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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為人們發家致富提供了歷史機遇，使社會形成了一個富人階層。富人不僅僅是一個社會群體，更是一種現象。它的存在，引發了一系列文化的和社會的反應。譬如，對于富人形象的負面評價、對富人行事方式近乎本能的反感、對于富人社會責任的拷問……，成為今天人們熱議的話題。仇富心態就是其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

人們之所以仇富，究其原因，大致可分為傳統的、道德的和心理的三個方面。第一，傳統文化中悠久的平均主義觀念作祟。我國是一個小農經濟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農業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均貧富”的特點塑造了人們的平均主義觀念，使人很難容忍貧富懸殊的經濟格局。另外，“過猶不及”的中庸觀念，使得人們在欲望方面反對貪婪和奢華，反對冒尖，而追求“知足常樂”。這又反過來在客觀上助長并強化了平均主義的格局。第二，人們懷疑富人的“第一桶金”是否“干凈”。從歷史上看，原始積累往往伴隨著不義之財（有人把它稱作富人在財富上的“原罪”），加之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的成見，所以人們總是偏好從道德上考量財富來源的正當性。當然，人們并不仇視那些依靠誠實勞動得到財富的人。但是，在一個社會處于劇烈變革的時代，往往存在著一種或長或短的舊秩序失效而新秩序尚待建立的“無序”狀態，從而為個人的財富積累提供了某種歷史機會。因為在“紅燈”不亮、“綠燈”也不亮的時候，往往意味著人們可以不受約束地釋放自己的欲望（致富欲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不必為此付出法律的和道德的代價。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的仇富，不過是宣泄一種道德的義憤而已。第三，心理不平衡帶來的“紅眼病”。一般而言，所謂心理不平衡，是指在金錢、權力、榮譽等方面處在弱勢地位的人，由于差別的比較而形成的心理焦慮狀態。在一定意義上，應該說這種狀態也是一種正常的反應。它有兩種可能：一是刺激弱者自強自立，發奮努力，積極地改變自身的地位；一是使弱者產生嫉妒心理，以至于仇視強者，這無疑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仇富心理的存在，一方面提示我們貧富兩極分化的嚴重事實，另一方面表明在這一事實面前也潛伏著某種消極心理。

當然，這些問題背后關注的核心就是富人，也就是商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真正的好商人，應當是“儒商”。何謂“儒商”？在傳統文化中，“無商不奸”、“為富不仁”之類的觀念極其久遠而深厚。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君子”恥于言“利”。這與農業文明和以血緣關系為軸心建立起來的宗法社會及其孕育的文化有關。但是，中國也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說法。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并不絕對地排斥“利”，而僅僅是肯定合乎道義的“利”而已。儒商講究“賈道”。其最直接的表現是“講規矩”、“重誠信”，講究所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其次表現為“有道義担當”，拿今天的話說就是當社會效益同經濟效益發生沖突時，堅持前者優先于后者的原則。最后則表現為“有境界”。儒商之所以不同于小商販，說到底就在于他有內涵，在于他的境界。

這一點，對今天的富人很有意義。因為在市場經濟興起之初，人們僅靠力氣和小聰明就可以發財，或者更多地是憑借機會及捕捉機會的能力而一夜暴富。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成熟和完備，這種情形越來越少。因為市場競爭的實力構成發生了某種實質性的變遷。軟實力的分量和地位將逐漸增強，以至于比硬實力更為重要，甚至具有前提性的意義。那種僅靠拼體力和耍小聰明而坐大的路數不再有效。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競爭與其說是財富多寡和博弈技巧的競爭，倒不如說是文化底蘊厚實與淺薄的競爭。

富人階層是社會中的強勢群體。作為強勢群體，它比其他階層擁有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占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因而應當承担更多和更大的社會責任。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富人階層在總體上的權利與義務尚不均衡。富人往往更多地關注權利，而不是義務。而權利總是以義務為其基礎的。據有關媒體報道，從《福布斯》2005“中國富豪排行榜”和“中國10大慈善家排行榜”比較后可以發現，赫赫有名的10位富豪竟無一登上“年度十大慈善家”排行榜。這同國外富人的善舉相比，相差甚遠。據《福布斯》雜志的美國慈善榜統計，10年內，美國富豪對各類慈善組織的捐贈總額超過了2000億美元。最富有的美國人中20%所捐贈的錢，占全部慈善款的2/3。而據中華慈善總會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慈善機構獲得捐助總額約50億元人民幣，僅相當于中國2004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 、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2005年，另有報道說，當時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據《報刊文摘》2005年11月21日第1版）。當然，富豪的“義舉”未必就一定具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性質，這需要具體地分析。富豪善舉的動機如果是真誠的，而且是匿名的，不圖任何回報，那么慈善活動就是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如果富豪的善舉只是為了他的聲譽，為了“包裝”和造勢，那不過是一種軟性廣告，說到底也只是一種市場行為，從而根本談不上担當社會責任。因為責任只能出自義務，它與交易無關。

富人階層中當然不乏道義之士，不乏充滿責任感的人。但是，毋庸諱言，作為一個群體，其社會責任的担當仍然受到人們比較普遍的質疑。富人階層社會責任之缺失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擇其要者，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經營上的投機行為。在“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出現了使人們最為焦慮的食品安全危機，假冒偽劣、羼雜使假行為屢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二是權錢交易。利用潛規則尋求“搭便車”，鉆法律法令的空子，進行權力尋租，以此賺取和占有不當財富，大發不義之財。最直接的就是采取偷漏稅款的辦法非法致富。三是對社會苦難和弱勢群體缺乏同情心，甚至表現出冷漠和無動于衷，“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所有這些，都造成了人們對富人階層的信任危機。信用的缺失，其背后實際上是道德危機。這些消極現象的泛濫，從否定的方面極大地凸顯了富人階層的社會責任。

造成富人階層社會責任感貧弱的原因，有淺層的也有深層的，有近因也有遠因，有硬約束方面的也有軟約束方面的。但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說，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道德信念的支撐。西方商品經濟的崛起有一種很深的文化背景，即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與商業行為的內在聯系。中國傳統文化在總體上是貶抑商業活動的，因而在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中難以找到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持。誠然，我國明清時代亦涌現出了徽商、晉商、陜商等儒商，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儒學與商業的特定結合。但是，由于近代以來幾次對傳統文化的顛覆性否定，這一傳統受到了致命的解構。因此，人們解除了傳統倫理本位主義的約束，同時又受到現代市場邏輯的宰制，人的趨利動機得到了空前張揚。于是，一弱一強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道德失序狀況。如果金錢和財富占據了目的王國，就意味著排擠掉了比金錢和財富更超越的世界。在韋伯的揭示中，新教倫理始終把金錢和財富的創造當作手段，從來不讓它玷污目的王國。賺錢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其行為的性質大不相同。按照韋伯的說法，西方新教倫理使商人拼命賺錢帶上了神性的意味，它表達為一種超越的動機，即以其商業活動兌現上帝賦予人的“天職”。如果沒有類似的文化資源為人們的商業活動提供一種超越性的動機，那么商人的賺錢和致富行為就難以受到一種內在的道德約束。這正是我們今天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所最為缺乏的東西。道德自律及其所決定的責任感缺失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

在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是經歷了幾百年才完成的，然而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這個過程（主要以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為標志）被壓縮為幾十年的短暫時間，這種時間上的濃縮造成了文化觀念上的不適應。因為一種文化的成熟，其速度要比單純經濟增長緩慢得多，經濟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實現超常規的發展，但一種文化的孕育成熟卻不得不經歷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養成。社會的快速富裕化和文化成熟的嚴重滯后，這種強烈的反差和錯位帶來的消極效應之一，就是富人在文化觀念和人格上的暴富后遺癥。一個民族富得過快總會留下某種后遺癥，因為心理成長的節奏滯后于財富增長的速度。

如何才能夠強化富人階層的社會責任感呢？其藥方無非有“猛藥”和“緩藥”兩種，需要標本兼治、雙管齊下方可奏效。所謂“猛藥”，就是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著眼，加強監管力度，促使富人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譬如企業經營法律法規、稅收制度、社會捐贈制度等的完善和健全。制度層面的建設，能夠為責任感的自覺提供硬約束，“強迫”人們向善。習慣成自然，這是人們的責任感得以自覺強化的必要條件。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人在反省責任缺失現象時總是把它歸咎于法律缺位和法制不健全，認為是人們的法律觀念淡薄和對法律的無知造成的。但許多敗德現象的發生其實并不是由于人們對法律的無知造成的，也不是由于缺乏法律條文造成的，而是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一般地說，知法是守法的前提，不知法就不能守法。但我們同樣難以設想，一個在道德上無懈可擊的謙謙君子，能夠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來，即使假設他不了解有關法規的具體條文。道理很簡單，道德的底線遠遠高于法律的底線。

因為社會責任的履行有賴于責任感或責任意識的自覺，它離不開道德的培養或養成。這歸根到底與文化信念和信仰有關。作為一種文化的后果，它只能是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因此，只有在分享一種內在的含有不可移易的信念的傳統時，人們的道德觀念才能被真正地確立起來。恰恰在這個方面，中國人的富有過于神速，以至于精神上的準備不足。舊有的文化價值體系被現代性解構掉了，新的價值坐標尚待建立，文化的衡準在某種意義上處于缺席狀態。所以，要想真正杜絕這類現象，僅僅依靠外在的他律是無濟于事的。從根本上說這仍然屬于“治標不治本”。不建立有效的商業倫理，不建立自覺的職業道德，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自覺自愿地履行社會責任其實需要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因為責任一定是一種義務。而只有道德才能為義務提供保障。

所以除了“猛藥”之外，尚需“緩藥”的作用。所謂“緩藥”，簡單地說就是敦化人的德性。人的德性的根據固然內在地決定于人性，因而具有先天性，但它的誘發和培植卻不能不依靠后天的努力。在現代化運動的狂飆突進中，道德教育的衰弱是造成人的德性脆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一個民族而言，道德的養成是一項復雜而漫長的社會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整個教育體系的設置和優化。我們過分地注重了青少年的心智的成長，而忽視了他們的人格成長，導致了智性與德性的失衡。我們在知識的傳授方面強調從娃娃抓起，但在人格教育方面卻忽視了這一點。只有把人格塑造提高到優化全民族生存的高度來認識和定位，才能凸顯其戰略意義。人格塑造的核心乃是使人確立起健全的人生觀，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從而使人能夠立志過一種有信念的生活，拒絕來自外部世界的各式各樣的誘惑，以便在現實生活的世俗化潮流中獲得足夠的免疫力。按照馮友蘭的說法，人生境界依次有自然的、功利的、道德的、天地的四個層次，它們分別對應于傳統社會所謂的“庶人”、“小人”、“君子”和“圣人”。這一劃分在不同時代肯定會有不同內涵和表現形式，但其順序和人生境界的漸次提升，卻含有其不受時代局限的不易之理。缺乏道德信念的商人，有淪為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投機者的危險；同樣地，沒有道德信念的富人，也有淪為喪失社會責任感的金錢的奴隸的危險。

有種說法，叫“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它的提出，意味著對于財富追求的正當性的恢復。這無疑是對過去極左年代過分貶低物質財富、壓抑人的世俗欲望及其滿足的反撥。但是，隨著社會評價尺度向金錢的傾斜，以拜金主義為特征的意識形態所塑造的“一切向錢看”的價值取向，把道德和良知擠兌出人的心靈世界，僅僅剩下對于財富的追逐、攫取和占有，那也只能導致人的物化和沉淪。拜金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其社會基礎在于商品經濟及其市場邏輯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獨斷化。其實，任何一種尺度倘若在整個社會中走向獨斷，都是可怕的和有害的。無論這種尺度是政治的抑或是經濟的。現在，人們迷信所謂“市場經濟一搞就活”，結果陷入了另一種偏頗之中。對金錢和財富的崇拜，恰恰解構了使道德賴以成立的懸設。“道德滑坡”就像影之隨形般地來臨了。我們今天迫切需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譴責敗德現象，而是應該改造使其得以發生的社會土壤，這才是釜底抽薪式的工作。就像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所說的，“市場是有效的，然而又是有限的”。我們必須把商品經濟及其市場邏輯有限化，在整個社會中開辟出一個金錢失效的領域，這樣才能給人以向善的信心。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代富人的成熟過程，將同時也是他們個體修養不斷提升的過程。鍛造一個配享尊重、配享財富的富人階層，絕對不能離開文化的厚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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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何中華 2015-08-23 08: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