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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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動機，是戕害了我們民族多年的惡俗

　　關于“方韓之爭”，我的觀點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確，從未改變：

　　第一，方舟子有權質疑韓寒，其他人也一樣。第二，有權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權糾紛，而且沒有過硬的證據，這種質疑，就涉嫌對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誹謗。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當權利的不當使用”。

　　盡管如此，我仍然堅決反對質疑方舟子的動機。首先，沒有意義。代筆與否，是事實判斷，代就代了沒就沒，與質疑者的動機何干？其次，無法證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為當你質疑別人動機時，你也成了質疑者。你問人家，人家當然也可以反問你：你“問動機”的動機，又是什么？

　　這就不好回答。因為但凡“問動機”，其實都是“設陷阱”。答案，則是預設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領神會的，比如：整怕了，風聲鶴唳吧？心虛了，反咬一口吧？沒招了，虛晃一槍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虛弱；應對失措，是無能；倒打一耙，是無恥。故，問動機，不能給自己加分，只能減。

　　然而眾多的腦殘，卻樂此不疲。因為有傳統。事實上，問動機，是專制統治的“祖傳秘方”，官場斗爭的“常規武器”，階級斗爭的“不二法門”。只不過，古代的問法叫“是誠何心”，現代的叫“想干什么”。預設的答案則有：你圖謀不軌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釣譽吧？別有用心吧？等等。統統都是“誅心之論”。

　　誅心，是地地道道的惡俗。這種做法，心理陰暗，手段惡劣，而且戕害了我們民族兩三千年。如不連根拔起，徹底批倒，子孫萬代，將會受害無窮。

　　這個話題，顯然已經與本案無關，但還得借此作為“藥引”。我想問，方舟子打假，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擁護？質疑韓寒，為什么有那么多人贊成？就因為現在的造假，實在是太嚴重了。某些名家，因為字畫值錢，書稿好賣，就請人代筆，粗制濫造，批量生產，魚目混珠。這就豈止可以“質疑”，簡直可以“報警”。

　　也許，這便是“方韓之爭”的時代背景：公眾對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無可忍，很希望“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也很希望能夠抓住一兩個“造假典型”，讓他把騙得的東西都吐出來，還要搭上身敗名裂，看誰還敢欺世盜名！

　　這就是“殺一儆百”了。但恰恰是這似乎“很正當”也“很善意”的觀念，大有問題。

　　二、殺一儆百，是“求善”嗎

　　殺一儆百，怎么會有問題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嗎？求善當然沒問題。但怎么求，有講究。

　　我的主張，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則“不得善終”。何況“殺一儆百”，還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這四個字。

　　首先要“殺”。殺，可以是肉體的消滅，也可以是心靈的摧殘。無論哪種，都是不把生命當生命，不把靈魂當靈魂，請問“善”嗎？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這是“儆”的對象。為什么要“儆”？因為他們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鬧事、出問題，所以要殺一只雞，嚇唬嚇唬。

　　可見，殺一儆百，就是把民眾看作“假想敵”或“嫌疑犯”，時時警惕，處處提防，常常警示。這就是它的內在邏輯和思想背景。當然，這個邏輯和背景，發明人是不會告訴你的，也不要以為你潔身自好就沒事。這種文化和制度的設計，是針對所有人的。何況，你沒有“罪行”，還可以說你有“賊心”。

　　剩下的只有“一”。這是最后一張門簾，也是最后一道門檻。也許你會認為，殺一兩三個，警示千萬家，不是很值嗎？錯！一百個人是人，一兩個人就不是？反過來，能殺一兩個，就不能殺一兩百？殺戒一開，無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殺一儆百”，那么，實在找不到“壞典型”，你這個“好人”也能拉來湊數。

　　或許有人說，這怎么可能呢？殺個好人，能起作用嗎？嘿嘿，你別忘了，殺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惡”。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顧不上“善惡”，甚至顧不上“敵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樣殺人質。還有，鬼子進村后，第一個拉出來殺掉的，難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實上，殺一儆百的欺騙性，恰恰在“殺”的是少數人。這就讓多數人放松了警惕，以為“事不關己”，可以“高高掛起”，甚至參加圍觀，或者拿著饅頭等人血。但其實，“殺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這種混賬制度和文化，正是沖著人民大眾去的。

　　何況，就算侵犯的是個別人的權利，就可以嗎？否！正如蕭瀚先生所言，私權，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

　　公共利益，則是為了既保護張三私權，又保護李四私權，亦即保護任何人私權，從而求得的“私權共和”。張三的私權能侵犯，李四就難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沒有了個人利益，大家伙也沒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殺一儆百，誰來執行？公權力。所以，這種文化和制度，無不存在于專制國家。專制國家喜歡它，是因為獨裁統治和君主專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嚇來維持。殺一儆百，相比濫殺無辜，成本較低，也可持續。但歸根結底，是犧牲少數人，威懾大多數，維護他自己。請問“善”嗎？

　　三、活人獻祭與自己負責

　　或許有人會問：世界各國，都有監獄，也都有刑場。難道全世界都是專制國家？

　　呵呵，抱歉，閣下恐怕弄錯了，我反對的不是這個。判刑，恐怕還是必須的。但不能是為了警示，為了殺一儆百。那又為了什么？民主國家和法治國家的觀念是：為了負責。

　　負責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據在于意志。也就是說，一個有著公民權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屬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選擇殺人放火。但同時，正因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須為自己的所有選擇埋單，而且必須自己來負。故，自由即責任。

　　這樣一說，大家也就應該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選擇了殺人放火嗎？那好，請你把“牢底坐穿”。因為這也是你自己選擇的，是你在選擇殺人放火時就清楚的。根據這個道理，判處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權，反倒是對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換言之，同是判處徒刑，專制國家是為了“警示”（殺一儆百），民主國家是為了“尊重”（自己負責）。介于二者之間的傳統觀念，則是為了“還債”（殺人償命，借債還錢）。可見，問題不在“有無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這“一念之差”，卻有“天壤之別”。

　　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專制國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綁，插上標簽，游街示眾，然后當眾砍頭。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為了加大力度，還不吝發明種種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斬，凌遲，無所不用其極。隱私權和辯護權，則根本不予考慮。相反，還要“公審公判”，同時讓你“啞口無言”。

　　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獻祭”了。獻祭，原本是一種原始巫術儀式。其本質，是人與神之間的交易，我稱之為“請神吃飯”。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魚，后來的馬牛羊豬狗雞。但每次，都是人奉獻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為了表示“心誠”，便開始使用“人牲”，活人獻祭由是始。

　　獻祭有用嗎？有。但不是對神，是對人。當一個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凈凈送上祭壇，從容赴死時，族民們不可能無動于衷。最早，會產生凝聚力；后來，會產生威懾力。當后一種力量產生時，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過，統治者喜歡的是“政治祭壇”，衛道士喜歡的是“道德祭壇”。

　　四、節婦和淫婦，都有一本血淚賬

　　道德的祭壇上，擺放著“壞人”，也擺放著“好人”。這就像遠古的祭品，有奴隸，也有貴族。但無一例外，壇上都是生命，壇下都是血腥，杏黃旗上都寫著“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語道破天機。為什么要有活人獻祭？為什么要有道德祭壇？就是為了統治者和衛道士心目中的那個“道”，即他們要推崇和維護的核心價值觀。這就不但要“殺一儆百”，同時要“舉一反三”；也不但要將“淫婦”沉潭，還要表彰“節婦”，立貞節牌坊，美其名曰“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貞節牌坊，是另一個祭壇。節婦，則是這祭壇上的祭品。不過，她們的任務是表演，表演貞潔。如果說，那邊殺掉的，是嚇唬猴子的雞，那么，節婦就是聽話的猴子，是統治者和衛道士“價值觀的代言人”。做這樣的猴子，容不得半點閃失。寡婦守節之難，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過來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節婦一旦失貞，責罚將超過淫婦。因為統治者和衛道士都是圣明的，豈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聽話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該死的雞”。而且，由于你曾經是猴子，還必須比雞死得慘。這樣看，韓寒有點冤，因為并沒有人說“學習韓寒好榜樣”。他不想做，別人也學不來。

　　這種“節婦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兩碼事。榜樣也許都是英雄，英雄卻未必都是榜樣。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著學。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當真拿起武器，走進叢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個人的選擇；節婦表彰，是權力的奸淫。只不過，有的是誘奸，有的是強奸。

　　因此，榜樣的力量，注定是沒用的。因為每個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應該由他自己選。你硬要把他塞進這個模那個范，他就只能“裝模作樣”。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個模型，那個范兒。實際上，你還是你，他還是他。

　　只可憐那些節婦和淫婦，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獄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謂：都有一本血淚賬。實際上，她們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質”。統治者和衛道士，要用其一人之“過失”，換取百姓之悚懼；一人之“功德”，換取萬眾之一心。這他媽的才真是“罪該萬死”！

　　所以，殺一儆百和表彰節婦，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目的，都是要不顧人民群眾的自由選擇，強制推行統治者和衛道士的價值觀。但，把“淫婦”送上祭壇，或讓“節婦”自己去，需要一個認證，一張門票。這張門票，就叫“動機”。

　　五、動機，是道德祭壇的門票

　　道德祭壇（也包括政治祭壇），為什么要用動機做門票？因為動機是無法證明的。既然“無法”，也就“無須”。無須證明，豈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節婦”（道德楷模），你的動機就高尚純正；需要你做“淫婦”（反面教員），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壞，全由“壇主”或“祭司”說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問動機，便首先被“工具化”，用來維護專制統治，進行官場斗爭和階級斗爭。比如一個諫官批評皇帝，馬上就有人問：是不是想通過誹謗君父，來博取“直言”的名聲？好，“大不敬”和“慕虛名”兩頂帽子，就結結實實給你扣上了。你說得清嗎？說不清。

　　在這樣的“誅心之論”面前，沒有人能自證清白，自殺都沒用。自殺，在歷史上叫“陷君父于不義”，在“文革”中叫“自絕于人民”，統統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辯白，就更沒用。清者自清。沒罪，你辯白什么？花言巧語吧？文過飾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認定動機有問題，無論你說啥做啥，統統證明有罪。

　　這就不但剝奪了我們的人身權，也剝奪了思想權和言論權。目的，則是“集權”。集權難免走向專制，專制則必定主張“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問動機”。因為無論追問還是反問，都不需要提供證據，最便于搞“莫須有”。何況這事還“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動機說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實上，所謂“上綱上線”，就是在動機上做文章。文字獄，也是。文字獄的背面，則是“光榮榜”。因為能夠攻擊別人“居心叵測”，就可以標榜自己“赤膽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態，站隊，曬功勞，秀忠誠，講信仰，唱贊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淚水，就因為他對動機愛得深沉。

　　愛動機的，也最愛自己。質疑動機，則可以“一箭雙雕”。結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總之，“文革”是為了反修，貧窮是為了守志，所有的錯誤都是正確，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結果，是動機變資歷，資歷變資質，資質變資格，資格變資源，資源變資本，資本變資金。

　　顯然，動機不但可以“工具化”，還能“資源化”。因為只要是拿動機說事，則無論功罪，都可以“莫須有”。于是乎，官場上，市井中，但見“茍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輩話無聊之題”。事實沒人講，邏輯沒人講，規則更沒人講，只有圍獵和狂歡。而且一眼望去，滿街都是偽君子，人人都是陰謀家。

　　想想，這是什么道德氛圍，又是什么輿論環境？一個民族，如果只知問動機，不會擺事實；只知論陰謀，不會講道理；只知設祭壇，不會求解放，請問還能實現偉大復興嗎？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學，同時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壇”，難道不該徹底拆除？依我看，連同它的壇壇罐罐，也都該砸了。

　　然而惡俗陰魂不散，沉渣也會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貞”。對此，我真是很無語。沒錯，人是要有一點精神，也要有一點堅守，哪怕守貞也行。但，你自己守著就行了，為什么要揚鈴打鼓，昭告天下，還勸人入伙？無非以處女膜為杏黃旗，表演動機。

　　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壇，還要拉上姐妹們殉葬。我并不贊成淫亂，也不反對守貞。但我以為，要守，也是為自己，關別人什么事？要守，也是為愛情，又關婚姻什么事？更何況，一個人如果因為愛情，心里已經裝不下別人，還用得著守貞潔嗎？

　　但，這已經是題外話，真的是題外話。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

易中天 2012-02-29 19: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