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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有人發問為什么農村的民主建設走到了城市的前頭。當然這個問題本身可能會被質疑，如農村比較普遍的賄選。但是李承鵬說得好：賄選是農民裝睡，裝睡也比真睡好。這個問題使我想起十七八年前我的一篇文章：《微觀民主建設：農村向城市挑戰》，其中我從六個方面分析了農村基層民主建設領先于城市的原因。總的觀點，是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行為，更多的決定于其經濟利益。只有他成為明確的經濟利益主體，才會進而成為政治和社會的主體。在聯產承包制給予了農民相對完整明確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后，才有了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席卷中國廣大農村的基層自治熱潮。
 這個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其后中國農村出現了較多的自治異變，如賄選。那就是：農民的經濟主體地位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土地只是“承包”，而不是私有，它是“集體所有”的。由于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土地價值被不斷發現，以及農村的其他資源性資產如礦產、林產的價值也一路走高，更由于與之隨行的中國權力經濟、特別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腐敗的出現，所以農民始終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其經濟利益被壓制、侵蝕和剝奪，其政治意識也就被壓抑和扭曲。在這種情況下，一張選票以若干金錢變現，可能是一個更為理性的選擇。當然，在村級自治中，不一定完全適用民主，在一個熟人共同體中，有時協商甚至“差序格局”更為合適。
 這時再來看韓寒的一個觀點：中國人素質差不可能急速民主。這個觀點不錯。但我想，如果我們真的承認民主的價值和它的必然性，那么我們就需要分析在中國具體實在的環境中，民主的力量在哪里，真正推動民主建設的主體力量是哪些人，以及路徑和方式是什么。
 這里也不妨再看一看烏坎。烏坎事件中的農民一方，不僅僅有經濟利益的訴求，而且有政治權利的訴求。在經濟上，他們要求得到土地轉讓的合理收益；在政治上，他們要求行使合法的權力，實現真正的自治。烏坎事件首先表明的是農民由明確的經濟利益抗爭導向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的發揚，這可以說是自大包干以來，中國農民的公民意識的第二次回歸。當然，不僅僅是烏坎，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多數基層自發的變革甚至群體事件中，經濟意義總是和政治意義或多或少地相聯系的。
 土地利益糾紛曾經占據了中國群體事件的主要比例，但是專家指出，當前勞資糾紛已經位于第一位。這一變化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矛盾趨于廣泛化，并且尖銳于工薪階級和雇主階級。考慮到中國“制造大國”的國情，我們可以預測——并且事實上也已經看到了中國進入了一個更多的公民爭取經濟、政治、社會權利的時期。
 其次，烏坎事件變為烏坎轉機，其本質意義，是公權力向公民權利的退讓。過去政府說：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中國政府的腰包很鼓，因此在高壓態勢下，拿出點小錢解決個案，可以敉平絕大多數群體事件。但這次事件，公權力全面向民權退讓。轉機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公權力突然良心發現，而是中國的社會矛盾到了必須政治解決的時候了。這時統治者中的明智者，會審時度勢，做出與時俱進的調整。
 而這種調整，或者轉機，其意義也并不只是公權力與公民和社會的互動、博弈、共贏，它還表明中共黨內高層開始良性的博弈與競爭。今天中國的變革首先應當是政治改革，主題是民主與憲政。凡是能夠把握住這個時代潮流的領導人，會在歷史上確定自己崇高的地位。我們看中國不同的地區模式，我想，只有那些更多孕含民主、憲政元素的“模式”，只有那些與公民和社會互動、呼應的“模式”，才是代表歷史正確發展方向的模式。從這點說，中國高層政治也有可能從烏坎轉機開始，進入一種更多公開、民主、公正、人權與良性競爭的新階段。
 在寫作此文的時候，看到溫家寶在近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溫家寶指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推進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關鍵在于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應該看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精心設計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開展相關工作，明年一定要出臺相應法規。
 這是繼廣東省委領導之后，中共更高層中的理智力量對民間吁求的正面回應。
 現在我們可以說一說中國的民主改革與革命了。中國不大可能會發生改朝換代式的革命，它只能走向民主憲政。民主憲政也不是少數人的一個理想和奮斗，它是一個歷史潮流。但是民主憲政的實現是有條件的。首先它必須基于公民個體的明確而合理合法的經濟利益主體地位，其次它必須是一個專制統治者中的大多數人也不得不承認的利大于弊的政治選擇。而中國正進入這兩個條件加大的階段。面對１萬多農民森嚴壁壘、有某些“過激”行為的烏坎，雖然政府有更強大的暴力，卻不敢也不能開槍。這時采取退讓就是公權力的唯一選擇。中國的民主憲政就是這樣一點一點、一步一步前進的。積量變為質變，終有一天它會成為一種國家的政治制度。至于人民的政治素質，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提高。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個有良知理性的知識分子，應當為它的實現，為減少社會轉型的代價，不斷地鼓與呼。
 
 

王霄 2012-04-27 03: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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