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評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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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與師承之外,方以智的學同更重要的是向耶穌會士學習所得,(通雅)(物理小識》多是如此,《浮山文集》也留下了痕跡,其中為游子六(天經成問》寫的序言,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對萬歷時進人中國的耶穌會士板為贊許,也指出他們在“通幾之理”方面有所欠缺:

《天經或問》,建陽游子六所約以答客者也。概言歷象,取泰西之質測,以析世俗之疑。往年良孺熊公作《格致草》《原象原理》。晚隱書林,而子六學焉。子六沉潛好學,角立淵渟,遇亂棄舉子業,隱于歷算日者,以養其母。專精天人之故,室福塞,風雨掩戶,不汲不戚,蕭然自得。愚者聞而敬之。讀吾三世之(易》,反復鼎薪,致書見問,愚者答之曰:神無方,而象數其端幾也,準固神之所為也,勿以質測壞通幾,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幾壞質測,而荒其實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盡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烏知所以自盡乎?不通象數,烏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亂乎?……萬歷之時,中土化洽,太西儒來,脬豆合圖,其理頓顯,膠常見者駭以為異,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數甚精,而于通幾之理,命詞頗拙,故執虛者辟之。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立靜天以考度,定黃赤之兩軸,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孩也。

容肇祖說,方以智早年留心西洋科學,后來,他和湯若望友好,對于西洋天文算學亦精,有他兒子的話為證。他的兒子方中通的《與西洋湯道未先生論歷法》詩注:“先生崇禎時已入中國,所刊歷法故名《崇禎歷書》,與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學,出世后絕口不談。”由此可見,他承

①(清)方以智:《增舟先生傳》(浮山文集后編》卷-《藥地愚者隨筆》。

@(清)方以智:《游子六《天經或同)序》《浮山文集后編》卷二《藥地愚者智隨筆》。430

謂諸子文辭太盛,無束帛丘園之義,疑與偶老不合。然則天鞋非圣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久行遠,四國賴之。中

畢竟是“社兄”、“社弟”,志同道合,真正讀懂了《幾社壬申合稿》作者們急切地想大聲發出聲音,表明糾正時弊的意見,即使“與懦者不合”也在所不惜。這種心境,另外兩位作序者也看出來了。姚希孟說:

近有云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仿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竟倍于師中;聚而獻規,又譏彈嚴于柱后。此二百年來所創見也。

徐鳳彩則從另一個角度窺探出幾社諸君子寫這些詩文的心態:"天下嘗苦于鮮才,以諸君子觀之,多卓乎之彥矣。平素之所講論,皆古今之故,當世之急也……至于文章之事,非諸君所急也。各懷異才而無所用,壯心難抑,則假柔翰以解之,然其寄寓遐深,情見乎辭,古人所不免矣。天下多事,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知,徒使其放情文史之林,良足悼也。”3因為懷才不遇,放情于文史之林,而文章講論的主題看起來是“古今之故”,其實都是當今之急務。

3. 剖析朝政利弊的《幾社壬申合稿》

這份“壬申合稿”的作者有十一人,比起初的“幾社六子”--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勛、李雯、彭賓,多了五人:朱灝、顧開雍、宋存楠、王元玄,宋存標。按照幾社的規矩,“月有社,社有課”,其課藝不可避免帶有科舉應試的色彩,圍繞同一個題目做文章,然后互相切磋,取

①):《云詩文)《七錄詩文合集·古文近》一(幾社王謝合稿》卷首《張溥序》。

② 《兒社壬申臺稿》卷首《姚希孟序》。③ 《兒社壬申臺稿》卷首《徐鳳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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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補短,是這本"合稿”的最大特色。例如陳子龍、李雯、你遠同題的《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陳子龍、李雯、周立夏光影賓、顧開雍都寫了同題的《中州災異對》陳子龍、周立勛、像享遠灝、李雯、夏允彝、顧開雍都寫了同題的《擬山巨源答嵇叔夜絕交書》子龍、除孚遠、周立勛、李雯、夏允彝、顧開雍都寫了同題的《感定遠

銘并序)。

這些文章的立論與辭藻各有色彩,卻有共同之處,用徐風影的話頭說,就是“寄寓遐深,情見乎辭”,說得更直白一點,都著意于部析明的利弊。明太祖朱元璋封建同姓諸侯王,原本想為皇權構筑屏障,求得了治久安結果適得其反,引來了燕王朱棣的反叛,顯然,沒有接受西漢家楚“七國之亂”與西晉“八王之亂”的歷史教訓。陳子龍《皇明同姓語侯王年表敘》寫道:

昔之建侯求其利,今之置王畏其害,何則?機變既繁,猜情日急,往事多戒,而后防益深也……漢家統千里之封,晉室擅三軍之勢,而七國合逆,八王逞兇,原其喪亂,起于無制………至于骨肉相怨,肺腑摧裂。唐宋以來更酌時宜,親近則虛崇名號,開邸京師,既鮮逾條,亦無重任……

明興,高皇帝以海內殷遠,天下新定,即位之三年,大封諸子以鎮撫之。十三年復封,幾二十余國。當此之時,諸王皆親高帝子,或從高帝定天下,無不有帝制心。雖跨州連邑,與漢不侔,而厚壅資財,盛設兵衛,縱橫之資具矣。莫不冕旎透蛇。龍章繽紛,護衛皆騰健之徒,官屬有精采之士,庶子、子侯、尚王、支郡、上公、丞相拜伏下塵,儼然一國主焉。至于建文君之時,緣飾太平,隙開諸叔,晁錯之謀益亟,田叔之火無聞,縛以裨將,幽之請室。文皇帝積不堪之心,藉可乘之業,奮兵北平,奄有天物。嗣是而后,虛禮攸崇,昔權益脫。夫既以此得國,448

即以此而疑人,人情不其然歟!

顯然對明太祖的“封建”諸子有所非議,因為此舉查成尾大不掉之勢 “厚理資財,盛設兵衛”,終于導致燕王朱棣以高皇帝祖訓”為物子,聲討仿效晁錯削落的齊泰、黃子澄,以清君側為借口發動版亂,奪取帝位。成祖文皇帝上臺后,“既以此而得國,即以此而疑人”,生怕此后的諸王如法炮制,從反對削落一變而為積極削落,使得以后的諸王不再擁有重兵,削奪其政權與財權。正德年間寧王宸濠的叛亂,迅即平定。原因就在于此。這樣的分析不但否定了明太祖“封建”諸子的必要性,也否定了燕王(即后來的文皇帝)發動““靖難之役”的合法性。

李雯的同題文章也著眼于此:

高皇帝崩,太孫即位,群叔挾開章之謀,朝廷乏主父之算。動躁變起。而文皇用興,大業既就,則精畏之慮亦頗相深矣。雖太祖諸王狃于自擅,見事既大,未循厥軌,然藩力之削,自此其始也。@

和陳子龍一樣,他對明朝“二祖列宗”的“二祖”--太祖、成祖,沒有什么好感。

這樣的史識,也反映在明太祖殺戮功臣這種敏感話題上,對其后遺癥感慨系之。陳子龍說:

明興,高皇帝無尺寸之資,諸將皆起徒步,莫不并志一力,艱難盡瘁,或系身肺腑之間,或生長子姓之列,不獨資以摧散。蓋將托之機務,豈有侯王之號招徠,以就權宜馳驅之勢,據足而分強弱裁……胡、藍(胡惟庸、藍玉)株累,醯廢綿聯,至今二

① (明)陳子龍:《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幾社壬申合稿》卷十二《序》。②(明) 李雯:《皇明同姓諸侯王年表敘》,《幾社王申臺稿》卷十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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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企圖以“結黨”的罪名陷害君子。但是他沒有考慮周全,如果皇帝站在溫體仁一邊,豈不是支持小人陷害君子嗎?崇禎皇帝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勃然大怒,大聲呵斥:“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震驚朝野的這場辯論,李雯是記憶猶新的,于是乎寫了這篇《朋黨論》:

朋黨者何?君子小人之分也。其族既異,則勢不得而同。不同則必爭,爭則君子必負其名以敗,小人雖敗而可以復勝。負其名以敗者,君子之不幸也。小人雖敗而復勝者,君子之不斷也……蓋天下君子之類寡,而小人之徒眾,為君子者不務精其識,而務博其途聽悅耳之淺言……故曰:小人之黨精于小人,精則純;君子之黨不精于君子,不精則離,離則敗。今天下小人有勝君子之心,而無可以為勝之名;君子有可以勝小人之名,而又無不敗之實。則朋黨之論恐紛紛其未有已也……漢唐以前,朋黨之名恒在小人;漢唐以后,朋黨之名恒在君子。然則人主將疾朋黨乎?疾之,則小人受其福,而君子蒙其禍。2

在李雯看來,既然小人用“朋黨”之名來整君子,那么皇帝不分是非,一概打擊“朋黨”,其結果必然是“小人受其福,而君子蒙其禍”,這已為天啟末崇禎初的政爭所證明。何況當時有人指責幾社也是“朋黨”,李雯當然要辯論個一清二楚。

《南吳舊話錄》寫到幾社時,有這樣一條信息:“幾社非師生不同社。或指為此朋黨之漸,茍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國。陳臥子(子龍)聞而怒,夏考功(允彝)曰:'吾輩以師生有水乳之合,將來立身,必能各見淵源。然其人所言,譬如挾一良方,雖極苦口,何得不虛懷樂受?"臥子曰:兄

①(明)金日升:《頌天臚筆》卷四《召對》。

② (明)李雯:《朋黨論》,《幾社王申合稿》卷十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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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其齒牙”,并非戲言,崇禎十一年(1638),幾社諸君編成一部五百余卷煊煌巨著《皇明經世文編》,震驚文壇。幾社的青年才俊主張學同必須經世致用,在王朝走向末路的危難之際,把本朝有識之士的經世致用文章匯編成書,供當朝執政者借鑒。正如編者徐孚遠在字言中所說:“當國者覽此書,以為有裨于鹽梅之用,庶幾因是推其由來,以漸窺高皇帝之淵藪,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①

陳子龍在該書序言中指出:“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匯,散在江海。蓋有三患焉: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世家,三曰士無實學……積此三患,故成書也。”接下來他說:

予自幼讀書,不好章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老談名公偉人之跡,至于忘寢……夫王業之深淺,觀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運輔佐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則是編也,豈惟益智,其以教忠哉!②

字里行間流露出追求“當世之故”、“名公偉人之跡”,是編輯此書的旨趣,因而它的作用不僅僅是“益智”,更在于“教忠”,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宋征璧為此書撰寫的凡例,雖然略顯繁瑣,其宗旨與陳子龍并無二致。開宗明義指出,徐孚遠、陳子龍、宋征璧三人,選取本朝名臣文集,擷其精華,編成一書,“志在征實”,所以題目叫做“經世”。接著他闡述了編輯的主旨,不妨選錄若千條,以見一斑:

夫國家之景運既如彼,我皇之圣明又如此,必有異人并出,以助緝熙,不愧肅皇之世者。當拭目觀其盛耳。予與徐

①《皇明經世文編》卷首《徐孚遠序》。崇禎年間出版的《皇明經世文編》,頗有廣告意識與版權意識,封面上端橫寫著:“方禹修陳眉公兩先生鑒定”,右邊豎寫著:“陳臥子先生評選”。左下方寫著:“云間平露堂梓行”、“本衙藏版翻刻必究”。

② 《皇明經世文編》卷首《陳子龍序》。 455

子、陳子論昭代人才之概,而于名公貴卿深有望云。

天下有一定之理,有萬變之事,正心誠意之言,親賢遠佞之說,治忽之分,罔不由茲。然義簡而直,數語可盡,故集中惟元臣正士,入告我后者,載數十首,以概其余。

而治體事功,人文國典,關系一代。夫采野史則多失實,搜家乘則恒溢美,斯編折衷兩端,間有標識,庶竊取乎識小之義,為異日作史之資云爾。

本朝文士,風云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經濟,十不一二。至若宋文憲(宋濂)之精粹,李空同(李夢陽)之諒直,王浚川(王廷相)之練達,王弇州(王世貞)之博識,寧非卓爾之姿,濟世之彥哉!罕有通才,未當一概。其他若丘文莊(丘)、霍文敏(霍韜)、馮文敏(馮琦)、徐文定(徐光啟),學術淵深,足為世用,一稱立言立家,一為實用之準。

高皇詔廢中書,文皇政歸內閣,三楊秉鈞而后,勢以益重,至嘉隆之間,幾幾真相矣。若洛陽(劉健)、余姚(謝遷)之讜亮,永嘉(張璁)、丹徒(楊一清)之才略,新都(楊廷和)、華亭(徐階)之弘博,新鄭(高拱)、江陵(張居正)之英毅,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之端方,內輔君德,外總機務,朝政之清濁,海內之安危,職任綦重,裒輯尤詳。

當世所急,民窮本患,至征兵輸餉,所在驛騷。然乞活鼠竊,已經數見,雖同飚風,旋即草薙。當時絳索在我,剿撫互施,取則不遠,皆為前鑒。其謀可垂遠,事多切今者,摭采無遺,庶勵志請纓仗劍討賊者知所審焉。①

看得出來,此書著眼于現實,突出“征實”與“經世”色彩,得到了為

① 《皇明經世文編》卷首《凡例》456

于道……然則今天子之所為固合于求治之方矣,而成效不見,何與?臣以為知威權之可以御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故令屢出而人疑,威嘗試而反挫,求治甚速,而道遠彌甚也。@

以上這些逆耳忠言,都是對當時朝政積弊的透徹分析,可見倡導“絕學有再興之幾"的幾社君子們,并非一群只會吟詩作賦的書呆子。

關于幾社,有一事需要厘清。復社成立之后,幾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團體成員加人,因而成為復社的一分子,不過他們的活動是有分有合的,或者說,復社的活動并沒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動。在崇禎年間,復社的名聲很大,幾乎掩蓋了幾社,但幾社在松江的活動依然有聲有色。對于這一點,謝國楨說得非常好:

在崇禎初年,幾社雖然與復社合作,但是復社對外,幾社對內。復社整天地在外邊開會活動,幾社的同志卻閉戶埋首讀書。復社開了三次大會,風頭真是出夠了,但是張天如已死,復社就嗣響終絕,而幾社的文會卻繁盛起來。楊鐘羲《雪

橋詩話》云:

“云間幾社,李舒章(雯)與陳臥子承復社而起,要以復王、李之學。共七十三人,王玠石為首,青浦邵景悅梅芬繼之,與張處中、徐桓鑒、王勝受業于臥子,時稱四子。少受知于知府方岳貢,歲科果試第一,問業者甚眾,同時入學至十七人。王卻非司空日藻、張蓼匪布政安茂皆出其門,與方密之、陸講山、陸鯤庭皆訂文字之交。當陳、夏《壬申文選》后,幾社日擴,多至百人。”

那時幾社的同志日漸眾多,所選的制藝除宋存標《幾社壬

①《明)陳子龍:《振主權(丙子)》,《安雅堂稿》卷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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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文選》之外,還有《幾社會義》初集……《幾社會義》人數比較多了,我們知道的有宋微輿、張安茂、徐孚遠、張密、張寬等人。所以杜登春說:“《幾社會義》初集擴至百人。”……但幾社由極盛而漸變成分裂之勢,就分成求社、景風兩派。

杜登春所說“擴至百人”,并非夸張。嘉慶《松江府志》在寫到徐爾鉉、徐汲承父子“皆以詩文名幾社”之后,專門提及不能立傳的幾社成員名單:“幾社中聲望最著者,同郡又有:郁汝持、陸亮輔、莫暨、杜林、讀璘、李延架、李淑、徐銘敬、陸廣、朱積、張壽孫、唐允諧、徐期生、盛翼進宋卓、陳夢梅、杜甲春、翁起鶚、宋家禎、李是楫、陸公樞、王有孚、王釬金震龍、杜駿徵、騏徵、李苞根、大根、何德著、徐恒鑒、彭師度、徐煒、王宗熙、顧必達、范彤弧、蝥弧、夏鼎、張憲、趙侗如、陳爾振、章飏、高何竹。唐鉉、唐镕、湯涵、郁繼垣、駱金聲、徐度遼、章、吳楨、王元一諸人,或終明世,或人國朝,間登仕籍,亦有失其行事,不能立傳者,故附著之。”②

游走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復社

1復社的尹山大會、金陵大會與虎丘大會

晚明文社中規模最大、名氣最響的無疑是復社,它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兩個含義:前者是指作為眾多文社之一的復社,后者是指作為眾多文社聯合體的復社。朱彝尊寫道:

①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 155-156 頁。謝著中《幾社始末》一章的后半部分寫得很詳細,請參看該書第156-166頁。

② 嘉慶《松江府志》卷五十五《古今人傳·徐爾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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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社懷恨在心的宵小之徒--托名徐懷丹,捏造一篇聲討復社十大卷狀的檄文。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請看這篇奇文:

復杜之興主為張溥,佐為張深,下說群情,上搖國是,禍變日深,愚衷哀痛。嘗著其論于數年之前,而因強莫悟,今復學其十罪,開訴四方,共析鴨鼓焉。

一曰僭擬天王。春秋之法,誅心為烈;素王之政,正名為先。惟天王至尊,稱天以臨之,莫有匹也。今張溥何人?敢得號天如,其心之妄肆可知矣!且世有鹿馬之指,而溥公然任之。張王治、張源、張質先、張浚等十人,時稱“十常侍”,諺呼“十大王”。挾以江南小天子之威,聚財納叛,隱姓埋名(一名李樽,一名沈景應),意欲何為?此罪之一也。

一曰妾稱先圣。夫仲尼萬世莫京,而溥、采何人?竊其位號,并以趙、張、王、蔡名“四配”(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申)。孚、肇、煥等稱“十哲”(呂云孚、吳偉業、周肇、孫以敬、許煥、金達盛、吳周嘉、周群、吳國主、穆云桂十人),其誕妄如此,罪之

二也。

一曰煽聚朋黨。夫大道為公,而溥、采惟私聲氣,至于千里赴會,萬艘停橈。僧道優倡,俱入社中;醫卜星相,莫非友人。其品行如此,罪之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為君柄,今溥、采擅之,入其社者功名可操,在社外者擯逐迭加,使人俱震其權。罪之四也。

一日招集匪人。夫實行之士,杜門自守,今溥、采社中,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樸),或稱智多學究(曾同遠),種種奸匪,聚匿為群,有司莫敢過問。罪之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夫圣王首重彝倫,今則托名士子,熏心利欲。富貴是圖,子可以逐其父;名勢相軋,弟可以傾其兄。其480

余長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知乎?習以成風,恬不知怪。其

罪六也。

一曰謗訕橫議。夫有言貴者自當建議,今復社中同已者則親之,異已者即謗之。遺其詆毀,雖公候可驟失貴,邀其吩睞,雖寒酸可立致身。嘻,盟社如此,使人有履霜之警矣。罪之七也。

一曰污壞品行。夫士為四民之首,今社中游博馬吊之戲,老傳而童習;中黃賈豎之言,途誦而口占。夸豪舉于一擲,錯銖動興詬詈;買歡笑于千觴,別袂已見睚眥。其劣薄如此,罪之八也。

一曰竊位失節。夫有才干者必建功名,今復社自稱名士者幾數萬人,未見文追管樂之猷,武比頗牧之績。以致有志之士,不肯與社中人同應制科,蓋羞與為伍也。其為人擯如此。罪之九也。

一日召寇致災。夫災盜貴乎能弭,今社黨布結,橫于朝野,主司無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苞苴所遺,不問而收;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則肆其憤毒,小則開其釁端。故愆陰伏陽之變,有召而來,近日風蝗,亦由其所感。罪之十也。

讀者諸君看了這篇奇談怪論,一定對其信口雌黃而感到震驚,居然能夠編造出如此離奇的謊言來蠱惑人心,甚而至于把近日的風災、蝗災都歸咎于復社--“亦由其所感”,簡直匪夷所思。無怪乎此人不敢署真名,而假托“嘉定徐懷丹”,造謠者畢竟心虛。不過,他還是有點貢獻的,至少讓我們明白了,原來關于張溥、張采自比于孔子,把太倉自擬為闕里,還有什么“四配”、“十哲”“常侍”“五狗”之類,不過是謠言而

①(明)陸世儀:《復社紀略》卷四。 481

去,張風麗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身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杜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

竊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稽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會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于《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惟臣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①

張采強調復社是為了科舉應試而倡立的文社,宗旨不過是“楷模文體,習翼經傳”而已,沒有一絲一毫“出位躍冶之思”,陸文聲、周之夔之流“羅織虛無”,托名徐懷丹者“假名巧詆”,表示愿意和他對簿公堂,諒他不敢,故而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

皇帝終于明白真相,下達圣旨:“書生結社,不過倡率文教,無他罪,置勿回。”兒據楊彝《復社事實》說,崇禎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③

①《明)張采:《具陳復社本末疏》《知提堂文存)》卷一

@(清)鄒騎:《啟楨野乘》-集卷七《張座常傳》。鄒氏寫道:“公死后,復有攻公希跳獄

文教,無他罪,置匆問。”

者,再得嚴旨,責公及張公采各自陳。采具疏備述顢末……蔬上,上亦鑒書生結社,不過倡率

@ 楊鮮:《復社事安》,轉引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 137 頁。張廷玉《明史》卷二百九十五(金毓崗傳》:“因言復社一案,其人盡縫掖,不可以一夫私怨開禍端。帝多采納。”鄒麗(啟禎野旁》-集卷十一《金御史傳》;“其解黨錮一流,尤諍于群小羅織清流之日,而為海內所傳語者也。”萬斯同《明史》卷三百七十-《姜堔傳》;“溫體仁與復社之獄,七年未結,

偶已復召當國,事乃大解。"

(姜)深言:’諸生率用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貴志以沒,宜貴易名之典。時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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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由成也。”1

這是周鐘為《樓山堂集》所寫的序言。吳應箕所說的“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就是他所寫的《國朝紀事本末論》《東林本末》《兩朝剝復錄》等當代史,為洞察崇禎年間的“黨爭”提供一面鏡子。

這種史論,其實就是政論,用歷史委婉地批評當時的朝政。看一下侯方域所寫的《朋黨論》便可以明白。由于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流傳。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留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是風流倜儻的公子哥兒.掩蓋了他的見識與才情。其實他是很有思想的才子,請看他的這篇文章:

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禍必成于小人,其罪必歸于君子,此二者相持不并立之勢也。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其小人之所以勝者,大率自稱孤立;其君子之所以敗者,必以為朋黨……夫主上居深宮之中,與臣庶隔絕,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為防,群天下之人而有朋,群國家之臣而有黨,此豈人主所樂聞哉……自世之既衰也,而黨人之目在下,蓋小人既逐君子,則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為,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議之。于是因其議論而指為譏刺,觀其風節而誣為標榜,群天下名彥之士,而盡陷之語言文字之中,使其辨之無可辨,而逃之不可逃,則小人之勢成矣!②

他在文章末尾,特別寫了一句畫龍點睛之筆:“人主奈何不之悟也!”據文集編者徐鄰唐的點評:“此系朝宗少年作”,文集的另一位編者徐作肅的點評也指出:“明朝門戶自四明(沈一貫)始分,至烏程(溫體仁)而后,

①(明)吳應箕:《樓山堂集》卷首《周鐘序》

② (明)侯方域:《朋黨論》,《壯悔堂文集》卷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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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向者遴之,稱名考實,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為聚者三,主之者劉伯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六年)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九年)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后,匯聚之士半為升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為諱,而姚子獨于憂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為其難者哉!

最能反映復社理想政治的,是吳應箕寫于崇禎九年(1636)的《擬進策》。他從邸報見到臣民紛紛進言,皇帝都有批示,有的人因此“驟荷進用”。但是在他看來,這些奏章“于天下大計俱有未當也,私以為言者皆負上”,因此草擬了十策。由于他是無名之輩,無法呈進朝廷,后來收入文集,成為書生論政的一個記錄。這篇《擬進策》包括十個方面:持大體、別邪正、謹信任、審言術、勵廉恥、重變更、儲邊材、罷無用、養民財、塞貪源。略選其中若干,以饗讀者:

持大體

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谷各責之所司而已……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后務為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為欺蔽,而叢勝因之。至于叢勝,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隳因之,究之,柄且為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為相,其蕩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

① (明)吳應箕:《國門廣業序》,《樓山堂集》卷十七《序》。② (明)吳應箕:《擬進策并序》,《樓山堂集》卷九《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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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繼之,跡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如者幾五十年矣。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熹宗即位)口口邊屑孳生宮禁,逆珰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后人心始有所恃,于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群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于間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不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為朋比者,衰亂之征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啟之,何也?失體也。

他用張居正的操切來反襯神宗的寬大,看似倦勤,其實是“得體”,所以幾十年海內晏如。再談到當今陛下手攬萬機、躬親庶政,勵精圖治的漢宣帝不及陛下之萬一。然后話鋒一轉,崇禎一朝九年來,皇帝大權獨攬,過于操切,天下重足而立、裹足不至,欺罔奸佞叢生,貪弊愈演愈烈。根源就在于“失體”,亦即皇帝沒有“持大體”。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于人臣之自為朋黨,而其病由于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于是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小人指君子為朋黨,君子亦自以為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后不過爭竟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于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為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陛下試觀即位以來,誰為順悅,誰為憨直?誰重氣節而輕于禍福,誰矢念于國家,誰快心于報復?其擠掇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店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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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后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跡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于上,使眾正匯進,而檢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

他和李雯、夏允彝、侯方域等人一樣,提及當時熱門的話題:朋黨與君子、小人,尖銳地指出,病根在于皇帝“不分邪正”,結果是君子日趨孤立,“國家大事去矣”。如果能使“力攻朋黨”的陰險小人無以售其奸,國家何患不治!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

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為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為禍甚深也……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為尤甚。皇上躬戡珰禍,手攬萬機。念夷寇之交訌也,尚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紀綱于中丞,歸操柄于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勵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即昨日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即竊于此有慮者……故臣愿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

①(明)吳應箕:《擬進策并序》《樓山堂集》卷九《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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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饋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①

在想露了阮大鋮種種劣跡與野心之后,最后寫道:

杲等讀圣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若使大鋮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鎖,輕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鋮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果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謹以《公揭》布聞,伏惟戮力同心是幸。2

真是大快人心事,復社同人舉杯慶祝。夏燮如此描述當時的盛況:“時四舉國門廣業之社,凡揭中之一百四十余人,大半人會中,周仲馭(鐘)亦至焉。于是留都防亂之揭傳播南中……金沙周仲馭抗疏歸,有重名,時以謝喪來南都,集門徒五百余人于高座寺。于是揭中之執牛耳者,布衣則推先生(吳應箕),縉紳則推仲馭(周鐘),貴則推定生(陳貞慧),而東林之后推子方(顧杲),忠臣之后推南雷(黃宗羲)。日置酒高會,輒集矢懷寧(阮大鋮),嬉笑怒罵以為常。”3

阮大鋮懾于清議的威力,不得不躲進南門外的牛首山,暫避鋒芒,派遣心腹四出收買《公揭》文本,孰料愈收愈多,傳布愈廣。彷徨無計之時,他想到了剛剛來到南京的侯方域,阮與其父司徒公(侯恂)有年誼,算是侯公子的父執輩,企圖利用這一人脈來緩和與復社的關系,由親信王將軍代他出面示好,不惜重金撮合侯公子與秦淮名妓李香君。侯方域嚴詞拒絕,他后來寫信給阮大鋮重申自己的立場:

執事(阮大鋮)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

① (明)吳應箕:《留都防亂公揭》《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 148 頁。②(明)吳應箕;《留都防亂公播》《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 150 頁。③(清)夏燮:《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請》,崇摘十二年已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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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其后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忽一日,有王將軍過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為詩歌、既得之,必喜雨為仆貫酒奏伎,招游舫,攜山屐,股殷積向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告仆曰:"是曾阮光祿所愿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仆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仆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仆平心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仆誠無所逃罪矣。

侯方域為李香君所寫的傳記提及此事,措辭更加直白:“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李香君)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后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

令人贊嘆的是侯方域在崇禎十六年(1643)已經察覺到,日后阮大鋮一旦得志,必定大肆報復的心態,他寫道:“仆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后世操

①(明)侯方域:《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壯悔堂文集》卷三《書》。

(明)侯方域:《李姬傳》《壯悔堂文集》卷五《傳》。夏燮《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記載,此事后來為孔尚任《桃花扇》渲染,以楊龍友替代王將軍而王梅軍一事遂為孔東塘《桃花扇·卻奩》 涮之藍本,又以楊龍友代王將軍。傳奇之體,裝點排場,巧配腳色,義亦無嫌,惟以侯生納李姬,大鋮辦裝,系之癸未三月,則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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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仆之詞微而義婉也。①不幸被他言中,后來阮大鉞在弘光小朝廷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

可惜的是,復社君子們的努力,難以挽回明王朝日暮途窮的末路。這或許是生不逢辰的悲劇吧!

6.報國無門的悲劇

吳應箕沒有進入仕途,始終是一介文士,報國無門令他很無奈,寫信給閣老錢士升,一吐胸中的郁悶: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志于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抒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于公卿大僚,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郁郁,不得一吐。

甲申之變以后,他又寫了長篇大論,反思亡國之痛。其中《原君》《原相》兩篇最有見地。

客問:“古有君明而國亡者乎?”他的回答,陷入了兩難境地,一則說“烏有是哉”,再則說“非主不明而亡”。其實他對崇禎皇帝是有所批評的,一是過于明察,二是過于操切。他說:“夫主貴明而忌察,察則傷明也,故多恃,恃而莫予抗也,于是下務為蔽匿則生疑,疑而莫予當也,于是上益務。夫操束,則滋擾,卒于法不必信,用違其才,朝出令而夕責成,前見賢而后獲罪,奸雄適以藉資,庸下趨之仆負,譬之木心已蠹而枝葉尚在,方以為此翹然者可資棟梁而假蔭庇也。詎知大風過而干摧根拔,遂已全無木哉。”③但是面對客人的提問:“然以先帝之憂勤,猶無救

①(明)侯方域:《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壯海堂文集》卷三《書》。② (明)吳應箕:《上嘉善錢相公書》《樓山堂集》卷十三(書》。③(明) 吳應箕:《原君》《樓山堂集》卷十九《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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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亡,則豈有莞暗淫虐者足又安保世乎?"他又為崇禎皇帝辯解,充滿了同情與惋惜:“崇替者運也,廢興者數也。天之所去,誰能留之?且夫以(泰)昌(天)啟之末運,而承閹禍潰決之余,丞輔覆悚,列職負乘,獨恃此一人者,兢唐業虞,挈此將贏極敝者,以累存枵枝于十七年之久。”在他眼中的先帝,僅憑一人之力支撐十七年之久,已屬難能可貴;更何況他“殷然身死社稷,其風烈足以視二帝三王而無愧哉”。因此他的結論是:“國不幸而亡也,非主不明而亡也”,“吾君非亡國者也”。

在《原相》篇中,回答客人的問題:“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他說得很干脆:“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在他看來,崇禎一朝的內閣輔臣沒有一人值得稱道:“夫蒲州(韓)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道不足而術疏也。于是烏程(溫體仁)以矯行愎,而見謂精忠;陽羨(周延儒)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楊嗣昌)資悍,以兵敗而計窮;韓城(薛國觀)意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余資,負英主之方向,豈難強國庇民,創弊夷患,而乃強敵在門,重寶人室,封疆日蹴,門戶牢持。”然后他一一列舉:

溫體仁執政八年,“蘊崇滔天之大變”;

楊嗣昌督師前線,“遽增餉至七百余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

薛國觀“未窮厥慝,卒蒙惡聲”;

周延儒復出,“惆然自以為姚、宋(姚崇、宋璟)而不疑,方其起廢籍。蠲積逋、撤內緝、出久系,探懷納說,捷若轉圜,豈不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為市,如京師大賈,所居積轉販傾天下,天下廉恥,益以

①(明)吳應箕:《原君》,《樓山堂集》卷十九《客問》。506

重壞”。其結果是嚴重的--“于是使人主切齒,以為人臣無一可信,故

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

吳應箕分析得鞭辟人里,精彩之極!由此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復社雖然是一個文社,卻并非不問世事的象牙塔,間或議論時政,抨擊弊端,目光之透徹,言詞之銳利,一般官僚望塵莫及。

吳應箕的人生結局和大多數復社成員一樣,是慷慨激烈的。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南京陷落。閏六月,金聲在徽州績溪起兵抗清,吳應箕在池州起兵響應。那時的他,獲得了平生第一個官職--福建隆武政權授予的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不過如同曇花一現,很快兵敗被清軍俘虜,犧牲于家鄉貴池縣之石灰沖。壯志未酬的五十二年人生以悲劇告終。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一百多年后,處死他的大清王朝已然進人盛世,忽然大發慈悲,追謚他為“忠節”。這樣的皇恩浩蕩未免晚了一點,不過對于吳氏后人而言,多少是一個安慰。

四余 論

晚明的文人結社活動,隨著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在政治高壓與文化專制的雙重打擊之下,已成強弩之末,日趨萎縮。順治十五年(1658),皇帝在給戶部的諭旨中,明確表示要對江南鄉紳、進士、舉人、貢監、打擊。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江寧府這些賦稅重地,查出拖欠賦稅者一萬三千多人,以

① (明) 吳應箕:《原相》,《樓山堂集》卷十九《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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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糧”的罪名,革去功名、官職,并處以重罰。所謂“抗糧”,近乎吹毛求疵,剛剛成為“探花”(進士一甲第三名)的葉方藹拖欠稅銀一厘,折合制錢一文,竟被革去功名,民間哄傳:“探花不值一文錢。”被新朝任命為國子監祭酒的吳偉業,也以少量欠稅而遭到革職處分。可見當局此舉并非著眼于區區一點欠稅,而是借故迫使江南鄉紳、士子就范。正如松江人董含《三岡識略》所說,其結果是“鞭樸紛紛,衣冠掃地”。這正是奏銷案所要追求的目標。與此相伴隨的科場案,也是借題發揮,意在打擊江南文人以及他們所依托的家族和社會。江南鄉試案比順天鄉試案猶有過之而無不及,兩房主考官、十八房考官被處死,家產充公,妻子籍沒為奴;參與舞弊的考生鋃鐺人獄,發配充軍。杜登春《社事始末》說:江浙文人牽涉丁酉鄉試案的不下一百人,一向興旺的圍繞科舉應考的社事活動,從此蕭條,幾乎停息。一年之間,人們忙于為囚車送行李,為躲藏者送衣食,沒有消停的日子。

順治十七年(1660),禮科給事中楊雍建上疏,要求嚴禁文人結社,他寫道:“朋黨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漸中于朝寧,拔本塞源,尤在嚴禁結社訂盟。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多有,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黨,相習成風,漸不可長。請敕部嚴飭學臣實心奉行,約束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眾盟會,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倘奉行不力,糾參處分,則朋黨之根立破矣。”皇帝接受了這一要求,下達圣旨:“士習不端,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深為可惡,著嚴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惡習,各該學臣即行革黜參奏,如學臣隱徇,事發一體治罪。”1嚴行禁止”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自是,家家閉戶,人人屏跡,無有片言只

①(清)王先謙:《東華錄》,順治朝卷三十四,順治十七年正月。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第 104-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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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敢涉會盟之事矣。”晚明文人結社之風,至此煙消云散,以后也不曾再現。何以見得?請看下文。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號稱盛世,卻推行文化專制政策,大興文字獄,吹毛求疵,望文生義,以片言只語定罪,置人于死地。一朝比一朝更為嚴酷,更為強詞奪理,愈演愈烈的恐怖氣氛彌漫于整個社會。

康熙時代,當局最忌諱的是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文人稍有涉及,便遭殺身之禍。莊廷的“明史獄”,戴名世的“南山集獄”,令人不寒而栗。莊廷鍦是湖州南潯鎮富商,順治年間購得同鄉前輩朱國禎的《明史稿》,聘請名士修改,增補了天啟、崇禎及南明史事,以《明史輯略》書名作為自己的著作出版。一時轟動,被烏程縣知縣告發,遂釀成大獄。康熙二年(1663),莊廷已死,遭到斷棺戮尸的刑罰,凡是為該書作序、校補、刻印、發售者,乃至與該書有一字牽連者,幾乎無一幸免,先后處死七十多人,株連七百多戶人家。戴名世是安慶府桐城縣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戴名世的文集《南山集》中,把南明福王、桂王政權視為正統。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告發他用南明弘光、永歷年號,釀成大獄。不僅戴名世被處死刑,其祖孫三代親屬,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全被處死,受株連的有幾百人之多。

雍正時代,汪景祺、查嗣庭、錢名世、曾靜等,都因文字遭禍。禮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持科舉考試,被別有用心的人告發,所出試題中有“維民所止”字樣,竟然說“維”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級,大逆不道。這是典型的拆字游戲式樣的文字獄。為了找到更為直接的證據,在他的日記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認為侍講錢名世因為寫詩歌頌大將軍年羹堯,遭到革職處分,是“文字之禍”。因為這些話是在私下的日記中流露出來的,被定罪為“腹誹朝政,滂訕君上”。查氏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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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杜登春:《社事始末》。

監獻,又遭戳尸的刑罰,親屬學生受到牽連。

乾隆時代的文字獄變本加厲。戴名世死后,隔了五十多年,乾隆魚帝借“南山集案”大興冤獄,處死舉人蔡顯,株連二十四人。由頭是,有人想發蔡顯的著作《閑閑錄》,有“怨望謗訕”之詞。所謂“怨望謗訕”之詞,不過是蔡顯引用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原意是說,紅牡丹才是上品,把紫牡丹奉為上品是奪了牡丹的正色,是“異種稱王”。到了那些制造文網的酷吏眼里,看出了另外的意思,指責蔡顯影射奪取朱明王朝的滿人是“異種稱王”。對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狀,蔡顯只得被迫自首,祈求寬大處理。結果,坦白并未從寬,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上報皇帝,主張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蔡顯。乾隆皇帝看了高晉和明德的奏疏以及隨同奏疏附上的《閑閑錄》,大發雷霆,下達圣旨,把蔡顯的凌遲改為斬首,卻對高晉和明德大加訓斥因為乾隆自己從《閑閑錄》中看到了這樣的字句:“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羹堯)案得罪。”而高晉、明德查辦此案時,竟然沒有發現這些非議朝政的字句,是“有心隱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該當何罪!@

此后的王錫侯《字貫》案,更為離奇,更加蠻不講理。江西舉人王錫侯,鑒于《康熙字典》篇幅龐大,使用不便,編了一本精簡的字典--《字貫》。江西巡撫海成立即報告皇帝,王錫侯擅自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狂妄不法,建議革去他的舉人功名。乾隆皇帝原本以為是一個尋常誑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待到他親自看了隨同海成的奏疏附上的《字貫》,發現該書序文后面的凡例中,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廟諱以及自己的“御名”,都開列出來,大為憤慨。認為是“深堪發指”、408-418 頁。@ 參見孟森《《閑閑錄)案》,《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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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不法”之舉,應該按照“大逆”律問罪。但是海成僅僅主張革去舉人功名,大錯特錯。他在給軍機大臣的諭旨中狠狠訓斥道:海成既然經辦此案,竟然沒有看過原書,草率地憑借庸陋幕僚的意見上報。上述“大逆不法”的字句就在該書第十頁,開卷就可以看見,“海成豈雙眼無珠茫然不見耶?抑見之而亳不為異,視為漠然耶?所謂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義安在?”結果,王錫侯處死,海成革職,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乾隆時代,諸如此類的文字獄有一百多起,占整個清朝文字獄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此起彼伏的文字獄,使得文人們噤若寒蟬,處于極度恐怖之中。

美國漢學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93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所得到的結論是:乾隆大興文字獄完全是一種心理畸形。乾隆總的來說是個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暴君,他干預學者的獨立研究,故意算改歷史,殘酷地迫害文人,接二連三地禁書、毀版。乾隆朝雖然號稱盛世,實際上是清朝衰落的開始,而《四庫全書》的編纂雖名為保存國粹,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地為了達到鉗制思想的目的。富路特的著作出版后,受到西方學界歡迎,有的評論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貢獻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陰暗面,讓人們看到了盛世中隱藏的危機和衰敗的萌芽。。

所謂盛世竟然如此色厲內荏,它的由盛轉衰也就不足為奇了。

① 參見孟森《《字貫》案》,《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第 398-407 頁。

② 參見顧鈞(西方學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獻》,《中華讀書報》2014年4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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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9: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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