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 — — 從華夏到中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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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8騰訊思享會演講

元代建立了一個世界帝國的體系,可以說是再一次重新洗過了自隋唐以來所建立的整個體系。從世界史的層面說,元代對東亞的意義就是重新打開了通向中東和中亞的道路,把中東和中亞地區比較先進的天文學和各種技術引進到東亞地區。從儒家士大夫的角度來看,元代是一個不規範的朝代,但這實際上恰好是它的力量所在。經過元代的震蕩以後,北方,甚至江淮一帶就變成一個馬賽克鑲嵌的路徑,嵌滿了遠及高加索、東歐和西亞闌入的各種族。而大汗在大都的朝廷中,則布滿了來自於中亞的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天文學家和其他學者。沒有這一次巨大的震蕩,那麼晚近時期東亞的整個文明體系可能都建立不起來。像是元明時期,所謂郭守敬編制的曆法和整個明代編制的曆法,骨子裡是元代從中亞穆斯林那兒引進的。在元代後期和明朝初期,逐步普及到東亞全地,後來變成蘇淞地區主要經濟基礎的棉紡業,也是在這個時期通過安南路線,從海道,從南方引進的。有一點可悲之處就在於,吏治國家龐大的官僚組織在技術創新這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們甚至在最貼近日常生活的飲食和醫療這一方面,都嚴重地依靠那些比它小得多、而且被貶稱為蠻族的小族群。像是棉紡品取代亞麻這件事情,明顯就是跟南方的百越部族和印度支那半島那些小邦有關。後來在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原有稻種和作物的佔城稻、雙季稻和三季稻,其實也是從馬來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山越人那兒引進的。

宋元以後,南方的朝廷對山越人的征服是一個很奇特的過程:一方面它是一個征服者通過建立男性家長制為核心的少數大家族的堡壘,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部族酋長,通過偽造歷史吸收南方山地各族群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這些族群在他們瓦解的過程中,把他們積累的技術成果向中原地區擴散的過程。可以說,這個過程是一個殺雞取卵的過程,王朝在打破南方這些小族群的過程中,毀掉了東亞地區仍然保存著最後一批基因多樣性的寶庫,這一次最後的釋放得到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國度過了最後五百年的剩餘時光,然後步入最後的衰亡。

以後的技術輸入,就要依靠更遠的 — — 來自西方和日本的輸入。在明朝剛剛建立的時候,東亞上層社會在文化創立這方面的枯竭已經很明顯了。甚至明成祖的神機營這樣明顯的保衛皇帝的最核心部隊,他們所依賴的,都要依靠安南的火槍手。安南並不是什麼火器的發源地,而他們的火槍居然能夠比元明政府掌握的火槍更先進,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這就暗示著,在朝廷本身不重視的正史之外的秘密渠道,士大夫體制壓迫下的整個暗渠還有一個通向西方的技術輸入源。這條技術輸入源很可能是阿拉伯人開闢的那條南洋運輸線。

技術落差的線路大概是從歐洲到奧斯曼帝國,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後通過中南半島到明朝。你從鄭和船的結構就可以看出,整個技術是近東地區模仿歐洲產生出來的先進技術;然後波斯地區再模仿近東地區產生相對先進的技術;這個技術傳到莫臥兒的時候,已經是不那麼先進了,但對於印度各邦來說,來自於中亞和波斯的征服者仍然是可怕和難以抵擋的;但這些東西再進一步傳到東亞,相對於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那些技術來說,仍然是非常先進的。這個技術方面的歧視鏈,或者說是流通鏈,是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都沒有改變的。

由於東亞帝國廣土眾民的性質,所以往往會給人一種誤解,就是說,如果你征服了大片土地或者殺戮了大量人口,造成傷亡數十萬人的重大戰役,就會給人一種印象:你的戰鬥力彷彿非常強。但是真正比較起來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從明朝末年的戰爭你就可以看出,極少數的、來自澳門的黑人火槍手可以輕而易舉地抵擋為數數萬的清軍。鄭成功在對荷蘭的戰爭中培養出來的那些極少數藤甲兵,是清朝在對付北亞哥薩克人時唯一的憑據。清軍對明軍的優勢是很明顯的,但是康熙帝用了全國絕大部分大炮來包圍雅克薩那些為數只不過一百多人的哥薩克非正規軍,竟然經年累月攻不下這座城市,死亡的哥薩克大部分都是由於疾病和寒冷或物資缺乏造成的,很少有人真正死於清軍的進攻。而這些哥薩克人如果放到歐洲去的話,也只有資格當輔助部隊。俄羅斯帝國的部隊在面臨著波蘭和瑞典軍隊的情況下,經常是幾萬人打幾千人,而且還不一定打得贏。而波蘭和瑞典人呢,他們的部隊中間,最核心的部隊,也就是從德國引進的少量雇傭兵。而這些德國雇傭兵,在尼德蘭和西班牙戰爭中,明顯不是西班牙和法蘭西軍隊的對手。

這條線路是很明顯的,就是說,在歐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蘭德【包括今天比利時的東佛蘭德省和西佛蘭德省、法國的加來海峽省和北方省、荷蘭的澤蘭省】和倫巴第這兩個戰爭最密集、小邦最多、軍事金融革命來得最快的地方,軍事技術演化是最為迅速的。然後這個技術中心向周圍地區不斷地輸出技術。離核心地區越遠,輸入技術的時間越晚,輸入的技術就越落後;越是接近於這個中心,你就可以越早地得到比較先進的技術。從中心地區派出的少量的人馬,在邊緣地區都會給人以一種極其可怕、極為強大的印象;而邊緣地區的極為龐大的軍隊,實際上在技術上是非常落後的,差不多在中心地區的戰爭中只能充當觀眾的作用。

帝國最核心的成員,像雍正皇帝這種人,在清朝中葉的時候,已經感到了危機的存在。他跟俄羅斯帝國打交道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俄羅斯人把伏爾加河上游的土爾扈特人放出來交給他。因為他在對準噶爾的長期戰爭中發現,原有的滿蒙騎兵已經不大中用了。在他看來,土爾扈特人這支武裝部隊在他的帝國武裝中仍然算是強者。但是在俄羅斯人看來,這些部隊其實在對土耳其蘇丹的戰爭中,頂多是當輔助軍隊的料。土爾扈特人在後來的乾隆朝當真向東方遷移的時候,他們面臨的主要敵人甚至不是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沒有費心去追他們,騷擾他們的都是一路上的巴什基爾人【主要生活在烏拉爾山脈南坡及附近的平原上】、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這些部族。但是他們在到達伊犁河流域的時候,仍然能夠發揮乾隆皇帝所希望的那種作用:他能夠有效地填補準噶爾敗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有效地壓制南方的穆斯林,有效地為日益衰退的滿蒙八旗看守西北邊境。

等到接近林則徐時代,道光朝初期的時候,南方各地的安南海盜在福建和廣東附近的沿海橫行。他們的力量也就是通過越南內戰,能夠得到法國天主教士和法國殖民者給他們提供一部分仿制的火槍。而僅僅是這一部分仿制的火槍,已經足以使他們打敗廣東的水師部隊,使南方的貿易遭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夠鎮壓他們;而朝廷只能夠採取招安和收買的方法,用封官許爵的方法把他們納入自己的統治體系之內。廣東水師對付海盜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就預示了未來鴉片戰爭的結局。鴉片戰爭不是別的,就是海路重新打開以後,歐洲核心區的軍事技術突然越過了原先是逐步下降、坡度平緩下降的軍事技術衰退的鏈條,突然由軍事技術最先進的地區一下子直接接觸到軍事技術最落後的地區。以前,軍事技術衰退是經過一系列傳導鏈,每一級都只比上一級的技術稍微低一點。等到傳導到亞歐大陸的最東端,闌入的武士集團只是比當地非常衰弱的大軍稍微強那麼一點點。現在海道打通以後,歐洲最核心地區的最先進軍事技術會赤裸裸地直接面對著東亞而來,這樣立刻就會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打擊。於是,遼金元清形成的整個天下帝國體系,在這樣的打擊之中陷入完全崩潰的狀態。

此後的一百多年,東亞的問題就是,怎樣把西歐封建主義在幾百年中演化出來、通過殖民主義向全世界播種的這個世界秩序,和自己原有的以內亞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這個過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遼金元清以來長期在軍事上不利、因此處在被壓迫狀態的華夏士大夫得到一個解放自己的機會。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地位很像是緬甸南部的孟族人【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從今天中國西南地區遷徙到緬甸,逐漸建立起一系列王朝。但孟族王朝後來多次被緬族所滅,大部分孟族人被同化】,或者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在西方殖民者帶著他們的世界秩序闖入以前,他們的地位越來越糟糕,被從內亞闌入的蠻族壓制得越來越徹底。遼金元清最初看起來跟鮮卑人建立的隋唐是沒有區別的,但是他們對於華夏傳統的尊重卻遠不如隋唐:隋唐還願意改姓李姓,假裝自己是漢魏的後裔;而遼金元清呢,就要堅持自己的部族傳統,公開把南方人貶低到帝國等級地位的底端,變成純粹依賴性的奴隸勞工一樣的人,把政權壟斷在保留部族傳統的核心成員手中。

這樣的發展趨勢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下去,在元清相繼滅亡以後,如果準噶爾人或者其他什麼中亞遊牧民族,順著原先的角度再一次入侵東亞的話,他們還會不會願意延續儒家的文化就很成問題了。因為沒落文明發展到最後階段的時候,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最初他們還能夠以同化能力自居,指望進入自己境內的蠻族會接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但是這只限於剛開始的蠻族。波斯以前的努比亞人【生活在今埃及南部、蘇丹北部】和利比亞人還願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後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就再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了。大清帝國建立的這個內亞雙重體系,很可能就是闌入部族願意繼續延續儒家士大夫傳統的最後一代。

如果大清衰弱的時候,西方秩序還沒有進入東亞的話,那麼,軟弱的江東士大夫階級能不能夠維持自己的身份是很成問題的。但是,西方秩序一來,可以說是更高的文明壓制了原有的內亞體系,使得江東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機會。這跟印度帝國的情況是很相似的。印度教徒本來已經快要被穆斯林消滅乾淨了,但是英國人趕走了穆斯林,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統統變成大英帝國的臣民。這種情況下,印度教徒可以憑借自己的人口優勢,重新奪回對穆斯林的主動權,把印度重新變成一個印度教徒的國家。如果沒有這樣的趨勢的話,按照德里蘇丹國和莫臥兒帝國以來的發展趨勢的話,恐怕印度早晚會變成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江東士大夫在殖民主義體制之下的真實處境也就是這樣的。

但是他們為了自己的面子,就發明了一個神話,把大清當成一個純粹的中國,忽略了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內亞體系的事實,假定存在著一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而且在西方秩序闌入以前,這個中華文明仍然具有天下體系的威儀,可以跟西方的體系平起平坐;然後假定南方的士大夫,講漢語的士大夫,是這個文明的當然繼承人,他們可以在驅逐西方勢力以後,重新建立一個跟西方平起平坐的體系。這個神話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捏造出來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清政府的天下體系,主要就是中亞蠻族的體系。他們的主要語言,包括簽署尼布楚條約的官方語言,始終是滿語而不是漢語。明朝的十八省被拘束在禮部所管轄的這個狹小範圍內。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動是通過理藩院用滿語進行的。滿洲朝廷跟朝鮮、跟中亞各部族、跟俄羅斯人進行各方面交涉,並不受儒家那一套禮法的約束。而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外交,才為大清帝國贏得了它最後的輝煌。在這個體系中間,江東的士大夫發揮的僅僅是一個奶牛的作用。

但是,這個體系只有在滿蒙的騎士能夠利用他們的中亞武士供應源維持東亞的秩序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在西方秩序來臨以後,維持秩序的主要力量很明顯就變成大英皇家海軍了。於是在僧格林沁敗死以後,滿蒙貴族自己變成了這個體系的多餘人。而南方的士大夫階級開始考慮,像法納爾人【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大多數居住在法納爾及加拉達區,被稱為法納爾人,他們往往充當文官,為奧斯曼蘇丹效力】企圖繼承奧斯曼帝國和印度教徒企圖繼承英印帝國一樣,準備根據西方殖民主義引進的新技術重新發明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用這個中華民族的概念頂替遼金元清以來的內亞世界帝國的概念,把這個新造的發明安置在東亞世界殘餘上,借用西方的力量驅逐滿蒙內亞的勢力,然後再反過來把西方驅逐出去,建立他的新體系。

我們所知道的近代史,大體上是按照這種史觀編寫的。由於它實際上跟江東士大夫的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並不相稱,所以他們執行這個計劃,到半成品狀態的時候就出了大毛病。南方士大夫確實通過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國的天下體系,但是解散的結果並不能使他自動繼承天下體系,而是導致了滿蒙藏的邊疆危機和列強幹預的危險。因為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多元體系,多元體系解散了以後,原先的關外各個族群並不願意自動地接受既成體系。最後在列強的壓力之下,中華民國以一種非常類似神聖羅馬帝國或者是日耳曼邦聯的方式,繼承了大清在條約體系中的位置。但是這樣做付出的代價就是,它雖然繼承了大清的位置,但是它內部的憲法結構必須服從大清在其結束之前簽署的條約體系所構成的這個構架,也就是說,國內的憲法結構必須服從條約體系的需要。中華民國名義上繼承了關外的各個領土,但是它繼承的方式使它必須把自己的內部結構改造成條約體系能夠允許的聯邦或邦聯形式。允許這種政治實體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自己原有的政治個性,而且同時又要允許列強在這些特殊地區保留特殊的條約權利。

這種複雜而微妙的格局是很難長期維持的。這樣做等於是在東亞造成了一個類似於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位於德國北部。荷爾斯泰因公國在中世紀屬於神聖羅馬帝國,1815年後屬於德意志同盟,但丹麥國王是其君主;石勒蘇益格公國北部居住的主要是丹麥人,而南部居住的主要是德意志人。1864年的普丹戰爭就是為此糾紛而爆發的。1920年,北石勒蘇益格進行公民投票,決定與丹麥合併。1955年德國與丹麥之間再次簽署條約】這樣的複雜的多元邦國。這樣的邦國,你很難說它是應該屬於丹麥王國還是應該屬於日耳曼邦國的,因為所有各邦都對它享有一定的條約權利和歷史權利。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以後,建立的這個新體系,也就留下了像東北、西藏這樣類似荷爾斯泰因的這種邦國。許多列強和當地的族群都有各式各樣相互衝突的地方性權利、歷史權利和條約權利。要想同時滿足各方的要求,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只是在列強調停之下達成了一個臨時的維持現狀的協定,希望時間能夠解決問題。但是時間並不能解決問題。最終解決問題仍然只能是依靠戰爭。戰爭的主要後果就是證明,南方的士大夫無論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製造神話的本領多麼高明,憑他們自己的資源和力量,他們無法完成建構現代國家的使命。真正能夠建構現代國家的組織力量,仍然要依靠從蘇聯輸入的列寧主義政黨。

北洋政府統治的最後十年,不僅是關外的其他的民族實體,而且關內的各個實體也明顯處在解體的過程之中。像孫傳芳、吳佩孚這種人,等於是漸漸地開始越過北京的外交部,跟蘇聯和日本推動事實的外交。而且各省之間開始相互達成具有準條約性質的攻守同盟和其他體系。北京的政府漸漸地被架空了,越來越依靠列強的海關支持和外交支持,維持一種空洞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蘇聯和日本沒有積極干涉,國共兩黨沒有從蘇聯取得它的列寧主義組織機器的話,那麼可以合理地推斷,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的前途也就像美洲獨立後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或者是墨西哥帝國一樣,最後的結果還是進一步解體成為更加散碎的小邦。

無論是北京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的強人,雖然可以取得局部勝利,但是誰都沒有表現出有能力和慾望完成重新整合這個體系的要求。能夠完成這個體系重新整合任務的,也就是國共兩黨。而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和組織資源並不是中華民國內部所能產生的,仍然要依靠蘇聯來輸入。它能夠建國成功,仍然要依靠蘇聯、日本衝突造成的國際體系的演變。最後的結果,造成了一種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托勒密式的體系【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43-公元前30年)實行相當極端的國家壟斷制,礦業、鹽、酒、香料、玻璃、陶器等都由國家專營,對外貿易、錢莊等商業活動也由國家控制】。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但是它卻不是保存在華夏社會內生的力量手中,恰好相反,它必須依靠外來的列寧主義政黨,而列寧主義政黨汲取資源的方式恰好就是要粉碎華夏社會原有的社會組織。


2023-11-25 1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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