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說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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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著名教授高華先生去世了,留下了一部傳世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雖然,我很早就知道有這么一部書,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一直沒有接觸到這本書,但是,通過一些人的陸陸續續的間接介紹,也對此書略知一二。最近讀劉瑜博士回憶紀念高華教授的文章——《一位純真的史家 ——紀念高華》得以從中了解到更多關于這本書的內容與觀點。

  應該說高華作為一個嚴謹的黨史專家,在黨史的范圍內確實已經把毛澤東研究得非常透徹了。但是,如果跳出黨史的有限范圍來看,把毛澤東這個“紅太陽”的升起僅僅推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去反思所謂的“延安精神”,其實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那一套思想改造方法,也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文化土壤中生出來的。毛澤東那一套嚴密而有效的思想控制術與規訓方法,其實并不陌生。其源頭無非有兩個,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二是蘇聯斯大林的整人術與群眾運動。在這兩者中,前者才是毛澤東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年輕時最敬佩的人就是曾國藩的立德、立功、立言。他甚至說:“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一生有幾部中國書是至死從來不離手的。一是《資治通鑒》,以及二十四史,特別是《明史》。二是《史記》,三是《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事關中國歷史的文學著作。毛澤東無論打仗用兵術,還是用人整人術,以及奪權或者預防宮廷政變的策略與方法,都無不是從這些歷史書中與現實實踐中學來的。建政之后,他在學習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方面簡直到了惟妙惟肖、亦步亦趨的地步。這里就包括朱元璋當皇帝之后,大肆殺戮開國功臣,發動群眾運動斗貪官污吏整官僚贏得民心,甚至戰備的策略也模仿朱元璋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把這句話改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從《明史》中的明朝的那些事來看,毛澤東運用嫻熟的殘酷斗爭策略還是源自明朝的東廠、西廠、錦衣衛的那些組織,還有自己一直像萬歷皇帝那樣,深居簡出,面對群臣打啞謎,玩禪宗,故弄玄虛。用這一派打倒另一派,再用其他派打倒這一派,人人告密,爭相向他邀寵,人人自危,防不勝防,而且這個游戲永無止境,唯獨自己卻穩居統治的核心地位不動搖。這些游戲其實早在明朝已經演繹得淋漓盡致了。

  當時蘇聯在斯大林統治期間,當然也影響了延安整風運動。不過,能夠把蘇聯那些人、那些事帶回中國,并且變成中國的那些人、那些事的人,就是那黨史上號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些人居核心地位的是張聞天(洛甫)、周恩來、王明、博古、康生、劉少奇那幾個人。當然后來劉、周、康等都轉向毛澤東,并且為毛所重用,從幫助毛搞延安整風運動到幫助毛澤東搞“文革”,清洗異己力量,重新改寫黨史的敘事方式,抬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再到從清洗別人始到自己被毛清洗終,這一套肯定是有影響的。不過這不是主流,而是借用了他們的一個旗幟,一個名號和一些方法,毛澤東的思想資源顯然主要不是來自蘇聯的斯大林,而是中國自己的歷史。劉瑜博士說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即使是在世界共運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包涵了許多中國特色的東西。這個判斷是準確的。這個特色來源恰好說明毛澤東身上擁有非常深厚的幽暗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

  劉瑜博士在紀念文章中說,從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她讀到了這種思想改造的“配方”: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觀念的強制灌輸+在群體中孤立個體+暴力威脅;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 ->必要時的懲罚甚至暴力懲罚->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這一套“配方”與“程序”,在以后歷次整風運動中屢試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斷積累,最終形成了“億萬顆頭腦中只有一顆可以自由運轉”的悲劇。

  劉瑜博士這個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不過,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毛澤東的以上做法,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都可以找到根源。“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罪,文字獄,禍從口出等等)+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史官文化_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成王敗寇,指鹿為馬。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觀念的強制灌輸(中國的教育從來都是子曰詩云式的背誦,現在的國學興起仍然是玩這一套)+在群體中孤立個體(一人犯罪,株連九族)+暴力威脅(槍桿子里面政權,掃帚不到之處灰塵不會自動跑掉,再加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小子鳴鼓攻之可也。黨同伐異)->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臣罪該萬死——這是古代每次臣子見到龍顏不悅的時候必說的一句話) ->必要時的懲罚甚至暴力懲罚(見官三分罪,各打五十大板。->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皇恩浩蕩,謝主隆恩,以戴罪之身,謝不殺之恩)。

  所以僅僅將毛澤東單獨挑出來分析,而且把毛澤東所犯的錯誤看成是他是最原始的創始者是遠不夠深沉的。劉瑜博士批評一些淺層次解讀高華著作的人,這樣說:很多人將《紅太陽》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構了毛主席的神話。不錯,高華的確通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分析呈現了“紅太陽”的權謀之術。在高華筆下,毛就像馬基雅維利筆下的那個君主,同時有著狐貍的狡猾與獅子的兇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軍事策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避實擊虛……但是,《紅太陽》不僅僅是關于一個人,它甚至不僅僅關于一場運動,在最深的層面上,它是對人性的一次深描。在書中,毛的每一次勝利,都由“圍觀者們”的冷漠、嫉妒甚至貪婪推波助瀾。那個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這里:“當他打AB團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AB團;當他打王明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明;當他打王實味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王實味……”從這個意義上,《紅太陽》不僅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書,更是一本關于人性幽暗之寓言。

  這樣說當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還遠遠不夠。與其說《紅太陽》這一本書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不如說是中國傳統的幽暗意識的大曝光。因為毛澤東畢竟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里的傳統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他一生除了短暫的蘇聯訪問之外,幾乎從來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念過幾本洋書,對西方的學術思想與制度幾乎完全不了解,連常識都很缺乏。他的思想資源幾乎全部來源于中國的典籍與中國社會實踐。毛澤東只不過是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幽暗之惡來了一個集大成,將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歷史里的大邪大惡大智大勇集于一身,同時集中在那幾十年時間里來了一次總匯集總爆發而已。他一手導演的“文革十年”,其實并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只不過是中國傳統邪惡的總匯報,總表演而已。

  因此,對于20世紀中國的左禍起源,有的認為左禍始于“文革”,有的認為它始于反右,更遠的追溯到土改,固然是隔靴搔癢的看法,即使是高華教授,用史學家極嚴謹的治學方法去碰觸“延安”這個神話,也還沒有真正探究到毛澤東的根源。當然,如果只是站在黨史的角度來看,高華教授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反思性分析確實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相比那些研究毛澤東,研究中國“文革”的著作來說,很多人的研究確實只是將一個神話故事的枝節剪去了,而高華教授卻是將一個神話連根拔起。但是,這個根,也只是延伸到了“黨史”的范圍內,而沒有延伸得更遠一些。要知道,即使是整個“黨史”,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中,也只是極短暫的一個片斷而已,更不要說整個人類的歷史了。即使高華對毛澤東的挖掘還不夠深,但是,作為一個極其嚴謹的黨史專家來說,其在學術思想的貢獻也是永恒的,他完成了他在這個時代所能夠完成的最完美的研究工作,為中國這個苦難的民族在迷茫之中,指明了方向——雖然他沒有指出哪里是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但是,他向人們指出那一個最巨大最黑暗最具有迷惑性的陷阱,警告中國的后人,前輩無數人曾經陷入了這個陷阱而一度不能夠自拔,現在你們不可步其后塵。


  2012年1月17日星期二


大義落江湖 2012-08-21 2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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