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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全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大約20多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例很少。這些出生于解放前生長在紅旗下的年輕大學生顯然是國家的驕子。盡管1960年以后各個高校均均拒絕錄取某些高考成績達標而“出身不好”的學子，但當時的在校大學生從整體上說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但是從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地改變了這批驕子的命運。
 1966年在毛澤東的直接號召下，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揮下，以北京高校為首的在校大學生們義無反顧的充當了造反的先鋒。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內外信息受到高度控制，全國人民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的領袖。革命和斗爭的元素每日都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從小浸淫在紅色文化，世界革命的社會氛圍的年輕大學生們在文革前就對毛澤東的崇拜已接近巔峰，因而當毛澤東毫無前兆的就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表態支持的舉動猶如一團烈火，一下子就點燃了大學校園里的幾十萬青年學生以及年輕教師們的浪漫主義的革命激情。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當年的大學生是“紅衛兵”，除了造反，批斗老干部，被中央文革愚弄外沒有自己的思想。難道當年為數不多的大學生們和年輕的教師們真的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任人擺布嗎？難道他們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氣嗎？事實并非如此。
 文化革命剛被點燃的初期，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領袖（兼北京大專造反派第三司令部“司令”）朱成昭奉中央文革指使將彭德懷揪回北京。但當他有機會讀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后淚流滿面，宣布退出造反行動。此舉引起中央文革的警覺，將其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毛澤東在68年7月28日接見“五大領袖”時還特意提到朱成昭說：“你看朱成昭剛當了幾天司令就往外國跑，或者保爹保媽不干了”。毛澤東原來設想利用學生的造反行動將劉少奇和擁護劉少奇的黨政軍領導打翻在地，換上中央文革等左派人馬，召開黨的九大加以確認，文革就可以結束了。但沒有想到有幾股力量使他不能如愿，而首當其沖的就是他所利用的大學的這股力量。大學的學生及年輕教師們用馬克思“懷疑一切”的觀點和和毛本人所提倡的“造反有理”的觀點將運動面延伸，甚至涉及到他所倚重的人馬，妨礙了他的戰略部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痛下決心，用派出軍宣隊的形式對大學實行軍管。在向北京大專院校派出第一批軍宣隊的院校中，除了“五大領袖”所在的北大，清華，北航，北師大，北地院外還有北工大即北京工業大學。
  文革早期批判“三家村”制造輿論的階段，各個報社尚摸不清頭腦，中國青年報社則響應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學生“生動，活潑，主動”的學習，反對條條框框的僵化，反對學術權威的束縛。北京各個大學里針對上述的批判三家村的形勢和教育改革的問題出現了一些騷動，北工大和北京大學幾乎同時出現了批評學校黨委（認為領導不力壓制群眾積極性）的大字報。因此北工大也是被當時的北京市委最早派駐工作組的學校。當6月1日全國廣播公布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鮮明的支持聶元梓大字報后，北工大也如同北大一樣全校沸騰了，最早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然而在8月20日以后北工大并沒有積極走中央文革指引的路。因為那一天該校高干子弟譚力夫發表了流毒甚廣的“譚力夫講話”，該天講話煽動性極大，迅疾催化社會。血腥恐怖的“紅八月”自20號以后出現的“打死牛鬼蛇神理所應當”的殘暴行為與該講話有極大的關聯。北工大校園內由此出現了極為鮮明的有別于其它大學的兩個對立派組織：一派以“出身好”為主體的狂熱擁護譚力夫講話的組織，另一派組織則大多數“出身不好”反對譚力夫的講話。雖然譚力夫講話一時間煽動了全國性的“階級斗爭”的狂熱，但使得中央文革將矛頭對準劉少奇的方向發生偏離，因此譚本人被抬起又被打下去了。后來的形勢發展對北工大而言自然有利于后者的組織“東方紅”，當清華大學等校熱火朝天地圍困中南海批斗王光美時，該組織卻將精力用于追蹤譚力夫的后臺，在天安門張貼“打到康生”的大標語；追查譚力夫父親歷史的極左行為—為建國后黨內第一起冤案“二陳事件”翻案；介入北京中學生的運動，支持以“出身不好”為主體的中學“四三”派，在全國肅清譚力夫講話的流毒下功夫。這說明：在當時即使中央文革挾毛主席的指示以令全國，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大學生們雖然充當中央文革的急先鋒，對他們的指示大部分接納的同時，也伴有少部分滯時接納或變相接納，在眾多的最高指示中尋找利己的目標和方向。
  1968年，派往北工大的軍宣隊是北京空軍，當時持林彪父子的靠山，驕氣凌人。他們進駐學校后高舉“林副主席”的旗幟開展“三忠于，四無限”的活動；要求人人跳“忠字舞”作“語錄操”；每天必須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同時他們根據北工大的形勢和特點把全校師生員工分為三個等級：25%“出身好”的是他們依靠的對象，其余大多數是可教育的對象，一小撮人是打擊的對象，其重點是校系革委會成員。認為北工大的權利是被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所把持。理由是：這是一個師生員工有70%“出身不好”的學校，而學生更占了75%，在這種基礎上成立的革委會是代表了反動階級的利益。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文革前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規劃要把北工大建設成為猶如蘇聯的莫斯科大學，特別批準每年錄取少部分被清華，北大因出身不好而刷下的高分的北京市的學生。同時北工大每年都從清華，北大以及北外等校引進優秀的青年教師，再加上北工大又是錄取華僑大學生的重點單位，因此以出身而論當時北工大“出身不好”的師生比例在北京高校確實首屈一指。軍宣隊認為正因為如此，在校革委會把持下的北工大對毛主席沒有階級感情，它成為北京市大專院校里極少沒有樹立毛主席石像的單位；在毛主席發出7.28指示（即軍管大學）后，它又是唯一出現學生大規模游行反對的單位。
  軍宣隊進駐北工大不到一個星期，就將校系兩級革委會成員隔離審查，號召全校師生員工提高階級斗爭覺悟，在新形勢下站好隊，揭發校革委會的罪行；宣布對于參加游行反對軍宣隊的廣大學生只要認錯不予追究，但必須反戈一擊揭發指使者和黑后臺。校園開始蔓延恐怖的氣氛，鋪天蓋地的聲討批判的廣播文章以及自我檢討揭發的大字報日日更新。用軍宣隊負責人的話來說：北工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小撮人在發抖，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令軍宣隊沒有想到的是，在這種高壓態勢之下竟然有一張真實署名“楊寄寧”的大字報出籠了，其內容猶如一道閃電劃破了北工大的上空也劃破了北京的天空。它不僅僅是針對軍宣隊，而是針對全國整個形勢。大字報共四張，有四部分內容：“一，目前社會上流行的，軍宣隊進校后搞的“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語錄操，天天喊毛主席萬壽無疆“等活動是形式主義，庸俗化；是對毛主席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二，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列主義頂峰是錯誤的，因為馬列主義必然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向前發展的，不能說到頂了，這是不科學的。三，對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為二。因為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也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不能說“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四，陳永貴，吳桂賢只是普通工人農民中的勞動模范，勞模不等于政治家。他們的知識，經驗和層面都不足以担當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而且這張大字報最后結尾寫成“祝毛主席無壽無疆”。
 這份大字報在全校師生的思想中引起了極大震動，其所言是很多人曾想過但不敢深想更不敢說的，尤其是軍宣隊進校后的紅色恐怖氣氛中更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楊寄寧不僅有勇氣的說了，而且有理有據地公開闡明。對于軍宣隊來說，此人真是吃了豹子膽，膽敢用這種反動言論公然向軍宣隊挑戰，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叫板。當日北工大軍宣隊拍下照片，將大字報撕毀，呈報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央文革；要求各系在上級沒有下達命令之前以“階級斗爭新動向”“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猖狂反撲”組織全校師生員工批判，消毒。
 楊寄寧何許人也？他是65年入學的機械系學生，班上的學習委員，校革委會委員。考入北工大之前是北京男四中品學兼優的高材生，立志作一名“保爾，柯察金”式的不虛度人生的人。由于“家庭出身復雜”被清華刷下進入北工大。文革初期楊寄寧和其他一些同學以及年輕教師們最早地投入反對校黨委，反對工作組的運動中。認為以往的教條主義，特權思想壓制了民主自由，毛主席號召的“四大”象征著民主時代來臨了，大字報是大民主最有利的證明。甚至天真地認為：57年的反右運動到了糾正的機會了。當譚立夫于66年8月20號在北工大發表其著名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講話的當晚，楊寄寧以“屈錯反”的化名書寫大字報嚴厲批判其觀點。而那一晚被講話煽動起來的出身好的學生狂熱地舉著火把要“火燒油炸”“屈錯反”。他沒有被嚇到，在以后的數天里仍然單槍匹馬的與一群群身著綠軍服的同學辯論，盡管自己的話被四周噴出泡沫的嘴堵住，但總是最后揚起頭來說：“我就是不同意你們的觀點”。其孤零的身影，瘦高而不屈的形象至今依然深烙在一些校友的心中。雖然后來運動的發展否定了譚力夫的講話，但是隨著文革的深入，他開始的天真設想一一被否定。他越來越懷疑毛澤東的意圖，認為毛澤東在重復過去搞運動的錯誤。他的這種判斷開始只同一兩個好友談論，當軍宣隊進駐學校后的種種行為使他堅定的意識到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以自己的執拗做好充分準備，義無反顧的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深思熟慮的觀點。在當時的形勢下敢于公開而不是私下，敢于用大字報而不是書信形式發表對毛澤東思想的看法，對林彪乃至整個文革形勢的看法在文革期間大概是絕無僅有的。滅頂之災當然降臨他頭上了。
 這張具有歷史性的大字報出籠的第三天，全校師生員工和正在被隔離審查的校系兩級革委會成員被緊急集合到學校大操場上。主席臺上除了坐有身著上綠下蘭軍裝的軍宣隊成員，還有幾位身著全綠軍裝的軍人。只見軍宣隊總指揮袁戈（北京空軍作戰處處長）高聲宣讀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通令：“將楊寄寧以現行反革命逮捕”。隨即兩名軍人從后臺將他押上來，在幾千人鴉雀無聲的目光下當場給他拷上黑森森的手拷，隨后會場下爆發出雷鳴般的吼聲；“打到楊寄寧”“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在給楊寄寧尚未戴上手銬按下腦袋之前，只見他神情冷漠，眼光木然并沒有害怕的恐懼。當將他的腰按下90到180度的過程中，他也沒有反抗。他的這種表現一直持續在校，系，車間，班組的上百場的批斗會上。所以“楊寄寧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在北工大的上空持續了數月之久。在批判中他始終不對自己的四條觀點認錯，所承認的錯誤是“我把大字報最后的口號寫錯了：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錯寫為’無壽無疆”。他的這種硬骨頭表現如同他的大字報內容一樣精彩，極為深刻的留在北工大師生員工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在楊寄寧大字報出籠之際，北京中學生遇羅克因為公開發表極有思想深度的“出身論”大字報而被槍斃了，因此北工大絕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均認為他被槍斃的下場只是時間問題。蹊蹺的是他活下來了，避免了遇羅克，張志新，王佩英等人的悲劇，原因至今不明。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范圍內必然有各種各樣的抵觸，反抗；各式各樣的不滿和表達不滿，當年大學里同樣會如此。但是當自身首當其沖的卷入狂暴的漩渦之中而要反身上岸之時，需要更巨大的勇氣和更堅定不移的搏斗，需要必死的決心，這是絕大多數人作不到的。然而在當年20萬的學子里是存在勇士的，楊寄寧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文革雖然歷經十年，依然是歷史的瞬間，“楊寄寧事件”更像流星般的消失了。
 希望愚弄歷史和被歷史愚弄的人都愿意人們不再提起此事，現在的社情也希望如此，如果人類處于類人猿時代只有閃存記憶沒有歷史記錄的話是可以的。但是作為有思想有道德有歷史記錄的人類，我們仍面臨幾千年前祖先遇到的課題:作什么樣的人？我們希望后代成為什么樣的人？是作真實的誠實的人還是犬宦般的人？我們的民族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是與世界各民族價值取向相同即誠實面對人民呢？還是以虛假的，實用主義，隨時可變的手法對待自己的人民和世界呢？歷史已經證明，一個國家無論經濟軍事發展的如何強大，本國的歷史文化如何悠久，成敗仍取決于人民的向心力，其基礎則是本民族的道德和價值觀。世界歡迎還是拋棄你，道德基礎和價值取向起決定作用。
 流星般的“楊寄寧事件”消失了，活著的楊寄寧還存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退休的他辦起了自己的實業公司。企業面對社會普遍的“回扣和賄賂是生存之道”的潛規則，他依然反潮流，採取“以質量求生存”，絕不走“請客，送禮，回扣”的路線。生意開始很艱難，但是他堅持不懈，不屈不撓，不放棄自己的原則，終于贏得了信任，贏得了客戶。遺憾的是他患上了無法醫治的“粘液腺癌”，醫生斷定他活不過兩年。然而他淡定地說：“我已經多活了40年”，真可謂：“曾經滄海難為水”啊。
 楊寄寧在任何艱難的條件下，都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和行為，無論是在政治運動或經濟運動中。“特立獨行，誠實面對，為真理不惜犧牲一切的堅守”是他的格言也是他的人生軌跡；對待與他不同觀點甚至仇視他的人仍然和平共處，堅守自己；這些是我們國民目前所極其缺乏的品質，值得我們每個人尊敬和學習。
 
 2012年1月

马士田 2012-04-27 0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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