西路一名應只存在于2001年之后。案發地點究竟在哪？

疑點八：聶樹斌在被“執行死刑”之后，為何竟還能“繼續上訴”？

疑點九：為何《訊問筆錄》日期標注混亂，頁碼涂改嚴重，《現場筆錄》顯示警方多人參與現場勘查，卻僅有一人簽字，也未見證人簽字或蓋章？《現場筆錄》描述內容與現場平面示意圖為何自相矛盾？

疑點十：河北辦案方為何先前一口咬定“聶樹斌案板上釘釘”，而當聽證會舉行前夕，又突然承認“辦案程序存瑕疵”？

看完以上種種質疑，我這個憤青當然坐不住了，第一時間跑去知心好友徐東那里發牢騷：“你認為聶樹斌案真相如何？”

徐東不屑一顧道：“像‘聶樹斌’這種案子，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他言語間的冷漠與麻木雖然令人厭惡，但我深知，實情大抵如此！近幾十年中，中國何曾少過“聶樹斌”？河北農民李志平被蔑以“故意殺人”，兩次被判處死刑，羈押近七年，取保候審長達十六年，出獄十六年難討說法。湖北黃愛斌同遭此厄，一審判處死刑，羈押近三年，死刑判決書被撤銷后，奔走四年難討清白。安徽農民趙新建更是兩次判處死刑，兩次發回重審，第三次判處死緩，八年后真兇落網，才得以還其公道。湖南農民楊明銀被蔑以“搶劫殺人”，屈打成招入獄十年，真兇落網才獲自由。山東陳世江屈打成招被判死緩，入獄八年才得以平反，出獄后僅得微不足道的賠償和一句道歉了事。河北徐計彬因政府機關血型誤檢，被誣為強奸犯，判刑入獄八年，十五年才得以昭雪。內蒙古個體老板姜永盛被指貪污，入獄7年，出獄17年才獲撥亂反正。比來，更曝出“農民趙作海案”、“ 佘祥林殺妻案”、“ 裴樹唐強奸案”、“ 呼格吉勒圖案”等，莫可稱數！

筆者十分清楚，古今中外都有冤假錯案，并不稀奇。令我稍感訝異的是，按照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著名論斷，“誣構良善”、“贓賄如山”、“作法為害”等等惡象，理應發生在王朝建立的一二百年以后。所謂的“新中國”，方創不久，不過七十余載，正當“壯年”，是絕不該“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的。

徐東仿佛窺出了我內心中的些許驚惶，道：“導致這種現象的癥結，恰在于司法體系長期以來，執于‘先入為主，殺良冒功，謀身固寵’的思維理念。而這恐怖至極的 ‘十二字方針’，你可以從著名的酷吏譬如郅都、周興、來俊臣身上探根尋源！”

為了釋惑解疑，鄙人不得不摒除燥心，連夜攻讀了《制度與德性之間》與《中國酷吏史》，恍然有頓悟之感，對司法體系的辦案質量問題何以如斯嚴重，總結有二：

一，“羅織經”式文化根深蒂固。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有這么一批人，他們是司法戰線上的“一哥”，他們慣于“有罪推定”，他們喜歡把天下人都看成是強盜。來俊臣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羅織經—制敵》這一篇中講道：“人都有敵人的。敵人，是與他有利害沖突，生死不能相容的人。不能認清敵人就無法分辨朋友，不能制伏敵人就不能成就事業，這是最大的禍害，一定要根除它。

君子和小人為敵，也就變成小人了。小人和君子友善，也就變成君子了。名聲是虛的，有智慧的人不會計較別人的毀謗和稱贊；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愚蠢的人才只是求取好的善名。

人們共同的敵人，不能說一定是我的敵人；上司的敵人，雖然是我的朋友也要與他為敵。親戚的緣故，不能說就是我該親近的人；刑罚的緣故，如果是我的親人也要舍棄。在不知不覺中迷惑敵人，以等待時機。在敵人沒有行動的時候制伏他，這就是搶先占有有利時機。最深的禍害，以和敵人友善最為嚴重。假如把天下人看得像強盜一樣，對待親人像陌生人一樣，交接朋友超過了對仇人的態度，縱然人們厭惡我，卻能躲避禍害，會有什么損失呢？

以上是來俊臣先生的三觀，那么他的方法論又是什么呢？

我們通過對《中國酷吏史》和《舊唐書》的閱讀，可以明白無誤的發現，來俊臣們的絕招有三種，其一是篾人謀反，其二是誣人淫邪，其三是“瓜蔓式”牽連。

萬國俊曾經對來俊臣說：“把人抓起來容易，讓他身死名敗卻很困難！”

來俊臣回答道：“構敵於為亂，不赦也。害敵於淫邪，不恥也。”

意思是：在犯上作亂上構陷敵人，這是不能赦免的罪名。在淫穢邪惡之事上加害敵人，這最能讓人鄙視他。

的確，在“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時代，“謀反”一詞的司法定性最為模糊，殺傷力也最大，適用范圍也最廣。“它”既能扣給赳赳武夫，也能扔給文弱書生，甚至于政界之外的鰥寡老幼，也能套陷其中。

同樣，在以外儒內法為核心的教條主義政府內，瀆亂人倫這種栽贓通常是越抹越黑！

有一個令我們耳熟能詳的笑話，就反映了這一點——趙某問徐某：“你跟張姐離婚了？”

徐某：“沒離婚！”

趙某：“哦，那就好好過！”

徐某：“我們倆沒關系！”

趙某：“哦，還是離婚了！”

當然，篾人謀反、誣人淫邪雖然惡毒，跟羅織經中的“瓜蔓”之術，還是難以相提并論。

來俊臣在書中這樣自述成功的心得：“事情不是很大，就不能讓人震驚。案件不是牽扯人多，功勞就不能顯現。君主用它來求取安定，臣子用它來邀功取寵，這里的冤情一定會有，卻是不可能避免的。

真正顯達是能讓他人也顯達的顯達，真正的禍患是能使他人也致禍的禍患。不是自己掙來的顯達不要倚仗，只要是他人的禍患就不要放過。罪名沒有實證，用其它的罪名來替代；惡行沒有顯露，用他人的惡行來依附。心腹的禍害，把他誣指為是敵人的同伙；情感上怨恨的人，陷害他是奸詐邪惡的小人。

官吏的朋友，在以官吏為敵的百姓眼里便是幫兇；親人的朋友，在和親人有仇的仇人眼中也成了敵人，所以說敵人是變化不定的。顯達時的朋友，敗落時就是敵人；貧賤時的朋友，富貴時就是敵人，所以說朋友是暫時的。因此說權力是不可廢棄的，廢棄了就失掉了根本；同情心是不能隨便施予的，太隨便了就會招人忌恨；與人交往不能過於親密，太親密就會產生疑慮；心里話不能說出來，毫無保留就潛藏著禍患。”

在魏征、虞世基等人編纂的《群書治要》中，曾記載著六種邪臣：一、安官貪祿，不務公事，此為「具臣」；二、溜須拍馬，曲意逢迎，此為「諛臣」；三、巧言令色，嫉賢妒能，此為「奸臣」；四、巧舌如簧，挑撥離間，此為「讒臣」；五、專權擅勢，結黨營私，此為「賊臣」；六、幕后指揮，興風作浪，此為「亡國之臣」。來俊臣可謂集六者之大成了！

他的人雖然已經倒下去了，但他所編寫的“特色”法律和整人手段依然沒有消亡，且深遠的影響著后世法官。

二，“厚賞重罚、榮譽同軌、賞罚敬信、獎懲公允”的機制遠未建立。

當然，我們古代司法干線上的也不都是鷹暽天下的魑魅魍魎，也有求真務實、為民請命的耿介之士。譬如包拯、宋慈、陳亮等等。其中陳亮值得著重提一下。

陳亮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生活在金人侵擾、朝廷屈辱茍安、國勢危殆的時代，一生力主恢復，反對議和。他在法制建設上提出了賞罚亦利、執法公平和寬簡刑罚以及法律的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主張。這些主張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賞以勸善，刑以懲惡，此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

這句話傳諸后世，雖然引起了不少爭議和貶斥，不過他點出了“法度”的兩大核心要素：一是義理，二是事功。法律的制定要是不以義理做依據，不用事功做保障，老百姓怕要沸反盈天了。

什么是“義理”？用墨子的話來說就是：大不攻小，強不侮弱，眾不賊寡，詐不欺愚，貴不傲賤，富不驕貧，壯不奪老。這是七不準則，很是淺顯易懂，不再多做解釋。

現在的法律它不講“義理”，它講求“禮之用，和為貴”，一切都要那么和諧！怎么才能和諧？那就需要執法工作者和官媒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經常使用兩招，一是攪混水，二是各打五十大板！

這套辦法在處理“周秀云”案件中顯得尤為突出。官方媒體和執法人員他不管周秀云大姐是不是弱者，他也不管包工頭剝削了周秀云多少血汗錢，更不管周秀云是因為遭受到了何種程度的凌虐，其親朋才憤而罵街！

官媒和民警直到周大姐死的那一刻，還死死的揪住微不足道的細節不放：既然你罵臟話了，那就是雙方都不理智，那就是雙方都有責任，雙方必須互相檢討！——這是什么混蛋邏輯！

從以上這件事我們能夠看出，“特色”執法者已經將“義理”這種人倫血液從法律條文中抽空了。我們現在再來看看另一項要素“事功”還在不在？！

所謂事功，亦即要“厚賞重罚、榮譽同軌、賞罚敬信、獎懲公允”，也就是所謂的“賞以勸善”。

不用筆者細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現在替“聶樹斌”、“周秀云”們奔走呼號、竭力維權的法律工作者和民間媒體會有“事功”嗎？！我想即便最終能夠證明其冤，這些正義之士得到的也無非就是幾句道謝的話。而在此期間，這些正義力量還得時時刻刻面臨著“約談”和“關停”的危險！為政如此，還大言不慚的談什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的偉大藍圖？！

小結：商、申、韓這些人，看重人的狡詐智謀，因而推行法制特別苛刻。廢除禮義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統治天下，不去尋求善治，致使全國普遍的傷風敗俗。因此說，他們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們在信守法度，懲惡揚善，富國強兵這些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到了漢朝，又有寧成、郅都之類的酷吏，效仿商、韓，專門以殘暴的殺戳、懲罚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趨勢赴炎，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肆無忌憚地干盡了敗壞朝綱、禍害百姓的事情，這又是商、韓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強望族，撫慰孤獨貧弱，自身清正廉潔，使各級官吏出于畏懼奉公守法、一心為公方面，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到了現在，司法領域內所謂的“特色先進工作者”，就都是一些執法犯法，仰仗權勢，不為老百姓辦事的人。整日介只想徇私舞弊，臨到處理日常事務的時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職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責處罚，根本不體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這就又是申、韓、寧、郅的罪人了。老百姓能不怨憤和害怕嗎？！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