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1.

我算是比較早的一個呼吁關注中國企業家這個群體的。那是1980年代早期。在1984年9月，我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在那之前，中國學術界有關經濟改革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建議大多集中在如何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收入分配上，而企業家這個市場運行的主體則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我的這篇文章或許是國內發表的鼓吹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之后影響比較大。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三個觀點：第一，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第二，創新是企業家的基本職能；第三，冒險精神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之一。

如果從一個較大的時間跨度來看人類歷史的話，我們會發現在過去的200多年中，各國的經濟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出現了貧富差距，有了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還有發展中國家。

除了表面上的這些區別，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觀察一個社會最出名、最成功的那些人主要在做什么：如果他們是在做企業，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就快，就比較發達；如果這些人聚集在政府或軍事部門，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慢，就不發達。

這實際上涉及到了一個人力資源的分配問題。或者簡單說，國家的經濟成長發展，就要靠市場，而市場經濟的核心推動力量、組織者，就是企業家。所以企業家的成長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成長、經濟發展的過程。

由此來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從政府——當然最初是從農村中聚集了一批人做企業后——下海做企業，到現在，更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博士、碩士開始選擇創業或經營企業。

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大的時代的進步，人力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過程，就是中國企業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幼稚到現在比較成熟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

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企業的外部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個是我們的體制變革，越來越走向市場經濟，這意味著企業家的創業環境越變越好，同時也意味著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包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

所以，如果我們看1980年代的那代企業家，他們文化程度比較低，屬于社會最底層的一部分人，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是他們有冒險精神，所以在當時整個市場比較短缺的情況下，只要大膽做，就可能賺錢。

到了1990年代，這個情況就有所轉變，直到現在，僅僅是膽大是不行的，現在需要有更寬的視野、對未來的把握、對客戶需求的理解，這些變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越來越變成一個統一的競爭平臺，不論你是來自東方還是西方，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要想在全球化的市場上打贏的話，最重要的還是對市場本身的把握。

應該說中國的企業家，在這十幾年的進步相當快。1990年代的那些中國企業，很難有心里真正踏實的，新的企業不斷出現，同時又有很多在不斷消亡。經過三十年，現在真的是“剩”者為王，那些存活下來的，經過市場競爭、淘汰，應該說已經有相當的競爭力了。

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家，學習非常快，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也蠻強，但是，它們之中又分成好多層次，我們有一些特別杰出的企業家，他可以適應整個國際環境的變化，他們不僅善于在中國制造，而且在國際上也是很成功的典型，像華為的任正非，聯想的柳傳志。

而大量的企業都是在國內做得很好，但缺少這種國際參與的實力。他們的未來，仍然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2.

對于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我始終保持著持續的關注，但這種關注是很自然的、完全獨立的、單單的作為學者的職責，不刻意，也不復雜。

因為我身處校園，我是一個學者、一個教授，而作為一個學者，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社會的現實問題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同時要對社會保持一定的批判、批評精神。不管是對政府，還是對企業家都是一樣的。當然無論你的批評也好，你的建議也好，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推動這個社會進步。

所以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始終面臨著艱難的生存環境，需要一些呼吁去改變這種不利于企業成長、不利于企業家成長的政策、法律和其他體制和文化環境；另一方面，應當承認企業家本身在成長當中是有很多缺陷的，因為他們也是由一個一個人組成的，每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犯錯誤，甚至可能出現違法的行為，所以就需要有人去不斷地去敲打他，要從建設性的角度、善意的角度，不斷地去提醒這些企業家始終記住，他們本身的價值，就是給消費者和社會創造價值，他們始終不應該偏離這個方向。

而要給社會創造價值，給消費者創造價值，他們必須具有不斷創新的精神，不能去守成。所以我們看，不論是技術的進步、企業規模的擴大、產業的重組，這些實際上都是企業家不斷創新的結果。

在現實當中，企業家會犯錯，也會面臨很多誘惑。比如說，做這個生意能賺錢，做那個生意也能賺錢，有些人就經受不住這種短期的誘惑，賺了大錢卻忘了長遠目標，有很多企業都是這樣火一陣子就沒有了。

這個時候，作為學者，就要去提醒他一個企業必須有的使命和理念。只有把握住這個使命、這個理念，才能做一個持續成長的企業。

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房地產最賺錢，炒股最賺錢，于是很多企業都去做了地產、炒股。但柳傳志他就把握住了方向：我們是干什么的？我們是做電腦的，是一個高科技行業，始終別忘了，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而與他同時代的很多人，都經受不住誘惑，紅了一陣子，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另外一些誘惑，可能比這個后果還要更嚴重：一個企業本身是要創造價值的，但是也有企業被誘惑著去分配別人的價值，我們把這種行為叫尋租，它會使企業家的精力和時間發生偏離。這個時候也需要我們去提醒他們，真正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創造價值上，而不是去分配別人的價值。

當然，如果社會的體制和法律比較健全、比較完善，那么企業要成功、企業家要賺錢的唯一辦法，就是為別人創造價值。消費者認可你，買你的東西，你才能發財，企業才能成長。

如果體制不完善，有很多的漏洞，特別是政府有很多權力的情況下，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賺錢的最好辦法，不是給別人創造價值，而是搞“關系”。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

中國的情況是，個人的行為不僅和自己的理想、理念有關，又與社會的環境有關。有時候很難談清楚，誰是誰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對的。我們看待企業家的行為，一定要放在整個中國的變革這樣一個歷史當中。

在政府管得很多的情況下，企業家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去和政府周旋，否則沒有辦法生存。關于企業和政府的邊界應該放在哪里，我很早就寫過文章，都寫了十年，說的總是這些東西。

怎么處理跟政府的關系，這其實是企業家一個最大的痛苦。包括現在都是這樣，但所幸的是，我們越來越往市場方向走，越往早期看，個人的成功越依賴于他和政府的關系。

但隨著時間發展，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到現在，和政府搞好關系未必就一定能成功，很多時候恰恰相反。所以，企業必須將精力轉向怎么做好產品，怎么使客戶滿意上。如果僅僅是政府滿意，客戶不滿意，企業是無法活下去的。

中國研究企業家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他所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群體。現在幾百萬人都可以稱為企業家，或者號稱企業家，但他們的素質是千差萬別的。不同的人，面臨的問題很不一樣的。

比如，李東生和TCL走向國際的時候，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怎么建立一個跨文化的企業，能夠有效地管理；但是對于在地方做地產的企業來講，那他面臨的問題，可能確實是怎么從政府手里拿到地。所以在跟企業家交流的時候，首先要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在關心著什么，他需要什么。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場合，問題可能完全不一樣。

而我認為中國的學者在理解企業家階層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有人說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之間互相是“雞同鴨講”，我不這么認為。

中國對于企業家階層，特別在過去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中，是持否定態度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我們要創造企業家階層，創造企業家階層不是為了他們，是為了社會，為了這個民族。

因為企業家不是發揮簡單的調配作用，而是要幫助建立市場的秩序，簡單地說，就是使我們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客戶與生產者之間都變得更加信任。當我們去買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不懷疑它，當我們放一個貸款的時候我們對它充滿了信心，這是我們企業家要做的事情。

在過去的250年里面，經濟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如果沒有企業家在市場秩序的努力，沒有使這個社會達到比較高的信任，就不會有分工、就不會有交換，也就不會有技術進步。所以，現在，我們考慮企業家的問題，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國家層面的事情。

我們怎么讓更多優秀的人去做企業，對這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一定是成功地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創造了價值。至于輿論的評價，哪兒都一樣，有褒有貶，尤其是在中國目前政府和企業間關系還比較錯綜復雜的情況下。

當然應該講在一個相對成熟健康和民主的社會，人們相對會比較擅長欣賞別人，會更多地懷著一種感恩的心，積極地評價一個人的貢獻，而不會去以某一個人的行為上升到對整個的階層評判。確實在我們這個社會，有另外一種風氣，大家似乎很喜歡去妒嫉別人、詆毀別人。

但要看到，我們取得的進步已經很大。想一想二十五年前，當我寫第一篇關于企業家的文章的時候，“企業家”基本還是個貶義詞，現在我們至少不再把它當成一個貶義詞，很多人還愿意自稱企業家，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3.

關于這個群體本身，是否一定要具備很深刻的思想，或有很強的思想力？我想這要看他所做的是什么樣的企業，如果只是開一個飯館，可能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他能夠服務好客人，讓客人滿意就行。

但如果要做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做一個在全球化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的話，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未來的判斷和預期。因為他面對的客戶來自五湖四海，他們的興趣、口味都不同，那么，怎么去把握未來就變得非常重要。而一個人要把握未來的話，沒有相當深刻的思想是很難的。

中國有思想的企業家，應該說非常非常多。比如說我所接觸的中國企業家論壇的一些理事會成員，有相當一批都很有思想。他們的思想有的體現在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判斷，有的則很清楚地體現在對某一行業走勢的判斷，也有的體現在他們內在的很高的人文素養、管理智慧，以及對中國特殊的發展道路的把握上，比如中國企業怎么在西方企業主導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等等。

這很好地體現了“讓企業有思想，讓思想能流傳”的這一宗旨，而這應該也是亞布力論壇延續十年的主要原因。

當然，中國的環境給企業家帶來的挑戰確實很大，對他們來說，不是有思想就能成功，任何時候都離不開踏踏實實實地干。企業家可以有思想，但企業家畢竟不是思想家，他的主要職責還是做企業。所以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有些人談起來頭頭是道，但企業可能做得并不是很好。

中國的企業家，他根深蒂固的很多思維方式，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或者說他們“管人”的思想中，好多東西在我看來都繼承了中國的傳統。但是他們在“管事”方面，則更多地學習了西方的東西。這兩方面都是需要的。

我們必須承認，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經過幾百年的積累才得以形成，其中必有人類共性的東西。所以，中國人跟西方人本質上沒什么區別，而也正因為在本質上沒有差別，我們才會看到經過三十年的努力，過去人家發達我們落后的狀況在慢慢改變，我們在一步步追趕。

如果本質有差別的話，就可能沒法解釋這些問題，也沒法比較和追趕。所以，在中國，優秀的企業家一定是能夠將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與現代西方的管理科學、管理實踐的成就，很好地融會貫通起來的人。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整體來看，中國企業的成長歷程還相當短。對他們來說，要在二三十年的短期時間里，適應這么多的變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過去，很多中國企業的經歷都與環境息息相關。企業的領導者，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而不是市場的不確定性、消費口味的不確定性、技術的不確定性。但現在，時代對他們在大膽經營、體制創新和把握市場、技術走向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正因為此，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西方企業家們坐在一塊，討論的問題總關乎技術、行業的變化，關乎具體事情的運營與操作；而中國的企業家坐在一塊，討論的大多是政策問題，抱怨很多，比如民營企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貸款得不到，產權安全得不到保證等等。

這里并不是說哪個對哪個不對，而只是為了表明，這實際上是一個環境和人的互動過程。企業要生存，就得適應環境，但是要發展，就必須超越自身所處的環境，看得更遠。

作為企業的領導者，企業家絕對不能只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是要努力改變環境。舉個簡單的例子，同樣是做房地產，萬科為什么能取得這么大成功？它一開始就沒有從政府處獲得低價土地的優勢，這迫使它必須將重點放在提高客戶滿意度上：我拿的地價比別人高，只有我的房價也比別人高才能賺錢。那么，怎么使房價比別人高，而且還要讓買的人認為物有所值？所以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設計上，使買房人滿意。相反有一些能夠很廉價地拿到土地的人，從來都不太注意怎么去使客戶滿意，在短期內他可能會大賺一筆，但最后還是會在競爭中消亡。

對于這些企業來說，摧毀它們的反而是自身的優越條件。因為長期生活在溫室的人，對突然變化的環境，總是難以在短期內很快適應。我覺得這一點可能也是中國企業家身上最為脆弱的地方。

而要成為最有思想力的企業家，這種脆弱性是他首先要看到并克服的。

觀察中國 張維迎 2015-08-23 08: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