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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圖書《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作者:鄧野

根據民國政治的邏輯，聯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礎與依據必須出自武力，然而，聯合政府本身，卻又是一個超武力的民主與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據這個邏輯自身的歷史局限，以武力為基礎提出的問題，很難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獲得解決。

1949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過這樣一段話：“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也就是亡了軍隊。”[1]在這里，毛是把“國”與“軍”作為一個問題而一并提出的。“國”與“軍”兩者之間的這種高度統一的關系，其實就是民國政治的邏輯，此即：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

民國政治的基本規則在于：武力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這一點構成了民國政治的基本邏輯。同時，這個邏輯本身，又構成了民國政治基本的歷史局限。1944～1946年間，國共圍繞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展開了長達兩年的較量。這一對立的發生和發展，都是這個邏輯直接或間接的體現，同樣，又都是這個邏輯自身的歷史局限，直接或間接的體現。

民國政治的邏輯與國共關系的轉型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是在國民黨原有的、一黨訓政的國家秩序之內，建立的一種不對等的合作方式。之所以采用此一方式，說到底，無非是當時的國共力量的對比，在政治上的體現。也就是說，兩黨關系對等與否，取決于兩黨實力對等與否。在抗戰的前期和中期，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因此，國共合作的基礎與方式也沒有實質性變化。

1944年4月─12月，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發動了最后的戰略進攻：一號作戰。是役對于抗戰末期的中國政治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由于日軍在豫、湘、桂戰場連續重創國民黨軍事力量，為此，迅速引起國共力量的互為消長，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兩黨力量的對比。

1944年5月，中外記者團在取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同意后，到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參觀考察。圖為毛澤東(前排左二)、朱德(前排左五)、聶榮臻、吳玉章(后排右二)、楊尚昆(前排右一)在延安和中外記者參觀團中的外國記者合影

1944年10月，周恩來撰文指出：中共擁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民兵二百萬，“幾已達到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目”。并且，中共又在敵后建立了五九一個縣政權，“幾已達國民黨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縣的百分之八十二”。[2]這里的兩個“幾已達”，就是指國共實力的對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文件中指出：“最近八個月，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3]

所謂“幾乎平衡”，當然是過高的估計，但國共力量的對比的確發生了互為消長的重大變化。問題在于：力量對比的相對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平衡的要求。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正是這種政治要求的反映。

聯合政府的提出，把改變兩黨合作的基礎與方式提了出來。同時，也把改變一黨訓政的國家秩序提了出來。這樣，也就引出了兩種國家政體的對立：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

政治對立的形成，是民國的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接下來，雙方又將如何推動這一對立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轉化?同樣，必然還是按照這個邏輯而展開。在兩黨的政治對抗過程當中，發生過兩次重大的政治較量。

第一次是重慶談判。蔣介石借助中蘇條約和壟斷日軍受降權這兩個條件，扭轉了在一號作戰的打擊下所形成的被動局面，阻止了中共進占中心城市的意圖，鞏固了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此條件下，蔣介石迫使中共收回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并再度承認國民黨的國家法統。這樣，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聯合政府政治路線，遭遇重大挫折。不過，盡管聯合政府的口號被取消，但國民黨關于取消解放區的要求則被中共頂了回去。問題在于，解放區的存在，就是聯合政府的口號得以提出的基礎，這個基礎仍然存在，表明重慶談判并非問題的最終解決，而是一次暫時的反復。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偕周恩來、王若飛等，赴重慶會談。圖為毛澤東一行在重慶下飛機時合影。

第二次重大較量是政協會議。政協會議是一次較為特殊的政治現象，它的召開基本上不是以武力的對比作為直接依據，而是以一個超強的國際背景作為依據。從現象上看，政協會議表現為這樣一個特點：武裝的與非武裝的、執政的與非執政的中國各黨派，在一道國際“圣旨”──杜魯門聲明──要求之下，相當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學說為原則，相當一致地遵奉西方政治體制為范式，在一位重量級國際“欽差”──馬歇爾──親臨督導之下，嘗試著將西方政體及其理念全盤移植于中國，嘗試著將武力的作用從國家政治中一舉剔除，從而全盤改造民國政治的邏輯。

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將孫中山的國父地位神圣化，同時也將其訓政學說神圣化，從而以國父的名義，作為推行一黨訓政的神圣依據。杜魯門對華聲明的發表，其中的一個重要作用便在于，他以美國總統的地位，直接的公開的點了孫中山之名，并且明確要求修改一黨訓政。這個中國各黨派從來不能正面提出的問題，卻被一位美國總統正面提了出來。這樣，杜魯門公開抹去了國民黨罩在國父以及國父遺教身上的那層神圣的光環。孫中山的光環一旦被去除，意味著一黨制便再也沒有政治上的藏身之地。　

蔣介石和毛澤東及國共兩黨代表在重慶舉行會談，研究戰后雙方關系問題。圖為蔣介石、毛澤東與美國大使赫爾利等合影。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政協會議實際上就是一次對一黨制的政治清算，實際上為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作出了理論意義上的最終裁決。從此，國民黨再也不能正面地為一黨制辯護。問題在于：對一黨制的清算，實際上就是對國民黨的批判。正如唐縱所感覺的那樣：“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4] 可以說，一黨制一經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實際上宣告了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的衰落。

政協會議的五項議題，看上去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議事程序，五路出擊，四面圍剿，沒有給一黨制留出任何得以逃脫的破綻，以至于“無形國大”(直選)這類事實上并無可操作性的議案，也被人們生吞活剝地接受下來。于是，看上去一黨制相當徹底地被廢除，國共以及各黨派的政治利益，相當理性、相當公正地被重新分配。一個以武力取得的政權，卻又以非武力的方式，在一紙協議上交出了半壁江山。

顯然，政協會議的議程及其各項協議，無不表現為對國民的政治邏輯的反叛，這種現象可以是一時的，但不能是最終的。當政協會議以雄辯的方式，引經據典、酣暢淋漓地將民國的政治邏輯排斥殆盡之后，國共政爭的方式驟然間返璞歸真，重新回到原有的邏輯上來。

政協會議一個月之后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反過來，成為國民黨對政協會議的“裁判”。從現象上看，二中全會對政協協議的修改并不算多，僅憲草原則數條，但問題的實質是一黨訓政制不愿就此退出舞臺，只是由于這一政體本身不便正面堅持，為此，派生出某個或某幾個枝節問題，通過這種派生的若干枝節問題的對抗，從而使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以另一種方式繼續糾纏。總之，二中全會所爆發的強烈情緒，就實質而論，就是民國的政治邏輯的強烈反彈。

最后，國共選擇四平決戰作為全部政爭的歸結。從民國政治的邏輯來看，這是一種最為符合邏輯的選擇，最為適宜將民國政治的游戲規則充分展示出來。因為，國共關于東北問題的爭執，最為適宜變政爭為戰爭。就現象而論，東北問題有兩條似乎無懈可擊的理由，足以作為武力相爭的相當正義的依據：其一，外交問題;其二，恢復國家主權。以外交問題的名義，拒絕談判便名正言順;以恢復國家主權的名義，武力進兵便師出有名。

四平決戰的意義在于：以戰爭的勝負，作為政爭的結論。四平決戰的舉行，標志著國共政爭的方式，完全回到民國政治最原始的邏輯上來。

綜上所述，1944～1946年間，國共關系發生過一段政治轉型的過程。從問題的提出、展開到終結，清晰地走出一道民國政治邏輯的軌跡。其間，發生過一次試圖擺脫固有邏輯的嘗試(政協會議)，但是，這個嘗試只不過是驗證了固有邏輯的牢固性。按照邏輯提出的問題，同樣，也必須按照邏輯而獲得最后的澄清。

民國政治的邏輯與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間

第三方面的政治主體就是民盟。從第三方面全部歷史活動的記錄來看，1944～1946年這段時間，是其最為活躍、最有成就的一段時間。從民國政治的邏輯來講，第三方面的崛起是一個極具理論意義的問題。

第三方面的人員構成，以一批遵奉歐美政治學說的知識界、實業界人士為主體。關于第三方面與國共兩黨的基本區別，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在一篇社論中這樣說：“就是大家都沒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們的前途，只能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5] 一個以言論和理性為武器的政團，無疑是最為遠離武力的，因而也是最為遠離民國政治的邏輯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盟的崛起及其理論意義在于，它為民國政治的邏輯提供了一支標尺，通過這支標尺，人們可以測量出一個問題：一個以言論和理性為武器的政團，在民國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遠。

關于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間的來自，梁漱溟這樣說：就是“國共兩黨之矛盾對立”，“若是兩大黨融洽無間……亦許沒有此第三者之出現。反之，他們的尖銳對立，恰便促成了現在的民盟。” [6] 這是對第三方面生存條件的詮釋。

梁漱溟的話說對了一半，甚至是一小半。民盟各黨派大都誕生于二、三十年代，當時，國共兩黨處于更為尖銳對立的狀態，但并未因此而產生一個第三方面。這就是說，第三方面生存與發展的主要條件，相反，首先必須是國共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之下又形成一定的對立，這才為第三方面提供了最為適宜生存的條件。正因為這是一個互為依存的關系，因此，國共合作破裂之日，也就是第三方面消亡之時。第三方面的生存與消亡，無不以兩個武裝政黨關系的轉移為轉移，它沒有也不能獨立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其實，民盟之所以能夠取得第三方面的地位，主要得益于中共這個第二方面的發展。周恩來說：“各黨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產黨與人民的努力取得的，連青年黨也不得不暗自說，因為有共產黨才能有他們的地位。” [7] 這個道理十分明白，第二方面的力量愈是發展，與第一方面的力量對比愈是接近，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間便愈是獲得拓展的條件。第三方面與中共之間的這種天然的關系，說到底，還是第三方面與武力的關系，還是第三方面與民國政治邏輯的關系，只是這個邏輯關系不是通過第三方面自身直接地體現出來，而是通過另一方面折射出來。

綜上所述，第三方面的生存與發展，既是、又不完全是民國政治邏輯的一個例外。

第三方面最為著名的基本口號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前者反對政治獨裁，后者反對武力割據，前者要求國民黨交權，后者要求共產黨交槍。可以說，這個口號集中代表了第三方面的中間立場，集中反映了第三方面的“理性”。

有趣的是，真正代表第三方面切身利益的口號，并不出自第三方面自身，而是中共，此即中共的聯合政府口號。中共這個口號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因而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第三方面的積極性。事實上，正是在接受了聯合政府口號之后，第三方面這才開創了其全部歷史活動中最為有聲有色的政治局面。正因為這個口號代表了第三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當中共在重慶談判中一度收回此一口號時，引起民盟長時間嚴重不滿。可以說，民盟的這種不滿情緒，這才是第三方面真正的“理性”的表現。

本來，第三方面并無過高的參政奢望。《光明報》曾在一篇社論中，就民盟的政治姿態作了這樣一個低調的自我界定：“他本身不是一個政黨，所以不要看作國內兩大黨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競爭的單位。” [8] 民盟是否構成一個競爭單位姑且不論，但其原本的確是缺少些許競爭的底氣的。

政協會議前后，杜魯門聲明的發表和馬歇爾的到來，為第三方面撐起了保護傘，這樣，第三方面發展到其鼎盛時期。這個遠離武力的政派，一改舊態，開始放膽向武力擁有者叫板。施復亮撰文說：“現在國民黨的軍隊雖然號稱國家的軍隊，共產黨的軍隊雖然號稱人民的軍隊，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雙方都是黨軍……必須國共兩黨的軍隊一律同時交給國家”。[9] 第三方面人士大都具有天然的批判的政治性格，施復亮的這些話，左右開弓，擲地有聲。問題在于，施氏所說的這個“國家”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

鑒于第三方面日漸活躍，于是，一位美國人萌生了一個政治設計，擬將第三方面整合為國共之外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單位，此人即馬歇爾。作為一個西方政治家，馬歇爾最為心儀的中國各黨派，當然不是共產黨，但也不是國民黨，而是思想與行為更為接近西方政黨的第三方面。馬歇爾為國共設計了一個美式兩黨制，為此，馬歇爾一度設想，組成一個強大的第三方面，以作為兩黨制的補充。　

在馬歇爾的努力下，國共雙方同意召開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問題。圖為中共代表周恩來搭機抵達重慶，政協秘書長雷震(左一)及國民黨代表孫科(右一)前往迎接。

馬歇爾曾對第三方面的各個小黨派提出一個希望：“團結起來并在中國組成一個自由派集團以充當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平衡勢力”。他對羅隆基說：“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應該聯合在一個單一的自由主義的愛國黨派之內……這樣一個黨派可以站在兩大政黨之間，而任何一個大黨如果得不到這個自由主義黨派的支持，在正常情況下，就不可能采取有決定性的步驟。” [10] 這里，馬歇爾所說的“正常”指民主制。然而問題是，在民主制并不存在的條件下，卻指望一個非武裝的政團，在兩個武裝政黨之間起決定性的平衡作用，這種構想本身就很難說“正常”。

第三方面的生存方式，其本身的確與武力沒有直接關系，從這一點來講，這種方式本身，的確表現為對民國的政治邏輯的否定。那么，這個以反邏輯的方式而生存的政團，其在中國到底具有怎樣的政治地位呢?1943年6月，蔣介石對熊式輝說：“國內各小黨派份子，理之更多事，不理社會亦即不為重視，伊等便無作用……此輩依附誰，誰即遭殃。”[11]言談之間，充滿對第三方面的鄙夷。

蔣介石關于中國各黨派最為真實的評價，體現在與顧維鈞的一次談話中。蔣說：“他認為中國在國民黨以外，除了共產黨，再沒有什么其它黨派了。所謂其它黨派實際是不能算數的。”[12] 蔣氏此言，是一個標準的按照民國政治的邏輯，對中國各黨派所作的精彩評價。在蔣氏看來，在中國只有兩個擁有武裝的政黨──國共──才是政黨。反過來，那些非武裝的黨派，其政黨的資格干脆“不能算數”。這就是說，那些不承認民國政治邏輯的人們，同樣，也不被這個邏輯所承認。

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間因國共合作而存在，如果說這種關系在通常情況下尚不十分明顯，那么，隨著國共的分離，則直接導致了第三方面的消亡。1946年7月，陳立夫向黃炎培表示了兩點意見：“(1)國民黨不能容許共產黨并存;(2)第三者以國共并稱，忽視國民黨之為正統，從事調解沖突，即延緩對中共問題之解決。” [13] 陳立夫的意思是，既然國共不能并存，第三方面便不能保持其“國共并稱”的中間立場，而是二者必居其一。一旦失去“中間”的地位，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間也就不存在了。

一個遠離武力、遠離民國政治邏輯的政團，以其自身的興亡證明，它到底還是不能生存于這個邏輯之外。

民國政治的邏輯與馬歇爾的赴華使命

馬歇爾使華是此一時期發生的諸多事件當中，另一起極具理論意義的事件。所謂理論意義，并非指馬歇爾的調停活動本身，而是指馬歇爾所帶來的西方政治原則與民國政治邏輯的碰撞。

馬歇爾是整個民國年間，出使中國的外國政治家當中，地位與聲望最為顯赫的一位。由于馬歇爾所具有的超強的個人地位，他的到來，為中國政治構筑了一個超強的國際背景，試圖依恃這一強大的外部力量，將一系列西方民主原則移植于中國，一舉改變民國的政治邏輯固有的運行軌道。

1945年12月21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為調處戰后國共沖突，經上海抵達南京。圖為蔣介石與宋美齡在官邸門口迎接馬歇爾留影。

馬歇爾入手解決問題的方式，看上去是一個頗為嚴謹的程序。杜魯門對華聲明有三個要點：停戰，政治改革，軍事改革。按照這三個要點，從1945年12月下旬至1946年2月下旬，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馬歇爾一口氣促成國共簽署了三個協議：停戰協議，政協協議，整軍協議。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以停戰為前提，然后，以政治改革為先導，以軍事改革為最終目標。從程序上看，這個安排可以說無懈可擊。三項協議的達成，至少在理論上表明，國共之間全部重大的原則問題已經解決，強大的西方原則一舉將民國的政治邏輯排斥出局。

然而，當全部原則問題解決之后，馬歇爾這才開始遭遇麻煩，他再也不能朝前邁進一步，將那些原則付諸實施。因為，他再也無法解決原則之下層出不窮的“細節”問題。

在馬歇爾前后使華的幾位美國人，對于國共政爭都留下一個相似的看法，即國共之間的爭論往往注重細節，相反，并不注重原則。重慶談判期間，赫爾利報告美國政府：“昨晚我告訴共產黨和政府的談判人員，根據我的意見，他們企圖在解決太多的細節……我說如果他們對基本的籠統原則能表同意，那末根據這些原則，細節就能迎刃而解了”。[14]

馬歇爾的繼任者司徒雷登也曾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司徒曾在一份報告中談到周恩來時這樣說：“他如此頑固地追求問題的細節，以致對我奉勸應集中關注兩個真正關鍵的問題──停戰及起草名副其實的代議制憲法──的呼吁全然不顧。” [15]

馬歇爾本人的此類見聞更多一些，他曾在致蔣介石的一份函件中稱：“余所主持之三人會議中，常有因一句措詞而辯論一小時以上者。” [16]

美國人大概最終也未弄明白，為什么國共往往糾纏細節，卻不注重原則?美國人頗感困惑的這個頭足倒置的現象，正是民國政治的邏輯在強大的西方原則面前，所采取的十分隱蔽、但卻十分頑強的自我保護。

這個問題的正確解釋是，由于國共之間的原則問題并不能獲得真正的解決，為此，便層出不窮地派生出各式各樣的細節問題，通過細節的糾纏，從而使原則的對立以另一種方式繼續糾纏。在這里，原則與細節已經悄然異化，原則其實是細節，細節其實是原則。因此，馬歇爾幾乎促使國共在所有重大原則問題上都達成了協議，然而在層出不窮的細節的糾纏之下，最后，這些原則協議又都無疾而終。

馬歇爾是懷抱著他的政治理念而出使中國的。他的一個基本設想是，把美國的兩黨制政體移植于中國。馬歇爾曾對周恩來說：“我唯一的目標是在中國終止沖突和建立一個兩黨制政府，必須要有一個反對黨，因為這是保證一個像我們在美國所理解的那種民主政府成為可能的唯一途徑……沒有一個真正的反對黨作為競爭對手、提出批評、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現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任何改革。國民黨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須要有反對黨。因此，我曾想到，關心農民、關心中國這個最大階級的共產黨，可以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合法的反對黨而為中國人民作出非常重大的貢獻。” [17] 這些觀點馬歇爾曾對許多人提及。

在這里，馬歇爾把民主的核心解釋為必須要有一個反對黨，也就是說，他是以美國式的反對黨的觀念，來認識并設計中共的政治地位的。然而，馬歇爾關于在中國建立兩黨制和反對黨的設想，其本身就難以成立。因為，在一個武裝的執政黨之下，沒有武裝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反對黨”。如果有那么一個或幾個非武裝的反對黨，其反對黨的地位只能如蔣介石所說：“不能算數”。這樣，馬歇爾自己給自己出了一道解不開的題：沒有真正的反對黨，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對黨則必須擁有武裝，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這就是說，馬歇爾的這道命題，其實連假設的基礎都沒有。

1946年12月18日，馬歇爾在即將離任打道回府之際，他對羅隆基作過如下談話：“過去我常常覺得，國民政府愿意有美國的調解，是為了給它的軍事行動充當盾牌，現在我覺得，共產黨已不再需要美國的調解，但如果正式拒絕這樣一種調解，又担心因此而陷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說，正像以往我一度為國民黨所利用，現在我已經在為共產黨所利用……但是，我不能聽任我被任何一方當作一種便宜來利用”。[18]這是馬歇爾對自己的調停活動及其在華地位的最終認識。

馬歇爾使華之初，一度產生“惟‘馬’首是瞻”的現象。一年之間，從“惟‘馬’首是瞻”，到“當作一種便宜來利用”，發生在馬歇爾身上的這種落差，其實就是民國的政治邏輯對西方原則的抗拒。馬歇爾的赴華使命所留下的理論意義便在于：試圖改造民國政治邏輯的西方原則及其執行者，最終，只能是輾轉于國共之間，反復地被“當作一種便宜來利用”。馬歇爾是一位具有國際地位的政治家、軍事家，一生中取得過許多重大成就，但在中國這一年的經歷，肯定是其最為失敗的記錄，并且輸得干干凈凈。

最后，還有幾句并非多余的話。馬歇爾是一位嚴肅的政治家，他曾對顧維鈞說過這樣一句話：“聽說共產黨人是不能信賴的，但另一方絲毫不比共產黨人更值得信任。”[19]基于這個態度，馬歇爾的調停活動大致保持了還算公正的立場。有鑒于此，中共對于馬歇爾個人的態度始終留有余地，胡喬木說：“毛主席對馬歇爾的態度始終非常慎重，從未聽到毛主席說過馬歇爾的壞話，即使后來我們黨與美國當局的關系很壞了也沒說過他個人什么。” [20] 在同一時期先后使華的幾位美國人當中，得到中共寬容的僅馬歇爾一人。

民國政治的邏輯及其歷史局限

1944～1946年間，在多種背景、多種方式、多方參加的多種條件下，國共兩黨時斷時續地進行了兩年的政治談判，最終，兩黨未能取得雙贏的結局，由政爭走向戰爭。

有人問梁漱溟：“國共談不拢癥結何在?”梁答：“癥結么?轉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點，層出不窮，令我無法可指。”[21] 梁之所言，大概代表了當年參加調停的相當一部分人士的困惑：不知國共之間到底癥結何在?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其實，癥結如果層出不窮、轉移不定，那就不是癥結。國共之間的全部癥結，說到底，就是民國政治的邏輯，和這個邏輯與生俱來的歷史局限，造成問題的基礎與問題本身不能統一。具體而論，根據民國政治的邏輯，聯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礎與依據必須出自武力，然而，聯合政府本身，卻又是一個超武力的民主與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據這個邏輯自身的歷史局限，以武力為基礎提出的問題，很難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獲得解決。

問題的基礎與問題本身不能統一，這就是民國政治的歷史局限。由于這種歷史局限的存在，反映在現象上，必然是具體問題層出不窮、轉移不定，梁漱溟不能認識這一點，于是便有了癥結“無法可指”的困惑。

1944～1946年的中國政局，既是民國政治依據其固有邏輯的發展過程，同樣，也是這個邏輯自身的歷史局限的表現過程。兩個過程基本上是同步展現出來的。

這種歷史局限反映在談判上，表現為“談”與“打”高度統一，談的進程以打的進程為依據，從而構成一個“談談打打”的方式。這個方式最終的效果如何?周恩來曾對馬歇爾說：“現在的問題好像是一個圈子，打，便是繞這個圈子不休。” [22] 這就是說，談談打打的方式，很難終止過程，而極易演成另一個過程。最終，形成一個循環往復、欲罷不休的“圈子”。

這種歷史局限反映在心態上，表現為兩黨之間很難取得相互信任。周恩來還曾對馬歇爾說：“軍隊的統編、整編和訓練是蔣最不放心的，所以一切他都可以不談，而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實現，他放心了，而我們就不放心了，因為一切都無保證了。” [23] 這就是說，國共之間到底存在著一個“放心”與“不放心”的芥蒂。民國政治既然以武力為基礎，雙方的放心與不放心，必然取決于武力有保證還是無保證。問題在于，從本質上講，武力是排斥性的事物，因此，以武力作保證很難做到雙方放心。往往是一方有保證而放心了，另一方便無保證而不放心了。那么，如果雙方都有武力保證，其結果，恐怕是雙方都不放心。

聯合政府的口號本身是一個雙贏的構想，政協協議也是一個雙贏的協議，但是，根據民國政治的歷史局限，至少在當時，國共沒有雙贏的可能。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是國共兩黨全部歷史關系當中，最高形態的政治對立。圍繞這一對立的發生和發展，本書全程跟蹤，作了較為系統的考察與論述，最后，本書的結論如下：

國共兩黨之所以能夠就國家權力的再分配舉行和平談判，從本質上講，這是武力的對比互為消長的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政治現象。也就是說，和談本身就是武力的產物。然而，和談的本質卻又在制止武力，這樣，也就產生了一個頭足倒置的關系：以武力的產物──和談，反過來，剝奪這個產物賴以存在的依據──武力。

武力與和談之間的這種倒置的關系，就是民國政治的邏輯與這個邏輯本身的歷史局限的關系。企圖剝奪武力的和談，最終卻被武力剝奪。這個結果無非證明，歷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

(選自《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鄧野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1月)

作者簡介

鄧野，重慶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1986年來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評聘為副研究員，2003年評聘為研究員。

參考文獻：從略

綜合 2022-01-09 18: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