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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就“法治中國”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講話。

長期負責政法工作的原黨和國家領導人喬石也將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作為夢想，并曾多次提到“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與尊嚴，保證憲法和法律的實施，依法治國，依法辦事，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不可缺少的條件，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重要保證” 。

2012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的《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發行，該書分上下兩冊。 特摘錄該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把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隊建成人民熱愛的隊伍(1985年9月10日)

阮崇武同志昨天已經到公安部上任，今天開這個會，和大家見見面。我也利用這個機會來看看大家，說幾句話。

首先我想講一講，劉復之同志這次從公安部部長、黨組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這是中央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醞釀以后，才作出決定的。因為公安部在國務院各部委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對部長的人選，中央是很重視的。曾經考慮過是不是由復之同志繼續干一段，過渡一下。后來從調整班子的全局來看，從公安部的長遠建設來看，覺得還是讓新的同志早一點走上工作崗位，早一點熟悉工作，比較有利。同時考慮到，復之同志從公安部部長、黨組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后，他還是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副書記，仍將在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崗位上，并作為一個公安戰線的老同志，繼續對公安部和整個公安系統的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

借今天的機會，我對公安部工作提一點希望。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安部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做了很多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我們要認真地總結，很好地繼承下來。（選摘自《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上）》）

喬石答德國《商報》記者問（1996年9月3日）

問：中國人大是怎樣通過加強立法來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

答：在我們國家，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按照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我們一貫重視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 改變。”這十幾年來，我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直在努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我們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法律制度。我國的憲法，專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作了明確規定。為了保障公民行 使選舉的權利，我們曾根據實踐經驗幾次修改選舉法，完善選舉制度。按照現行的選舉法，不但政黨、人民團體可以提出代表候選人，選民或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候 選人；以前的等額選舉已改為差額選舉；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了縣一級。為了保障公民對國家機關侵權行為的訴訟權和依法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我們制 定了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為了保障公民參加基層民主管理，我們制定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為了保障公民的其他基本權利，我們還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可以說，中國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法律是比較完備的。

問：中國人大通過了許多法律，但有些法律實施并不順利。你們是怎樣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的？

答：我們制定法律，就是為了施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這些年，法律實施的狀況總的說是有較大改進的。我國各級組織對法律的重視程度、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和能力在逐步提高；司法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總的說是努力嚴格執法的；法制宣傳教育的效果也比較明顯，干部和群眾的法律 意識有了比較大的增強。當然，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情況，中國形成完備的法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奮斗過程。當前，在法律實施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不依法辦事，甚至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等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也包括像你所說的，一些法律實施得不夠好。對這些問題，我們是非常重視的，正在采取措施著力予以解決。首先是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執法機制，加強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司法和行政執法水平。我們建立的對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違法的追究制 度和賠償制度，就是比較重要的措施。其次是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全國人大常委會把這項工作放在與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每年都派出若干個檢查組，開展執法檢查活動，督促有關部門改進執法工作，尤其是糾正執法違法的現象。這項工作還將繼續加大力度，增強實效。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也采取多種形式，監督法律的實施。各級人大常委會還設有專門的信訪機關，受理公民的控告、申訴和檢舉，糾正有關部門執法不當的問題和各種違法的行為。再次是深入、持久地開展法制教育。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普法規劃，今年又開始實施第三個五年普法規劃。我們將進一步下大力氣提高廣大干部和群眾，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能力。今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著重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我們相信，在這一方 針指引下，經過國家機關和人民群眾共同努力，法律實施的情況將會逐步得到更多的改進，法制建設將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問：在中國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可否允許政治上的多元化？

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除共產黨外，中國還有八個民主黨派。我們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這既不同于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又不同于一黨制，是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這個制度也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些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同我們黨共同奮斗的歷史；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經濟恢復、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又同我們黨一起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同各民主黨派協商議事，支持他們參政議政，并進行民主監督，也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機關担任領導職務。比如在我們全國人大，就有各個民主黨派的人士担任領導職務。實踐證明，這一制度符合中國國情，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我們將長期堅持這一制度。

早在70年代末，鄧小平就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十幾年來，我們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今后，我們將繼續奮斗下去，努力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從根本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不懈地下工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定可以建設起來。（選摘自《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下）》）

喬石接受美《世界觀點》主編采訪

就中國經濟發展、民主與法制建設、環境保護、香港回歸等答記者問（1997年5月23日）

問：中國到2050年會變成什么樣？中國會像日本在二戰后的30年間的發展那樣快嗎？

答：我國早已確定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這就是：第一步，從1980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人民生活實現溫飽，這一步在1988年就提前實現了；第二步，從1991年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其中翻兩番的目標已經在1995年提前實現；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是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年以來，大約年均增長9%多一些；“九五”期間，我們按年均增長8%的速度把握宏觀調控的力度；下個世紀頭10年準備按年均增長7%左右的速度來掌握。在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我們十分重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強調通過國家宏觀調控，避免因發展速度太快而造成有些國家曾經出現過的泡沫經濟現象。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速度雖然較快，但經濟總規模還不大，人均水平還很低。預計到本世紀末，按目前的價格和匯率計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約800美元，到201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才約1500美元，仍屬于發展中國家。

問：是盎格魯—薩克森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有前途，還是中國和古巴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更合適？

答：從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和當前世界經濟狀況看，不可能有一種經濟體制適合所有國家的情況。各國只有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探索采取適合自身經濟發展的體制，才是最佳選擇。

我們共和國自建立以來，始終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道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從本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情況的路子，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明確講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會見美國客人吉布尼和加拿大客人林達光時，他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后他還曾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92年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時，他進一步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同年，我們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明確宣布，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也重視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適合我國國情的。

問：西方有些人認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后，會過多地干預香港事務；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些輿論只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那么，2000年以后的香港究竟會是什么樣呢？

答：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祖國統一問題，是鄧小平同志的一個偉大創造。這為香港等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1990年我國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從起草到通過用了將近五年時間，其間廣泛征求了港人的意見。基本法貫徹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回歸后，我們將貫徹中英聯合聲明，嚴格按基本法辦事，中央人民政府決不會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2000年以后的香港將會繼續保持繁榮和穩定，香港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問：中國會出現介于西方式民主和“文革”式民主之間的民主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含義是什么？

答：“文化大革命”不是民主，而是給我們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動亂。“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并持續十年，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過去重視民主法制建設不夠。正是基于這一沉痛教訓，我們黨在70年代末就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鄧小平同志就此作出過系統的論述。他關于民主法制建設的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國憲法規定，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為了保證人民掌握國家權力，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就一定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此，必須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工作，必須充分發揮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作用，必須堅決依法維護人大代表的權利。同時，在基層要加強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建設，讓人民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改革選舉制度，適當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實行農村村民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是為了擴大人民民主。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保障整個社會有秩序地前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制定了一大批法律，現在我國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有法可依。同時，我們還加強了對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督促行政、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事，糾正違法行為，改進執法工作。

由于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比較長，以及還存在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將堅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繼續積極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

問：中國批評西方只注重中國的人權卻不懂中國的現實。您認為西方媒體應當怎樣報道中國的現狀？

答：我們希望新聞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的現狀，在人權問題上也是一樣。中國十分重視保護公民的權利，除憲法對公民的基本權利作了全面規定外，還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的法律，如選舉法、勞動法、工會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教育法、科技進步法等。為保障特殊群體的權利，我們制定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為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我們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為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行政、司法機關的違法侵害，我們制定了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即使對于受到司法追究的人和服刑罪犯，我們也注重刑事訴訟和監獄管理中的人權保護，這在刑事訴訟法和監獄法等法律中均有體現。今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又系統修訂了刑法，更好地貫徹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進一步完善了保護人權方面的有關規定。至于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人權問題上有不同看法，我們主張進行對話，不贊成搞對抗，不能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選摘自《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下）》）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

燕南園愛思想 喬石 2015-08-23 08:5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